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是辛丑牛年。牛在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象征勤奮堅韌、溫和忠厚。牛還是財富的象征，祭祀的供品、氏族的圖騰……從中國墓葬出土的青銅器可知，牛的紋飾或造型很早就出現(xiàn)在中國先秦時期的青銅器上。比如安陽殷墟出土的青銅鼎、江西新干大洋洲出土的青銅镈在其顯著部位都繪有牛首獸面紋；商代的酒禮器特別發(fā)達，墓葬中還出土過直接以牛為造型的酒器牛形尊與牛形觥等，比如上海博物館藏鳳紋犧觥……本文以中國墓葬出土的青銅器為例，漫談中國古代牛形青銅器。
牛是人類最早馴養(yǎng)的動物之一，與人們的生產和生活密不可分。早在新石器時代，就發(fā)現(xiàn)有將牛頭作為財富的象征來隨葬的現(xiàn)象。殷商甲骨文舉世聞名，牛的肩胛骨是占卜刻辭的重要材料。甲骨文的“?！睘橄笮巫郑枥L的是一個正面的牛頭形象。兩只豎起彎曲的牛角成為區(qū)別于其他動物象形文字的主要標志，反映了古代先民在造字過程中抓住了牛最突出的特征。
1935年在侯家莊西北崗1004號墓中出土的牛方鼎（圖1）
安陽殷墟是商朝的王都，也是中國考古學起步的地方。當時的歷史語言研究所在殷墟進行了十五次考古發(fā)掘，以侯家莊西北崗王陵區(qū)的發(fā)掘最為重要，這里分布有眾多的商王大墓。1935年在侯家莊西北崗1004號墓中出土的牛方鼎（圖1），高73.2厘米，口長64.4厘米，口寬45.6厘米。雖然體形比起著名的司母戊方鼎要稍小，但是精美瑰麗的紋飾卻遠勝之，是一件不可多得的王室重器。這件方鼎的口沿有厚實的立耳，長方形的腹部，以及四個粗壯的圓柱足，使得這件器物具有莊嚴神圣的凝重感。最引人注目的就是腹部正中裝飾的牛首獸面紋，牛角的特征非常寫實。兩側裝飾有佇立狀的鳥紋，鳥首有后卷的冠羽，羽毛豐滿華麗。在牛角獸面紋的上端還裝飾有變形鳥紋和變形龍紋，圓柱足也裝飾有牛角獸面紋，以及變形龍紋和三角形蕉葉紋。這些淺浮雕的紋飾之下使用精細規(guī)整的云雷紋作地紋，體現(xiàn)了商晚期以“三層滿花”裝飾為代表的青銅藝術的最高水平。
牛方鼎腹部內鑄有一字銘文“?！保▓D2）
牛方鼎不僅有牛首獸面紋作為主題紋飾，還在腹部內鑄有一字銘文“?！保▓D2）。相比于紋飾而言，金文的“?！北憩F(xiàn)為一頭牛的側面形象。眾所周知，鼎是先秦時期最重要的青銅禮器，牛也是最隆重的祭祀犧牲。古代文獻中稱作“太牢”，即牛、羊、豬三牲。根據(jù)文獻記載，只有王和諸侯才能使用太牢祭祀，卿士和大夫只能使用“少牢”祭祀，即羊和豬兩牲?！皣笫拢陟肱c戎”，牛在古代社會的禮儀活動中具有極高的地位。這件牛方鼎可能就是商王在祭祀天地、祭祀祖先時盛放牛牲的禮器。
1989年在江西新干大洋洲出土的牛首獸面紋镈（圖3）
商代的獸面紋是一種抽象風格的藝術，是商文化最重要的特征之一。獸面紋所表現(xiàn)的兇惡、猙獰的形象有助于在祭祀活動中營造一種神秘、莊嚴的氛圍。在中國古代文明的起源問題上，以往大家多傾向于中原中心論，認為商文化不過長江流域。隨著上世紀八十年代在長江流域不斷收獲重要的考古發(fā)現(xiàn)，這個認識逐漸得到改變。尤其是江西新干大洋洲出土了四百余件青銅器震驚世界，表明長江以南的贛江流域有一支與中原商文化并行發(fā)展的土著青銅文化，兩者相互影響，相互交流。1989年在江西新干大洋洲出土的牛首獸面紋镈（圖3），高31.6厘米，舞長17.5厘米，舞寬11.4厘米。镈是大型的打擊樂器，在春秋、戰(zhàn)國時期的祭祀和宴饗活動中使用較多。镈與編鐘、編磬組合使用，具有控制節(jié)奏、指揮定音的作用。一般認為，镈是根據(jù)中原地區(qū)的鈴為樣本設計的一種新樂器。這件牛首獸面紋镈是年代最早的考古發(fā)掘品，說明這種樂器誕生于長江以南地區(qū)。镈的舞部有環(huán)鈕可以懸掛，器體立面呈梯形，截面呈橢圓形，平口。鼓部正中裝飾有淺浮雕的牛首獸面紋，兩側有蜿蜒向上的體軀。牛角中間裝飾的火紋，以及填充空隙的云雷紋都是中原地區(qū)流行的紋飾，但是立鳥的鉤狀扉棱和燕尾紋卻顯示了長江流域的地方特色。這件镈的牛首獸面紋相比于殷墟紋飾更多了一份寫實的風格，兩側豎起的牛耳，以及牛鼻和鼻孔的特征刻畫得惟妙惟肖。贛江流域是遠離中原的邊緣地區(qū)，但是新干大洋洲的青銅器既有中原商文化的特色，又有土著文化的特點，表明中華文明的多元一體格局從先秦時期已經逐步形成。
上海博物館收藏的鳳紋犧觥（圖4）
寫實風格是長江流域青銅藝術最突出的特征，聞名遐邇的雙羊尊、四羊方尊、象尊、豬尊等皆發(fā)現(xiàn)于這個區(qū)域。上海博物館收藏有一件鳳紋犧?。▓D4），高12.7厘米，長19.5厘米，為20世紀50年代揀選于上海冶煉廠。觥是盛酒的禮器，主要流行于商代晚期，西周時期仍有少量使用。這件犧觥整體作一頭牛的造型，牛首和牛背為器蓋。牛的頸部作流口，可用于傾倒酒液，有的觥還配置有挹酒用的斗。肥碩的腹部，粗壯的四足，將牛健壯、魁偉的英姿刻畫得淋漓盡致。尤其是腹下部的乳突，以及偶蹄的特征，反映了古代工匠細致的觀察力和驚人的藝術表現(xiàn)力，所以這是一件寫實風格較強的古代藝術品。牛背上立有一只小虎作蓋鈕，小虎纖細、瘦弱的體型，與牛壯碩的身軀形成鮮明的對比，這種夸張的藝術設計不僅沒有違和感，反而呈現(xiàn)出一種活潑、可愛的趣味。牛首的吻部微微翹起，雙目直視斜上方，表情肅穆。牛背后端裝飾有大耳獸面紋，牛的頸部兩側裝飾有龍紋，下部為虎耳獸面紋，以及在臀部還裝飾外卷角獸面紋。腹部的主題紋飾為長冠鳳紋，占據(jù)腹部四分之三的空間，鳳鳥紋表現(xiàn)為大圓目，尖勾喙，頭頂有一條向內卷曲的華麗長冠，長尾上卷，鳳爪貼于犧觥的前足上，并以精細的云雷紋為地紋。顯然，鳳鳥紋與龍紋、獸面紋一樣，都不是現(xiàn)實世界存在的動物，而是一種神鳥紋。
1977年湖南衡陽包家臺子出土的犧?。▓D5）
這件犧觥造型精美、紋飾華麗，與1977年湖南衡陽包家臺子出土的犧觥（圖5）基本相同。兩者僅在紋飾細節(jié)上有微小的差異，應該是在一個地區(qū)鑄造的。由此推測，上海博物館收藏的犧觥可能也是湖南地區(qū)出土后，輾轉流入上海。這兩件牛形觥體現(xiàn)了中國古代先民對牛的喜愛和重視，并將寫實風格的造型藝術和抽象風格的裝飾藝術進行完美的結合，創(chuàng)造了長江流域璀璨奪目的青銅文明。
2001年在河南安陽花園莊54號墓出土的犧尊（圖6）
文化的交流往往是雙向的，并非是單向。中原地區(qū)先進的生產技術傳到南方地區(qū)，促成長江流域青銅文明的發(fā)展。同時，南方地區(qū)的藝術風格也在深刻影響著中原地區(qū)。2001年在河南安陽花園莊54號墓出土的犧尊（圖6），高22.2厘米，長40厘米，同樣是整體作牛的造型。牛首前伸，牛角后仰，口部微微張開，低叫的聲音躍然于腦海，非常地傳神。牛的背部微凹，開有長方形缺口，設置有器蓋。牛的體態(tài)健壯，腹部肥碩，四足粗短，臀部稍稍抬起，牛尾下垂，古代工匠將牛行進站立的姿態(tài)通過寫實的藝術手法完全呈現(xiàn)出來。并且，這件器物通體裝飾有各種樣式的動物紋，不留余地。牛的下頜部有魚紋和鳥紋，上頜部有小虎紋。頸部兩側裝飾倒置的龍紋，頸部上端飾獸面紋，背部的蓋面飾對稱的卷龍紋。臀部飾相背的小龍紋，四足上端飾龍首紋。最重要的是腹部裝飾的虎紋，基本占據(jù)腹部四分之三的空間，虎首低垂，虎口大張，好似在吞噬這頭肥牛，以細密規(guī)整的云雷紋作地紋。全部紋飾雖然以線條勾勒而成，但是主次分明，層級感較強。在牛頸部下端和器蓋內壁鑄有相同的兩字銘文“亞長”，表示墓主人的族氏。這種寫實風格的動物形器皿顯然是來自于長江流域青銅文化的影響，與殷墟抽象風格的動物形器皿截然不同。牛形尊與牛形觥雖然造型比較接近，卻是兩種不同的盛酒器。觥是牛首作蓋，尊是牛首與身體相連，只能從背部的缺口處挹酒。
1967年在陜西岐山賀家村出土的犧尊（圖7）
商代的酒禮器特別發(fā)達，種類繁多，樣式新穎獨特。周人滅商后，統(tǒng)治者總結商人亡國的教訓。在《尚書·酒誥》中明確提出商人是因為飲酒無度導致亡國，嚴令禁止周人酗酒。所以西周時期的酒器開始走向衰落，種類和數(shù)量大大減少。1967年在陜西岐山賀家村出土的犧尊（圖7），通高24厘米，長38厘米，是目前所知西周中期唯一的一件牛形尊。牛的體態(tài)修長，腹部渾圓，四足勻稱有力。牛口吐舌，舌作細流，這種設計既頑皮可愛，還有實用性的考慮。背部的長方形缺口設器蓋，臀部設有環(huán)與蓋環(huán)相連。蓋鈕為站立的一虎，虎體小巧，大頭立耳，體軀后縮作撲攫之態(tài)。牛的腹部裝飾有抽象的卷龍紋和云紋，紋飾構圖疏朗、豪放，與商晚期繁縟、精細的紋飾風格迥然不同。這件牛形尊的表現(xiàn)手法生動夸張，牛的形象憨態(tài)可掬，強壯的身軀與靈巧的小虎對比鮮明，體現(xiàn)了貴族生活的精致和趣味。
1981年在陜西寶雞金臺區(qū)紙坊頭1號墓出土的?伯簋（圖8）
周人的祖先名“后稷”，“稷”是一種農作物。由于周人原本為農業(yè)民族，在青銅藝術中對牛的喜愛更是表現(xiàn)的淋漓盡致。1981年在陜西寶雞金臺區(qū)紙坊頭1號墓出土的?伯簋（圖8），高31厘米，口徑25厘米。簋是祭祀和宴饗活動中盛放谷物的禮器，根據(jù)銘文記載就是盛放黍、稷、稻、粱之器。這件簋的形制非常特殊，高圈足下連一個方形臺座，俗稱“方座簋”。這是周文化最有代表性的器物，不見于商代。簋的內底鑄銘文六字“?伯作寶尊簋”，?國是在陜西關中地區(qū)西部的一個方國。
方座簋的四隅裝飾有四組牛首獸面紋（圖9）
商人的祭祀重酒，周人的祭祀重食，所以食禮器在西周時期得到極大的發(fā)展，許多新的器類都是在這個階段出現(xiàn)。政治制度和祭祀制度的變革，絲毫沒有影響到夏商周三代文化的傳承和延續(xù)。正如孔夫子所說的“殷因于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禮，所損益，可知也?！边@件方座簋的腹部和圈足所裝飾的獸面紋和龍紋，就是延續(xù)了商文化的傳統(tǒng)。所以，在西周時期的青銅禮器上能夠看到新舊兩種文化的包容與革新，這個也是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精髓。方座簋的腹部兩側設有帶垂珥的附耳，附耳上裝飾有圓雕的牛首，牛角高聳，牛首上趴著一虎作噬咬狀。（圖9）方座的四隅裝飾有四組牛首獸面紋，牛角翹出于器體外，這種浮雕和圓雕相結合的裝飾藝術體現(xiàn)了當時高超的青銅器鑄造工藝。
上海博物館收藏的一件春秋晚期的犧尊（圖10）
春秋時期青銅器作為貴族身份等級的標志開始弱化，新興貴族已經不滿足于禮制的束縛，青銅藝術逐漸向生活化的方向轉變。上海博物館收藏有一件春秋晚期的犧尊（圖10），高33.7厘米，長58.7厘米。這件犧尊為1923年山西大同渾源縣李峪村出土，其流傳經歷非常曲折。先后有政府官員、外國傳教士和中外古董商加入到爭奪者的行列，上海解放前夕又企圖偷運出境終未能得逞。在渾源縣李峪村出土的這批青銅器統(tǒng)稱為“渾源彝器”，被當時人譽為“宇宙間奇詭可喜僅存之物”，可見其歷史價值和藝術價值的重要性。
這件犧尊不僅可作盛酒器，更兼有溫酒的功能，是唯一具有溫酒功能設計的牛形尊。牛背上有三個圓口，前、后兩個圓口通向牛腹。中間的圓口是底部密封的容器，用于盛酒。這個設計是利用中間的容器盛放鬯酒，通過前頸和后背的兩個圓口向腹內注入熱水來溫酒，構思非常地精巧。牛首的形象相當寫實，雙目炯炯有神，在牛鼻子上設有一個套環(huán)，反映了當時馴化牲畜技術的成熟。在牛的頸、背、腹、臀部以及四肢裝飾有紋飾結構和大小完全相同的獸面紋。這是使用當時最先進的模印技術制作的紋飾，大大提高了青銅器制造的生產效率。
1982年在山東臨淄商王村出土的錯金銀犧尊（圖11）
中國古代青銅藝術在戰(zhàn)國時期迎來了第二次高峰，最明顯的特征就是各種寶石和金屬裝飾工藝的盛行，使得這個時期的青銅器炫目多彩。1982年在山東臨淄商王村出土的錯金銀犧尊（圖11），高28.3厘米，長46厘米。整體為一個小牛犢的形象，昂首，豎耳，偶蹄。頸部套有項圈，鑲嵌十六枚橢圓形銀珠，鼓起如鈴鐺。背部設蓋，蓋鈕為扁嘴長頸的水禽，水禽的頸部反折，喙部緊貼在背上，巧妙的呈現(xiàn)為半環(huán)形。牛首和水禽兩翅均鑲嵌有綠松石，牛的眼球著煤精石，口部左右有錯銀絲兩道，各嵌八枚銀質星點，腹部和四足還有以金銀絲鑲嵌的幾何紋。
1977年在河北平山三汲鄉(xiāng)中山王墓出土的錯金銀牛形插座（圖12）
1977年在河北平山三汲鄉(xiāng)中山王墓出土的錯金銀牛形插座（圖12），高22厘米，長53厘米。這是一件屏風的底座，與之相配合的還有一件錯金銀犀牛形插座和一件錯金銀虎噬鹿形插座。這件插座的牛體渾圓，背馱一個鹿紋長方形銎，銎內尚存木楔。牛首微昂，雙目圓睜，并以金絲勾畫眼眶和眉骨。兩耳側立，頭頂有一對內曲扁長的角，長直尾，四肢斜撐。周身飾以細金線勾邊，寬銀絲和寬金片為主的幾何紋，紋飾簡潔明快。中山國又稱“鮮虞”，是北方游牧民族的一支白狄所建立的小國。中山國的青銅器表明，其禮儀制度和生活方式已經與中原文化相同，反映了這個時期周邊少數(shù)民族融入華夏文明的進程明顯加快。
中國幅員遼闊，牛不僅是中原農業(yè)文明的象征，也是草原游牧文明標志性的牲畜。北朝民歌《敕勒川》唱到“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現(xiàn)牛羊”，牛和羊是草原游牧民族最主要的生產和生活資料。草原民族對牛的喜愛，不僅體現(xiàn)于日用器皿，還大量使用于服飾中。從春秋、戰(zhàn)國時期開始，草原地區(qū)就流行一種動物紋牌飾。這種牌飾是草原民族最重要的服飾特征，它是一種腰帶上的裝飾物，往往與帶扣配合使用。最初固定在腰帶正中位置，逐漸向腰部兩側擴展，最后形成環(huán)繞腰帶一圈的帶銙。
1983年在寧夏同心倒墩子匈奴墓出土的牛紋牌飾（圖13）
凡是出土成對青銅動物紋牌飾的墓葬，均是有較高身份的貴族墓。凡是出土成對金牌飾的墓葬，墓主人的身份更高，可能是部落酋長或王。1983年在寧夏同心倒墩子匈奴墓出土的牛紋牌飾（圖13），長5.5厘米，寬3.7厘米。這件牌飾呈長方形，背面有兩個對稱的橋形鈕，用于穿系腰帶。邊框裝飾麥穗紋，中間透雕有佇立狀牛形圖案。牛首微側，雙目向右側斜視，口中銜住一條蛇，蛇頭垂下，口吐信子。這種動物搏斗的紋飾是草原地區(qū)非常流行的題材。草原民族勇武強悍，熱愛自由，在長期的游牧和狩獵活動中，將各種動物的習性和大自然的生存法則轉化為生活的藝術。猛獸的兇悍與食草動物的頑強抗爭形成鮮明的對比，具有征服與反抗的藝術張力。牛是性情溫順的動物，在自然法則中也要奮起反抗的精神激勵著一代又一代的草原民族。
上海博物館收藏的八牛貯貝器（圖14）
當中原地區(qū)的青銅藝術走向衰落的時候，云南滇文化的青銅器成為輝煌青銅時代最后的余韻。牛在滇文化中的地位極高，既是財富和權利的象征，又是最重要的祭祀品。牛作為藝術裝飾的題材，廣泛運用于滇文化各種類型的青銅器。例如上海博物館收藏的一件八牛貯貝器（圖14），高51厘米，長39厘米。器蓋上站立的牛體態(tài)健魄，犄角奇長，充滿了野性的力量美。這種牛的肩部肌肉隆起似瘤，又稱瘤牛，是熱帶地區(qū)特有的牛種。1972年在云南李家山24號墓中出土的?；福▓D15）也是獨一無二的珍品。銅案是擺放祭祀犧牲的器物，高43厘米，長76厘米。其造型新穎、獨特，主體是一頭大牛的形狀，牛背為橢圓形內凹的案面，牛的四蹄為案足。牛的尾部趴著一虎，前爪緊抓住牛的臀部，虎口咬住牛尾。大牛的腹下橫置一頭小牛，護犢之情溢于言表。大牛的肌肉豐滿，兩巨角前伸，給人以重心前移搖搖欲墜之感。但是尾部的老虎身體拱起作撕咬狀，增加了后墜力，使得這件器物在視覺上達到了平衡感，而且小牛的設計也增強了器物的穩(wěn)定性。因此，這是一件將現(xiàn)實場景與藝術設計完美融合的作品。
1972年在云南李家山24號墓中出土的?；福▓D15）
秦漢時期的青銅器不再具有禮制的內涵，大多數(shù)成為日常生活用器。1980年在江蘇邗江縣出土的錯銀牛燈（圖16），高46.2厘米，長36.4厘米。全器分為燈座、燈盞和煙道三部分。燈座為一頭牛的造型，低首俯視，體型肥碩，神態(tài)憨厚又不失威武穩(wěn)重。燈盞外觀似一個圓亭，基部為燈盤，外側有一個扁平的短把手，可以轉動燈盤來調節(jié)光照的角度。鏤空的菱形燈罩也可以轉動啟閉，能夠隨意控制燈光的方位和亮度。煙道為一個弧形圓管，從牛首頂部伸出接于燈蓋頂端，產生的煙氣通過煙道進入牛腹。在牛腹中儲水可以溶解煙氣，這樣便可避免油煙對室內空氣的污染。除了燈罩外，通體裝飾有錯銀的云紋，還有龍、鳳、虎、鹿騰躍于云紋中，燈蓋后側外還裝飾有一只振翅翱翔的蒼鷹。顯然這件器物并不是普通百姓能夠使用的，而是貴族享用的高端奢侈品。
1980年在江蘇邗江縣出土的錯銀牛燈（圖16）
中華文明是多地區(qū)、多民族共同創(chuàng)造的。從先秦時期開始，人不分貴賤，地不分南北，各民族的人們通過各種方式表達對牛的喜愛之情，寄托人們對生產豐收和生活富足的美好愿望。并且，將牛的這種勤勞忠厚、頑強堅毅的美好品德作為中華民族的品格，延續(xù)數(shù)千年。
（本文作者系上海博物館副研究館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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