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一：宿白致中華書局編輯姚紹華的信
《上海書評》連續(xù)刊發(fā)有關考古學家宿白（1922-2018）的紀念文章，讓我想到去年在孔夫子舊書網(wǎng)拍得的一封宿白寫給中華書局編輯姚紹華的信（圖一）。信的內(nèi)容涉及他和向達（1900-1966）就重印馮承鈞（1887-1946；馮是宿白的老師）編譯《西域南海史地考證譯叢》一事提出的若干建議，在學術史和出版史上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于是，我決定緊急參與，把這封信刊布出來。
圖二：宿白信上所粘收發(fā)文聯(lián)合登記卡
宿白此信是用紅筆寫在一張北京大學歷史系專用的活頁紙上，天頭粘有一枚“收發(fā)文聯(lián)合登記卡”（圖二）。信中只寫月日，未署年代。但是從登記卡及其覆蓋的信紙上的一枚戳記所記的收文時間為1954年12月16日來推算，可知該信應該是寫于1954年12月11日到13日之間。全信內(nèi)容如下——
紹華同志：
重印《西域南海史地譯叢》事已和向達先生談過，我們覺得一—四編最好還用原紙型，因為可以不必再校對?！妒返貐部肌贰独m(xù)考》可以重排。分冊問題，沒有意見。書后附人名地名索引事，我們已和過去曾在燕京引得處工作的貴增祥同志談過，他可以在業(yè)余時間作這項工作。
馮家我尚未正式接觸，預備明后天找他們談談，等有些頭緒再和您聯(lián)系。
敬禮
宿白
十二月十一日
十二日已和馮家聯(lián)系，準備在本星期日他們開個家庭會議，大約下星期內(nèi)就可將《馬哥孛羅游記》等書稿費領出。匆匆不盡。
白又及
十三日
《西域南海史地譯叢》就是《西域南海史地考證譯叢》的簡稱，民國時期曾由商務印書館出版初編（1934年3月）、續(xù)編（1934年3月）、三編（1936年7月）和四編（1940年7月）?！妒返貐部肌泛汀独m(xù)考》分指馮承鈞編譯的《史地叢考》（1931年1月）和《史地叢考續(xù)編》（1933年1月），也都是由商務印書館出版的。從馮承鈞去世到宿白寫信期間，這些書都沒有再版過，舊版也因印數(shù)不多已不易購得，頗不便于新一代西域南海史地研究者參考和使用。大概正是考慮到這種情況，再加上1956年6月將迎來馮承鈞去世十周年（圖三、圖四），中華書局有意將這些書再版發(fā)行，于是找向達和宿白征求意見。除了和向達一起就再版提出若干建議之外，宿白還立刻聯(lián)系了馮承鈞的家屬，并回報說馮家將開家庭會議商議此事。宿白在信中特別提到的領出《馬哥孛羅游記》等書稿費事，指的應該是中華書局當時再版的馮承鈞譯沙海昂（Antoine Joseph Henri Charignon，1872-1930）注《馬可波羅行紀》（上中下三冊，1954年10月）等書的稿費。
圖三：馮承鈞墓，位于北京福田公墓
圖四：馮承鈞墓（與圖三一樣，俱為友人顧怡于2010年2月拍攝）
馮家商議的結(jié)果應該是順利的，因為隨后從1956年5月開始，中華書局果然陸續(xù)推出了數(shù)編的《譯叢》。但是，中華出版的這幾編《譯叢》，卻非向達和宿白建議的用原紙型重印的前四編，而是全新打造出來的五編（1956年5月）、六編（1956年10月）、七編（1957年12月）、八編（1958年1月）和九編（1958年8月）。不知為何，對這五編的編輯經(jīng)過及其與前四編的關系，不論是出版社還是編輯整理者都沒有以序言或后記的形式做出任何說明。
《譯叢》的前四編直到1962年11月才得以重版，出版社也由中華書局改為商務印書館。與向達和宿白“最好還用原紙型，因為可以不必再校對”的建議相反，前四編由馮承鈞的女婿陸峻嶺重新做了校訂，版面也進行了重排，自然也就沒有再保留原紙型。陸峻嶺在他給前四編寫的《前言》（作于1962年10月）中補充交代了它們與此前中華書局新出的五編之間的關系：“前幾年整理先生舊作，為了便于研究西域南海史地者參考使用，將他翻譯的一些遺稿和出版過的專書，以及散在舊雜志上的短篇論文，匯輯一起，又繼續(xù)編了五編，即自一九五六年由中華書局連續(xù)出版的《西域南海史地考證譯叢》五至九編。當時因工作疏漏，未向讀者交代，現(xiàn)在也借本書重版的機會一并說明。”有了這九編，宿白信中提到的《史地叢考》和《史地叢考續(xù)編》二書就沒有單獨出版的必要了，因為《叢考》所收十一篇譯文和一篇馮承鈞自撰文，《續(xù)編》所收四篇譯文，除烈維（Sylvain Lévi，1863-1935）的《龜茲語考》（改題《所謂乙種吐火羅語即龜茲語考》，收入中華書局1957年2月出版的《吐火羅語考》）之外，已經(jīng)全部收進《譯叢》的七編和九編。
1995年5月，商務印書館再將這九編分成第一卷（一到五編）和第二卷（六到九編）第二次影印出版，這就是我們現(xiàn)在最常使用的《譯叢》的版本。1999年11月，商務印書館還出版了《譯叢》的第三卷，收入了幾種不長不短的小冊子。從陸峻嶺給第三卷寫的后記（作于1997年2月），可知商務有出到十卷的計劃，最后甚至要把大部頭的《多桑蒙古史》《西突厥史料》等書也收進去，只是第四卷及以后諸卷未再續(xù)出。這種編卷的劃分，與向達和宿白當年對之表示“沒有意見”的分冊方針到底同異如何，目前還不清楚。
像《譯叢》這樣的學術巨制，如果沒有一個以科學方法編輯的人名和地名的詳細索引，是不能充分發(fā)揮其作用的。宿白和向達當時正是看到了這一點，所以才會邀請曾在原哈佛燕京學社引得編纂處工作過的貴增祥來編《譯叢》的索引。貴增祥雖然答應他們會在業(yè)余時間完成這件工作，但是直到中華書局編印后五編，商務印書館重新校印前四編的時候，還是沒能將索引編完附上。編寫《譯叢》索引這件重要的工作，尚有待于后人的繼續(xù)努力。
接收宿白來信的姚紹華（也作姚少華）是中華書局第四編輯室的主任，登記卡“主辦部門”一欄里透過復寫紙?zhí)顚懙摹八木帯敝傅木褪沁@個編輯室。在“主辦部門意見”一欄里，還填有“四編已與宿同志當面聯(lián)系54/12/21”一句。除了《譯叢》之外，宿白還參與了馮承鈞編《西域地名》一書的重刊（中華書局，1955年11月）。該書前面的《重刊〈西域地名〉說明》，就是由宿白和陸峻嶺合寫的（作于1955年4月10日）。
說到馮承鈞的譯作和論著，我想借機提一下他翻譯的伯希和（Paul Pelliot，1878-1945）的《蒙古與教廷》（中華書局，1994年3月）。這部書也是由陸峻嶺負責整理的，只是當時他看到的譯稿已不完整。關于這件事，他在該書前言（作于1986年初）中是這么說的：
馮承鈞先生早于1941年就將此文譯出，并交予尚（上）智編譯館（未刊）。我們在1954年整理馮先生遺著時，未能找到原稿。至1957年始經(jīng)中華書局輾轉(zhuǎn)尋得，惟其中原書第164頁第14行至第200頁第5行之譯文已不幸遺失，因此未能即時發(fā)表。馮先生在1946年6月故去，今年是他故去四十周年，特將此遺稿整理出版，作為紀念。
在整理過程中，蒙何高濟同志大力協(xié)助，將原稿遺失部分重新補譯。譯完后，又蒙何兆武、耿升（昇）兩同志審閱，提出了不少寶貴意見。
其實馮承鈞原稿的遺失部分還在，中國國家圖書館古籍館普通古籍閱覽室藏有《蒙古與教廷》譯稿鈔本兩冊（索書號138648），內(nèi)容完整，遺失部分也在其中。這個鈔本至少反映了馮承鈞譯稿在某一階段的全貌，值得整理和研究。我曾專門去古籍館抄寫遺失部分，打算先把它刊布出來，可惜后來由于雜事纏身未能完成這個計劃。希望將來有人能去專門做一下這項工作，等中華書局重印《蒙古與教廷》時，可以把遺失部分作為附錄放進書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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