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譯稿寄語
去年（2020年）9月，我在日本?東方書店刊發(fā)的小冊子《東方》No.474上發(fā)表了與本文標題（編者按：本文原題《新發(fā)現〈李訓墓志〉與吉備真?zhèn)洹淳娉赡怪尽抵蟮那蔡屏魧W生史料》）相同的短文，向日本國內介紹了前年（2019年）年末公布的《李訓墓志》（深圳?望野博物館藏）的全文和對墓志理解的概要，并對其意義闡述了我本人的觀點。
當時，中國國內有《李訓墓志》是贗品的學說，我在文章中提及了“贗品說”主要的代表，北大教授辛德勇。我和辛先生是“老相識”。1986年我在陜西師范大學黃永年先生處訪學半年，從事唐代史的研究。當時辛先生是史念海先生的助手，于公于私都給予我很大的幫助，我一直銘記于心。我印象中的辛先生是一位沉默而謙虛的學究，在中國歷史地理研究領域里被寄予厚望。
后來我和辛先生沒什么特別的交流，不過我知道他的研究涉獵頗廣，成為中國學界的權威。然而，他這樣一位權威級的學者在《李訓墓志》公布數天后，看來并沒有經過充分的考察就宣稱“晚上稍一瀏覽網上公布的情況，覺得此物出自贗造的可能性極大”；后來又以《由“打虎武松”看“日本國朝臣備”的真假》這樣夸大的題目，大肆宣講《李訓墓志》贗品說，造成了很大的影響。
我聽說辛先生主張的“贗品說”之后，又再次對《李訓墓志》進行了詳細的考察，但是無論從文面到字體都沒有發(fā)現任何能支持“贗品說”的證據。另外，我還關注了中國學界墓志、石刻領域的一線學者給出了什么樣的意見，我信賴的學者沒有任何人支持辛先生的見解。辛先生以外的“贗品說”也沒有出現。
于是，我為了盡早地把自己再次考察后的結果公布到日本國內，在2020年4月份向《東方》投稿，發(fā)表了這篇文章。本文受字數所限，接下來計劃發(fā)表全面的學術論文。然而，出乎意料的是，我最近得知這篇短文傳到中國后，遭到了辛德勇教授的全面的批判（2021年1月9日在深圳道南書院的演講）。我馬上通過網絡了解了他的批判，其內容主要是對自身新書的宣傳、對我指出他的專業(yè)是中國歷史地理的反駁、自身在石刻領域中眾多業(yè)績的展示，另外最核心的內容則是用了大量篇幅、列舉了大量的個人事例來宣講我是如何的無能。
我們平時在進行學術爭論時，是不會涉及到個人的隱私問題，對方的出身和履歷的，我對此也沒有任何興趣。如果冷靜地讀了我文章應該能明白，我完全沒有貶低對方，或者居高臨下的傲慢的態(tài)度。反倒是辛先生僅僅一眼就斷定《李訓墓志》為贗品，并加上了“武松打虎”這樣的標題進行修飾，進而包括其后的演講在內并沒有（沒能）作出具體的論證。對于辛先生以上的種種表現，我個人感覺到了十分的傲慢和違和感。
藏有《李訓墓志》的望野博物館就在辛先生這次發(fā)表演講的深圳，我聽說墓志就陳列在新落成的東莞松山望野博物館。不知道辛先生是否去觀察了實物？我在剛剛開館后有機會參觀了松山望野博物館，其陳列品質量之高、陳列手法之精，勝過了很多公立博物館。閻焰館長雖然沒有讀過大學，但深得北京大學宿白先生真?zhèn)鳎拍軌蜣k成如此高水平的民間博物館。我對閻焰先生的人品、其對本國文化和文物的一腔熱情深表敬意。
最后，我發(fā)現辛德勇教授對本文的批判中存在曲解內容的問題。這是不公平（unfair）的。因此我將原文翻譯成中文，交由《澎湃新聞》轉載。希望能有幸得到大家的理解。
一、初見《李訓墓志》
去年（2019年）年末的12月25日，當時尚未受到新冠病毒影響的北京某賓館，召開了一場規(guī)模不大但卻十分熱烈的學術會議。會議的主題為“《日本國朝臣備書丹 褚思光撰文 鴻臚寺丞李訓墓志考》新書發(fā)布暨學術成果公告會”，主辦單位是深圳的一家民間博物館，即望野博物館。該館的閻焰館長對入藏的新史料《李訓墓志》的內容進行了全面探討，并著書成文由文物出版社發(fā)行出版。本次會議旨在紀念新書出版，同時向中外學界公開新史料及其所承載的歷史意義。
關于《李訓墓志》的具體內容，在下文中再做詳細的介紹。其制作年代為唐玄宗的開元二十二年（734年），在墓志的文末赫然刻有“日本國朝臣俻書”，令人驚奇的保存了與“日本”相關的記載。這一內容一旦公布，必然會對唐代的日中交流史研究造成極大的影響，從而備受矚目。主辦方對此作了充分的準備，除通知了中國的媒體外，也對日本主流媒體的在京機構發(fā)出了邀請。當天，首先公布了國家文物局的文物鑒定結果后，閻焰館長作了介紹，三位到場的專家依次發(fā)表了自己的意見。
三位專家中的第一位是北京大學教授榮新江。榮教授從唐代東西交流史的角度，指出《李訓墓志》是當時中日文化交流的重要史料，對墓志的發(fā)現給予了高度評價。第二位是陜西師范大學教授朝鮮古代史專家拜根興。拜教授通過因《李訓墓志》的發(fā)現而受到關注的《王氏墓志》（王氏為李訓妻子，天寶九載（750年），西安碑林所藏），將話題擴展到了新羅佛教研究的相關問題。
最后，我作為受邀的海外學者發(fā)表了自己的意見。其實此前我曾經在獲得了閻焰館長的許可后對該墓志進行了一次簡短的觀察，對其質地、文字（書體）和文體都進行了確認。在此基礎上給出了自己意見：《李訓墓志》確為唐代的文物，所以文中的“日本國朝臣俻”應該就是當時入唐求學的吉備真?zhèn)?，其書體可能受到了唐初三大書家的褚遂良的影響[注：書法筆體相關的問題得到了東野治之（奈良大學名譽教授）和橋本榮一（東京學藝大學準教授）的指點，在此特向兩位表示感謝]。如果上述觀點成立的話，《李訓墓志》是日本古代史相關的一個重大發(fā)現。同時，這對于2018年發(fā)生了洪災的吉備真?zhèn)涞募亦l(xiāng)岡山縣倉敷市真?zhèn)漕木用駚碚f可能也是一種鼓舞，因此我盡全力地做了相關的介紹。
李訓墓志原石
二、《李訓墓志》的全貌
唐代的墓志通常是由刻有墓志文的志石和覆蓋志文的蓋石配套而成，被埋在墓主身旁?！独钣柲怪尽芬膊焕猓馉幷摰哪怪颈倔w被放置在刻有“大唐故李府君墓志銘”（篆書）的蓋石的下方。不過這組墓志是從洛陽近郊（東郊？）盜掘出土的，出土時的具體情況不得而知。
志石的尺寸縱向長35厘米、橫向長36厘米，接近正方形；其厚度為不足9厘米，在同類墓志中相對較小。此前，2004年在西安（唐代的長安）發(fā)現了日本遣唐留學生《井真成墓志》引起了很大轟動，想必很多人還記憶猶新。《井真成墓志》為邊長39厘米的正方形，相比之下《李訓墓志》還要更小一些。不過就志石上所刻的字數而言，相比《井真成墓志》的171字，《李訓墓志》則刻有328字，近乎其二倍。附帶說一下，這兩方墓志同為開元二十二年所制。前者是二月，后者為六月，相距僅四個月，從一定程度上這也對《李訓墓志》中的相關人物是吉備真?zhèn)涞慕忉屘峁┝俗糇C。
接下來的內容對一般讀者而言，可能相對專業(yè)性比較強。但為了更好地理解前文提及的“日本國朝臣俻書”的記載在志文整體中所處的位置，可以參考添加了標點后的墓志全文。（每行開頭的數字為行數，下線部分為專有名詞）。
(1)大唐故鴻臚寺丞李君墓誌銘并序
(2)公諱訓，字恒。出自隴西，為天下著姓。曾祖亮，隨太
(3)子洗馬，祖知順，為右千牛，事
(4)文皇帝。父元恭，大理少卿兼吏部侍郎。君少有異
(5)操，長而介立好學。所以觀古能文，不以曜世。故士
(6)友重之，而時人不測也。弱冠以輦腳調補陳留尉，
(7)未赴陳留，而吏部君亡。君至性自天，柴毀骨立。禮
(8)非玉帛，情豈苴麻。惟是哀心，感傷行路。服闋，歴左
(9)率府録事參軍、太子通事舎人、衛(wèi)尉主簿、鴻臚寺
(10)丞。以有道之時，當用人之代，驥足方騁，龍泉在割。
(11)豈不偉歟。而天與其才，不與其壽，梁在廈而始構，
(12)舟中流而遽覆。嗚呼子罕言命，蓋知之矣。享年五
(13)十有二。開元廿二年六月廿日，以疾終於河南聖
(14)善寺之別院。即以其月廿五日，權殯于洛陽感德
(15)郷之原。夫旐以書名，誌以誄行。乃勒石作銘云。
(16)洪惟夫子，灼灼其芳。道足經世，言而有章。亦既來
(17)仕，休聞烈光。如何不淑，棄代云亡。其引也蓋殯也，
(18)用紀乎山崗。
(19) 秘書丞褚思光文 日本國朝臣俻書
這方墓志的制作背景為：墓主“鴻臚寺丞”李訓在開元二十二年六月二十日因病在河南（洛陽）的圣善寺的別院去逝，時年52歲。同月25日，權殯（臨時埋葬）于洛陽的感德鄉(xiāng)某處（12—15行）。對墓主生平的記錄大致如下：籍貫（隴西李氏，2行）、直系系譜（曾祖父李亮―祖父知順―父元恭，2－4行）、李訓的為人、履歷、功績（4－10行）。其中任官履歷為“（輦腳）→陳留縣尉（從九品上。因為其父服喪而未就任）→左率府錄事參軍（從八品上）→太子通事舍人（正七品下）→衛(wèi)尉主簿（從七品上）→鴻臚寺丞（從六品上）”，如此逐級遷升。
綜上所述，《李訓墓志》的書寫方式與其他墓志并無太大差異。反倒是在如此一方小型的墓志石上，完整的記錄必要事項的文章功底和格調令人贊嘆。不僅如此，墓志、石碑中常見的避諱、空格（闕）字、改行（平出）等問題也都嚴守規(guī)則。加之志文書寫十分工整，書體為當時的正字。值得關注的是志文的最后一行，“志文是秘書丞褚思光的文章，而負責書寫的是日本國的朝臣俻”，兩者名字都被記錄了下來。
三、“日本國朝臣俻書”與吉備真?zhèn)?/strong>
中國的墓志大致而言，志文的起草人（撰者）和書寫人（書者）的名字，一般記錄在墓志的最初或文末。像文采與書法兼顧的顏真卿則有不少“顏真卿撰并書”的作品，同時也有顏真卿起草、他人書寫的作品也被發(fā)現。因此，《李訓墓志》這種撰者與書者并存的情況是完全正常的。在雕刻志文之前，首先要在志石上用丹朱（朱色墨）來書寫志文，即為“書丹”。依此可以說，《李訓墓志》的書丹者就是“日本國朝臣俻”。
接下來看看“日本國朝臣俻”的問題。“俻”是“備”字的俗字，這種寫法在當時的碑刻、墓志上是較為常見的。如前文所述，李訓去世和埋葬是在開元二十二年（734年）的六月，墓志也制成于這一時間。其實這前一年，也就是開元二十一年（733年），長安所在的關中盆地大雨成災，糧食歉收。于是玄宗在開元二十二年一月，率領朝臣移駕洛陽，此后的近三年洛陽成為了當時的政治中心?？梢酝茰y，李訓應該是隨駕前往洛陽后病逝于此的。
也就是在這一時期，還發(fā)生了一件不可忽視的重要歷史事件。即多治比廣成為大使的日本國遣唐使團（天平的遣唐使）來訪，于734年四月在洛陽謁見玄宗。此后，遣唐使一行召回了717年入唐留學的吉備真?zhèn)浜托P等人（當時阿倍仲麻呂沒被允許回國），于同年十月前后由蘇州啟程返回日本。如此，原本在長安的真?zhèn)錇榱伺c遣唐使團在匯合而來到洛陽。在洛陽滯留期間恰逢舊識李訓因病去世，便為其墓志書丹，完全是合乎情理的。
我之所以推測真?zhèn)浜屠钣柺桥f識，原因在于李訓時任鴻臚寺丞的職位。鴻臚寺是負責外交及接待外國使節(jié)的機構，丞是從六品上，大概相當于日本官廳的課長級別。真?zhèn)淙胩迫站?，應該受到了李訓很多關照。另一方面，李訓對真?zhèn)涞膶W識、人品都十分信賴。我認為，這方墓志反映了李訓生前與真?zhèn)溆休^為深入的交往。另外，真?zhèn)湓谌胩屏魧W時的正式的名字被認為是“下道朝臣真?zhèn)洌ㄕ婕獋洌保瑥闹锌梢钥闯雠c在唐期間的名字“朝臣俻”之間存在一定的關聯。（附記：吉備真?zhèn)洌?95-775年），日本奈良時代的學者、政治家。717年與阿倍仲麻呂等一起入唐（23歲），734年（40歲）10月-11月離開唐朝，735年回朝復命。）
四、圍繞《李訓墓志》的贗品說及其回應
《李訓墓志》在2019年12月25日公布后，馬上受到了NHK（日本放送協(xié)會）、讀賣新聞、朝日新聞等新聞媒體的關注，紛紛報道發(fā)現了關于吉備真?zhèn)涞男率妨?。同時，在中國國內也受到了廣泛的關注。其實，在此之前我就對閻焰館長表達了自己的憂慮。中國一旦發(fā)現了這樣的重要史料和遺址，往往就會伴隨有偽造之說，最終落得真假難辨。況且望野博物館是民間機構，更是容易成為懷疑的對象。館長充分認識到了這一問題，提前向政府有關部門申請了正規(guī)的文物鑒定，在得到了國家文物局的鑒定手續(xù)后才進行了公布。
然而，說是出乎意料，又在意料之中，強硬的贗品說登場了?！独钣柲怪尽饭_數日后，在尚未經過充分的研究考察的情況下，北京大學的辛德勇教授就提出了否定的意見。辛教授是中國歷史地理領域的專家，石刻研究并非其專長。辛教授表示，《李訓墓志》一眼便知是偽造之物，無需一一去說明什么理由。草率地宣稱，代表日本的NHK只做了一次極其短暫的報告，反應十分冷淡，從而可以反映出日本方面沒有給予足夠的重視。辛教授是要以“日本通”的角度來為其贗品說增加說服力，但這恰恰反映了他對日本的了解還遠遠沒有達到“通”的程度。當時正是年末，新聞媒體都忙得不可開交。而25日有政治家（國會議員）因IR（賭博娛樂設施）瀆職問題而被逮捕，引起了軒然大波。在這樣的特殊情況下，各界媒體依然騰出版面對新史料的發(fā)現做了相關的介紹。辛教授應該正確地理解日本媒體所做報道的意義。
然而，以辛德勇教授的發(fā)言為導火索，網絡上各種作偽說、對墓志表示質疑的言論開始蔓延。我并沒有使用中國的微信，因此掌握的情報有限，僅從我所掌握的信息來看，坦率地說所謂質疑的論點都十分膚淺。第一，石刻領域的一線學者之中，沒有任何人提出《李訓墓志》為贗品的見解。如該墓志確系贗品，通過對實物的觀察必然會發(fā)現蛛絲馬跡，但事實上并無任何可疑之處?？峙潞芏嗤〞允萄芯康膶W者都對辛教授在網上的種種言亂都會感到難以理解。
不知是辛德勇教授對業(yè)界的反應感到氣憤，又或是受了來自某些人的煽動，進入次年（2020年）1月后，首先宣布要全面的論證《李訓墓志》為贗品，在做了網絡預告之后，做了公開演講（1月11日）。我是在網絡上看到了演講相關的報道（1月13日）。然而辛教授的演講稿令我大為震驚，其所謂的論證幾乎沒有內容。開場部分談到了上文提及的NHK報道的問題，同時又給出了日本學界無人呼應的理由。事實上，《李訓墓志》公布之時正逢年末期間，但還是在第一時間發(fā)出了1月25日唐代史研究會在法政大學主持召開學術研討會的通知。會議當天，《李訓墓志》與吉備真?zhèn)渲g的關聯性得到了確認，并對今后相關研究的展開方向做了討論。
辛德勇教授在其演講的后半部分，指出了《李訓墓志》存在種種“異常”。那么辛教授的這些觀點是否都有正當的理由呢？在此，我舉一個例子。墓志的第11行中有“天與其才，不與其壽”的記載，是對墓主的早逝表示惋惜的敘述。辛教授認為，李訓去世時52歲，《禮記》王制篇認為50歲開始進入“養(yǎng)老”，杜甫有“五十白頭翁”的名句，也將50歲定位為老人。那么，如此墓志中稱52歲去世的李訓，已經屬于“滿壽”，因此“不與其壽”這種說法是有問題的；起草墓志的褚思光官居秘書丞，自然是精通古典的，不可能會用這樣不合理的表現。
但事實上與去世時的年齡無關，對死者過早離世而感到悲傷的表現手法在中國的典籍中是十分常見的。與《李訓墓志》時代較為接近的《敬守德墓志》可以作為參考。敬守德在開元二十八年（740年）正月十二日病逝于洛陽的從善里，時年68歲。其墓志文中有“嗚呼彼天，與其才，不與其壽，悲夫”，與《李訓墓志》的內容極其相近。也就是這種寫法可以理解為哀悼死者的一種常規(guī)性的表現形式，僅這一點就足以動搖辛教授的觀點。附帶說一下，在唐代的租稅體系中，60歲才被定位為“老”。
五、結語
為什么辛德勇教授在《李訓墓志》被公布后立即斷定其為贗品？其原因在于墓志文末的“秘書丞褚思光文 日本國朝臣俻書”的記載。一般而言，墓志的起草人與書丹人應該為同一個級別，更不會有外國人涉及到其中。而《李訓墓志》中從六品上的秘書丞（褚思光為科舉進士出身）和來自東夷日本國無位無官的“朝臣俻”并列與墓志文末，辛教授認為這種情況不可能（也不能允許）出現，所以必然是贗品。
但是，辛教授的這種見解的背后是否隱含著對歷史缺乏謙虛的態(tài)度、或者對東亞諸國的某種蔑視？對于《李訓墓志》的考察不斷深入，其作為史料的存在感也日益增強。據悉，洛陽當地的考古工作者已在確定《李訓墓志》的出土地點的工作中取得了一定進展。我們繼15年前發(fā)現的《井真成墓志》之后，又獲得了遣唐留學生的、而且是吉備真?zhèn)湎嚓P的珍貴史料。接下來，對《李訓墓志》這一新發(fā)現的重要史料怎樣布置在歷史定位呢？我們現在站在一起討論的新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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