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行合一”與王陽明的“三不朽”

知行合一、心物一體

王陽明被稱為有明一代氣節(jié)、文章、功業(yè)第一人，被認為是真“三不朽”。但是，和中外許多偉大人物一樣，王陽明也一直毀譽參半。時人斥其“事不師古、言不稱師，專以立異為高”，但不能不承認其事功的卓著；后人言其承朱學之式微鼓吹心學，為統(tǒng)治者另謀思想統(tǒng)治出路，卻不能不承認王學的積極因素。萬歷十二年王陽明獲準入祀孔廟，但在同時入祀的三人中（另外二人為胡居仁、陳獻章），王陽明雖然影響最大、功績卓著，卻爭議最大。而在整個清朝，王陽明及其學說更受到全面的壓制。從上個世紀開始，我們也曾經(jīng)給王陽明及其學說貼上一個標簽：“主觀唯心”。

有一個人們十分熟悉的用以說明王陽明“主觀唯心”的例證。王陽明在浙江紹興期間，與學生游南鎮(zhèn)，有學生指著破巖而出的滿樹鮮花問道：“（先生）說天下無心外之物，如此花樹，在深山中自開自落，于我心亦何相關？”王陽明道：“你未看此花時，此花與汝心同歸于寂。你來看此花時，則此花顏色一時明白起來。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王陽明全集·傳習錄下》）如果只是以此為例，又不明其“機鋒”所指，自然可以視為不顧客觀事實的“唯心”。但還有一個人們并不熟悉的說花故事，事情發(fā)生在江西贛州或南昌。王陽明和弟子薛侃等在花圃除草，薛侃感慨：“天地間何善難培、惡難去？”王陽明不假思索地回答：“未培未去耳?！彼S即借物說事：“此等看善惡，皆從軀殼起念，便會錯?！币娧┎焕斫?，王陽明繼續(xù)解釋：“天地生意，花草一般，何曾有善惡之分？子欲觀花，則以花為善，以草為惡；如欲用草時，復以草為善矣。此等善惡，皆由汝心好惡所生，故知是錯?！保ā锻蹶柮魅髁曚浬稀罚┩蹶柮鞯囊馑际智宄禾焐f物，本無善惡之分。若以自己心中的“好惡”作為判斷事物“善惡”的標準，那就大錯而特錯了。如果以此為例，我們或許就不會把“主觀”的帽子戴在王陽明頭上了。

王陽明的上述言論，都發(fā)生在“龍場悟道”并提出“知行合一”之后，可以看出他在“主觀”與“客觀”之間已經(jīng)有了新的認識，“知”與“行”、“心”與“物”，越來越融為一體，這才是“知行合一”的境界。學生徐愛等人曾經(jīng)就“知行合一”向王陽明提問：既然是“知行合一”，先生為何有時只說“知”、有時又只說“行”？為何有時只說“心”、有時又只說“物”？王陽明回答：“只為世間有一種人，懵懵懂懂的任意去做，全不解思維省察，也只是個冥行妄作，所以必說個‘知’，方才‘行’得是。又有一種人，茫茫蕩蕩懸空去思索，全不肯著實躬行，也只是個揣摸影響，所以必說一個‘行’，方才‘知’得真?！薄按耸枪湃瞬坏靡蜒a偏救弊的說話。”（《王陽明全集·傳習錄上》）

這種方法，恰恰是中國古代思想家的共同特點，所有的言論和文字，都是針對具體的事情展開。這種方法的好處是直截了當、簡潔易懂，問題是容易被斷章取義、被各取所需。雖然王陽明有時因“物”說“心”、因“行”說“知”，有時又因“心”說“物”、因“知”說“行”，但在他那里，心和物、知和行是一個相輔相成的整體。所以，我們研究他們的思想，不能用“舉例子”的方法，而需要對他們的思想脈絡、表述特征特別是“語境”有真正的認識。

入道、揭道、傳道

王陽明對“知行合一”的體悟和闡釋，有一個認識上的演進過程，這個過程與他自己所說的“學為圣賢”或“求圣”的過程是同步的。王陽明《朱子晚年定論·序》說自己的學術(shù)經(jīng)過“三變”：“早歲業(yè)舉，溺志詞章”，后來感覺是在浪費青春；于是“稍知從事正學”，研讀以朱熹為代表的儒學著作，卻感到眾說紛紜、“茫無可入”；不得已轉(zhuǎn)而“求諸老釋”，頓覺驚喜，“以為圣人之學在此”，但將其與孔孟之說、日用之道相印證，又產(chǎn)生抵牾。迷茫之中，貶官龍場，反復思考，體悟日深：“證諸五經(jīng)四子，沛然若決江河而放諸海也。然后嘆圣人之道，坦如大路?！彼^的“龍場悟道”，就此發(fā)生：“圣人之道，吾性自足?！?/p>

這段回顧，使人們認為經(jīng)過“三變”之后的“龍場悟道”，王陽明已經(jīng)悟出了“圣人之道”。但是，令王陽明驚喜的并不是悟出了“圣人之道”的結(jié)果，而是悟出了通向“圣人之道”的“大路”、找到了打開通向“圣人之道”大門的鑰匙。所以黃宗羲認為，“龍場悟道”對于王陽明的“求圣”來說，是“始得其門”。

黃宗羲可謂真知陽明者，他認為王陽明的學術(shù)經(jīng)歷，并非王陽明自己所說的一個“三變”，而是有兩個“三變”，“龍場悟道”則是兩個“三變”之間的關節(jié)點（《明儒學案·姚江學案》）。只有把這兩個“三變”一并考察，才能理清其“求圣”的全過程。

黃宗羲說的第一個“三變”，如王陽明之所述，這是一個“悟”得其“門”的過程。王陽明從朦朦朧朧地向往著“學為圣賢”，到“得其門”“入其道”，其間經(jīng)歷了整整二十年。

黃宗羲認為，在“龍場悟道”而“得其門”后，王陽明的學術(shù)開始了第二個“三變”：一是“盡去枝葉、一意本原”，開始專注從“吾性”“吾心”中追求“圣人之道”，而不是向“心外”去追求，于是有了“知行合一”的感悟，認為知即是行、行即是知。二是到“江右以后”，悟出“圣人之道”原本就是早為先賢揭示卻被后人泯滅的“良知”二字。這樣，就為“知行合一”注入了靈魂。三是提出“良知”之后，宣稱人人心中有良知，人們只要把各自的良知發(fā)掘出來并且落實在行為上，即“致良知”，這才是真正的“知行合一”。從“龍場悟道”，到病逝于江西大庾，這第二個“三變”，也經(jīng)歷了二十年。

前后兩個“三變”，構(gòu)成了王陽明“求圣”之道的三部曲：第一，從立志“學為圣賢”，到體悟“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尋求到“入圣”的門徑。但何為圣人之“道”，卻只是有所悟，而無法用文字、語言概括出來。第二，從“龍場悟道”，到在江西揭“良知”，揭示出“圣人之道”的精義，這也是王陽明學術(shù)即“心學”的核心和真諦。第三，從揭“良知”開始，到在江西南昌、贛州、吉安等地，在紹興等處，倡導“致良知”，倡導“與民不親而親”，倡導與“愚夫愚婦”同好惡，心中有良知、滿街皆圣人。這個“三部曲”，既是王陽明通向“道”、揭示“道”、傳播“道”，即入道、揭道、傳道的過程，也是“知行合一”從提出到注入“良知”、到“致良知”的過程。

偉大的思想只有灌輸?shù)酱蟊娭校蔀榇蟊姷淖杂X行為，才是它真正價值所在。在中國歷史上，幾乎所有的思想家，從孔子到孟子，從二程到朱熹、從陸九淵到王陽明，首先都是社會活動家，他們的學術(shù)，他們的言論和主張，都是為著解決社會問題，為醫(yī)治時代弊病開具藥方。

心中有良知、行為有擔當

盡管王陽明被認為是氣節(jié)、文章、功業(yè)即立德、立言、立功“三不朽”，但黃宗羲和后來的“王學”研究者往往有意無意忽略王陽明學術(shù)過程中功業(yè)和氣節(jié)的作用?；蛟S在他們看來，王陽明的功業(yè)誰也否認不了，王陽明的氣節(jié)有目共睹，但王陽明的學術(shù)卻曾經(jīng)被視為“異端”“邪說”。更重要的是，研究者多為“文人”。所以，盡管中國古代“圣賢”的標準，是立德、立功、立言三位一體，但在王陽明的“文人”研究者那里，主要關注的只是學術(shù)、是“立言”，看重的是他從祀孔廟的榮耀。在研究中并未將其氣節(jié)、功業(yè)與學術(shù)融為一體，對于王陽明的定位，也就僅僅成了“思想家”。

這種導向的結(jié)果，是后人更多地關注王陽明的“心”而忽略“物”、關注王陽明的“知”而忽略“行”，并進而視其為“唯心”且“主觀”。但是，王陽明的學術(shù)從來就是和功業(yè)相互激發(fā)的；而學術(shù)和功業(yè)的終極動力，是氣節(jié)，是對國家、對社會的擔當，三者相輔相成，不可或缺。在王陽明的身上，他的學術(shù)即“心學”，是為立言；他的功業(yè)即實踐，是為立功；他的氣節(jié)即擔當，恰恰是立德。這才是王陽明的真“三不朽”。

當王陽明“懵懵懂懂”向往“學為圣賢”的時候，根本不知道“圣賢”為何物，但少年時代埋下的種子、少年時代萌發(fā)的志向，其實是一種為國家、為社會效力的擔當，被當時的人們稱為“氣節(jié)”。所以，在15歲時便有出居庸關考察“虜情”的行為，有向皇帝上書陳述對于邊關防務意見的動機；在刑部主事任上，敢于革除監(jiān)獄積弊、敢于處死背景深厚的罪犯；在兵部主事的任上，敢于直斥時弊，雖然因此得罪權(quán)貴，受廷杖、下詔獄，貶謫龍場，但初心不改。雖然此時王陽明尚未提出“知行合一”，但事事都在“知行合一”。

為南贛巡撫，一年之內(nèi)平息數(shù)十年之“積寇”，王陽明的功業(yè)開始走向鼎盛；接著，在四十天內(nèi)平定蓄謀已久的“叛藩”，成為明朝第三位以軍功封伯爵的文臣，王陽明一生功業(yè)達到鼎盛。正是這個時候，王陽明的學術(shù)影響也開始走向巔峰。試想，如果王陽明和之前歷任巡撫一樣，對流民束手無策，如果無法平定寧王之亂，還能理直氣壯地說“良知”，心安理得地講“知行合一”嗎？沒有功業(yè)，不影響薛瑄、胡居仁、陳獻章入孔廟，但沒有功業(yè)，卻不可能“倒逼”廟堂承認王陽明的學術(shù)。在王陽明那里，沒有不落在功業(yè)上的學術(shù)，也沒有離開學術(shù)的功業(yè)，他本身就是“知行合一”的。

在南贛平息流民之亂的過程中，王陽明提出“破山中賊易、破心中賊難”，“良知”二字呼之欲出。平定寧王叛亂之后，應對來自方方面面的流言蜚語，應對當權(quán)者的各種刁難和猜疑，是王陽明一生所遭遇的最大難題。直到此時，“良知”二字才終于被揭示出來，所以他特別強調(diào)：“某于良知之說，從百死千難中得來，非是容易見得到此?！保ā锻蹶柮魅髁曚浭斑z》）在王陽明看來，“良知”二字乃是自己一生學術(shù)的精義和真諦，這才是真正的“圣人之道”，它既在每個人的心中，“不待學而有、不待慮而得”，更是在“百死千難”的磨礪中才得以悟出。

王陽明在“百死千難”中悟出內(nèi)心深藏的“良知”，是學術(shù)和功業(yè)的相互激發(fā)，而終極動力，則來自“氣節(jié)”，來自對國家、對社會的擔當。當寧王起兵時，許多官員在觀望，唯獨王陽明公開宣稱“寧王謀反”，并起兵平叛。古人“三不朽”，首列“立德”，是有道理的。何謂“立德”？孟子說“舍生而取義”，文天祥說“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林則徐說“茍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王陽明用自己的行為給世人做出了示范：心中有良知、行為有擔當。這才是王陽明對“知行合一”的最好詮釋。在王陽明那里，“知行合一”的“知”，既是對事物的認識，更是“良知”。是非之心加擔當精神，是為“良知”。以“良知”為靈魂的“知行合一”，才是真正的“知行合一”。在王陽明身上，立德、立功、立言融為一體，不可或缺。（文/方志遠 江西師范大學教授、傳統(tǒng)社會與中國現(xiàn)代化中心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