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雖然生在一個傳統(tǒng)的讀書人家庭，但是因為我自幼體弱多病，家庭并沒有給我嚴格的學術訓練，這種訓練是從1953年我十七歲考入北大時才開始的。剛進北大時，抱著當作家的夢想。沒想到系主任楊晦先生“無情”地告訴我們：中文系不培養(yǎng)作家。開始并不理解這話，學了一年以后才明白確實如此。那時的課程都是很難啃的硬骨頭，例如，一入學就上高名凱先生的“語言學引論”，高先生是法國巴黎大學博士，他講課時古今中外旁征博引，發(fā)的講義后來出版了，厚厚的。又如上游國恩和浦江清兩位先生合開的先秦兩漢文學史，一開始就講《尚書》，課后我抱著《十三經(jīng)注疏》啃《盤庚》篇，那些詰屈聱牙的文字雖有趣味，但連注帶疏讀起來真夠難的。還有楊晦先生的“文藝學概論”，天馬行空，必須細心聽講方可以沙里淘金。難怪比我低一個年級，當時已經(jīng)頗有名氣的劉紹棠在北大中文系念了一年之后便退學，當他的專業(yè)作家去了。有了第一年的基礎，到了二年級，跟林庚先生學習魏晉南北朝隋唐五代文學史，便突然覺得輕松多了。他是詩人，將自己的詩情融入講課之中，引導我們欣賞領悟，很受歡迎。浦江清先生的“宋元明清文學史”很有特點，講到元明戲曲時他會情不自禁地唱一段。王力先生的“漢語史”，講稿好像是用毛筆寫的，課講完了講稿也就出版了。此外，還有魏建功先生的“古代漢語”、周祖謨先生的“現(xiàn)代漢語”也是我感興趣的，不過以他們的專長講這類基礎課并不能充分發(fā)揮。袁家驊先生的“漢語方言學”，用各地民謠或民間故事教我們說各地方言，我至今還記得粵語的故事《無尾鼠》。余真、曹靖華等先生的“俄蘇文學史”、季羨林先生和金克木先生的“東方文學史”、李賦寧先生的“西洋文學史”，使我大開眼界。周一良先生和鄧廣銘先生合開的“中國通史”，給了我史學的視角，這對我研究中國文學史很有幫助。上述各位先生教我的時候，不過四五十歲，確切地說林庚先生才四十三歲，游國恩先生不過五十二歲，當時他們已經(jīng)學富五車卓有成就了。不過上課只是師傅領進門，更重要的學習是自己課外閱讀，泡在圖書館里揀自己喜歡的書來讀，古今中外，中文、歷史、哲學，其樂無窮，收獲也最大。就這樣，我在北大扎扎實實地讀了四年書，漸漸窺見了做學問的門徑。畢業(yè)時林庚先生需要一名助教，系主任讓他自己物色，這在當時是有點出格的。林先生便讓比我早一年畢業(yè)留校任教的倪其心學長到班上了解情況，同學們反映我還不錯。林先生看過我的一篇作業(yè)，對我有點印象，這樣我就在二十一歲時留在北大中文系當了一名助教，從此很幸運地走上學術之路。那時的圖書館館長向達先生準許教師進入書庫自由閱讀，我便經(jīng)常泡在書庫里，隨意瀏覽，增長了不少見識。
袁行霈
1958年秋，北大搞半工半讀，我被派到京西城子煤礦勞動，同時給二年級學生講授中國文學史。下煤井時頭戴柳條帽，身穿工作服，腰里別一個充電池，七斤半重，電線通到頭頂?shù)囊槐K照明燈。胸前還要揣一個飯盒，裝上滿滿的一盒飯。在井下的八小時里趁著點了炸藥炸開掌子面的工夫，躲到岔道上吃飯。平時有罐籠送我們下井，但遇到高產(chǎn)日，十二小時一班，罐籠用來運煤，我們便走下爬上。原來礦井是一層煤矸石一層煤炭間隔著，第一層叫一道巷，第二層叫二道巷，以此類推。每一層間隔大約三米，越往下越深。我下過七道巷，那層巷道也就一米高。八小時都彎著腰干活，手握一把大鐵鍬，不停地攉煤，煤塊在頭燈的映照下閃閃發(fā)光，黑寶石似的。在井下彼此的臉都被煤屑熏黑了，只能認個大輪廓。上到地面，洗了澡，彼此又不認識了。在煤礦三天挖煤，三天上課，挖煤和上課究竟是隔開來互相穿插呢，還是集中三天挖煤再集中三天上課呢？換了好幾次，大家覺得怎么都不對勁兒。原因并不在于時間如何調整，而是在煤礦勞動的環(huán)境中，講王維、孟浩然，實在有點別扭。
兩個月以后，學生回校了。我又轉到密云縣鋼鐵公社煉鋼，從冬天干到第二年夏天。那里的主力是人大的老師，北大的老師只有中文系、東語系和俄語系的，還有一位工人、一位實驗員，總共不到二十人。我們北大這批人先是負責燒鍋爐，供給全體下放勞動的老師喝水以及早晨洗臉之用，因為天太冷了，住的又是半截在地下的花洞子，毛巾都凍成了冰片。燒鍋爐是在夜間，先要到三四十米外的一口井里打水，挑回鍋爐房連夜燒開，存在一排大缸里。天剛蒙蒙亮，就看到人大的老師分班挑著水桶來打水，他們的衣著做派都像工人。后來我們還當過木工、高爐工、翻砂工。當木工實際上只干一種活兒，就是拉大鋸。一根大樹干斜支在地上，一人站在上面，俯身；一人跪在下面，仰頭，來回地鋸。兩人相對，不斷交流著眼神，調整著節(jié)奏，同事之間從未如此親密。當高爐工，兩班倒，十分辛苦，可惜煉出來的都是豆腐渣一般的粗鋼。密云的鐵礦是貧礦，鋼鐵公社的高爐雖號稱小洋爐，但只有55立方米，所謂洋不過是有一臺鼓風機可以往爐內送熱風而已。出渣或出鐵時，我們要掄起五磅重的大鐵錘將鋼釬打進爐中，將渣水或鋼水放出來。后來又當翻砂工，這活兒更累，八小時蹲在地上盤弄沙范，再將鋼水澆到其中鑄成零件。不過我們的情緒還不錯，都自覺地通過勞動鍛煉自己。俄語系一位老師會唱歌，我們晚飯后休息時，常常請她唱一曲。我要求唱舒伯特的《圣母頌》，她的聲音隔著用秫秸筑起的墻傳過來，十分動人。在那樣的環(huán)境中，居然能欣賞《圣母頌》，而且沒有人干涉，真有點奇怪了。
在密云勞動了八個月，然后又轉到京西齋堂人民公社白虎頭大隊勞動，一直到1960年3月才回到北大。齋堂是山區(qū)，梯田一層一層地從山下直達山頂，春天漫山遍野粉紅色的桃花和杏花，秋天漫山遍野金黃色的谷穗，山下小溪潺潺，農舍點綴其間。那里盛產(chǎn)桃、杏和核桃，春天跟著老鄉(xiāng)爬樹摘桃、摘杏。秋天跟著老鄉(xiāng)割谷子，左手摟一把，右手揮動鐮刀順勢一割，刷刷地響著，很有規(guī)律的節(jié)奏帶來一種樂感?；蛘呤殖珠L桿打核桃，一桿打下去，噼里啪啦地落一地，有的還會落在頭上身上。傍晚用背簍背回村來，走在崎嶇的山間小路上，汗水濕透了衣裳，但心靈是很純凈的。有一段時間我被調出村子，參加撰寫齋堂人民公社史，到許多村莊采訪。山區(qū)農民生活的艱苦、心地的樸實、性格的堅韌，以及待人的誠懇，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有一天我到王家村采訪，一路爬山，步履艱難，只見一位小腳老太太從后面趕上來，我們說了幾句話的工夫，她便將我甩到后面了，過了一會兒已不見她的身影，我很慚愧。等我抵達村子時早已過了午飯時間，老鄉(xiāng)在鍋里為我留了玉米碴子粥，灶里的柴火還有余溫，那碗碴子粥可稱世界上最好吃的東西。馬欄村奇特的地貌、百花山下的依依墟里煙，也曾使我陶醉。有個村子周圍仍然保留著石頭砌的城墻，我猜想是北朝時塢堡的遺跡。我離開齋堂后到“文革”開始前的六年里，曾經(jīng)兩次回去看望老鄉(xiāng)們，領略那詩一般的景色，找回那段生活的色彩。每一個中國人，不管是從農村出來的還是生長在城市的，都不應該忘記農村和農民，是農民的汗水澆灌了中華大地，農村是中華民族幾千年燦爛文明的根基。
無論是當時還是現(xiàn)在，我都認為這段經(jīng)歷對我來說是重要的。雖然耽誤了讀書做學問的時間，但是人生的閱歷豐富了，做學問的眼光也就有所不同，此所謂“世事洞明皆學問”吧。
我從進北大的第一天起就患了高血壓癥，低壓96，高壓165，不能正常上體育課，經(jīng)校醫(yī)院院長吳繼文開示證明，轉入醫(yī)療體育課。老師是一位美國老太太，燕京大學轉過來的，十分和氣。所謂醫(yī)療體育無非是柔軟體操啦遠足啦之類的，遠足也就是從第二體育館走到北大的蔚秀園或承澤園，那時這兩座園子沒有樓房，還留有大片池塘樹木，頗有田園風味。經(jīng)過一年多的勞動，1960年春回校以后，血壓竟然降到75 — 115，水銀柱上的這個刻度一直保持到現(xiàn)在，成為我那段勞動生活的印記。
《袁行霈文集》第十卷《詩詞與小品》
《袁行霈文集》，袁行霈著，山東人民出版社，2020年11月出版
本文節(jié)選自《袁行霈文集》第十卷《詩詞與小品》（山東人民出版社，2020年11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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