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年過去，我們是否依然是沉默的大多數(shù)？

“一個人只擁有此生是不夠的，他還應(yīng)該擁有詩意的世界。”

“事實上，有些崇高是人所共知的虛偽，這種東西比墮落還要壞。”

“我覺得自己會永遠生猛下去，什么也錘不了我?！?/p>

據(jù)說這是某媒體調(diào)查的，“王小波最受關(guān)注的語錄”前三名?；蛟S每一個被冠以著名作家稱號的人，都在網(wǎng)上流傳著類似的語錄，但王小波總有些不同。

1997年的今天，王小波因突發(fā)心臟病在家中去世，年僅45歲。在他離世之后，他的書不斷被再版，成為當代中國文壇影響力最大的作家之一。曾經(jīng)有過一個時期，在街頭巷尾，王小波的書是年輕人認出彼此的“接頭暗號”。他對“被設(shè)置的生活”的反抗、對自由和思考的追求是如此生猛，什么也錘不了這種勁頭。

19年過去，我們是否依然擁有反抗"被設(shè)置的生活"的勇氣？是否仍然有“什么也錘不了”的勁頭去做一個特立獨行的人，而不是沉默的大多數(shù)？

王小波和我們這個時代

王小波已經(jīng)去世19年了，他仍在“寫書”。他去世后，既有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的全集，也有各種文集，僅僅在2015年，就有兩家出版社重出了他的文集?！兑恢惶亓ⅹ毿械呢i》《你為什么活著》??以他某一篇專欄的題目為書名，編輯以某一個角度，重新“精選”他的一些文章，就可以出一本書，運氣好的話，還可以請李銀河老師寫一篇序。這種要求，恐怕她也很難拒絕。事實上，李銀河自己也把王小波和她的書信拿出來出版，書名叫《愛你就像愛生命》。

論講理最好，沒人能超過王小波

以這種不斷被開發(fā)的方式，王小波成為一個“經(jīng)典”作家。如果他還活著，他對這種現(xiàn)象會感到不滿。和魯迅一樣，雖然也寫大量的雜文，但是他更想寫出偉大的小說。“我自己讀雜文，有時還寫點雜文。照我看，雜文無非是講理，你看到理在哪里，徑直一講即可。當然，把道理講得透徹，講得漂亮，讀起來也有種暢快淋漓的快感，但畢竟和讀小說是兩道勁兒。寫小說是則需要深得虛構(gòu)之美，也需要些無中生有的才能；我更希望能把這件事做好。所以，我雖能把理講好，但不覺得這是長處，甚至覺得這是一種劣根性，需要加以克服”（《小說的藝術(shù)》）。在他心目中，好的小說是藝術(shù)，而雜文永遠不是，那只是知識分子對社會要盡的義務(wù)。

他最佩服的中國作家有兩個，穆旦和王道乾，他們在年輕時就能寫出很好的詩來，但是，在中年時卻遭受到大環(huán)境的不幸，只能潛心搞翻譯。他們已經(jīng)深諳現(xiàn)代漢語之美，但是只能體現(xiàn)在對他國文字的翻譯之中，這是非?？上У氖隆Ｍ跣〔ㄗ约涸谥心陼r，他知道他要成為偉大的小說家，他也知道他能做好（他已經(jīng)寫出了偉大的小說《黃金時代》），但是他的生命卻戛然而止了。

《黃金時代》，1999年3月花城出版社版本

世界上存在兩個王小波，一個是王小波自己希望的（偉大的小說家），一個是我們所希望的（雜文家或?qū)谧骷遥Ｎ覀円o念王小波，主要是紀念這后一個：一個專欄作家，或者更嚴肅地說，一個知識分子。

他把知識分子定義為“講理之人”?！笆裁词侵R分子最害怕的事？我也有答案，自以為經(jīng)得起全球知識分子的質(zhì)疑，那就是：‘知識分子最怕活在不理智的年代?！^不理智的年代，就是伽利略低頭認罪，承認地球不轉(zhuǎn)的年代，也是拉瓦錫上斷頭臺的年代；是茨威格服毒自殺的年代，也是老舍跳進太平湖的年代。我認為，知識分子的長處只是會以理服人，假如不講理，他就沒有長處，只有短處，活著沒意思，不如死掉?！?0年來，隨著市場化媒體機構(gòu)的發(fā)展，專欄作家越來越多，但是講理最好的，目力所及，還沒有人能超過王小波。

王小波是一個自由主義思想家嗎？

秦暉先生在《論王小波與當代批判現(xiàn)實主義文學(xué)之命運》一文中討論了一個問題，“王小波是一個自由主義思想家嗎”？他的看法是，王小波具有反烏托邦的自由主義精神，但沒有試圖建立一個歐幾里得式的自由主義“思想體系”，也沒有從理論邏輯上來展開對某一領(lǐng)域的細致研究以補充自由主義的思想庫。這種看法當然是對的，王小波是一個文學(xué)意義上的作家，而不是哲學(xué)家。但是，我認為，在上世紀90年代，王小波稱得上是中國大陸最出色的“自由主義思想家”，他所有的雜文，都建立在對“消極自由”的捍衛(wèi)上。

所謂的“消極自由”，來自英國思想家以賽亞·伯林，根據(jù)現(xiàn)在流行的解釋，是一種不讓別人妨礙自己的選擇為要旨的自由，它的含義是：當個人處于非強制或不受限制的狀態(tài)時，個人就是自由的；過多的國家干預(yù)常被看做是削弱了個人的積極性并侵犯了基本自由。王小波寫雜文的時代，以賽亞·伯林的著作在中國知識界還沒那么流行，“消極自由”和“積極自由”的區(qū)分還少為人知。事實上，王小波雖然英文閱讀廣泛，但他也很少提到以賽亞·伯林，他的思想資源是羅素。他在文中經(jīng)常說“羅素曾經(jīng)說過，??”但他很少用直接引語來引用，而是用一種他理解并消化了的方式，重申羅素的意思。

羅素（1872—1970），英國哲學(xué)家，是王小波的思想來源之一

雖然沒有專門寫過論文，來展示自己的“思想體系”，但是王小波對消極自由的捍衛(wèi)是一貫的，也是他所有雜文的出發(fā)點。很多人在評論時事的時候，往往會以問題為中心，為了把理說透，而不惜使用多種理論和視角。伯林曾用“刺猬”與“狐貍”的比喻來區(qū)分兩種類型的知識分子及其對待世界的態(tài)度：刺猬之道，一以貫之（一元主義）；狐貍狡詐，卻性喜多方（多元主義）。

王小波表面上看是“狐貍”，所談問題包羅萬象，他也提倡多元，但是在思想的根基是，他卻是一只明確的刺猬，是一個對“消極自由”的捍衛(wèi)者。用他自己的話說，他捍衛(wèi)的是“精神家園”和“講道理的自由”，沒有這種最基本的自由，則生無可戀。

這種思想，在他的名篇《一只特立獨行的豬》中有最明確的體現(xiàn)。在這篇文章中，王小波講了他在云南插隊時所飼養(yǎng)過的一只豬的故事。這只公豬，拒絕像別的豬一樣接受被人類安排好的生活（被宰殺或者做配種的公豬），它身體強悍，能輕易跳出豬圈，跑到鄰村去和它自己喜歡的母豬交配，對身邊負責(zé)生育的母豬不屑一顧。在它屢次闖禍后，生產(chǎn)隊決定獵殺這頭豬，在手槍和火槍組成的包圍圈中，它卻機智地逃脫了，最終它逃進甘蔗林，對人類充滿了警惕。

在這篇文章的結(jié)尾，王小波寫道：“我已經(jīng)四十歲了，除了這只豬，還沒見過誰敢于如此無視對生活的設(shè)置。相反，我倒見過很多想要設(shè)置別人生活的人，還有對被設(shè)置的生活安之若素的人。因為這個原故，我一直懷念這只特立獨行的豬”。他既反對“設(shè)置別人的生活”，又反對“對被設(shè)置的生活安之若素”，這就是“消極自由”的真諦吧。

雜文集《一只特立獨行的豬》，北方文藝出版社2006年版

我懷疑，在現(xiàn)實生活中，會真有這種豬的存在。在漢語語境下，豬是很下賤和不堪的動物，王小波選擇賦予一頭豬“特立獨行”的靈魂，有很深的用意：既然最渾渾噩噩的豬都能如此，何況人乎？在現(xiàn)代社會，要過上“不被別人設(shè)置的生活”并不容易，不僅商業(yè)和媒體對人生活的“設(shè)置”無所不在，還有國家這一強大利維坦的存在。和左派人士喜歡批判的商業(yè)暴力不同，王小波最警惕的還是“國家”。

他對一切冠以“國”的東西都保持警惕，包括國學(xué)，“這種東西實在厲害。最可怕之處就在那個‘國’字。頂著這個字，誰還敢有不同意見？這種套子套上脖子，想把它再扯下來是枉然的；否則也不至于套了好幾千年。它的誘人之處也在這個‘國’字，搶到這個制高點，就可以壓制一切不同意見；所以它對一切想在思想領(lǐng)域里巧取豪奪的不良分子都有莫大的誘惑力”。

王小波讓90年代從宏大敘事中脫離而出

上世紀90年代中期，王小波的秘密流行是一種耐人尋味的現(xiàn)象。要知道，在這個時期，隨著美國允許李登輝訪美所引發(fā)的臺海危機，中國民眾的民族主義情緒高漲起來，這就造成《中國可以說不》這樣粗制濫造、幾個寫手炮制出來的讀物引發(fā)閱讀狂潮。在差不多相同的時間段，在北京的高校和知識群體中，王小波悄然流行，不少人讀他著作的打印本，這為當時的中國提供了一種個人主義的思考面向。20年后，他的著作讓人不斷再版，雖然他自己可能不喜歡，對我們來說，卻不是壞事。

可以說，王小波開啟了不少人從宏大敘事中脫離而出的旅程。雖然反應(yīng)遲鈍，我個人也身處其中。1997年4月，我還在讀高三。那是高考前第一次重要的模擬考試，我感覺狀態(tài)奇佳，作文幾乎是一氣呵成。如今已不記得當初的題目，但是我確信我談到了愛國與民族復(fù)興，那時我正在讀《中國可以說不》，被一種激情所控制。早早交了試卷，坐在國旗下的臺子上，我為這個國家和民族的未來而憂心忡忡——或許被這種虛幻的集體主義激情沖昏了頭腦，那次考試我成績很糟，差點精神崩潰。

我讀到的《中國可以說不》是再版，也可能是盜版，后面附了一篇后記，對一個叫王小波的人大加批判，罪名是崇洋媚外。作為一個在縣城讀高中的青年，那是我第一次知道王小波。我根本不知道，這位叫王小波的人，就是在那幾天告別了這個世界。

1997年6月，王小波逝世兩個月后，他的雜文自選集《我的精神家園》出版，這是第一版的封面。

幾個月后，我到外地讀大學(xué)，在書攤上看到一本《我的精神家園》，從此，我開始了真正的閱讀，以前教育所建構(gòu)出來的那個自我開始坍塌。

王小波曾在《擺脫童稚狀態(tài)》一文引用孫隆基先生的看法，指出中國文化還處于童稚期，也就是弗洛伊德所說的“肛門期”（幼兒通過排便所感受到的快感）。對一個人來說，過去那種統(tǒng)一式教育所打造的自我，就是一種童稚狀態(tài)，人只有通過自我的重建，才能走向成年（那種引用中學(xué)課本知識與人辯論的，多半永遠處在了童稚期）。

這種重建是一種孤獨的旅程，一旦開始，就注定沒有終點，你將作為“一個人”而不是“我們”中的一員，來面對世界。

昨天，我到廣州一所大學(xué)的書店去尋找他。我有點忐忑，既不想在暢銷書推薦那一排看到他，如果他還像當初那么紅，會讓人尷尬；我也怕根本無法找到它，如果世界徹底把他遺忘，又會讓人悲哀。還好，我在某一排書架的最下面一格發(fā)現(xiàn)了他。他不再顯眼，但是一直都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