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人畫淺談

時聞“何謂文人畫”之爭論?？梢娢娜水嫺矠槿怂⒁?。顧名思義，文人畫應為文人之畫的簡稱。然從畫之筆墨內容而言，應如陳師曾先生所言：“即畫中帶有文人之性質，含有文人之趣味，不在畫中考究藝術上之功夫，必須于畫外看出許多問人之感想，此之所謂文人畫。可見文人畫乃是通過物象以表現(xiàn)自我，而以表現(xiàn)自我為主。相對之畫人畫則以表現(xiàn)物象為主，追求表現(xiàn)物象之質感深度。因二者之創(chuàng)作目的有異，其藝術效果亦必有異。然文人畫家非沒有表現(xiàn)物象之能力，只因未感滿足而冀欲將畫藝再升華，漸加以表現(xiàn)畫家之自我。故文人畫是畫人畫之進一步發(fā)展，其創(chuàng)作方法乃是前人所謂“外師造化，中得心源。”并非盲目寫實，亦非冥心臆造，而是超乎規(guī)矩之外，仍在規(guī)矩之中，所謂“遷想妙得”者也。因盲目寫實則愈工愈易流于刻板而枯燥無味，有如攝影。過度臆造則又有如抽象畫，令讀者不知圖中所畫何物，予以為名之空虛文人畫可也。黃賓虹先生云：“如絕似又絕不似于物象者，此乃真畫?！笨芍^至言。藝術乃是作者通過藝術之形式與技巧將其自我之修養(yǎng)，個性以及思想感情表現(xiàn)之，藝術之技巧更是手段，而表現(xiàn)自我乃是最終目的。是故作者修養(yǎng)之高下，品格之優(yōu)劣必然影響其作品。畫法，畫理及畫技乃是繪事之表現(xiàn)技巧，作者欲表現(xiàn)之一切物象，思想皆需依賴之。然有較佳之表現(xiàn)技巧只是決定作品成功因素之一，最后之決定則視乎作者本身修養(yǎng)之高下，是以有自我之表現(xiàn)，個人之風格，亦未必是佳構也，仍須視乎所表現(xiàn)之高下。故清代袁枚有云：“大凡有功德者，有大福澤者，有文學者，其平生雖未學書而落筆必超。若無此數(shù)者，雖摹彷古人，謂之字匠可也”。此雖論書法藝術，然繪事及其他藝術亦知是。讀書人之見識與學問較一般畫人高，先器識然后文藝，故其作品發(fā)展至最后階段亦為之高，此歷代論者推崇文人畫之原因。

中國畫發(fā)展至六朝時期，已由初期之裝飾畫成為政治禮教畫，宗教道釋畫，中國畫第一個畫科人物畫漸已完成，今觀當時之作品，其表現(xiàn)方法及造形藝術已有一定的水準，士大夫亦漸多參與此行列，開自由玩賞，鑒賞評論之風，史載漢魏時代之張衡，蔡邕亦曾拈筆作畫，然終至六朝，士大夫作畫始見盛行，又因當時道釋兩宗教廣泛流行，士大夫競尚清談，其瀟灑澹宕，超然物外之修養(yǎng)必然有形或無形影響繪畫藝術，而繪事亦已漸具獨立之藝術價值。得與其他文學藝術受同等重視，時代所需，畫評，畫論亦見于文字。因已有上述各種條件，一些有識之士自不會滿足僅于畫中表現(xiàn)物象之質感，必欲嘗試作自我之表現(xiàn)，如東晉顧愷之“阿堵傳神”，齊謝赫六法中之“氣韻生動”，可謂文人畫之早期理論。六朝之山水畫亦漸由人物畫之背景，脫離而成為一種新獨立畫科，此種山水畫科正適宜士大夫以繪事為陶寫性靈與寄托思想。正如元代倪雲(yún)林所謂“以寫胸中逸氣”。山水畫對造形之要求較人物寬，而可隨意揮灑，易表現(xiàn)自我，此亦山水畫較受士大夫歡迎之原因，故歷代文人畫家皆以寫山水畫為多。

明代董其昌云：“文人畫自王右丞始.......”予以為此論只可就已成熟之個人作品而言，倘以萌芽之時代而言，鑒于中國畫之發(fā)展，則當以六朝始。唐時人物畫已臻善美，山水畫亦開始盛行，王右丞以詩境作畫，其清淡之水墨山水大受士大夫之歡迎，東坡先生亦常云：“觀摩詰之畫，畫中有詩。”中國畫遂由禮教化，宗教化轉入文學化，且日漸擴大進而占領畫壇全土,此種風氣一直影響至今.而宋朝中國畫各畫科均已成熟，文人逸士寄興寫意，使當時水墨花卉得漸盛行。蘇軾，文同，米芾等以書畫并妙而開題識之風，繪畫之成文學化，畫外之題識，印章俱大有關系。蘇東坡之題畫詩句“論畫以形似，見與兒童隣”已為后來文人畫之理論根據(jù)。元代繪畫易絹為紙本，筆情墨趣得進一步之提高，是中國畫之巔峰時代，故有“元畫”之稱。當時之文人畫家已盛行以書法入畫，如趙孟頫所謂“石如飛白木如籀，寫竹還應八分通,若也有人能會此，須知書畫本來同?！鼻以娜水嫾医栽姇⒚?，每寫一圖，無不有詩或跋。至此文人畫可謂已臻完善矣。明清則未見有何新創(chuàng)。由此亦可見文學與書法對中國繪事之影響。

文人畫乃建筑于畫人畫之上，每一畫科皆工緻進而寫意，由濃麗而清淡，由表現(xiàn)物象而表現(xiàn)自我。了解中國畫之發(fā)展，可知文人畫與畫人畫之相互關系。因歷代士大夫對文人畫之推崇，至今有盲目崇拜者動筆便肆意揮灑，不求物象，而語人曰：“此文人畫也?！笨芍^自欺欺人耳。前人鄙畫人畫僅片言只語，而全面詆毀畫人畫者應由明代董其昌始，其以禪學南北宗喻畫，繼之者如沈顥，王時敏等演為尊南斥北，所謂南派畫家大都是前人所指文人畫家，而北派畫家則畫工與畫師也。董其昌此論一出，遂使后來者盲目追求文人畫之形式，進而只知師古人，不知師造化。遂使畫事衰禿，雖四僧，半畝，揚州八怪諸公力挽禿風，而狂瀾難挽矣。又因文人畫與畫人畫在畫法及畫理并無區(qū)別，任何一畫科亦有文人畫與畫人畫，濃麗清淡，工筆畫寫意畫亦兼有之，只是某些畫科或某些畫法易于表現(xiàn)性靈，而文人畫家較多喜而為之而已。故區(qū)別文人畫與畫人畫并非從畫中所畫何物，或畫法與筆法作區(qū)別，而是從畫中筆墨所表現(xiàn)之氣質作區(qū)別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