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帝國代理人》：奧斯曼盛衰原因論

《帝國代理人：16世紀地中海世界的騎士、海盜、耶穌會士與間諜》，[英]諾埃爾·馬爾科姆著，余福海譯，文匯出版社2021年2月出版，584頁，128.00元

法國啟蒙思想家孟德斯鳩在《羅馬盛衰原因論》（1734）中指出：羅馬的盛衰是政治制度和人民風俗共同作用的結果。不同于這種宏觀的史學研究，英國當代著名歷史學家、牛津大學萬靈學院高級研究員諾埃爾·馬爾科姆爵士（Sir Noel Malcolm）近著《帝國代理人：16世紀地中海世界的騎士、海盜、耶穌會士與間諜》（余福海譯，文匯出版社，2021年。以下引文僅標頁碼）采取的則是“微觀史學”視角。自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這類聚焦于個別歷史人物/事件進行深入挖掘的研究方法在史學界一度頗受質疑——美國歷史學家伯納德·貝林（Bernard Bailyn）譏諷“與其說它闡明了歷史，不如說遮蔽了歷史”，因為它會造成“見木不見林”的錯覺。

但馬爾科姆這部典型的“學院派”著述卻別開生面。作者選取奧斯曼帝國領地阿爾巴尼亞為切入點——這里是本書主角之一、“帝國代理人”安東尼奧·布魯?shù)俚募亦l(xiāng)。作為兩大敵對帝國——威尼斯帝國和奧斯曼帝國之間的代理（或中介），安東尼奧·布魯?shù)偌仁巧倘擞质峭饨还伲ㄔS多時候還充當宗教沖突以及海盜贖金談判的“調解人”）。憑借過人的外語能力和行政手腕，他和他的家族長期負責督辦帝國至關重要的谷物貿易，同時經營基督教世界-奧斯曼帝國之間復雜的裙帶關系和社交網絡，在這個“充滿跨境聯(lián)系，私人之間的信任可以輕易勝過官方敵意”的世界混得風生水起——在很大程度上也顛覆了世人對文藝復興時期兩種文明（基督教/伊斯蘭教）存在截然分野的傳統(tǒng)認知。

在關于文藝復興的西方主流話語體系中，一般認為這場思想文化運動始于十四世紀意大利的佛羅倫薩，終于十六世紀都鐸王朝的英格蘭——跟阿爾巴尼亞或巴爾干半島乃至奧斯曼帝國，可以說毫無關聯(lián)；馬爾科姆則認為事實并非如此。自希臘羅馬時代開始，西方人一向信奉歷史乃是由勝利者所書寫：希臘羅馬文化遺產明明是由伊斯蘭教徒和基督徒共同繼承，但見諸史冊的唯有后者。史學家以所謂“來自底層的歷史”（即失敗者的歷史）來挑戰(zhàn)勝利者的歷史，無疑需要極大的膽識和勇氣。中世紀晚期以來，阿爾巴尼亞正可謂是歷史的“失敗者”，也因此幾乎被世人遺忘。說是“幾乎”，因為的確有人戀戀不忘：一戰(zhàn)期間，意大利同意參戰(zhàn)，前提是戰(zhàn)后對于阿爾巴尼亞的領土要求；二戰(zhàn)期間，墨索里尼冒天下之大不韙，悍然入侵阿爾巴尼亞，口號則是“恢復威尼斯帝國昔日的版圖”——可見歷史影響之深遠。

夾雜在奧斯曼和威尼斯兩大帝國之間的阿爾巴尼亞盡管飽受欺凌，但其中不乏佼佼者如布呂尼家族和布魯?shù)偌易澹趭A縫中行走而游刃有余?！安紖文峒易搴筒剪?shù)偌易逶谡Z言和文化上是真正的兩棲動物。這對他們在更廣闊的地中海世界取得成功必不可少?！保?5頁）布呂尼家族培養(yǎng)出的人才包括一位天主教大主教、勒班陀戰(zhàn)役中教宗旗艦的一位艦長（受封為騎士）、可自由出入帝國宮廷的一名高級翻譯官（此人還是潛伏在君士坦丁堡的西班牙間諜網成員，后來又成為摩爾達維亞的首席大臣），以及著名耶穌會士加斯帕羅·布呂尼——這位馬耳他騎士團成員曾同時效忠于威尼斯總督、羅馬教宗以及西班牙國王，風頭一時無兩。而布魯?shù)偌易逡膊诲囟嘧?，其杰出代表安東尼奧·布魯?shù)儆捎谠凇氨Ｕ系蹏Z食供給方面的卓著功勛”先是受封騎士，后被威尼斯總督通過特別法令授封為貴族。兩大家族聯(lián)姻后，更進一步加大了對當?shù)卣魏徒洕窬值挠绊懥涂刂屏Α?/p>

在此后的半個多世紀中，兩大家族的代表相繼出任“帝國代理人”——在某種意義上，除了掌控地方經濟命脈，該代理人兼具類似于后世“商業(yè)間諜”的職能，靠搜集、出賣和交換情報獲取利益。帝國政府對他們的伎倆心知肚明，但又無可奈何，因為政府迫切需要他們的服務：帝國任命的總督對當?shù)氐挠行Ч芾黼x不開他們的配合與“效力”。（245頁）正如本書副標題顯示的那樣，本書以兩大家族主要人物為核心，以家族代際傳承為時間軸，著力刻畫了自1550-1600年間歷史的變遷——尤其是十六世紀后期威尼斯與奧斯曼帝國在亞得里亞海和地中海東部的霸權之爭——并對當時的海盜活動、糧食貿易、船只建造、疾病瘟疫以及奴隸贖買等社會生活場景進行了詳細描述。從這一角度看，本書堪稱是一部“普魯斯特式的近代早期歐洲百科全書”。

但作者的本意并不止于完成一部“填補空白”的家族史（或社會史），也無意將本書“喬裝成十六世紀下半葉的歐洲通史”（6頁）。相反，受微觀史學力作布羅代爾《地中海史》的影響（本書在西方學界被譽為其“續(xù)作”），作者試圖透過個人（及其家族）命運“闡明（illuminate）整個時代”。在這樣一個滄桑巨變的時代，宗教勢力固然強大，但并非盡如后世之想象——伊斯蘭教與基督教勢同水火，基督教會內部的分裂更削弱了自身的力量，歐洲各國君主忙于拓土開疆，根本無暇理會教皇的訓諭；至于普通民眾，隨時改變宗教信仰也毫不奇怪：為了維持生存。以阿爾巴尼亞為例，在奧斯曼帝國取得統(tǒng)治權后，“第一眼看上去，好像外來勢力接管了所有領域……但這一印象是錯誤的。除了部分人（士兵和其他一些人）外，穆斯林人口并非是從遙遠的伊斯蘭地區(qū)遷來的移民，而是碰巧皈依伊斯蘭教的阿爾巴尼亞當?shù)厝??！薄缓笠坏┩崴沟蹏鴦萘硗林貋?，上述改宗的（或稱為“叛教者”）伊斯蘭教徒搖身一變，又重新變回虔誠的基督徒。（246頁）

誠如作者所說，改宗的原因很復雜，在很多情況下，可能更多出于改善社會和經濟地位的意愿，而非出于任何宗教的考慮。不同的帝國、不同的宗教的確發(fā)生了沖突，但許多時候宗教信仰的沖突卻不得不讓位于經貿合作的“剛需”。比如無論怎樣對抗，奧斯曼帝國始終是威尼斯最重要的糧食來源，而后者的航海和造船技藝，更是前者心儀和師法的對象。作者以豐贍的史實（本書原著史地插圖三十九幅，注解七十五頁，參考書目四十八頁）雄辯地證明：在相當長一段時期內，宗教信仰對立的兩種文明不僅可以和平共處，甚至可以互鑒互助，從而打造出相互依存的命運共同體。換言之，作者認為，超越宗教沖突、無涉?zhèn)惱淼赖碌牡鼐壵我蛩夭攀亲笥覛v史進程的主導力量——相對而言，亨廷頓的“文明沖突論”貌似言之有理，但失之于粗略，不足以表明歷史的復雜性。而作者則要借助布呂尼和布魯?shù)偌易甯孢@一微觀視角，揭示梵蒂岡宮廷權謀、哈布斯堡王朝崛起、反奧斯曼叛亂、公共與隱秘外交等一系列和平與戰(zhàn)時活動，從而還原出歷史的真相。

作為擅長“講故事”的歷史學家，作者一方面描繪身逢亂世的普通民眾如何巧妙運用生活智慧，在帝國纏斗的邊緣地帶謀求生存和發(fā)展，另方面也試圖解構和消弭后人對于這一歷史時期的若干刻板印象——在民族國家遠未形成的時代，個人忠誠與宗教信仰并無常規(guī)可循：對于巴爾干地區(qū)民眾而言，朝秦暮楚亦屬常態(tài)；無論誰人執(zhí)掌政權，老百姓只求偏安或“茍安”。此外，由于十九世紀以來歐美新教國家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發(fā)軔于十六世紀的宗教改革開始“自帶光環(huán)”（儼然成為解放思想、普及教育、推動時代進步的代名詞），而與之同時的天主教反宗教改革運動則被視為僵化、保守甚至“反動”。事實上，人們對于反宗教改革的認識長期以來停留在西班牙宗教裁判所以及教廷禁書目錄等個案，忽視了更為廣闊的背景之下（比如與奧斯曼帝國爭奪歐洲基督教世界的統(tǒng)治權）兩者之間彼此交織、相互關聯(lián)的共同立場，并且對于這一運動在民族主義興起過程中的重大影響也視而不見（本書以專章深入探討耶穌會士對于歐洲教育及人類文明的貢獻，堪稱是上述狹隘觀念的“解毒劑”）。正如美國學者羅伯特·D.卡普蘭在《國家利益》雜志書評中所言，本書“打開了深入文藝復興時期歐洲腹地的新視野……使人們了解到基督教歐洲與奧斯曼帝國之間的沖突與宗教意識形態(tài)關系甚少，很大程度上是純粹的權力斗爭”。

自李維、塔西陀以來的西方史學傳統(tǒng)，要求史學著作不能滿足于歷史的“復述”，而是更為注重發(fā)掘歷史表象背后的規(guī)律——如孟德斯鳩在《論法的精神》中輕法律條文的羅列而重其“精神”的闡發(fā)。馬爾科姆對此自然也心領神會。他在本書開篇部分用一定篇幅描述奧斯曼帝國的興起，隨后則在幾乎各個章節(jié)穿插帝國衰落的征兆及其成因，可見后者才是重中之重。作者在本書倒數(shù)第二章明確表示，“傳統(tǒng)歷史文獻，大多在威尼斯報告以及其他西方作家記載的基礎上撰寫，強調諸如統(tǒng)治階層中的腐敗和奢侈、蘇丹后宮日漸增長的政治影響力、蘇丹越來越遠離臣民甚至政府之類的事?！保?43頁）對于這樣一些西方史學界的“定論”，馬爾科姆無意加以推翻——他只是提醒人們注意：這樣粗線條的“概論”并不能概括歷史演化的軌跡，相反會使人忽略歷史的復雜性，甚至日益遠離史實和真相。

自1453年攻克拜占庭帝國首都君士坦丁堡之后——“一個帝國的衰落意味著另一個帝國的崛起”——奧斯曼帝國迅速將勢力推進到巴爾干半島乃至中東歐地區(qū)。至蘇萊曼一世（1494-1566）時代，奧斯曼帝國疆域遼闊（約四百五十萬平方公里）人口眾多（一千四百萬）——而同時期哈布斯堡王朝卡洛斯一世治下的西班牙僅有五百萬人——帝國首都（改名為伊斯坦布爾）在全盛時期擁有人口五十萬以上（1600年），超過當時任何一座歐洲城市。

1529年的維也納之圍。這是奧斯曼帝國在蘇萊曼大帝的領導下，第一次試圖占領奧地利的維也納城。

奧斯曼帝國的崛起固然與地緣因素（控制地中海交通要道）不無關系，但從根本上說，主要還是依靠制度優(yōu)勢。以奧斯曼歷史上最偉大的“立法者”蘇萊曼一世為例，在位期間，他一直致力于完善各項法律制度，即使在戎馬征戰(zhàn)時期也不例外?！疤K萊曼法”既遵奉伊斯蘭傳統(tǒng)教義，又具有相當?shù)撵`活性。借助于這一整套法律，蘇萊曼一世對帝國行政機構進行了系統(tǒng)化和制度化改革，從而鞏固并強化了中央集權。與此同時，他也積極推行溫和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改良米勒特（Millet）制度（在這種制度下，基督徒和猶太教徒不但擁有自己的宗教裁判權，而且擁有一定程度的司法裁量權）。更重要的是，作為“高尚的君主和寬宏正義的化身”，蘇萊曼一世始終強調保障生命、財產并尊重個人信仰自由。結果不僅增強了帝國內部的凝聚力，也使得北非、中東以及巴爾干半島等“化外之民”甘心歸順，為帝國六百余年基業(yè)打下了堅實基礎。

堅定的宗教信仰在帝國崛起過程中發(fā)揮了重要作用。在尚武的“加齊（Gazi）”精神鼓舞下，奧斯曼武士每次出征都以“弘揚圣教”為旗號，并通過這一種“弘教圣戰(zhàn)”，以武功贏得榮華富貴——根據伊斯蘭教義, 這也是真主對弘教壯舉的賞賜。正如歷次“十字軍”東征無不以領土封地為酬勞，在任何一個時代背景下，信仰的實現(xiàn)都必須經歷一個理想“物質化”（或“庸俗化”）的過程，這也意味著強有力的社會動員力和執(zhí)行力在實踐中不斷得到提升。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說，伊斯蘭既是一種宗教信仰, 也是一種社會制度——這種“政教合一”的政制在帝國初期居功至偉。

此外，與基督教歐洲不同，奧斯曼帝國并不強迫非穆斯林臣民皈依伊斯蘭教；東正教和羅馬天主教在帝國境內也照常發(fā)揮影響。根據馬爾科姆的研究，帝國奉行宗教寬容，部分原因是考慮到如果缺少非穆斯林繳納稅收，財政收入將會大幅下降。盡管如此，允許主流宗教以外的少數(shù)宗教教派在國家框架之內管理自身事務，并參與國家重要事務，這在歐洲簡直不可想象。事實上，正如作者所言，二十世紀中期以前，“善待（過）猶太人的歐亞帝國只有一個，那就是奧斯曼帝國”——奧斯曼海軍曾協(xié)助穆斯林及猶太人在西班牙宗教裁判所時期逃離西班牙，既是正義之舉，也體現(xiàn)出大國擔當（此后西班牙致力于打造“無敵艦隊”，或許正受此刺激）。

由于法條明晰，帝國中央與地方各司其職，上下一心，鼎盛時期奧斯曼帝國政治總體較為平穩(wěn)，經濟運行也比后世想象的更具活力。在社會發(fā)展過程中，在開明領導人的倡導和支持下，奧斯曼帝國不僅繼承了希臘羅馬文明（帝國一向以“羅馬正統(tǒng)繼承人”自居），也汲取了亞洲文明的精髓，從而展現(xiàn)出一種超越歐洲基督教君主國“褊狹”格局的泱泱氣度和多元文明的風采。然而，與歷史上諸多橫跨歐亞的帝國命運相似，奧斯曼帝國繁盛的景象并未能持久，歷史學家甚至相信，在蘇萊曼一世晚年，帝國衰落的征兆即已顯現(xiàn)。根據書中一名間諜的情報，蘇丹“極深地陷入了怠惰的沉睡中；政府充滿分歧；在戰(zhàn)爭中他們缺乏有勇氣或至少有名望的指揮官。他們的士兵紀律已經敗壞甚至完全崩潰，不服從和暴亂混入軍中。人民處于混亂的狀態(tài)……”（443頁）馬爾科姆認為，亂象的主要原因在于帝國的財政危機：在帝國鼎盛期的1581年，其財政預算已經出現(xiàn)一百萬杜卡特的赤字，以后更是逐年增長。同時，由于財政和貨幣狀況惡化，其他社會問題也迅速蔓延，政府被迫“對鄉(xiāng)村人口大加征稅”，從而激發(fā)“民變”。因此，亂象背后更為根本的原因，根據歷史學家穆斯塔法·阿里（1541-1600）的說法，乃是十六世紀八十年代奧斯曼帝國的核心綱領“從正義與公平……變成了暴政與壓迫”。（444頁）

眾所周知，奧斯曼的軍事組織和行政架構都與帝國的封建軍事采邑制（“蒂瑪”，Timar）密切相關。這也意味著，帝國如果不進行擴張侵略，獲得新的領土分封給圣戰(zhàn)斗士，蒂瑪制便難以為繼，從而造成帝國正常運轉鏈條的斷裂。通常情況下，這種擴張以 “自我反哺” (feed on itself) 為前提，可以有效促進擴張-分封-再擴張的“良性循環(huán)”；然而地理擴張總有限度（奧地利首都維也納和波斯首都大不里士是兩道“不可逾越”的屏障）——1683年維也納戰(zhàn)役失敗后，帝國擴張的步伐也戛然而止。值得注意的是，與歐洲新銳英西荷等殖民擴張不同，奧斯曼帝國并未能從“占領區(qū)”（或藩屬國）獲得巨大經濟利益，相反卻背負了安全防衛(wèi)職責的沉重包袱。出于維護帝國“顏面”的需要，帝國在財政窘迫之時仍須“履行職責”，明顯屬于“戰(zhàn)略透支”。久而久之，國庫逐步耗空，并引發(fā)了連鎖反應。

比帝國內部緩慢“失血”來得更快的沉重一擊，來自十六世紀地理大發(fā)現(xiàn)所開辟的“新航道”——從此，一向掌控地中海通航權的奧斯曼帝國在與歐洲群雄的角逐中最終敗下陣來。與經過文藝復興洗禮、資本主義工商業(yè)開始迅猛發(fā)展的歐洲相比，奧斯曼帝國仍采用中世紀的耕作方式，行政管理和社會組織也基本停留在“原始狀態(tài)”。但帝國從上到下似乎并未意識到危機的來臨。相反，在他們眼中，當時的西方基督教世界乃是蒙昧落后的“蠻夷之邦”，與伊斯蘭文明不可同日而語——盲目自大倒成為社會“共識”，由此使得帝國與基督教世界的差距進一步拉大。最能體現(xiàn)這一種倨傲之氣的例證是：帝國拒絕向任何歐洲國家派駐使節(jié)（法英西以及教廷此前已相繼派遣常駐奧斯曼使節(jié)），而蘇丹亦只在帝國都城簽署條約——將其視為對上國對藩屬國的一種“恩賜”。

這種夜郎自大的心態(tài)使得帝國逐漸喪失了前進的動力和活力。在帝國興起之初，自蘇丹以下，各級文官及軍事將領面臨巨大的生存壓力，無不銳意進取，乃至不惜屈尊“師夷長技”，屬于典型的“學習型社會”——當時帝國煥發(fā)的勃勃生機也的確吸引了大批西方人才, 并極大推動了軍事改良、科技發(fā)展和社會進步。然而一系列針對西方“異教徒”的軍事勝利卻使得奧斯曼引以為豪的“加齊”精神喪失殆盡，整個社會陷入倦怠昏聵狀態(tài)，而這一種民族精神的渙散和頹喪更加速了帝國的衰亡。

此外，奧斯曼帝國一直奉行“自給自足”的經濟政策，帶有強烈的“重農”色彩，工商業(yè)不受重視（帝國對行會實行“嚴管”），長期停滯不前。由于本國行會受限，歐洲商人得以大展身手，逐步壟斷了市場——他們將從本地購買的原料經歐洲生產加工后重新銷往帝國各地。此時，奧斯曼帝國經濟事實上已然“淪為歐洲的附庸”；此后，更缺乏足夠的經濟實力來應對外部世界的激變：從新大陸大量涌入的白銀導致貨幣貶值，引發(fā)通脹，對帝國各階層（尤其是文官和軍隊階層）造成嚴重影響。比如在帝國官場，貪污受賄不再被視為違規(guī)之舉，相反成為官場“慣例”。正如書中一位身為律師的“帝國代理人”告訴他的朋友，“如果你想與法官取得聯(lián)系，你要首先找到這個人，并與他做交易”，隨后自然能夠如愿以償與法官“接頭”。連主持公平正義的司法機構也如此腐敗，整個帝國官場的生態(tài)可想而知。再比如，蘇丹的禁衛(wèi)軍本是帝國對外征戰(zhàn)和對內“平叛”的利器，日后反成為帝國（政府和人民）安危最大的威脅——其首領甚至有權廢立蘇丹，將國柄玩弄于股掌之間。

中世紀阿拉伯世界最偉大的歷史學家伊本·哈勒敦（Ibn Khaldun）在《歷史殷鑒與原委》（或稱《歷史緒論》）中曾提出“帝國盛衰原因論”假說。他認為：最初，統(tǒng)治者依靠人民支持而崛起；作為回報，他給予人民土地和財產。但隨著權力擴張，統(tǒng)治者逐漸使自己遠離人民（第十代蘇丹之后，他們大多養(yǎng)于深宮），甚至將人民視若仇讎——而在人民看來，其政權也逐步喪失了合法性。面臨財政危機，出于維護政權的需要，統(tǒng)治者不得不向人民施加更為沉重的負擔，使得原先的“魚水之情”一變而為“涸澤而漁”，于是其統(tǒng)治也隨之土崩瓦解。

與衰落的奧斯曼帝國不同，根據馬爾科姆的觀察，其對手威尼斯帝國卻通過種種手段有效防范了權力腐敗以及政權“合法性”危機，從而使得帝國長期保持強大的生命力。在巴爾干半島，威尼斯帝國并沒有系統(tǒng)性地推行“意大利化”，也沒有強制變易當?shù)氐恼Z言和風俗習慣。比如，學校教育是地方性問題，政府并不插手——僅有的全面“威尼斯化”的要求是必須使用威尼斯的錢幣和度量衡。因此，總體來看，威尼斯以一種令人驚訝的“低干涉模式”對其阿爾巴尼亞等屬地進行治理。每一地最重要的三位帝國官員：民政長官、軍事長官和財政官，通常最多在同一地任職不能超過兩年——因為任期短暫本身就是預防腐敗的制度設計，旨在降低官員卷入地方利益網絡的可能性，從而更能公正廉潔地服務于當?shù)厝嗣?。?8-30頁）

如同孟德斯鳩著作一樣，馬爾科姆并未描述奧斯曼帝國盛衰的全部過程，而是以兩大家族時空轉換為線索，刻畫帝國由盛轉衰的關鍵節(jié)點。一言以蔽之，作者的觀點是，在一個過度依賴君主的英明神武和對外征服的國家，在一個固步自封、僵化保守的國家, 隨著時間的推移，原先的制度優(yōu)勢將不復存在，而制度的朽壞與民風的敗壞又無可避免地導致“一個帝國的終結”。

縱觀全書，馬爾科姆的視角大多數(shù)時候聚焦于奧斯曼帝國（及其領地阿爾巴尼亞），但也適當照顧到在歐洲大陸及海上與之爭雄的神圣羅馬帝國和威尼斯帝國，以及昔日雄霸歐亞的波斯帝國。從這個意義上看，本書英文標題中單數(shù)的帝國（Empire）改為復數(shù)（Empires）似更為貼切，也更具普遍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