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謙益在歷史上是個頗具爭議的人物，近人錢基博說錢謙益“以明代文章鉅公，而冠遜清貳臣傳之首，人品自是可議”；而陳寅恪卻視之為復國英雄，對于錢氏“應恕其前此失節(jié)之愆，而嘉其后來贖罪之意，始可稱為平心之論”。那么，錢謙益是何時被帶上“貳臣”的面具的？其內(nèi)心深處是否真的降清了？我們從其若干文字中或許可以窺得其隱秘的心思。
錢謙益
乾隆的注意
錢氏文名頗盛，在清初文壇乃煊赫一時的人物。身在明、清鼎革之際，其經(jīng)歷與其他文人并無不同，不過，因清高宗乾隆的注意，錢謙益身后又卷起了一陣不小的風浪。乾隆二十六年（1761），沈德潛將其編著的《國朝詩別裁集》呈請乾隆作序，不料，卻遭到了乾隆的嚴厲斥責。沈氏在集子中將錢謙益列為國朝之首，這引起了高宗的極度反感。他在序中言：
夫居本朝而妄思前明者，亂民也，有國法存，至身為明朝達官，而甘心復事本朝者，雖一時權宜，草昧締構所不廢，要知其人，則非人類也。其詩自在，聽之可也，選以冠本朝諸人則不可，在德潛則尤不可。且詩者何？忠孝而已耳。離忠孝而言詩，吾不知其為詩也。
高宗完全從道德的角度，批評錢謙益為“非人類”，他將“忠孝”作為評詩的一種標準。乾隆于三十四年（1769）翻檢了錢謙益的《牧齋初學集》，這次卻不只是批評那么簡單了，隨即下詔禁毀錢謙益的所有著作，非但如此，在任何他人之著作中，但凡涉及或者引用錢氏文字，皆要一律銷毀。
乾隆四十一年（1775），高宗下令國史館編纂《貳臣傳》，次年對該傳的具體編排又作出了新的指示，他要求將列入《貳臣傳》的傳主，按照其行誼細分為甲、乙兩編。進入甲編的，要能“頗樹勞伐”，“屢立戰(zhàn)功，勛績并為昭著”，這些人“雖不克終于勝國，實能效忠于本朝”，而進入乙編的，這一類則是“行素不端”“進退無據(jù)”，“先授偽職，旋更投順本朝，并為清流所不齒”。在乾隆看來，這兩類人雖然皆是大節(jié)有虧，但程度不一，甲編之類，雖未能踐行“有死無二之義”，然“申國士之報，后之人無不諒其心而稱其義”，乙編之類，“非復人類”“覥顏持祿”，“毫無事跡足稱”。乾隆四十八年（1783），高宗又下令編纂《逆臣傳》，此專門為降清之后又反叛之人而設的。在以上這些標準中，錢謙益被安排進了《貳臣傳》乙編。乾隆對錢謙益等人作如此處理，無非就是想表明，道德上的忠要壓倒一切，而忠的對象當然最終要落腳到本朝，違背這個準則，其他皆無從談起。
在《貳臣傳》的記載中，錢謙益可謂“劣跡斑斑”。傳記中細致捋出他的行蹤，參與明末黨爭、與宦官為伍，經(jīng)常受到彈劾、貶職，不僅如此，在清兵南下時，錢氏先是迎降，獲得新朝之位后，又托病南歸，在江南策劃反清活動。傳后還特別羅列了清高宗分別在乾隆三十四年、四十一年、四十三年貶斥錢謙益的三道諭旨，嚴斥錢謙益“反側貪鄙”，“大節(jié)有虧，實不足齒于人類”，著作則“荒誕悖謬”，“詆毀本朝之處，不一而足”，理應在《貳臣傳》，“俾斧鉞凜然，合于《春秋》之義”。錢謙益作為“貳臣”的形象由此確立下來。
錢謙益文字中的隱秘心曲
錢氏是否真是如乾隆所判定的“貳臣”呢？我們從他著作中的一些看法來看，似乎并非完全如此，他的諸多論斷皆表達了“尊周攘夷”之論，實則隱微地表明尊明反清，亦即是說，投順清朝是其表，而遵奉明朝乃其里，錢氏在政治認同上，在明而非清。
錢謙益不獨文學，對經(jīng)學亦有一套自己的見解，且時常對“虜”“戎”“夷”“狄”問題加以討論，潛藏著隱秘的心曲。錢氏多次指出，通經(jīng)乃為了謀王體而斷國論，“誠欲使天下學者通經(jīng)學故，謀王體而斷國論，以董子、胡氏為儀也”。亦說《春秋》有折大獄，斷國論之用：
昔者漢世治《春秋》，用以折大獄，斷國論。董仲舒作《春秋決事》，比朝廷有大議，使使者就其家問之，其對皆有法。
他指出，經(jīng)學與國政之關系緊密：“是故經(jīng)學與國政，咸出于一，而天下大治。及其衰也，人異學，國異政。公卿大夫，競出其聰明才智以變亂舊章。”“經(jīng)學之不明，國論之不一，其關于存亡治亂之故，猶病之著于肌表，診視者可舉目而得之，不待醫(yī)和及緩而后知其不可為也。是可視為細故哉？”錢氏將經(jīng)學不明、國論不一，歸結于存亡治亂的因由，他甚至常常將明末的內(nèi)憂外患的國勢與經(jīng)學式微聯(lián)系起來理解，他在給復社領袖張溥之母六十壽辰所作的序文中說：
天如以命世大儒，在承明著作之庭，講道論德，離經(jīng)辨志，昌明《伐木》、《菁莪》之誼于斯世……數(shù)十年以來，持國論者，以鉤黨禁學為能事，馴至于虜寇交訌，國勢削蹙，朝廷之上，惟無通人碩儒，通經(jīng)學古，修先王《小雅》之政教，是以若此。善哉天如之壽其親也，吾有望矣。
入清之后，他亦認為明亡的陸沉板蕩之禍與經(jīng)學荒蕪相關：
宋、元以來，學者窮經(jīng)讀書，確有師承，幼而學，壯而成，老而傳端序。經(jīng)緯精詳，次第具在。宋學士之志曾魯者，如金科玉條，不可更易。世降道衰，教學偏背，煩蕪之章句，熟爛之時文，剽賊傭賃之俗學，耳食目論，浸淫熏習，而先民辨志敬業(yè)之遺法，不可以復考矣。迨其末也，世益下，學益駁，謏聞曲見，橫鶩側出，聾瞽狂易，人自為師。世所號為魁士碩儒，敢于嗤點謨誥，鐫夷經(jīng)傳大書濃抹，以典訓為戲劇。馴至于黃頭邪師，彌戾魔屬，充塞抗行，交相梟亂，而斯世遂有陸沉板蕩之禍。
錢氏在不停地反思，明季面臨“虜寇交訌，國勢削蹙”的局面，最終導致滅于異族之手的關鍵在于經(jīng)學。若細究下來，在錢氏看來，不講《春秋》大義，即是造成神州陸沉之禍的直接原因。
《春秋》是一部最講夷夏之辨、內(nèi)外之別的書，錢謙益特別著意這一點。他十分推重宋人胡安國的《春秋傳》，強調(diào)尊周攘夷，嚴夷夏之防。這絕非偶然的，錢氏既然指出通經(jīng)致用，他持有此論則是有的放矢。實際上，錢氏早年對《胡傳》并沒有較高的評價，明萬歷三十九年（1611），他在《春秋胡傳翼序》指出，胡安國對《春秋》的解釋有過度之處，并不是其所謂的“史外傳心之要典”：
康侯氏于經(jīng)術擯棄之余，潛心闡釋，會宣尼之微言，捃三傳之緒言，折衷康成、元凱、伊川諸家之渺說，匯輯成傳。其議論比勘，即不無太過，總之褒貶予奪，不離筆削宗旨，所謂史外傳心者非耶？國家以經(jīng)術取士，奉康侯如功令，句櫛字梳，幾無逗漏。第是經(jīng)旨微而約，緒博而該。經(jīng)生家童習白紛，涉其涯異，甚有不如《大全》為何種書者。
崇禎六年（1633）六月，他在給鄒德溥的《春秋匡解序》中說：
有宋之立國，不減于漢。自王氏之新學與新法并行，首絀《春秋》。以伸其三不足畏之說，遂馴致戎狄亂華之禍，沒世而不復振……國家用胡氏《春秋》設科，垂三百年。而鄒氏之書傳諸其祖父，至今百余年，舉子傳習之不變。雖漢世儒者仞其師說，未有以過也。班固不云乎？士食舊德之名氏，工用高曾之規(guī)矩。國家重熙累洽，考文稽古之盛，觀于胡氏、鄒氏之學，可謂信而有征矣。
崇禎十一年（1638）七月，他在給劉永年的《左匯序》中接著說：
自荊舒之新學行，以《春秋》為腐爛朝報，橫肆其三不足之說，而神州陸沉之禍，有甚于典午。流禍浸淫，迄于今未艾。居今之世，明《春秋》之大義，闡定、哀之微詞，上醫(yī)醫(yī)國，此亦對癥之良劑。
錢氏的兩段文字都在指斥王安石行新學，貶斥《春秋》，倡“三不足”之說，以至于“戎狄亂華之禍”“神州陸沉之禍”，世道衰遲，將宋亡于異族歸咎于此。錢氏對王安石屢存譏議，卻對胡安國頗加稱賞，以為其“信而有征”。他在給吳希哲的《麟旨明微序》中繼續(xù)說：
胡文定生當南渡之時，懲荊舒之新學，閔靖康之遺禍，敷陳進御，拳拳以君臣、夷夏之大義，摩切人主。祖、宗驅斥胡元，復函夏之舊?！洞呵铩穫鹘?，斷以文定為準。蓋三百年持世之書，非尋行數(shù)墨，以解詁為能事而已也……有如文定，搘柱新說，掃蕩和議，卓然以其言持世者乎？
胡安國的《春秋傳》在元代立為官學，明朝繼續(xù)懸為功令，成為《春秋》科考的經(jīng)目。錢氏認為，胡安國生逢南渡之時，對王安石新學有所矯正，其申發(fā)君臣、夷夏大義，乃“三百年持世之書”，不能以解詁的方式來理解，對于“搘柱新說，掃蕩和議”皆有意義。順治十三年（1656），錢謙益在《與嚴開正書》中說：
仆家世授《春秋》，兒時習《胡傳》，粗通句讀則已，多所擬議，而未敢明言，長而深究源委，知其為經(jīng)筵進講，箴砭國論之書。國初與張洽傳并行，已而獨行胡氏者，則以其尊周攘夷，發(fā)抒華夏之氣，用以斡持世運，鋪張金、元以來驅除掃犁之局，而非以為經(jīng)義當如是也。
入清后，他依然推重胡安國《春秋傳》所表達的“尊周攘夷，發(fā)抒華夏之氣”之義，可以“用以斡持世運”，而不可以經(jīng)義觀之。
反滿與抗清
胡安國乃完全站在理學家的立場，將《春秋》作為“傳心之要典”，申發(fā)尊王攘夷大義，錢氏早年即持批評的態(tài)度，而后來卻得到他的屢次稱賞，這是何故？他對《胡傳》中“攘夷”的態(tài)度，前后有如此大的轉變，我們將他寫這三篇文章的時期作一番分析，便清楚其中的原委了。
《春秋胡傳翼序》《春秋匡解序》《麟旨明微序》分別寫于萬歷三十九年（1611）、崇禎六年（1633）、崇禎十四（1641）年略早之前。萬歷二十九年（1611），清人的威脅并沒有降臨，故《胡傳》對錢謙益而言，其中的“攘夷”主張并沒有什么特別的吸引力。而等到崇禎六年（1633）之后，錢謙益稱賞胡安國《春秋傳》，表達夷夏之防，尊周攘夷的觀念，與清兵屢屢南犯、明朝國勢日蹙這一時政背景有關。崇禎初年，清兵屢次來犯，明朝國勢愈發(fā)嚴峻。崇禎二年（1629），皇太極率后金十萬精兵，繞道蒙古，由喜峰口攻陷遵化，直逼明朝京師，兵臨北京城下，京師戒嚴。崇禎四年（1631），后金兵圍大凌河城，明軍慘敗。崇禎九年（1636），皇太極稱帝，改國號為大清，隨即派兵自喜峰口入關，進犯京師。崇禎十一年（1638），清軍再次入侵，直逼京師，京師戒嚴。崇禎十二年（1639），清兵進犯濟南，隨即與明軍在松錦展開激戰(zhàn)。他在序中所言的“戎狄亂華之禍”“神州陸沉之禍”，即是清人在崇禎時期的南犯之事。
《與嚴開正書》寫于順治十三年（1656），彼時，滿人已入主中原多年，他在信中再次提及胡安國《春秋》的尊周攘夷、華夏之氣，亦隱含著對清人這一異族的抵觸情緒，猶然以夷狄視之，與其參與反清、抗清之事若合符節(jié)。明朝亡后，他雖一度降清，但后來又曾多次參與反清、抗清活動。順治四年（1647），他因參與山東起兵之事，遭到清廷逮捕，在柳如是的斡旋之下，乃得獲釋。順治五年（1648），黃毓祺海上起兵失敗被捕，錢氏曾留宿其家，并許資助招兵，亦遭逮捕。順治六年（1649），錢謙益以“楸秤三局”為比，寄書瞿式耜，支持其反清之舉。順治七年（1650）至順治十三年（1656），錢謙益曾三次勸說馬進寶反清，皆未果。順治十六年（1659），鄭成功發(fā)起第三次進攻長江的軍事行動，遭到失敗，錢氏仿杜甫《秋興八首》作《后秋興八首》，以詩來表達對鄭氏的聲援。
無論是親自參與，還是詩文中隱秘地參與，錢氏一系列的抗清、反清的政治行動都與其持守的“夷夏之防”觀念緊密相關的。昆廷·斯金納（Quentin Skinner）曾指出：“在解釋文本時，最富有成果的方法不是專注于作者確認了什么信念，而是把作者看作是在介入不斷進行的社會辯論之中。”錢謙益屢言的“尊周攘夷”不是空穴來風，亦好似處在“社會辯論”之中，只不過其辯論的對象不是某個特定的人，而是整個清朝。
鄂公網(wǎng)安備 42010302001612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