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陽明的心學，你讀懂了嗎？

本文摘自《王陽明與明末儒學》 【日】岡田武彥 著 吳光 錢明 屠承先 譯 錢明 校譯，重慶出版社，2016年12月

由理性主義到抒情主義：陽明心學誕生的時代背景

有明一代，由于庶民文化的興起，整個社會的精神文化與宋代相比，出現(xiàn)了巨大的變化。

宋代的精神文化，是理性的，其中充滿著精深嚴肅的風氣。實質上，這是因為宋人有在人的生命中樹立高遠理想的強烈愿望，因此堅持了純粹性和客觀性。以朱子學為樞軸的所謂宋學，就是從這種風潮中發(fā)生、成長起來的。

然而明人認為，這種理想主義的東西不但與生生不息的人類的生命相游離，而且與人類在自然性情中追求充滿生機的生命的愿望相背離，因此，明人去追求那種情感豐富的、生意盎然的、感情的東西就成為很自然的事情了。以王學（陽明學）為軸心的明學，就是在這樣的風潮中發(fā)生、成長起來。

宋代的精神文化，在內(nèi)在的知思方面，應該說是有其特色的。這只要看一看在畫山水時善于留白的馬遠、夏珪的畫作，以及用靜穆嚴正的眼光凝神幽遠彼方的徽宗皇帝的禽鳥畫，就容易理解了。這類繪畫，與表現(xiàn)情趣相比，可以說更加嘗試著表現(xiàn)自己的主觀性和哲理性的東西。即使在畫很小的花卉時，也不流于裝飾。

實質上，這無非是要拋棄外表的華美，即多彩而復雜的裝飾之美，而表現(xiàn)內(nèi)在的心靈深處。這種傾向，只要看一下宋代的白瓷、青瓷、青白瓷等也就容易察知了①。

至于明代，宋代內(nèi)在的、知思的傾向變得淡薄，而逐漸轉移到外在的、抒情的東西。即使從瓷器來看，在明瓷中已看不到宋瓷中那種理智的、嚴肅的造型之追求。明瓷的姿態(tài)是自然的，看不到做作的痕跡。此外，明瓷還把構思轉向濃墨豐潤的藍釉瓷器和紅釉瓷器之類富有情趣和裝飾性的東西上，而且其筆法暢達，表現(xiàn)手法自由而飄逸奔放。若將明代萬歷的紅瓷、天啟的藍瓷和宋代的白瓷、青瓷、青白瓷加以比較的話，兩者的不同一目了然。

宋明兩代的精神文化為什么會存在上述那些差異呢？原因雖是多方面的，但其中很重要的一個原因，是兩代文化的承載者的階層不同。

宋代的精神文化是適應官僚知識階級的情趣的，而明代的精神文化則是適應平民階級的情趣的。從宋末到元初，因為知識階層大多下野而棲居于草莽之間，因此，被官僚知識階級發(fā)展、保存下來的精神文化，也漸漸發(fā)生了適應平民階級趣向的變化。這又成為促進庶民文化勃興的一個原因。而且，建立元朝的蒙古族是北方游牧民族，因此，正如眾所周知的那樣，前所未見的庶民文化在這個時代興起了。

繼元朝滅亡而再生的明朝雖然是漢族朝廷，但庶民文化卻依然繁榮。明中葉以后，和日本的江戶時代一樣，與海外貿(mào)易相結合的庶民的經(jīng)濟生活水平不斷提高，終于開出了絢麗的庶民文化之花。其結果是，適應官僚知識階級的理性的精神文化衰頹，而適應平民階級的抒情的精神文化隆盛了。

聯(lián)結王陽明與陸九淵的儒者是陳獻章還是婁諒？

陽明心學是以陸學為先驅的。陸象山（陸九淵）心學，據(jù)他自己說是讀《孟子》后而自得的。至于陽明心學的先驅，是吳康齋及其門人婁諒（婁一齋），還是陳獻章（陳白沙），一直有爭論。

黃宗羲說：有明之學至白沙始入精微，至陽明而后大。白沙揭“端倪”而陽明倡“良知”。“端倪”在思想方法上雖可看作為“良知”，只是白沙以“靜中養(yǎng)出端倪”為旨，而陽明則以良知的擴充向上或發(fā)用流行為要，兩者之間有靜動之別。

陳白沙與陽明之學最為相近，為什么陽明不語及白沙？人們一般認為，陳、王兩學之間有某種斷裂。在陽明看來，以主靜為宗的陳學并未失去其特有的魅力。而對白沙的情況，陽明還是了如指掌的。他的講友湛甘泉是白沙高徒，張楊園的《近古錄》卷三有如下記載：

王文成公守仁養(yǎng)疴陽明洞時（31歲），與一布衣許璋者朝夕相會，取其資益云。璋上虞人，醇質苦行，潛心性命之學，其于世味泊如也。嘗躡屩走嶺南，訪白沙陳先生?！肮示谔煳?、地理、兵法、奇門九道之學。先生后擒逆濠多得其力。成功歸，贈以金帛，不受。先生每乘筍輿訪之山中，菜羹麥飯，信宿不厭。沒后，先生題其墓……

據(jù)此，陽明通過許璋而再次了解白沙的事該是確實的吧！況且，在陽明友人中也有白沙門人楊景端。再說，即使在思想上，也不是不能看出陳、王之間的聯(lián)系。

在考察陽明之學時，還不能忽視白沙同門婁一齋。一齋與陽明的關系眾所周知，在《陽明年譜》中有簡單記載。據(jù)《年譜》所記，十七歲的陽明在廣信拜謁一齋，正是他不斷認識到心學重要性的時候，始聞宋儒格物之學。一齋教導他說：圣人必勤于為學。這話被深深地銘刻在陽明心中。

一齋的心學與其師吳康齋之學有關聯(lián)?？谍S在江西儒者當中，是既篤信朱子學，又持有陸學傾向的儒者。一齋也是江西的儒者，而當時在江西卻存在著如前所述的陸學余脈。所以，把一齋作為中介，就能追溯陽明與象山心學之間的基本聯(lián)系。

王陽明思想歷程中的“學三變”

弘治五年（1492年），二十歲的陽明遵循“眾物之中必有表里精粗，一草一木皆涵至理”的朱子格物窮理說，因見家中庭前之竹，為窮其理而沉思數(shù)日，結果因此致病，終于不得已而棄此念頭。如此格物窮理，就像陸桴亭所說的，類似于禪的竹篾話頭，自然是不符合朱子本旨的。

弘治十五年，三十歲的王陽明正出入于佛老二氏之學。那年，他在浙江紹興的陽明洞養(yǎng)病，雖然總想要盡量遠離俗世，但是終究未能斷絕親情之念。這時，他忽然領悟到，如果能像佛老那樣斷絕塵念，就會斷滅種性，于是他便轉向了儒教。陽明向儒教的轉變，據(jù)說是以孝之念為動機的，這也許是形成其心學面向的一個契機吧！

陽明最初倡明圣學而給弟子講學，是在弘治十八年三十四歲時，那時，他正滯留京師。由于當時學者都致力于詞章記誦之學，不知有“求諸己”的真切體認之學，所以陽明首先以必須確立成圣之志作為教學的準則，并對詞章記誦之學做了批判。然而在格物致知方面，陽明似乎仍未超脫外求之域。

陽明體悟到“圣人之道，吾性自足”，是正德三年三十七歲時的事，因為當時他在貴州龍場，故而史稱“龍場悟道”。佐藤一齋說，陽明由此始悟圣人之道。簡言之，“龍場悟道”無非是對“心即理”說的體悟。體悟后，陽明又求證于己所默記的《五經(jīng)》，結果莫不相吻合，因而著《五經(jīng)臆說》（參見《陽明年譜》）。在《五經(jīng)臆說》的序文（《王文成公全書》卷22）中，陽明強調圣人之道是各人的心得，并說：“《五經(jīng)》者圣人之學具焉。然自其已聞者而言之，其于道也，亦筌與糟粕耳?！庇终f：“嗚呼！觀吾之說而不得其心，以為是亦筌與糟粕也，從而求魚與醪焉，則失之矣夫！”

陽明在龍場悟道的次年，始倡“知行合一”論，并向諸生講解此論（參見《陽明年譜》），此后，陽明心學的特色才得以發(fā)揮。

據(jù)《年譜》記載，陽明論朱陸同歸是在正德六年四十歲時，他與持道問學和尊德性而論朱陸是非者相反，認為朱子以道問學為主是為了救正學者的躐等妄行之弊，而陸子以尊德性為主則是為了救正學者的陷空支離之弊，況且，朱子也是以尊德性為要，而陸子也是以道問學為要的。所以，他斥責了那種所謂朱陸是非之論。正德十三年，四十九歲的陽明寫下《朱子晚年定論》，這也正好說明了他所謂“朱陸同歸”的微旨。陽明晚年由于提倡致良知說而不言朱陸同歸。因為他很早就以心學為宗，所以本來就應該從此開始而倡導揚陸貶朱，但當初卻壓抑住這種傾向而特意提出朱陸同歸論，這也許是因為其心中有鄉(xiāng)愿媚世之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