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如果去南京博物院參觀的話，想來會對“竹林七賢與榮啟期”模印拼鑲磚畫留下深刻印象。這一題材的模印磚畫在南朝高等級墓葬中曾被多次發(fā)現(xiàn)，目前學界普遍認為“竹林七賢與榮啟期”是判定南朝帝陵的重要證據(jù)。
竹林七賢作為魏晉風度的代表，以隱逸或高士的形象為人們所熟知，為何占有財富和權勢的帝王要在陵墓中表現(xiàn)這些高士的形象？有觀點提出，這類高士的形象代表著升仙的愿望。但大致來看，帝陵中發(fā)現(xiàn)隱士總是一件令人玩味的事情。某種程度上，它暗示了皇帝對隱逸生活的向往，也透露出魏晉南北朝作為士族社會的一些重要面向。
士族身份的獲取“非皇權所能左右”
魏晉南北朝時期通常被視為士族社會，東晉南朝尤為典型。何謂士族社會，一個重要的標志就是士大夫具有自立于皇權之外的特征。
南朝齊武帝寵信出身寒微的紀僧真，紀僧真想要獲得士大夫的身份，齊武帝說此事自己說了不算，讓紀僧真去拜見當時的士族領袖。可在見面后，對方竟命人“移吾床讓客”，硬是把紀僧真趕了出來，留下了“士大夫故非天子所命”的名言。在當時社會，皇帝可以給予一個寒人高官厚祿，但其士族身份的獲取，則取決于士大夫群體的認可，而非皇權所能左右。
士族社會的一大特征是以門第自高，甚至覺得聯(lián)姻皇室也算不上什么榮耀。故唐文宗都抱怨：“我家二百年天子，顧不及崔、盧耶？”故相對而言，中古時期是一個階層比較固化的時代。
提起魏晉風度，人們可能會想到嵇康的名言“非湯武而薄周孔，越名教而任自然”。學者們一般將其定位為一場文化革新運動，代表著對儒家名教羅網(wǎng)的沖決，竹林七賢這些人更是被視為政治黑暗時代中的反抗者?？墒?，對于魏晉風度的這一認識是如何形成的呢？這一看法主要是受民國以降學者的影響，特別是研究文學、哲學的學者意見起了很大的作用。
就一般公眾而言，可能更多受魯迅《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系》和宗白華《論〈世說新語〉和晉人的美》的影響。宗白華的文章開篇就說：漢末魏晉六朝是中國政治上最混亂、社會上最痛苦的時代，卻是精神史上極自由、極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濃于熱情的一個時代。魯迅要給阮籍平反，則進一步敏銳地指出，“魏晉時代，崇尚禮教的看來似乎很不錯，而實在是毀壞禮教，不信禮教的，表面上毀壞禮教者，實則倒是承認禮教，太相信禮教”。
將魏晉風度定位為破壞名教的反抗者，可以說是五四運動以來現(xiàn)代學術的產(chǎn)物。但有兩個背景需要注意：一個是學術史的背景。五四時期的那批學者總體上持批判儒家主導的傳統(tǒng)社會立場，因此注重發(fā)掘中國歷史上反抗者的系譜，某種程度上可以說體現(xiàn)了這種批判性。另一個是歷史本身演進的脈絡。即使我們認定魏晉風度及玄學興起是一場文化革新運動，也要看到與此同步發(fā)生的是士族社會的漸次形成。此種文化上的新面貌，實際上與社會階層的固化之間存在著某種緊張關系。確實要追問，為什么一個被稱頌為思想解放的時代，轉身卻塑造了階層流動凝固的士族社會？
“君父先后”討論，沖擊儒家名教思想
魏晉風度的一大表現(xiàn)是質疑名教、不受禮法拘束。質疑名教風氣的產(chǎn)生，大約可以追溯到漢末清議。清議是指在野的士大夫有感于宦官及外戚專權的亂象，批評政治、裁量執(zhí)政?！帮L雨如晦，雞鳴不已”，這種以天下為己任的精神獲得很高的評價。但其倡導的凌厲激昂士風，最終卻招來了黨錮的打擊。
黨錮就是禁止黨人及其家屬做官。這大大動搖了地方精英對于王朝的向心力，儒家的意識形態(tài)開始瓦解。到了漢末，甚至出現(xiàn)了一個流行的話題叫作“君父先后”。所謂“君父先后”，用現(xiàn)在的流行語來講就是“當女朋友和媽媽同時掉到水里，你先救誰”。話題本身是開放式的，但暗含的指向是當時士人開始意識到家族（父）與國家（君）之間是可能發(fā)生沖突的。
而在此之前，總體上并不存在這樣的問題。漢代察舉最基本的名目就是“孝廉”，求忠臣于孝子之家，二者是同構的。漢末開始出現(xiàn)先“家”后“國”的轉變，就是把家族利益置于國家之上，這是士族社會形成的一個重要特征。正所謂“與時推遷，為興朝佐命，以自保其家世，雖朝市革易，而我之門第如故”。
漢末清議運動另一項重要的遺產(chǎn)是對“清”的推崇。從清議、清談到官分清濁，可以說“清”構成了此后士族塑造自我認同的重要符號。不過，士人重清譽走到極端后，難免會出現(xiàn)沽名釣譽之徒，以至于留下了“舉孝廉，父別居”這樣的話語。
到了三國時期，原來塑造漢代士人道德與行為規(guī)范的儒家名教思想開始動搖。隨之，漢魏以降出現(xiàn)了世官的現(xiàn)象。眾所周知，漢魏易代是通過禪讓方式完成的。我國傳統(tǒng)王朝易代的方式主要有兩種：第一種是革命，即以暴力的方式推翻前朝，湯武革命便是其中的代表。另一類則是禪讓，模仿古代圣賢的遺意，通過和平的方式完成政權交替。這種禪讓在巧取豪奪的背后，表面上要經(jīng)過三讓而受等一系列你推我讓的儀式。所以，曹丕篡漢后講了一句意味深長的話：“舜禹之事，吾知之矣?！?/p>
禪讓與革命之間根本的不同在于，禪讓并不否定前朝的合法性。因此漢魏禪讓過程中，漢末的官僚階層基本上被完整地保留到新朝。曹魏中期后，官僚層中已經(jīng)充斥貴戚子弟，加上之后魏晉嬗代也是通過禪讓完成的，累世為官現(xiàn)象由此普遍出現(xiàn)，這進一步夯實了士族社會的根基。
精致文化共同趣味，折射階層性和封閉性
一般印象中，魏晉名士是一群儀容秀美、談吐風雅的士人。但這種令人企羨的風度是否代表這一群體的全部，是一個可以認真思考的問題。下面僅以鄧艾、鐘會伐蜀之役中發(fā)生的“二士爭功”悲劇為例，來談談名士的另一面。
景元四年的伐蜀之役，因《三國演義》的渲染而為人所知，甚至可以說是這部經(jīng)典小說中的最后一個高潮。事實上，伐蜀之役是一場受內(nèi)政因素驅動的戰(zhàn)爭，而非司馬氏有澄清天下之志。甘露三年二月平定諸葛誕后，司馬昭掃清了嬗代路上的最后一個障礙，因此當年五月便有了“封晉公，加九錫，進位相國，晉國置官司”的動議，這意味著禪讓連續(xù)劇的正式開場。此時，那位性格剛烈的年輕皇帝做了一個出人意料的舉動，率領親隨沖出宮去攻打了司馬昭，結果還沒走到司馬昭府邸便被刺殺了。但皇帝被弒給司馬氏造成了巨大的道德壓力，同時也揭破了禪讓連續(xù)劇中你情我愿的面紗。此后五年內(nèi)，盡管屢有九錫之議，但司馬昭一直未敢接受，魏晉易代一時間陷入僵局。
在此背景下，司馬氏被迫尋求建立不世之功，使魏晉嬗代重新具有道義上的合法性。直至司馬昭決心伐蜀前一年，姜維依然有能力騷擾曹魏邊境。因此，當時曹魏在西線最有聲望的將領鄧艾反對伐蜀，直至司馬昭派人來說服后才勉強同意。
伐蜀之役由司馬昭的親信鐘會為主帥，鄧艾受命率領偏師。根據(jù)謀劃，魏軍最初的戰(zhàn)略意圖是發(fā)動一個鉗形攻勢：鐘會統(tǒng)帥主力十余萬，從駱谷、斜谷的大路進取漢中；鄧艾與諸葛緒各統(tǒng)諸軍三萬余人從隴西進攻，進行戰(zhàn)略牽制。希望通過鄧艾、諸葛緒的前后夾擊，阻止姜維退往漢中，使得鐘會率領魏軍主力能夠迅速占領漢中，打開進攻成都的通道。但由于諸葛緒行動上的猶豫，差了一日而未能阻截到姜維，姜維最終得以從橋頭突破，引軍退往劍閣，并依仗天險，與鐘會率領的魏軍主力相持。
因此，盡管最初魏軍取得了一系列勝利，但姜維依然保持戰(zhàn)略上的主動權。不過，之前的勝利對于司馬昭而言已經(jīng)足夠。在前線捷報傳來之時，他便立刻接受了先前屢次辭讓的相國、晉公、九錫之命。此時，鄧艾決定放棄原來與鐘會匯合的計劃，改走陰平小徑，從而繞開劍閣天險，直取成都，進而一舉滅亡蜀漢。
鐘會與鄧艾二人背景迥異，鐘會是名臣鐘繇之子，出身于漢末最有聲望的士人家族，與司馬昭關系密切?！妒勒f新語》中記載，司馬昭、陳泰、陳騫、鐘會相約出行，鐘會遲到，司馬昭戲謔時故意提及鐘會父親鐘繇的名諱。時人重孝行，與人接談中觸犯對方家諱是嚴重的冒犯，但反過來，如果關系非常密切的朋友，也會用對方的家諱來開玩笑。素有捷才的鐘會不甘示弱，用“矯然懿實，何必同群”予以反擊。這八個字中巧妙地點到了車上三人的家諱，司馬昭的父親司馬懿，陳泰的父親陳群，陳騫的父親陳矯。這種妙對是魏晉風度的重要體現(xiàn)，同時也是士人文化認同的重要標識。
鄧艾出身低微，是襄城典農(nóng)屬下的部民，靠積累軍功而致高位。更糟糕的是，本人口吃，與講究捷悟的文化風氣格格不入?；蛞蛉绱耍跔幑σ皇律?，鄧艾最后可謂冤屈而死，跟隨他滅蜀的部下也未能獲得應有的封賞。
由此可見，魏晉風度雖然是一種精致高雅的文化，但也要注意這種文化背后的階層性和封閉性。實際上，官僚階層經(jīng)過魏晉兩代的生長發(fā)育，已經(jīng)形成了一個通過婚姻、交游、同僚、征辟等方式凝結起來的政治利益共同體。加之魏晉之際玄學清談的興起，這些官僚家族又在文化上逐步形成了共同的趣味和認同。東晉南朝的士族雖然并非完全承自魏晉官僚階層，但至少有兩個重要的特征源自西晉：一個是具有累世仕宦傾向的政治群體，一個是以玄學清談為共同文化特征的官僚階層。（文/仇鹿鳴 大學歷史系）
本文根據(jù)“東方講壇·回首向來處——歷史上的民眾生活”系列講座上的演講速記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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