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構三千多年前的漢語的語言特征,不僅僅是為了滿足歷史語言學家的好奇心,事實上,它更是解讀中華文明基本典籍的鎖鑰。希臘或羅馬的古文獻因為是用拼音文字寫下來的,辨識其中的詞比較容易,研究者不必過分擔心它們的實際發(fā)音就可以開始解析文本。但在閱讀早期漢語文獻時,古文字讀音的重構通常對最初的離經(jīng)辨志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這是數(shù)百年來中國學者公認的事實。
什么是上古漢語?
我們用廣義的“上古漢語”(Old Chinese)來指公元前221年秦統(tǒng)一中國之前各種形式的漢語。漢語最早的文字記錄起源于約公元前1250年(商代晚期,周克商于公元前1045年)刻在獸骨和龜甲上的甲骨文,所以我們討論的也就是這一千年里的漢語。很明顯,在這樣廣闊的時空跨度下,當時應該有很多不同形式的漢語。原則上,我們希望重構這段時間內(nèi)漢語整體的歷史,包括它所有的復雜性,但是我們可以肯定的是,這些語言信息中有很多已經(jīng)不可挽回地丟失了。
不過一個有益的出發(fā)點是,盡可能重構所有已證實的語言形式的共同祖先。后世的方言可以說是從這一共同祖先演變而來。雖然我們沒法確定,但是似乎包括甲骨文、金文和最早的經(jīng)典文獻在 內(nèi)的早期文本,也和這一共同祖先相差不遠。歷史語言學中一般將已證實的語言(如拉丁語、希臘語、梵語)和必須構擬的語言(如原始日耳曼語、原始印歐語)區(qū)分開來。從某種意義上說,上古漢語是可證實的,因為文獻中有大量的書證。但因為上古漢語文字系統(tǒng)的性質(zhì),為了解析這些文本,我們必須重構它的音系和其他語言特征。這是因為早期漢字系統(tǒng)的最重要原則是用代表一個詞的字符去記錄別的讀音相近的詞(有時還添加其他部件)。因此對于上古時期的文本而言,沒有拼音文字的便利,要確定文本中用的是哪個詞,我們就必須弄清楚在文本寫成時期哪些詞是 讀音相近的。而由于最早的漢語文獻所記錄的語言,看上去和所有已證實的漢語方言的共同祖先很接近,現(xiàn)階段我們很難對上古漢語和原始漢語(Proto-Chinese=Proto-Sinitic)作出有意義的區(qū)分。 為了方便起見,我們用狹義的“上古漢語”來指根據(jù)現(xiàn)有證據(jù)構擬的最早期的漢語,并且我們認為來自任何漢語族語言的證據(jù)(包括借入其他語言的漢語借詞)都有助于我們的構擬。
上古音構擬的傳統(tǒng)方法
重構上古音最重要的早期工作是清代(1644—1911)學者完成的。他們把辨析古音作為語文學的工具,用來解析形成于上古時期的經(jīng)典文獻。他們用押韻和諧聲來辨識經(jīng)典流傳過程中造成的文本錯亂或文字訛誤。
瑞典漢學家高本漢(Bernhard Karlgren,1899–1978)結(jié)合清代學者的成果、字母標音法以及當時他自己的一些語言學方法,建立了一個上古音的構擬體系[他稱之為“Archaic Chinese”;高本漢(Karlgren 1954)中做了總結(jié)],他主要用三種證據(jù):
1. 早期詩歌中的韻文,特別是中國最早的詩歌總集《詩經(jīng)》;
2. 漢字中的諧聲聲符;
3. 中古漢語(高本漢稱“Ancient Chinese”)讀音的具體信息保存在《切韻》(成書于601年)和類似韻書以及其他書面材料中,如陸德明(550?-630)的《經(jīng)典釋文》(簡稱JDSW),其中包含對經(jīng)典文字音義的解釋。
高本漢的方法后來成為了傳統(tǒng),他提出的上古漢語讀音既符合以 上這三種證據(jù),又(在某種程度上)符合自然語言。 白一平的《上古音手冊》(A Handbook of Old Chinese Phonology,1992)就繼承了這一傳統(tǒng)。這一傳統(tǒng)方法已經(jīng)取得了重要的成果,但是也存在一些局限:
1、中文文獻以外的證據(jù)(即現(xiàn)代方言的口語材料和其他語言中的 早期漢語借詞)很大程度上被忽略了。
2、多數(shù)研究者倚重清代小學家對《詩經(jīng)》押韻的傳統(tǒng)分析,而不是直接分析韻文證據(jù)本身。
3、大部分對諧聲聲符的分析,不是基于實際使用的先秦文字,而是用漢代(公元前206-公元220)以來的標準文字,或者是用許慎完成于公元100年、以分析秦篆為主的《說文解字》。這樣的做法很明顯是時代錯亂的。
4、上古漢語多被看作是一個同質(zhì)的、共時的系統(tǒng);很少關注上古時期語言的變化。
5、主要精力集中在語音的構擬,而較少注意構擬形式的形態(tài)或句法、語義屬性。
一種更全面的方法
我們的新構擬還是依靠傳統(tǒng)構擬所使用的三種證據(jù)。但最近的一些進展使我們得以運用一種更全面的方法:現(xiàn)代方言——尤其是那些可能承載更多有關上古漢語信息的方言,比如福建及其周邊的閩方言——現(xiàn)在的文獻記錄比過去要好得多,因此我們不必甚至不應該像高本漢那樣,只依靠中古漢語的書面材料來替代上古漢語后來的語言形式。
我們也有了對侗臺語族(Kra-Dai)、苗瑤語族、藏緬語族、越語族方面更好的調(diào)查和研究,這些語言中保留了借自漢語的早期借詞。這些借詞常常為我們提供了從現(xiàn)代方言和中古漢語書面材料很難或根本不可能得到的語言信息,而這些信息是構擬上古漢語時應該考慮的。這些借詞往往為我們提供了在現(xiàn)代方言和中古漢語書面材料中很難或根本不可能得到的語言信息,而這些信息是構擬上古漢語時應該考慮的。
另外一個新近的進展是中國激動人心的考古發(fā)掘了一大批先秦時期的出土文獻。這些用統(tǒng)一和標準化之前的文字抄寫的文本,不但出土數(shù)量日益增多,而且內(nèi)容豐富,特別是湖北出土的郭店楚簡和20世紀90年代上海博物館收藏的戰(zhàn)國竹書。以前出土的先秦時期文字材料內(nèi)容有限,而且比較程式化,如商代的甲骨文和商周青銅禮器上的金文。多數(shù)常用詞都不見于這些材料,因此高本漢倚重稍后的標準文字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最近出土的簡帛寫本,內(nèi)容豐富多樣,包括哲學、歷史、神話、法律、占卜、醫(yī)藥等多個領域。這些資料中有一部分也見于傳世文獻,但多數(shù)是聞所未聞或以前僅知其名而不見其實的。此外,這些文本中有很多字形是前所未見的,為我們提供了構擬先秦讀音的寶貴證據(jù)。相比之下,很多秦漢以來使用的標準文字,卻完全不反映上古漢語的語音。
楚國竹簡
我們也認為上古漢語的構擬已經(jīng)發(fā)展到可以有效利用內(nèi)部構擬方法來重現(xiàn)上古漢語的形態(tài)。 高本漢在他1933年的文章《漢語中的詞族》(“Word families in Chinese”)中已經(jīng)為此打下一些基礎。 他把音義相近的詞放在一起,作為判定它們的詞根和形態(tài)變化過程的初步工作。但是他在古音構擬方面的局限,限制了他對有關規(guī)律的辨識。改善后的古音構擬,加上方言以及早期借詞的證據(jù),使我們現(xiàn)在可以更精準地辨識形態(tài)變化的過程。
最后,使用更趨完善的古音構擬,能更好地理解早期文本中一些關于早期漢語及其方言變體的或明或暗的信息。
語言構擬的性質(zhì)
我們把語言構擬看作是對一種或多種語言的較早階段進行推論,這種推論是通過提出假設,然后進行實際驗證。音系的構擬常常是最基本的工作,尤其在研究的初期,因為對音系的了解是理解其他語言結(jié)構的前提。但是原則上我們的目標是構擬一種語言的所有,包括所有詞匯的語法及語義特征,而不僅僅是它們的讀音。
這些目標看上去不可能做到,并且有時候的確不可能做到。從原則上說,我們怎樣能獲得對一種死語言,或者是一批死語言的認識呢?關于如何重構語言史,存在兩種截然不同的觀點。按照一種傳統(tǒng)的看法,歷史語言學家手上有某些科學的方法,如果正確運用的話,可以產(chǎn)生可靠的結(jié)果,萬無一失。正確使用這些方法所得到的結(jié)論,就可以被看作是“證實”了(依照這種看法,如果兩位學者得出不同的結(jié)論,那至少其中一位是用錯了方法)。而且按照這種觀點,研究者只能是一分材料說一分話,不能多說;討論那些未觀察到的現(xiàn)象是不科學的。
雖然很難說有任何人曾把這種方法自始至終貫徹到底,但是構擬的過程有時就是如此:某些結(jié)論說是被“證實”了,而且研究者之間的不同觀點可歸結(jié)于這方或那方的不合理操作。我們這里采用的是另外一種對于科學研究的看法,那就是假設-演繹(hypothetico-deductive)法,如邁爾(Mayr 1982:28–29)所描述的。在我們看來,語言的構擬是對一種語言的歷史所作的一系列假設。假設并不僅僅是對觀察到的現(xiàn)象的概括,更重要的是,它們一面基于已有的觀察,另一面也對未來的觀察提出可驗證的預測。這就是該方法的演繹部分。假設不能被證實,但是根據(jù)它們推演出來的預測,是可以被檢驗的。如果它們的預測是錯的,那就說明假設是有問題的;在這樣的情況下, 科學家就要修正或替換原來的假設。
這一假設-演繹法最有名的用例是1919年5月29日的日食。 這次日食為比較牛頓物理學和愛因斯坦的廣義相對論提供了一個很好的機會。在這之前,牛頓對古典物理學定律的歸納是深得人心的,大多數(shù)人可能會說它們就是被“科學地證實”了的。但是牛頓和愛因斯坦的理論,對光在被巨大的物體(如太陽)影響時應該怎樣彎曲作出了不同的預測,而1919年的全日食正好為驗證這些預測提供了機會。 結(jié)果是愛因斯坦的理論比牛頓的理論更符合觀測到的現(xiàn)象。
這樣,語言的構擬不僅僅是對所觀察到的事實的總結(jié),更是關于語言實際的一系列假設。這些假設與觀察到的事實大致符合,但同時也能預測還沒有看到的事實。我們的上古漢語構擬預測:在新發(fā)現(xiàn)的或還未經(jīng)仔細分析的文本中,會或者不會押什么樣的韻;上古時期寫本中的某詞,會或者不會被寫成什么樣子;在漢語方言或其他語言的漢語借詞中,會或者不會找到怎樣的發(fā)音。 因此,我們的構擬也會被已有的或是新發(fā)現(xiàn)的證據(jù)證偽。因此只要有新材料不斷涌現(xiàn),構擬的工作就永遠沒個完。很遺憾英語“reconstruct”這個動詞似乎屬于澤諾·萬德勒所謂的“完成式動詞”(accomplishment verbs),即暗含著一個過程和一個終點.對于完成式動詞(更確切地說是動詞短語)如“run a mile”,我們可以問“How long did it take you to run a mile?”完成式動詞與“活動式動詞”(activity verbs)不同。對于活動式動詞如“run”(跑步),正常的問話是“How long did you run?”,但是我們不會說“How long did it take you to run”(除非你已經(jīng)預設了一個終點,如某人每天跑一定的距離)。對于“reconstruct”(構擬)來說,“How long did it take you to reconstruct Old Chinese? (構擬上古漢語花了你多少時間?),這聽起來是一句正常的話,因此“構擬上古漢語”似乎可以被看作是一個完成式動詞。事實上,高本漢好像就是這么認為的,他1940年出版《漢文典》(Grammata serica)時,大概認為他完成了上古漢語的構擬。
但是我們認為,這樣理解構擬的過程是容易引起誤解的。 上古漢語的一些信息已經(jīng)不可挽回地丟失了,構擬上古漢語的過程永遠不可能完成。同時隨著更多證據(jù)的出現(xiàn),更多人來研究,現(xiàn)在的構擬就一定會需要修正。我們相信我們所構擬的基本假設是足夠穩(wěn)固了的,因此現(xiàn)在可以公布我們的結(jié)果。我們把構擬的結(jié)果放在一個公開的網(wǎng)站上,這樣,有了新材料或新主張時就可以作必要的修正。值得強調(diào)的是,我們的假設應該能預測哪些現(xiàn)象是將來會觀察得到的,但同樣重要的是,也應該能預測哪些現(xiàn)象是不可能觀察得到的。如果碰到構擬系統(tǒng)不能解釋的實例,一般總是可以臨時提出一些特設的修改來解釋這些例外。但如果一個構擬系統(tǒng)能符合所有可以想象得到的現(xiàn)象,如果它什么都能解釋,它也就沒有預測力了。有時與其馬上提出特設的修改,還不如等到能找出比較合理的解釋方法。
我們構擬上古漢語的方法
我們最終的目的不只是構擬狹義的上古漢語,而且是構擬所有一切我們所能構擬的先秦語言史。 早期的語音系統(tǒng)是什么?它是怎么演變的?有哪些形態(tài)變化?有哪些方言差異?這些方言又是怎樣發(fā)展的?每個詞的語義和語法屬性是怎樣演變的?當時的漢語與哪些語言有接觸?這樣的接觸在語言上產(chǎn)生了什么結(jié)果?漢語的語言史和說漢語的人的歷史之間又是什么樣的關聯(lián)?為了回答這些問題,我們認為所有可能用到的證據(jù)都應該用上,不僅僅是上面所說的傳統(tǒng)的三種證據(jù)。
(本文節(jié)選自《上古漢語新構擬》,[美]白一平、[法]沙加爾著,來國龍、鄭偉、王弘治譯,上海教育出版社2021年1月出版。本書介紹的白-沙上古漢語新構擬,是白一平和沙加爾對上古漢語的音系、形態(tài)和詞匯較為全面的語言學構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