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錚評《法國大革命前夕的圖書世界》-達恩頓：縮小的雄心

《法國大革命前夕的圖書世界》，[美]羅伯特·達恩頓著，高毅、高煜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1月版，456頁，89.80元

《法國大革命前夕的圖書世界》英文原著出版于2018年，題為A Literary Tour de France: The World of Books on the Eve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剛剛出版的中譯本只截取了副標題為書名。實際上，這本書更恰當的譯名也許應該是《環(huán)法書旅》，它講述年輕的圖書推銷員法瓦爾熱（Favarger），受雇于瑞士的納沙泰爾出版社，在1778年花了五個月時間、行程一千九百公里，進行的一次“環(huán)法”（主要在法國中部、南部）圖書推銷、業(yè)務考察之旅。作者羅伯特·達恩頓選用這個書名，顯然希望讀者聯(lián)想到已有一百多年歷史的“環(huán)法自行車賽”（Le Tour de France）。

由于從1965年起達恩頓就開始了對納沙泰爾出版社檔案的研究，半個世紀間，他的著作、文章取資于該檔案的次數實在太多了，不免給人這樣一種錯覺：《環(huán)法書旅》中所寫內容，多半與他之前的著作有重合。不過，事實并非如此。不管是《啟蒙運動的生意》，還是《法國大革命前的暢銷禁書》，涉及這段圖書推銷旅程的文字，都少到可以忽略（法瓦爾熱的名字，僅在后者的一條腳注中出現過）?！董h(huán)法書旅》不是達恩頓此前著述的一次“回鍋”，盡管它確實是他關于納沙泰爾出版社檔案的系列研究的又一塊拼圖。

《環(huán)法書旅》是新著，但該書的緣起，至少可以追溯到書出版的三十多年前。如果我做的“知識考古”沒錯的話，法瓦爾熱的旅程，第一次明確為世人所知，是借由達恩頓1984年發(fā)表的論文《探測法國大革命前圖書市場的深度》（Sounding the Literary Market in Prerevolutionary France，發(fā)表于Eighteenth-Century Studies, Vol. 17, No. 4）。在這篇文章里，達恩頓就已經將法瓦爾熱的旅程描述為“一次大型環(huán)法書旅”（an enormous literary tour de France）了。1990年，經增改合并的文章，題為《文學被遺忘了的中間人》，收入《拉莫萊特之吻》一書，關于法瓦爾熱的一節(jié)見該書英文版143-147頁——或許應該說，三十多年后出版的《環(huán)法書旅》正是這五頁內容的“加強版”。

在三十多年的時間里，達恩頓的“書籍史”思想無疑深化了許多，對具體事實的熟稔也到了如數家珍的程度。翻閱《環(huán)法書旅》，讀者最突出的感受就是，對達恩頓這位“導游”，我們幾乎可以百分之百地信賴，他具有那些最好的導游的品質：經驗豐富、體貼周到、誠實穩(wěn)重，不夸夸其談。

盡管在文化史名家中，達恩頓有暢銷作者之譽，但他的專著通常并不很容易讀。專著的行文，往往信息致密，明快的論說、清晰的判斷相對少些，讀者在應對迎面而來的大量法國舊制度時代的陌生事實前最好深吸一口氣。具體到《環(huán)法書旅》這本書，假如你是位大忙人，或是對法國書籍史僅有涉獵淺嘗的好奇而已，我建議你先讀該書的“結論”部分，然后倒回去讀正文最后一章（即第十三章），讀完這占全書百分之十五的篇幅，你大可把書放到一邊去了，因為你已經攝取了該書大概百分之八十的精髓。

冒著曲解的風險，我再把這些精髓稍加歸納。首先，納沙泰爾出版社的經營之道，是借助地處瑞士而又臨近法國的地利，從事以盜版為主體的圖書印刷生意；通過走私，這些盜版書被販售到法國各地，要規(guī)避的風險包括海關對走私的查處、王國的書報審查、出版行會的版權核查。其次，在分銷方面，出版社將與法國大小地方、資質高下懸殊的各種圖書零售商打交道，零售商的經營狀況又受到讀者興趣、競爭環(huán)境、商業(yè)能力、國家政令……等多方面因素的影響，發(fā)生像坐過山車式的升降，不是什么稀奇的事兒。出版社在回款方面壓力巨大，書發(fā)出去了，錢收不回來，也是家常便飯。第三，在銷售品種方面，納沙泰爾出版社是由利潤主導，而非理念主導的：什么賺錢，它就印什么。舊制度時期一個較為特殊的現象是，一家出版社并不只賣自家印制的書籍，也普遍通過實物交換的方式，銷售別人印刷的書，借以擴大自己的書目總數和銷售量。綜合納沙泰爾的印刷數據和零售商的反饋，我們大體可知法國大革命前夕受歡迎的圖書是哪些。也許不是很令人意外，啟蒙哲學家如盧梭、伏爾泰的著作雖然也銷售良好，但并非最受歡迎，當時最暢銷的書多是現在已被人遺忘的著作，如梅西耶的幻想小說《2440年》和德麥羅伯的帶有政治秘聞性質的《杜巴麗伯爵夫人逸事》等等（達恩頓在第十三章中分門別類地詳述和分析了當時的暢銷書，此處不贅）。

如果忙人們在精髓之外，還想知道一點舊制度時期零售書商的實態(tài)，我會建議他們選讀第八章講蒙彼利埃的書商里戈和第十章講盧丹的書商馬勒布的部分。達恩頓認為，里戈是“圖書業(yè)最優(yōu)品質的縮影：講誠信，有實力”，而馬勒布與零售書販打交道極多極密，因此我們可借他的資料一窺圖書貿易中最為隱蔽的“毛細血管”狀態(tài)。里戈其人，也可被視為當時圖書經營者的一個縮影：這些賣書人，他們不太考慮其販售的商品的精神價值和思想屬性，他們只關心——錢。里戈在致出版社的商業(yè)信函中寫道：“（圖書生意）跟珠寶生意很像——也就是說，一旦一種式樣過時了，怎么壓價都賣不掉?！保ㄖ凶g本第176頁）

我猜，不少對書籍的精神價值和思想屬性更感興趣的讀者將對《環(huán)法書旅》表示失望，因為簡單點說，這本書講的主要不是書，而是賣書，而且是沒有情懷地賣書，像賣隨便哪一種商品那樣。不過，反過來看，對這樣的讀者來說，讀《環(huán)法書旅》未嘗不可能成為另外一個向度上的“啟蒙”：讓他們見識見識，原來在書籍的生產環(huán)節(jié)、銷售環(huán)節(jié)中，書并不是什么帶有光環(huán)的東西，書的商品屬性反倒是更突出的。事實上，我讀了《環(huán)法書旅》之后最深的感慨恰恰在于，當圖書販售的利潤空間如此有限、利潤又如此不穩(wěn)定時，仍有那么多人愿意從事于此，挖空心思地要靠它賺錢，這種“產業(yè)上進心”或者干脆說是“資本主義精神”，實在是“感人”的，是使人觸動的。

達恩頓《環(huán)法書旅》的寫法，予人一種印象，其野心甚?。核坪踔粷M足于把一位圖書推銷員的一路見聞講確切，似乎只滿足于把一家出版社的經營細節(jié)寫明白，似乎只滿足于把這家出版社銷售的圖書中哪些是最受歡迎的摸清楚。達恩頓避免做更大的概括，拒絕做更廣的引申。為了滿足那些渴望得到關于大革命前思想狀況更廣泛、更一般結論的讀者，達恩頓勉為其難地在“結論”中稍稍觸及了這個話題，可你看他那份扭捏、那般欲言又止、那般顧左右而言他……為什么？因為后撤的姿態(tài)、縮小的雄心、自認無能的謙抑，正是達恩頓的驕傲所在、自信所在和尊嚴所在，也是他經過多年方法論反思后所做的一種消極反抗。簡單一點說，達恩頓認為，納沙泰爾的史料盡管是豐富的，但它畢竟是有限的，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不完整的，憑借有限的、不完整的史料，我們不可能獲得、也不應該指望比史料所能提供的更大、更廣的結論。滿足于史料所能給予的最大效力，并堅守那一界限而不逾越，是達恩頓式史家的“自慢”。

有心的讀者，也許已留意到達恩頓在《環(huán)法書旅》第十三章里寫下的兩個注釋（分別見中譯本352、355頁）。這兩個注釋針對的是英國學者編纂的數據庫“啟蒙時期歐洲的法語圖書貿易”（The French Book Trade in Enlightenment Europe），2012年達恩頓在考察該數據庫后寫了一篇長評（可網上瀏覽，網址見中譯本第355頁注釋），對英國學者利用納沙泰爾出版社的數據進行歸納、統(tǒng)計、排名的方式表示不滿，其主旨就是：對局部、有限甚至殘缺的數據做精確統(tǒng)計，并試圖由此得出普遍結論，只能是緣木求魚。達恩頓的評論和他自己的著述態(tài)度，對一小部分陷入數字人文狂熱的學者，恐怕不無警醒作用。如果說《環(huán)法書旅》這部貌不驚人的書有什么特別的意義的話，那么作者“以退為進”的史學態(tài)度，無疑是值得一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