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之為道為藝，在開人心智，慕道希圣也”?！坝枚踔钲E，原不可盡求之點畫之間也。拘泥點畫者，即是為時代壓筆，已入俗境，萬難藥救矣。”由中國美院出版社新近出版的《歷代書論札記》是一本法書精論，分為手稿和釋文兩部分，內(nèi)容涉及書道、書體、書家、二王、唐宋、鑒賞、學(xué)書七個部分。其中多引古人語錄，又不囿于一家話語。引語之后又作按語品評。
《褚摹蘭亭序》卷，唐，褚遂良摹，紙本，行書，縱24cm，橫88.5cm。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梁武帝評右軍書云，如龍?zhí)扉T，虎臥鳳閣，故歷代寶之，永以為訓(xùn)。
案：梁武善評書，世共稱之。然此論書圣，米南宮譏之?；蛑^此語未必出武帝也；本出袁昂《古今書評》，評蕭思話也，后人差訛成此。又或曰：蕭思話不能當(dāng)此語；又言龍虎之喻，亦可屬平常語，本不必苛求于古之論書人也。是語于情理亦可通，然于古人龍虎之義斷不可輕輕放過，只作空言觀之也。
又歷代寶之永為訓(xùn)之語，畢竟大可疑。以梁武論書，恒稱鐘太傅，何推重或此邪？然羲之書圣之千古地位，固不能以此疑議而轉(zhuǎn)移者也。
王獻(xiàn)之遂有“小圣”之名。長史謂其窮微入圣，筋骨緊密，不減于父，故人謂之小圣。
案：右軍書圣，獻(xiàn)之小圣，各得其所哉？此千古紛紜不能定于一論者也。觀之書史，二王筆力伯仲之說非不見也；然若論之禮法，乃謂不倫。獻(xiàn)之大令遂居小圣矣。然右軍信道，本非事事必合乎后世經(jīng)綸儒家之禮法也。圣者通明，元亦不可拘于三教九流；然諸教與書道之關(guān)聯(lián)，須細(xì)致言之。雖然，甚難言深究其真也。論者于此，當(dāng)待高明。淺嘗輒止故作高深之輩，皆不可與言書也。
又有亞圣之名。書史曰張昶，字文舒，伯英季弟也；善八分隸書章草，家風(fēng)不墜，弈葉清華，書類伯英，時人謂之亞圣。雖筋骨不及，而妍華過之。此所謂亞圣，乃比之張伯英之草圣，非亞羲之全圣也。
王羲之《平安》帖 摹本 中國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王羲之《何如》、《奉橘》帖 摹本 中國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又有不滿大小二王書圣之至尊者，如晉人韋昶，字文休，史云善古文，大篆及草書；每鑒羲之父子書，云二王未是知書者也。又妙作筆，子敬得其筆，稱為絕世。太元中，教武改治宮室及廟門，并欲使獻(xiàn)之隸書題榜。獻(xiàn)之固辭，乃使劉襄以八分書題之，后又使昶以大篆改之。
案：大令辭不題榜，史多言之，然真相并不明確。惟可較明者，文休之所善，皆為古體，以古視今，乃可謂二王為不知書也。是古今之變，雖圣如大小二王不能或免也。史稱羲之變古形，又有大令勸父變法之說，可知文休于獻(xiàn)之必當(dāng)大不滿矣。然獻(xiàn)之不書，始有文休之大篆改題，于此易知筆墨當(dāng)隨時代，或新風(fēng)之不可當(dāng)也。思之可發(fā)懷古之一嘆，然亦不能以一嘆而廢深思。蓋右軍之為書圣，正在于史上書法之大變局中也；或如孔之為圣，豈不以正在大亂民中邪？即如此處之大令小圣，其所作隸書，后世謂之真書，然以真書之新體題榜，未必得體，故有劉韋之八分大篆登場也。或謂晉時之宮室榜書本莊重事，何又有先請獻(xiàn)之隸書，再用他人之八分書，后乃大改以文休之篆書，國之禮法真如兒戲矣，書圣之處亂世亦明矣。是亦非關(guān)乎書也？
王獻(xiàn)之《書小史》云：太元中，新起太極殿，謝安欲使子敬題榜，以為萬世寶，而難言之，乃說韋仲將題凌云臺事。子敬揣知其旨，乃正色曰：仲將，魏之大臣，寧有此事！使其若此，知魏德之不長安。遂不逼也。
案：是說贊大令節(jié)氣，后世屢稱之，雖東坡不免。雖首言子敬無過人事業(yè)，然考同一書史，已引王僧虔語曰：謝安亦入能流，殊亦自重，乃為子敬書嵇中散詩，得子敬書，有時裂作校紙。又《書譜》云：謝安素喜尺牘，而輕子敬書。子敬嘗作佳書與之，謂必存錄；安輒題后答之，甚以為恨。觀此可知謝安之輕大令，亦必有成說也。如此，又何來以為萬世寶耶？《書譜》又曰：謝安曾問獻(xiàn)之，卿書何如右軍？又有物論，殊不爾是。重羲之而輕大令之意亦明矣?；蛑^古人于大令書歷有二派，涇渭不可通；然如欲褒贊大令，實不必假謝安之求太極殿榜署也。又謂謝安，世之高士也，魏晉人物，多放逸非常，豈可揆之以凡人情理哉？或其不喜子敬者，尺牘書也，非大家也。亦可備一解。而此事如何，考之正史，亦復(fù)難定。
又《書小史》等錄輯群書，本不必精審抉擇，觀者自須具眼也。
荀輿字長允，工隸書，章草；嘗寫《貍骨方》一紙，右軍見以為絕倫；后擬效數(shù)十通，云此乃天然，功弗可及也。
案：史評如此，正見右軍亦善學(xué)者也。是孔子所謂不恥下問敏而好學(xué)之義，不可不知。又古人論右軍書，如較之鐘太傅，常有天然不及之言；而觀右軍自語，又有勤工不若伯英之憾?？傃灾?，是古人天然工夫難全于一身之意，雖書圣如王右軍亦不可免于是。益知書道之至難也。明趙宧光不喜《圣教序》，為之三復(fù)。首論其整頓之失，即智永《千文》，懷仁博采真跡，已自磨礱熟爛，況其下者乎！
案：此言熟爛，謂失其生氣也。又曰集古諸帖，豈惟修改誤人，即其顧盼起伏，略不可得矣。名家作書，行款上下尚不可移易，況集取強合者乎？是論足見趙氏之原教旨主義思想也。
又曰：集古之取圓整，有不得不然者，失勢故也。凡觀集帖，又須緣情，欲定其罪，罪在亂次，不在取圓。
案：趙氏此言之勢，古人所常言者；蓋即書之活動生機(jī)，天然韻味；若非真跡，真勢不可得矣。僅存其形，形者，乏生意者之謂；如日本人之稱玩偶為人形也？再曰罪在亂次，失自然次第之謂，而取圓之義不明。或與整義等同，謂集書者但須成字，而字亦不必求完美，必自修改原作之?dāng)」P，亦自此失矣。而所謂敗筆，正或是原帖真意流露處，集書人無可措手也。
或非關(guān)用筆之方圓，與刻工之優(yōu)劣也。
又 趙論方圓曰，智永《千文》學(xué)右軍，其妙在圓，而晉人實無此圓。真卿《畫贊》學(xué)右軍，其妙在方，而晉人實無此方。是言甚有見，自可別論，未可忽之。
又曰：褚遂良傷于圓，以其志在妍媚，古雅罔聞；《唐三藏敘》比量集王帖，如伎女之并宮娃，蒹葭之倚玉樹，非其倫矣。略無唐家氣骨，敢望晉乎？此又似揚懷仁也。然亦須留意者，趙氏之此比亦有關(guān)書體：趙氏以為集王書為行楷，如二王諸帖中之稍真者十之八九，僧懷仁等所集《圣教》《興福寺》之類，唐人所稱入院體者是也。趙氏將《孔宙碑》列入此體，皆屬草書，是足見趙氏之《寒山帚談》于書體見解，亦是書體難言之明證。今之研究者，于此處仍大須留心，不然勢必昏昧，反不如古人矣。
要之：趙宧光謂遵《圣教》者，不見右軍；割取大弊，集古誤人，全是后人作用。非不淳正，晉風(fēng)掃地矣。于是不喜觀《圣教》《興福寺》等帖，所謂不見真跡不知妙境。然趙氏生處明朝，二王遺跡真似麟角鳳毛矣，其又何由見之邪？見其議論如此，勢不能不發(fā)此問也。又曰：凡唐以上墨跡，十分偽作；又曰好事家寶藏墨跡，以至《萬歲通天》，所進(jìn)唐摹晉帖之類，即不必親炙舊跡，憶能悉辨其偽矣。然不多觀懷仁之集書，吾不知其能得觀多少羲之妙跡碑刻；其所謂以多證少，多又自何而來也？自信如此，殊不可解。
項穆《書法雅言》：若逸少《圣教序記》，非有二十年精進(jìn)之功，不能知其妙，亦不能下一筆，宜乎學(xué)者寥寥也。此可與知者道之。
案：項氏學(xué)者寥寥一語，發(fā)人深思。宋人書道委頓，古風(fēng)不存；而所謂尊崇右軍，特重《蘭亭》，石拓遍地，聚訟紛紜，競逐口舌，而于此《圣教》用心力者，幾不可見；非獨庸者，即宋之四家，豈不亦然？米元章號稱精鑒，又曰寶晉，其大言真跡二字，實足誤人矣。于此《圣教序》可見，學(xué)者寥寥，知之本不足怪；然歷來如許學(xué)者，于其艱深處略無領(lǐng)會，正見后人于所謂晉人之韻，唐人之法，僅能作口耳之論，徒慕虛名，真知非復(fù)可言矣。蓋真跡二字，本亦虛名；古人但觀神采，豈僅論于之所謂真跡耶？懷仁寂寞千載，思之氣沮。就吾所見，只一人申明《圣教》太難若此，無從下筆，故學(xué)米元章也。此為今人，非古人也。乃知古人不必盡賢于今人，今人不必處處讓于古人也。于懷仁集王書，亦可作如是觀。
又項穆論米曰：元章云時代壓之不能高古，自畫固甚。又云真者在前，氣焰攝人，畏彼益深，至謂書不入晉，徒成下品；若見真跡，惶恐殺人。既推二王，獨擅書宗，又陰后人不敢學(xué)古，元章功罪足相衡矣。此言甚是。學(xué)者于此，自當(dāng)用心，養(yǎng)其志也。不然何以希古學(xué)古？欲得二王之妙跡，原不可盡求之點畫之間也。拘泥點畫者，即是為時代壓筆，已入俗境，萬難藥救矣。懷仁若如此，斷無可能集羲之書成《圣教序》矣。古為正法，不必盡在羲之親筆手澤也。后人習(xí)書，請先具正法眼藏，乃知懷仁之為晉唐人也。
又，元章于右軍，非無功夫，只風(fēng)流公子，染患癰疣，失懷仁羲之雄強變化，自謂入室魏晉，實旁若無人，學(xué)入傍流矣。項穆又曰：宋數(shù)君子中，惟米元章更易起眼，且易下筆；每一經(jīng)目，便思仿?。怀鯇W(xué)之士，切不可看。此語近實，正見米書之流行，朱文公痛心在此；然亦不必如此。若初學(xué)者自《圣教》著手，日夕用心晤對，漸得其味，眼光具矣，雖不能至，自不必惑于元章，不能解脫也。又以明學(xué)書鑒書上，本是一事也。
馬浮自跋其臨《圣教序》曰：有唐一代，義學(xué)特盛，殆此序有以開之。
案：此義學(xué)謂釋氏教義，非古之經(jīng)義也。然必謂此序開有唐一代義學(xué)不知何指何據(jù)；而有學(xué)者又曰佛教在南朝，重義學(xué)，講義理；在北朝重禪學(xué)，講坐禪，自是不同。因思若僧懷仁鎮(zhèn)日枯坐，而集王此序，不可得矣。
案：此語自非戲論。史稱唐朝多僧釋善書者，名者若懷素等，而唐文儒宗師韓昌黎有《送高閑上人之序》，義在微諷沙門外世之人，何必執(zhí)著書跡邪？其大義如此。后之淺薄無見者，乃以此文為書法之頌辭矣；可笑可嘆。若再言之，道家者流，儒教中人，又如何視之？又當(dāng)如何視之？實是莫大問題，非可以無益之事遣有涯之生可解之也。而懷仁平生事跡闕如，自是大遺憾；而其為沙門，不知由書知人之此人，果為其真人邪？或為其幻影邪？每念至此，輒思劉彥和之文心抑何心邪？
馬氏又曰：唐太宗好右軍書，當(dāng)時真跡猶多；自興嗣集《千文》后，獨有此序；然《千文》所本，只字無存，不有《蘭亭》與此序并傳，則右軍風(fēng)味頓矣。傳刻之功自是不朽。馬氏此語可謂中肯，足應(yīng)明人如趙寒山之謬論矣。
案：興嗣集《千文》，本談?wù)f為書法之學(xué)，然遂亡佚無存，僅存文本，實大憾事，追想無由矣。又有傳說，興嗣本為道家，如此一僧一道，皆于右軍書跡用心多矣；而思羲之本人書為玄妙技，似本不必分判何道何僧也哉？然此關(guān)書道大體，不可輕易言之也。
又曰：傳刻之功，除釋懷仁，亦可言者，佳工鐫手如朱靜藏，遂良之萬文韶，亦皆以此一序至今不朽，亦可稱書史幸事，可與興嗣懷僧生平之無記并觀。西人謂人生灰暗藝術(shù)常青，感人語也。
王獻(xiàn)之《鴨頭丸帖卷》 絹本
王獻(xiàn)之愛書《洛神賦》，古人知之；雖愛書此賦者眾，非獨大令也。蓋曹子建文名冠冕一世，無可匹者；而其辭麗而意密，故實足發(fā)書人意思，得入筆先之佳意境也。后之習(xí)書者，似不留意，亦是一憾事。
又，子建自論文曰：文之好丑，我自得之；后世誰知定吾文者耶？果然文豪氣象，孤芳自賞始為真賞也。而大令自視頗高，或謂過高；至謝安以世人評語告大令以子不如父，則應(yīng)曰外人那得知。風(fēng)流氣度，躍然紙上矣。后人攬此，不可但作率爾對曰觀也。習(xí)此子建賦，猶須于才情文意上用心，自能發(fā)明性情，出之筆墨也。不然，只為鈔胥，于子建大令風(fēng)流神氣豈不有愧哉。
趙子昂愛寫《洛神賦》，人更知之。至今行世者號有七種，優(yōu)劣自有評騭。然其書此賦之意，亦須用心。孟頫以皇室貴裔事異族，其情可想。子建之心，子昂得之深矣哉？舍此洛神，他書目如《歸去來兮》，蘇子前后《赤壁賦》，潘安仁《歸田賦》皆可謂有意寄焉。真可謂三賦斯言矣。習(xí)書者可不知邪？
然子昂此多本《洛神賦》，不必定其自運也?；驗榕R摹，反復(fù)為之，遂留存多本行世。蓋羲之亦書此賦，古有著錄，如《淳熙秘閣續(xù)帖》之類。子昂得藏而手追，大有可能也。觀今存在世之南唐澄心堂紙拓本《羲之洛神賦》，多有類子昂書；或謂即子昂自作，然細(xì)細(xì)考之，自有子昂不能到處；雖是偽托，亦不可全然廢之。若習(xí)趙書，更可以此本為參，或可略矯趙輕媚之弊。端在善學(xué)者用心也。
近人馬浮謂其所見右軍《洛神賦》曰：蓋出后人依托，然虎賁中郎，亦取貌似，若骨力神韻，在自得之，非可求也。馬氏此語極是。習(xí)古法帖，師古人也；而古人不必其一人，當(dāng)思求其心意相通處，然后方可得見自家心意。是為自得，而后筆始得見也。如習(xí)此《洛神》，不可津津于子昂大令羲之形狀；于曹子建文心情意定須用心；不刻意于筆墨之間，方可得筆外大意，是為書外功夫。子建文，右軍筆意相通，皆足動人神思，助人悟道者也。若觀子建之作，亦可思右軍之筆，其理一也。古人謂三端六藝，其為文者一也；又曰文質(zhì)彬彬，然后君子；學(xué)者當(dāng)思其書文在何處，質(zhì)在何方，如此而無心得，書道不進(jìn)，吾不信也。
又，子建之才，謝靈運評曰：天下之才，子建獨占八斗，余得一斗，尚余一斗分于天下之人；可謂高矣。馬浮評唐太宗作《晉書王羲之傳論》曰：沈約作《宋書》，作《謝靈運傳論》，論詩者莫能廢。王之于書，猶謝之于詩也。
案：馬此說，蓋重王書之變新法，成新體也；不然天下仍鐘張之謂耶？然謝為羲之后人，亦善作書；詩書并絕，每文竟輒自寫之。文帝稱為二寶也。黃山谷謂王書如孟子談性，莊生論道，自然無不如意；非著眼于新舊法也。而馬叟之比，終覺有未安妥處。姑志之存疑，非直唐突前賢也。
馬浮又曰：唐太宗雖工書，獨尊逸少；然于書家源流闕而未備。右軍先后諸人，亦略不及之。當(dāng)時諸臣莫能辭贊，非史法也。
案：馬氏是語，于唐皇文臣皆有諷焉。然太宗神武，論書以戰(zhàn)陣之法求之，雖深得書之大意，終不似世俗之所謂文也。又，歷來史書，于書道之事多不重視，繼而以藝能待之，非有羲之書圣，更不堪言矣。然文臣之失，不能辯也。是《晉書》之失，宜乎后人譏之。而大唐之后，吾或未見改進(jìn)。然世無右軍，亦豈有帝王能書兼大略英武如太宗者哉？思之可發(fā)一嘆。
王獻(xiàn)之《洛神賦十三行》拓本 首都博物館藏
大令小字《洛神十三行》，世稱妙絕。馬浮謂變作大字，乃悟其體勢之由來；非寢饋漢碑深且久者，直無下筆處。唐人所以不如北朝諸刻者，坐不善分書耳。此中消息，包慎伯猶未參透。又跋包書《女子白真真詩卷》云：東坡嘗自評此大字不若小字，以乎觀之誠然之大字多變大令十三行為大字，謬以《瘞鶴》詫人；此秘?zé)o人發(fā)之。安吳張皇漢魏，未免近夸；此卷差得《洛神》余韻耳。
案：觀馬翁是語，知其善學(xué)大令；而其變作大字之法，得之于東坡也。而蘇子嘗論大小字曰：凡世之所貴，必貴其難；大字難于結(jié)密而無間，小字難于寬綽而有余。蓋大小皆難，在得一法兼通者也。后世俗子不知蘇子能作大字，且于大小之間實多用心，誠是可悲。
又，黃山谷《題東坡大字》：東坡得顏魯公《東方先生畫贊》筆意，雖時有遣筆不工處，要是無絲毫流俗。
案：黃氏此評，應(yīng)是言其真書；以東坡行草晚歲猶得力于李北海為多，前人多論之；而東坡真書得之顏公，世共知之。馬氏以為得之大令，可謂獨見。細(xì)考東坡之書，實覺此書有理，而假讬《瘞鶴》珍秘不發(fā)，正所謂文人狡獪也哉？然須善學(xué)，以其大難。宋人或尤于此用心，亦人文之一變。而馬浮之義，在須學(xué)漢之八分書且用功，非只展大促小之技也。不知東坡亦于漢分用力否？或亦可以常謂“不學(xué)可”應(yīng)之。然雖得其意，亦須紙墨上作實地工夫，始得小大自如，展促自然。此正蘇子自言之貴難。
《黃庭經(jīng)》，傳王羲之書
清人《臨池心解》云：《黃庭》《曹娥》皆稱右軍書，實無確據(jù)。晉、宋間人書佳者，流傳后世，便稱右軍，頗似善射者皆曰羿，美女子皆曰嬙施耳。古刻又不可得，故思翁曰『謬種流傳，概行掃除』之語，最有功初學(xué)。若已入門庭，則當(dāng)曰與其過而棄之，毋寧過而存之。
案：朱氏是語，古人多言之；然若論真跡，世間佳作恒患其少，不惟王謝風(fēng)流者也。故古人言：書曰真，拓曰下真跡一等，時徑以摹本為真矣。何以故？以其有神存焉，以其傳其神也；果慕真法者，必當(dāng)于此養(yǎng)成慧眼，而不必待之于已入門庭之后。因藝事之要，非必首務(wù)于道而后期乎有成乎？弟子不知，師者當(dāng)明，不可模棱含糊也。宋米芾論曰：石刻不可學(xué)，但自書使人刻之，已非己書也；故必須真跡觀之，乃得趣。海岳此言，欺人甚矣。千百年來誤盡天下英雄，使學(xué)書者昧于神明自通之理，而書道遂衰不可挽，思之可發(fā)一嘆。
又蘇軾論書曰：辨書之難，正如聽響切脈；知其美惡則可，自謂必能正名之者，過也。東坡是語得之；然須于學(xué)書中細(xì)審察，親體悟之，得具正法眼藏，方為知書。蓋汲汲于真?zhèn)污E宜為藏家商賈之務(wù)，非有志于書者所應(yīng)為也。今日于此三致意焉。
《歷代書論札記》書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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