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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樓夢》在日本:知名度不高,被演繹成推理小說

就這樣,《紅樓夢》從引入日本、譯成日文、出現(xiàn)模仿作品;到日本的《紅樓夢》模仿作品返銷中國,并出現(xiàn)國人的效仿作品,走過了一個有趣的循環(huán),不失為中日文學交流史上的一段佳話。

在中國古典四大名著之中,唯有《紅樓夢》是在清代成書,故而這部中國古典小說的巔峰之作東渡日本的時間也是最晚。雖然如此,《紅樓夢》在日本,也已經度過了兩百多個春秋……

從乍浦到長崎

《紅樓夢》小說流傳到日本的速度,可以說是出人意料地迅速。在18世紀后期直到19世紀晚期一直在長崎從事日清貿易的富商村上家曾經在自己的私人文書,記載了從中國進口藥材、雜貨,兼營書籍類營業(yè)情況。文書中有一冊厚厚的《差出帳》,以進長崎港的清船為單位,詳盡地記錄了村上家所經營的貿易品目和數量。根據這本賬本的記載,日本寬政五年(1793年)11月23日,清商王開泰的“寅貳號”商船從浙江乍浦港(今屬浙江平湖)起航駛往日本。12月9日,商船抵達長崎港。船上載有中國圖書67種,其中便有《紅樓夢》“九部十八套”。這個時間,距離程偉元、高鶚第一次以木活字刊印一百二十回《紅樓夢》(世稱程甲本)剛剛兩年,而距程、高第二次刊行百二十回本《紅樓夢》(世稱程乙本)則僅有短短一年左右的時間。所謂“九部十八套”的“套”,應是指套裝線裝書的布制函。按一百二十回的程本系統(tǒng),每冊五回,每部24冊,每12冊作一函套。九部《紅樓夢》線裝書正好十八套。 

《紅樓夢》在日本:知名度不高,被演繹成推理小說

程甲本《紅樓夢》

遺憾的是,雖然《紅樓夢》進入日本幾乎與其在大陸的流傳同步,在江戶幕府時期(1602-1867年),《紅樓夢》卻幾乎沒有流傳到社會上。它的主要用途,與其他進入日本的明清白話小說一樣,是漢語口語教科書(原因詳見《澎湃翻書黨》2017年2月21日發(fā)表的《水滸傳在日本》一文)。

但《紅樓夢》又有其特殊之處。眾所周知,雖然曹雪芹筆下也使用了一些南方方言的詞匯(譬如用來表示“東西”的“物事”即來自長江三角洲的吳方言),但《紅樓夢》的語言主干是當時的北京口語。這就使得仍在學習南京官話(“唐話”)的日本“唐通事”(江戶時代主管與中國商船通商業(yè)務的翻譯官兼外交官)感到有些另類,故而只將《紅樓夢》用作自習教材。只是到了明治維新之后,隨著1871年《中日通商條約》的簽訂,由于需要與來自北京朝廷的官員打交道,日本國內的漢語口語學習才急速轉向了北京官話。為了學習地道的北京官話,《紅樓夢》終于被選為高級口語教材,由唐通事的后裔和來自清朝的教師協(xié)同講授,其學生則大多數是唐通事的后裔、漢學者和武士階層的子弟。1876年,作為培養(yǎng)譯官機構的官立東京外語學校甚至聘用了從北京來的旗人薛乃良擔任“北京語”教師。東京外語學校曾嚴格要求學生會讀會說會背從四書五經到《紅樓夢》、《兒女英雄傳》之類的中國古典小說。那時用的《紅樓夢》是同治五年(1866)春“鐫維經堂藏版”的 120 回本《繡像紅樓夢》。 

《紅樓夢》在日本:知名度不高,被演繹成推理小說

來自吳語的“物事”(讀如“么事”)

不過,直到明治十一年(1878年),幕末前上州高崎藩藩主大河內輝聲(號桂閣,1848-1882年)與清廷駐日公使參贊黃遵憲談到流傳日本的中國白話小說時,仍然只能列舉出《水滸傳》、《三國演義》、《西游記》乃至少兒不宜的《金瓶梅》與《肉(玉)蒲團》。倒是黃遵憲大發(fā)感慨,極力推薦《紅樓夢》“乃開天辟地,從古到今第一部好小說,當與日月爭光,萬古不磨者,恨貴邦人不通中語,不能盡其妙也”。黃遵憲的話,激起了大河內輝聲對《紅樓夢》的興趣,他從清朝公使館員手中借到此書,不僅通讀完畢,還為其加訓斷句,請使館人員為其加注準備出版日語評注本。但遺憾的是他35歲就去世了,出版之事也就不了了之。

艱難的翻譯之路

明治中期以后,日本漸漸有人開始嘗試翻譯《紅樓夢》。明治二十五年(1892年),漢學者森槐南(名泰二郎)摘錄翻譯了第一回的楔子,發(fā)表于《城南評論》第一卷。與此同時,他還給予《紅樓夢》極高的評價,認為它是中國文學史上前所未有的名著。如此看來,他鄉(xiāng)得遇知音,想必曹雪芹九泉之下也會欣慰的吧。到了大正時代,日本興起了一股翻譯中國白話小說的熱潮,《紅樓夢》也不例外。早在大正五年(1916),岸春風樓(生卒年不詳)出版了《新譯紅樓夢》上冊。他原計劃把全120 回的摘譯分為三冊出版,可是只堅持到第三十九回就中斷了。直到大正十一年(1922年),隨著平岡龍城譯注(名義上是與幸田露伴合譯)的三冊本《國譯紅樓夢》問世,《紅樓夢》才開始在日本大眾中傳播。但是,這個日譯本的底本是 1912 年刊行的《國初鈔本原本紅樓夢》,所以該譯本只到第八十回。

然而,一百二十回的全本《紅樓夢》的翻譯卻難產了。究其原因,還是《紅樓夢》的口語特性。明治維新、特別是甲午戰(zhàn)爭之后,日本人對清代中國的態(tài)度出現(xiàn)了微妙的分裂。一方面,“清國奴”、“支那人”的蔑稱相繼出現(xiàn),作為“支那語”的漢語口語自然也變得沒有什么地位,淪為只在日本對華外交、通商、軍事上使用的“特殊語言”。但另一方面,日本卻仍然看重經書詩文等傳統(tǒng)漢籍(它們常被稱為“漢文”或者“漢學”),從作為明治維新之發(fā)端的政府公告文書《五箇條の御誓文》到1945年裕仁天皇發(fā)布的《終戰(zhàn)詔書》,類似漢語文言文的訓讀轉換文一直作為日本政府的官方書面語存在。在當時日本人的意識中,漢學和“支那語”長期被認為互不相關。 

《紅樓夢》在日本:知名度不高,被演繹成推理小說

《五箇條の御誓文》部分 

《紅樓夢》在日本:知名度不高,被演繹成推理小說

《終戰(zhàn)詔書》部分

雖然經過一千多年的演進,用日語訓讀漢文已經是個成熟的體系,但它畢竟是為了讀解漢文文言文設計的,并不適合語法迥然不同的白話文。而《紅樓夢》偏偏是白話文學之精華,當然口語性很強(所以才被作為漢語口語的教材)。結果就是,《國譯紅樓夢》對于“罷”、“過”、“了”、“著(著)”等近代漢語白話所特有的詞無法給出相應的解釋,平岡龍城只得把它們看作跟復合詞一樣的詞,再用假名注上讀音,這當然使得這個譯本變得難以理解,更何況照搬原文的口語說法如“天雷劈出來腦子”、“五鬼分尸的”等語句日語中根本沒有,無論從字面上看還是讀音都完全不可理解了。

同樣是1922年,佐藤春夫將《今古奇觀》第八卷翻譯成完全的日語口語體,并改名為《百花村故事》公開出版并大受歡迎,口語體遂一舉成為白話漢文翻譯的主流,訓讀式的翻譯也就逐漸銷聲匿跡了。昭和十五年(1940年),松枝茂夫教授又開始了《紅樓夢》的全譯工作。由于戰(zhàn)爭的影響,特別是日本軍部認為《紅樓夢》是影響士氣的“軟派小說”而禁止發(fā)行,在經歷了 11 年的歲月之后,才終于在昭和二十六年(1951年)出版發(fā)行了14 冊的全譯本。這個譯本完全摒棄了訓讀,只是在難讀的地方附帶了最低限度的注音而已,是通俗流暢的完完全全的口語體。松枝譯本克服了平岡譯本所有的缺點,標志著日本的《紅樓夢》翻譯達到了一個頂點,而此時距離《紅樓夢》最初傳入日本的1793年已經過去了一個半世紀。 

《紅樓夢》在日本:知名度不高,被演繹成推理小說

瀧平二郎創(chuàng)作的《紅樓夢》木刻插圖

出口轉內銷

總的來說,《紅樓夢》在日本沒有像其余中國名著,尤其是《水滸傳》與《三國演義》那樣成為日本家喻戶曉的中國古典小說的代表,甚至明治時代的文豪泉鏡花對其的評價很低,聲稱“不管有多么巧妙的理由,《紅樓夢》畢竟是一部淫猥的書……” 

《紅樓夢》在日本:知名度不高,被演繹成推理小說

泉鏡花雕像

但與其他流傳日本的中國古典小說一樣,《紅樓夢》為日本社會接納的一個表現(xiàn)就是模仿作品的出現(xiàn)。早在明治25年(1892年)島崎藤村翻譯了《紅樓夢》第12回(《王熙鳳毒設相思局 賈天祥正照風月鑒》)后半部分,并以“無名氏”的筆名在《女學雜志》第321號發(fā)表了題為《紅樓夢一節(jié)——風月寶鑒之辭》的譯文。其好友北村透谷(1868-1894年,日本近代浪漫主義詩人)讀后受到啟示,借用這一題材寫了一篇小說《宿魂鏡》,并于1893年發(fā)表在《國民之友》第178號上。盡管小說本身并不十分出色,但卻足以證明《紅樓夢》在日本近代文壇上的廣泛影響。日本甚至還有人專門撰寫《紅樓夢》續(xù)本,書中虛構了一個十分離奇的故事。說賈寶玉從賈府出走后,并未出家當和尚,而是東渡日本留學,在東京巧遇林黛玉。最后由日本天皇資助,經中國皇帝御準,他們在東京喜結良緣等等。

到了2004年5月,曾經被魯迅稱為“清之人情小說”的《紅樓夢》更是搖身一變而為慘案連連、謎團重重的推理小說;日本的文藝春秋出版社推出了一部名為《紅樓夢的殺人》(『紅樓夢の殺人』)的推理小說,作者為蘆邊拓。

該書共計 28 萬字,其架構模仿章回小說,分為“大觀園的元宵之夜”、“寶玉成親之謎”等十三回,時空背景從“貴妃省親”開始,前三回直接取自《紅樓夢》第十七與十八兩章,包括元春與父母弟妹會面,以及為省親特別興建的大觀園景觀等。從第四回起,大觀園內殺人事件連續(xù)發(fā)生,迎春、王熙鳳、湘云、香菱、晴雯、鴛鴦、黛玉等美女相繼殞命,而賈寶玉此時則搖身一變當上了業(yè)余偵探,負責偵破連環(huán)命案。同時,大觀園內的其他人也鐘情于探案,由探春發(fā)起成立的海棠詩社,竟變成了解疑破謎的“海棠謎社”,原作里一筆帶過的總管家賴大之子賴尚榮更是由貪官改塑為屢破奇案的刑部司法官,而暗中協(xié)助其破案的正是怡紅公子賈寶玉。真相大白后,大觀園終究是諸芳凋零,賈家也是家破人亡。寶玉向賈政道了聲永別,全書告終。 

《紅樓夢》在日本:知名度不高,被演繹成推理小說

蘆邊拓著《紅樓夢殺人事件》

這部取材于中國古典名著《紅樓夢》的推理小說在日本頗受歡迎,在翌年之日本三大推理小說好書排行榜都入圍前十名。故在日本出版后不久,即被我國臺灣的一家著名的出版社———遠流出版事業(yè)股份有限公司引進版權,于2006年7月在臺灣初版發(fā)行中文本,譯作名為《紅樓夢殺人事件》(譯者為黃春秀)。而大陸的群眾出版社也于2007年引進了該書的版權,于2008年1月翻譯出版,譯作同樣以《紅樓夢殺人事件》命名(譯者為被稱為“中國推理文學譯介第一人”的趙建勛)。可能是受其啟發(fā),2010年時,內地的推理小說作家江曉雯也創(chuàng)作了一部以《紅樓夢》為素材的推理小說,同樣名叫《紅樓夢殺人事件》,并相當暢銷。只不過不同于蘆邊拓所寫的賈家分崩離析、大觀園諸芳散盡的悲慘結局,江曉雯在她的作品里給了大觀園的眾人一個團聚于真真國這個世外桃源的大團圓結局。

就這樣,《紅樓夢》從引入日本、譯成日文、出現(xiàn)模仿作品;到日本的《紅樓夢》模仿作品返銷中國,并出現(xiàn)國人的效仿作品,走過了一個有趣的循環(huán),不失為中日文學交流史上的一段佳話。(文/郭曄旻) 

《紅樓夢》在日本:知名度不高,被演繹成推理小說

江曉雯著《紅樓夢殺人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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