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是貝多芬的《英雄交響曲》真正致敬的英雄？

【編者按】

1805年4月，貝多芬親自指揮的《英雄交響曲》在維也納首次公演，一舉震驚了古典音樂界。這首革命性的作品不同于任何以往的作品，以清醒的理智與爆發(fā)的情緒，奏響了英雄主義與人類手足之情的贊歌，開啟了古典音樂史上的浪漫主義時代。

在《貝多芬與〈英雄交響曲〉》一書中，英國傳記作者詹姆斯·漢密爾頓-帕特森為我們重構(gòu)了這一西方文化史上的偉大時刻，從天才音樂家的坎坷人生講起，結(jié)合作品創(chuàng)作前后的歷史背景，回溯這部偉大作品創(chuàng)作的初衷、過程和影響，并解答那個無數(shù)人曾問過的問題——它到底和拿破侖有什么關(guān)系？

本文摘編自該書，由澎湃新聞經(jīng)未讀授權(quán)發(fā)布。

在19世紀的前30年內(nèi)，浪漫主義英雄處于近乎神話般的地位，有三個人正符合這一形象：拿破侖、貝多芬和拜倫。他們?nèi)欢际怯腥毕萸夜陋毜奶觳牛藗冋J為他們過著英雄般的生活，在理想不變的情況下英勇地死去。拿破侖——這個矮小的科西嘉人于1815年滑鐵盧戰(zhàn)役戰(zhàn)敗后被流放到圣赫勒拿島，盡管如此，他創(chuàng)造的神話依舊影響著歐洲人民?！澳闷苼鍪降摹碧卣黠@然超越了拿破侖本人以及他的事業(yè)。同樣，“拜倫式”的神話也超越了拜倫本人，超越了他作為作家所取得的卓越成就、他的風(fēng)流韻事，以及1824年他為希臘對抗奧斯曼帝國時在政治上的冒險。拜倫死于這次冒險，享年36歲。

至于貝多芬，學(xué)者約翰·克拉比指出，“乍一看，（他）似乎崇拜法國大革命的繼承者——共和主義者拿破侖，鄙視身為皇帝、專制君主的國王拿破侖?！钡聦嵣希惗喾业那楦泻桶輦愐粯用?，且多年來波動很大。即使回到波恩，貝多芬也可能因為受到拿破侖的思想啟發(fā)而創(chuàng)作一段音樂，盡管這并不一定是他的計劃。眾所周知，波拿巴是解放變革推動者的化身，正是這一點吸引了貝多芬，同時也吸引了成千上萬人：歐洲人民最終擺脫了國王、王子、主教和牧師的奴役。對貝多芬來說，這才是真正的時代精神，而拿破侖恰好是這一時代精神的化身。如今，人們很容易低估這一思想對歐洲一些最偉大的思想家的影響，這種思想后來迅 速轉(zhuǎn)變?yōu)椴冒椭髁x：它導(dǎo)源于啟蒙運動，介于意識形態(tài)和英雄崇拜之間。在現(xiàn)代意義上，拿破侖的明星身份早已遠遠超越其他單純想成為明星的名人。包括康德、黑格爾、席勒、歌德在內(nèi)的許多知識分子和作家都是拿破侖的狂熱粉。

同時，僅從表面看就認為貝多芬意圖將他創(chuàng)作的《第三交響曲》獻給拿破侖，這一想法太過膚淺，因為它忽視了背后復(fù)雜、甚至相互沖突的矛盾動機。長達一個半世紀的曲目介紹讓聽眾在音樂中尋找抽象名詞的表達方式，它們包含各種預(yù)示意義，比如勝利、意志、人性、自由，甚至革命熱情，其歷史可以追溯到1789年的巴黎重大事件。尤其是“人性”一詞，這是啟蒙運動時期許多知識分子身上具有的一種與波拿巴主義有松散聯(lián)系的品質(zhì)。人們認為它象征著對人類的犧牲、服務(wù)和對社會的忠誠，而人類中最可憐的流浪兒在理論上與君主同等重要。華茲華斯在年輕時就被波拿巴主義者迷住了，他在1798年創(chuàng)作的詩歌《廷騰寺》 （Tintern Abbey）中寫下著名的這一句：“人生低柔而憂郁的樂聲”（憤世嫉俗者會注意到，在理論上為人性流淚要比在任何情況下都保持對個人的忠誠容易得多）。然而，現(xiàn)代聽眾往往很難將這些偉大的名詞與某首特定的藝術(shù)作品聯(lián)系起來，無論是一首像《序曲》（The Prelude）這樣的詩，還是一部像《英雄交響曲》這樣的交響曲，盡管貝多芬經(jīng)常思索這些詞匯。我們完全有理由將《英雄交響曲》簡單視為一首非凡的美學(xué)成就來欣賞，它真正的革命性完全是音樂方面的。但是，多了解一些關(guān)于它的拿破侖黨前身會增添很多樂趣。

沒有人比作曲家本人更清楚他新創(chuàng)作的交響曲是多么具有開創(chuàng)性意義。當(dāng)貝多芬還在計劃之時，就已經(jīng)意識到：此曲應(yīng)該先在維也納演奏，再到法國演奏。特別是考慮到第一樂章的長度，貝多芬需要確保自己對于調(diào)速和平衡問題的直覺是正確的。試奏必不可少，而洛布科維茨親王出色的私人管弦樂隊將是實現(xiàn)這一計劃的理想選擇。1803年10月22日，貝多芬的學(xué)生費迪南德·里斯再次寫信給出版商尼古拉斯·西姆羅克：“貝多芬非常想把這首交響曲獻給拿破侖。”然而，洛布科維茨親王早已用400杜克特買下了這首交響曲的版權(quán)，為期半年。這一報價如此豐厚，貝多芬實在無法拒絕。問題在于：洛布科維茨親王是一個非常愛國的奧地利人。在這種情況下，如果貝多芬依然堅持按照原計劃，把交響曲獻給拿破侖，并在扉頁突出科西嘉人的名字，他將面臨著致命的危險。

費迪南德·里斯

貝多芬非常善于做出務(wù)實的商業(yè)決定，這也是他既能明確將《英雄交響曲》獻給洛布科維茨親王，同時又保留著“波拿巴”總稱的原因。作品于1803年夏末完工，總譜于1806年10月發(fā)行。在此期間，由于受到外部政治事件的影響，奧地利人的“恐法癥”進一步加劇。例如1806年奧地利軍隊遭遇一系列慘敗，弗朗茨二世及其王室人員逃離了維也納美泉宮，而拿破侖本人于該年11月占據(jù)此地。到了那時，貝多芬最初的波拿巴主義者傾向也已消失殆盡，尤其是1804年5月，有消息傳到維也納：法蘭西自封的第一執(zhí)政官現(xiàn)在宣稱自己是皇帝。費迪南德·里斯記錄了這一著名事件：

譜寫這部交響曲時，貝多芬想到的是波拿巴，但當(dāng)時波拿巴還只是第一執(zhí)政官。那時，貝多芬對他激賞不已，比之以最偉大的羅馬執(zhí)政官。我和貝多芬的親近朋友中的不少人都看到了這首交響曲已經(jīng)抄寫成總譜，放在他的桌子上。扉頁的頂端寫著“波拿巴”幾個字，而底端寫著“路易吉·凡·貝多芬”，并無它詞。中間的空白處是否要寫字、要寫什么字，我不知道。我是第一個告訴貝多芬拿破侖稱帝這一消息的人。他勃然大怒，大喊道：“他也不過只是一個普通人！如今他也要踐踏于其他人的權(quán)利之上，放縱自己的野心。他要使自己凌駕于他人之上，成為一個暴君！” 貝多芬走到桌子旁，抓住扉頁的最上方，將其撕成兩半，然后扔到地板上。后來這一頁被重寫了，直到那時，這部交響曲才有了這個標題：《英雄交響曲》。

毫無疑問，此時幻想破滅的貝多芬會同意同時代的詩人威廉·布萊克的觀點：

史上最強勁的毒藥，來自于愷撒的桂冠。

他也認同布萊克的那句話：“我將不會推理、比較；我的工作是去創(chuàng)作?！?/p>

這次怒氣爆發(fā)之后不到一個月，洛布科維茨的宮廷管弦樂隊進行了該交響曲的首次半公開試奏。演奏地點設(shè)在一所狹長的“學(xué)院”內(nèi)，演出還包括貝多芬其他富有挑戰(zhàn)性的作品，并且經(jīng)過了長時間的令人感到筋疲力盡的排練。盡管聽眾意見不一，但總的來說還是贊賞有加。在溫暖的維也納之夜，觀眾喝得酩酊大醉，踉踉蹌蹌走出會場，很多人可能會覺得他們寧愿在相當(dāng)長的一段時間內(nèi)不再聽到新的音樂。兩個月后（即8月），貝多芬告訴出版商黑特爾，這首交響曲真正的名字是《波拿巴》。這是否意味著貝多芬在5月時對那個自封為新皇帝的怒火只不過是當(dāng)時典型的貝多芬式發(fā)怒，抑或這只是貝多芬對拿破侖態(tài)度愈加矛盾的部分體現(xiàn)呢（而且這一態(tài)度得到了許多人的認可）？

我們知道，到1803年初夏，貝多芬在維也納上德布靈創(chuàng)作這首交響曲時，他青少年時期對法國大革命的熱情已大大減弱。他不是唯一一個悲觀主義者。19世紀初，歐洲有許多人，特別是講德語的知識分子，對拿破侖和大革命后的法國進行了痛苦的重新評估。

啟蒙運動具有巨大的影響力。就其交錯復(fù)雜的含義和思想而言，人們認為貝多芬的《英雄交響曲》與當(dāng)時德國某些非音樂作品具有一些共同點，例如歌德的《浮士德》、讓·保羅的原型浪漫小說（這曾讓青年時期的舒曼入迷）、黑格爾的哲學(xué)（《精神現(xiàn)象學(xué)》中題為“絕對自由與恐怖”的章節(jié)），甚至還有卡斯帕·大衛(wèi)·弗里德里希的畫作。但是，面對拿破侖的軍事征服、務(wù)實的交易以及他的軍隊對德語區(qū)日益增長的威脅，許多德國人先前的理想主義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高漲的民族主義。到1805年，貝多芬和許多知識分子一樣（包括讓·保羅、黑格爾和卡斯帕·大衛(wèi)·弗里德里希）變得更加愛國，甚至有點反法。到1806年3月，當(dāng)《菲德利奧》的修訂版成功在維也納發(fā)行時，聽眾普遍認為這首歌劇具有反法信息。弗洛倫斯坦身處代表日耳曼世界的地牢之中，他迫切需要忠貞的萊奧諾拉拯救他，不論她是否喬裝為“菲德利奧”。

考慮到這一切，我們該如何解讀1806年10月《英雄交響曲》 最終出版時扉頁上的措辭呢？意大利文題詞上寫著“為紀念一位偉人而創(chuàng)作的英雄交響曲”，而人們幾乎總是想當(dāng)然地認為“偉人”就是拿破侖?？梢钥隙ǖ氖?，現(xiàn)存的、經(jīng)過大量修改的原手稿的扉頁上有貝多芬自己的鉛筆題詞：“寫給波拿巴”（geschrieben auf Bonaparte），盡管這本身也存在模棱兩可的地方。“auf”一詞可能只是意味著以某人的名義或以他們的榮譽做某事，也可能只是指某篇文章或某首詩歌標題中的“論（On）”——如蒙田的《論孤獨》（On Solitude）或奧登的《論周日漫步》（On Sunday Walks）。那么，貝多芬的題詞是《論拿破侖》的意思嗎？

關(guān)于“偉人”的身份，一種新的理論出現(xiàn)了，它提出一種完全不同且貌似合理的說法。當(dāng)拿破侖于1805年12月在奧斯特里茨徹底擊敗奧地利人和俄國人之后，普魯士軍隊因不管不顧地拋棄自己的盟友而受到嚴厲的批評。與普魯士國王弗雷德里克·威廉三世關(guān)系最密切的人請求他為奧斯特里茨之戰(zhàn)報仇。他們認為，普魯士軍隊應(yīng)該在德國領(lǐng)土的任何地方與自命不凡的拿破侖作戰(zhàn)。最先提出這一提議的是年輕的路易斯·費迪南德親王。 路易斯·費迪南德非常杰出。作為腓特烈大帝的侄子，他是一個揮霍無度到無可救藥的人，也是一個真正的軍事英雄。他已經(jīng)同法國人在幾次戰(zhàn)役中交手過，并因在戰(zhàn)場上無所畏懼的指揮與統(tǒng)領(lǐng)而贏得了贊譽。同時，他還是一位一流的音樂家和鋼琴家，曾師從揚·拉迪斯拉夫·杜舍克。貝多芬第一次見到費迪南德是在1796年訪問柏林的時候，就在那時，兩人成了朋友。貝多芬比路易斯·費迪南德親王大兩歲，當(dāng)時可能正處于自己鋼琴才華的巔峰時期，他認為路易斯·費迪南德甚至比胡梅爾還優(yōu)秀：言外之意是他僅次于貝多芬自己。費迪南德也是一位頗有獨創(chuàng)性的作曲家。貝多芬顯然覺得自己找到了志同道合的人。

普魯士的路易斯·費迪南德親王

音樂家路易斯·費迪南德所具有的獨創(chuàng)性，最能通過他的音樂被后代擁護的方式來衡量。他影響最大的作品也許是他的最后一部作品——《F小調(diào)鋼琴四重奏》（Op. 6, 1806）。舒曼深入研究了費迪南德親王的音樂，他的日記表明他對親王和這首曲子有著持久的興趣。他寫了一組適合四手聯(lián)彈的鋼琴變奏曲，主題來自《F小調(diào)鋼琴四重奏》，但現(xiàn)在不幸失傳。路易斯·費迪南德還對不同尋常的樂器組合進行了探索，這使舒曼獲得了靈感。例如在費迪南德的《小夜曲》（Op. 8，Notturno）中，他將鋼琴、長笛、小提琴、大提琴和兩個圓號結(jié)合在一起，而舒曼因此受到了啟發(fā)。舒曼的鋼琴家妻子克拉拉·威克參加了《F小調(diào)鋼琴四重奏》的演出，門德爾松也出席了這場演出。大家一致認為，路易斯·費迪南德作為一名作曲家而言超越了他的時代，他是一位真正的原浪漫主義者。這首曲子樂譜上的記號遠比19世紀之交人們熟知的要多得多，且更富于表現(xiàn)力：諸如富于感情的、柔和的、漸弱并漸慢的、熱情洋溢的、非常強勁的、哀傷的——這些記號大都是后來才流行起來的。直到浪漫主義時代，作曲家們才覺得他們可以自由地以安靜的音符結(jié)束他們的作品。雖然鋼琴四重奏的音樂已經(jīng)非常憂郁、令人心煩意亂，但親王依然毫不猶豫讓它淹沒（逐漸消失）在幽暗的夢幻之中，以兩個輕柔的撥弦和弦結(jié)束。對他來說，這算不上一個喜氣洋洋的古典式結(jié)尾。和舒曼一樣，浪漫主義大師弗朗茨·李斯特也被這首鋼琴四重奏深深地吸引了。1847年，他譜寫了《以普魯士費迪南德親王為主題的悲歌》（Elégie sur des motifs du Prince Ferdinand de Prusse）。

但這樣的致敬和贊譽當(dāng)時還遠遠未能實現(xiàn)。1804 年，在前往意大利的途中，路易斯·費迪南德親王與貝多芬的贊助人洛布科維茨親王在布拉格以北的拉烏尼茨（今天的魯?shù)履崴梗┏潜ね?。路易斯·費迪南德一定問過他“貝多芬最近在寫什么”。作為《英雄交響曲》的受獻對象，洛布科維茨很自豪，于是讓他的管弦樂隊演奏了這首新交響曲。在那個時候，演奏者們對這首曲子了如指掌，因為他們已經(jīng)進行了第一次演奏。聽完一遍之后，路易斯·費迪南德很激動，要求再聽一遍，洛布科維茨高興地答應(yīng)了。

第二次演奏結(jié)束后，年輕的費迪南德親王還想再聽一遍。但洛布科維茨堅持認為，在疲憊不堪的演奏者們開始第三次連續(xù)演奏整首交響樂之前，應(yīng)該讓樂隊休息一下，吃頓晚餐。目前我們還不清楚貝多芬當(dāng)時是否也在場，但他很可能在場。不管怎樣，這一插曲有力地證明了路易斯·費迪南德作為音樂家以及貝多芬仰慕者的認真勁兒。可以肯定的是，此時兩人的友誼建立起來了。至少有一次，費迪南德親王以絕對平等的方式請貝多芬喝酒、用餐，與貝多芬坐在同一張餐桌上（在那個時代，對于像貝多芬這樣邋遢的平民來說，這一舉止的失禮程度簡直不可思議）。貝多芬的《第三首鋼琴協(xié)奏曲》獻給了路易斯·費迪南德，這無疑標志著貝多芬對這位敏感而又才華卓越的親王的敬重。

與此同時，拿破侖·波拿巴又一次在奧地利大顯身手。1805年10月19日，在烏爾姆，奧地利將軍卡爾·麥克率領(lǐng)的整支軍隊都敗給了拿破侖。此后，沒有任何東西可以阻擋法國進軍中歐。法國軍隊于1805年11月占領(lǐng)維也納，一個月后，法軍在奧斯特里茨戰(zhàn)役中擊敗神圣羅馬帝國軍隊。次年（1806年）8月，在巨大的壓力下，弗朗茨二世解散了神圣羅馬帝國并退位。與此同時，貝多芬和他的朋友兼贊助人利赫諾夫斯基親王同住在位于格拉茨的城堡里（今屬捷克共和國），距離維也納150英里遠。一天晚上，利赫諾夫斯基親王讓貝多芬為一些來訪的法國軍官彈鋼琴，貝多芬斷然拒絕，聲稱他并非被人呼來喝去的奴仆。到底貝多芬是因為軍官是法國人而發(fā)火，還是說，這只是他和利赫諾夫斯基親王之間暴風(fēng)雨般變化無常關(guān)系的又一次爆發(fā)，目前尚不得而知，但這一事件迅速升級為一場亂哄哄的口角。據(jù)稱，一位名叫奧珀斯多夫的伯爵費了好大勁才阻止貝多芬把一把椅子砸到他尊貴的贊助人頭上。

利赫諾夫斯基宮，當(dāng)?shù)胤Q為赫拉德茨的格里茨白色城堡，今屬捷克共和國。

貝多芬的一份獨特手稿：《阿帕西塔塔奏鳴曲》中的一頁。從中可以看出它在貝多芬從赫拉德茨返回的潮濕旅程中為雨所淋。

貝多芬怒氣沖沖地離開城堡，乘坐運貨馬車和四輪大馬車痛苦地度過了三天，然后回到維也納，但是隨即病倒。返程期間，貝多芬及其行李箱被暴雨浸濕，在他隨身攜帶的《阿帕西塔塔奏鳴曲》（'Appassionata' Sonata）的手稿上，水漬仍清晰可見。發(fā)生在1806年秋的這一事件的重要性在于，貝多芬很有可能是在格拉茨得知了自己的朋友兼音樂伙伴路易斯·費迪南德親王已經(jīng)在幾天前，也就是10月10日的薩爾菲爾德戰(zhàn)役中喪生的這一消息。這只是一個戰(zhàn)爭初期的小規(guī)模戰(zhàn)斗，之后，法國在附近的耶拿取得了另一場壓倒性的勝利。在費迪南德親王生命的最后一晚，他演奏了朋友杜塞克的《雙鋼琴協(xié)奏曲》（Op. 63，Double Piano Concerto）。第二天，在戰(zhàn)場上，一名法國士兵命令他投降，他當(dāng)場拒絕。他的身體被刺穿，享年34歲。10月29日，《維也納日報》（Wiener Zeitung）發(fā)表了一篇悼文，宣布即將推出費迪南德親王幾乎所有音樂的致敬版。在同一期報紙上，該報還刊登了即將發(fā)行《英雄交響曲》的第一版的通知，并在扉頁上刊登了貝多芬最后的意大利文題詞。那時貝多芬已經(jīng)回到維也納，毫無疑問，他仍然對利赫諾夫斯基親王和法國軍官感到憤怒，并為他那位英勇且有才華的朋友感到悲痛。他比任何人都更能判斷音樂界的損失之大。德國音樂學(xué)家彼得·施洛伊寧提出一個理論：貝多芬在《英雄交響曲》的新題詞中所寫的“偉人”一詞根本不是指拿破 侖，而是指被拿破侖的軍隊殺死的天才音樂家和勇猛戰(zhàn)士——費迪南德親王，這樣一來，《英雄交響曲》就變成了貝多芬對德國愛國主義的音樂表達。如果是這樣的話，貝多芬永遠不可能把這件事公之于眾。因為這意味著《英雄交響曲》是在向一個比贊助人更偉大的人致敬，而贊助人曾忠誠地在經(jīng)濟上支持過貝多芬，而這可能會與《英雄交響曲》現(xiàn)有的給洛布科維茨親王的獻詞相抵觸。而且，如果把這位偉人說成是一位普魯士親王，而不是拿破侖，可能就會毀掉這首交響樂在法國主宰的歐洲進行銷售的機會。

不管真相如何，很明顯，貝多芬對拿破侖的感情像其他人一樣復(fù)雜，而且和他們一樣難以釋懷。然而，在欣賞《英雄交響曲》時，最好不要太過重視它與拿破侖之間的聯(lián)系，當(dāng)然也不要想象這位法蘭西皇帝身穿白色背心、編織外套，頭戴雙角帽，在樂譜后面若隱若現(xiàn)的身影。1821年5月，當(dāng)貝多芬得知他昔日崇敬的英雄死于圣赫勒拿島時，他的真實感受是什么，我們依然不清楚。當(dāng)被問及是否可能會為拿破侖譜寫安魂曲時，貝多芬只是回答說：“我已經(jīng)為那場災(zāi)難譜寫了合適的樂曲。”他大概指的是《英雄交響曲》的《葬禮進行曲》部分，但也可能指的是整首交響曲，抑或是他一生的作品。1824年，他對他以前的學(xué)生兼朋友卡爾·車爾尼說：“從前，我受不了拿破侖。現(xiàn)在，我的想法完全不同了?！?/p>

《貝多芬與〈英雄交響曲〉》，[英]詹姆斯·漢密爾頓-帕特森著，楊靖、楊依依譯，未讀·北京燕山出版社2020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