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離騷》寫作年代問題，宋代以前基本是清楚的。司馬遷的《史記·太史公自序》《報任少卿書》均明確記載：屈原放逐，著（乃賦）《離騷》。劉向《新序》更是明確指出：“秦欲吞滅諸侯，并兼天下。屈原為楚東使于齊，以結(jié)強黨。秦國患之，使張儀之楚，貨楚貴臣上官大夫、靳尚之屬，上及令子蘭、司馬子椒，內(nèi)賂夫人鄭袖，共譖屈原。屈原遂放于外，乃作《離騷》。”當懷王十六年，張儀相楚，也就是說，屈原《離騷》是在懷王十六年被放逐后所作?？梢哉f，這是宋代以前楚辭學界的普遍看法。
東漢王逸《楚辭章句》繼承了太史公和劉向的看法，認為《離騷》的內(nèi)容是屈原“言己放逐離別，中心愁思”，而朱熹《楚辭集注》則提出《離騷》并非屈原“逐”后所作而是“疏”后所作。盡管朱熹提出的實際是個偽命題，因為與司馬遷同時代的孔安國曾經(jīng)明確指出，在先秦時代，“疏”是“放”的一種形式；但是，由于朱熹肇端發(fā)疑，明人汪瑗、清人蔣驥等騷學名家相繼對此加以發(fā)揮，以致其后在《離騷》寫作年代問題上的歧見更顯紛紜，近代以來尤甚。《離騷》寫作年代竟然成了一個大難題，嚴重影響著楚辭研究的深入。
不過，經(jīng)過近幾十年的激烈爭辯，問題越來越清楚，即屈原于懷王十六年放逐后作《離騷》這個觀點應該是最符合歷史記載的。有些學者曾經(jīng)借口“文本為重”，提出過一些質(zhì)疑，如作品中的“江南地名”“嘆老心情”和“一死決心”等，但早在20世紀，湯炳正、胡念貽等騷學名家均已對這些質(zhì)疑一一反駁，十分有力，今人沒有必要再浪費時間和精力去糾纏。而且，恰恰是《離騷》的文本有力地證明，《離騷》作于懷王時期。因為作品中所寫當時楚國的君王，也就是詩人要效忠的君王是懷王而非頃襄王。這點對于判斷《離騷》的寫作年代十分重要?！峨x騷》中明明白白寫道：“初既與余成言兮，后悔遁而有他。余既不難夫離別兮，傷靈修之數(shù)化?！睔v史文獻證明，對屈原“數(shù)化”，即時而信任，時而猜疑的，是懷王，而非頃襄王。因為頃襄王從即位到頃襄王三年“怒而遷”屈原為止，這兩年多的時間里一直沒有重用屈原，根本不存在“數(shù)化”的問題。相反，懷王生前確實對屈原的態(tài)度有過多次變化，時而信任，時而懷疑，《屈原列傳》等史料對此均有記載。另外，《離騷》中表達出的對當時楚王的感情是那樣的熱烈、忠誠：“余固知謇謇之為患兮，忍而不能舍也！指九天以為正兮，夫唯靈修之故也！”詩中這類熱情洋溢的詩句顯然只能適用于懷王。因為屈原在頃襄王朝僅兩年多一點的時間，頃襄王也一直沒有重用他，所以君臣之間不可能有多么深厚的感情。而作《離騷》時的屈原與懷王君臣關系已十來年，懷王還曾幾度信任、重用過他，君臣關系自然非同一般。這些詩句有力地證明，《離騷》寫作之時，懷王還活著，正處壯年，還在執(zhí)掌楚國的政權，而且屈原對他充滿希望，還愿意為他馳騁效勞，當開路先鋒。所以說，除歷史文獻證明外，《離騷》文本也證明劉向的觀點是可靠的。
屈原是在楚懷王十六年作的《離騷》，而且，我們可以進一步認為，這個寫作時間是在秋天。
清人李漁《閑情偶記》有云：“善詠物者，妙在即景生情。”《離騷》中也有即景生情的內(nèi)容，而《離騷》中寫到的景色正是秋天之景。
一年四季，春夏秋冬?！峨x騷》通篇未言“冬”。言“春”者僅有兩處，曰“溘吾游此春宮”“春與秋其代序”?！按簩m”是建筑名詞，“春與秋”泛指時間。言“夏”者亦只有兩處，曰“夏康娛以自縱”“夏桀之常違兮”。顯然，這兩處的“夏”均指朝代名，而非指季節(jié)。但是，《離騷》實實在在地寫到了秋天的景物：“扈江離以辟芷兮，紉秋蘭以為佩。”“朝飲木蘭之墜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边@兩處之“秋”，確實是指季節(jié)。從情理上講，屈原不可能在春天、夏天或冬天來講“紉秋蘭”或“餐秋菊”，因此，只能理解為“即景生情”。
《楚世家》記載：“（懷王）十七年春，與秦戰(zhàn)丹陽，秦大敗我軍……”其原因是：“（懷王）十六年，秦欲伐齊，而楚與齊從親，秦惠王患之，乃宣言張儀免相，使張儀南見楚王，謂楚王曰：‘……王為儀閉關而絕齊，今使使者從儀西取故秦所分楚商於之地方六百里，如是則齊弱矣。是北弱齊，西德于秦，私商於以為富，此一計而三利俱至也?！瘧淹醮髳?，乃置相璽于張儀……因使一將軍西受封地。 張儀至秦，詳醉墜車，稱病不出三月，地不可得。楚王曰：‘儀以吾絕齊為尚薄邪？’乃使勇士宋遺北辱齊王。齊王大怒，折楚符而合于秦。秦齊交合，張儀乃起朝，謂楚將軍曰：‘子何不受地？從某至某，廣袤六里?！④娫唬骸贾砸娒吡倮?，不聞六里?！匆詺w報懷王。懷王大怒……遂絕和于秦，發(fā)兵西攻秦。”這段記載中的張儀“稱病不出三月”，自然是指楚懷王十六年的冬天。
再逆推上去。從“秦欲伐齊，而楚與齊從親，秦惠王患之，乃宣言張儀免相，使張儀南見楚王”和被張儀誆騙之后“懷王大悅”“因使一將軍西受封地”等記載看，此二位君王急迫之情溢于紙上，其時間不會拖得太長。此事在張儀“稱病不出三月”之前。由此可知，劉向《新序》所載的“秦欲吞滅諸侯，并兼天下。屈原為楚東使于齊，以結(jié)強黨。秦國患之，使張儀之楚……共譖屈原。屈原遂放于外，乃作《離騷》”的季節(jié)應該是秋天。
《抽思》寫屈原無過被逐，憂思難抑，撫今思昔，夜不能寐。全詩寫了兩個夜不能寐，一個是“思蹇產(chǎn)之不釋兮，曼遭夜之方長。悲秋風之動容兮，何回極之浮浮”，一個是“望孟夏之短夜兮，何晦明之若歲？惟郢路之遼遠兮，魂一夕而九逝”。后一個“撫今”，在孟夏之夜，是寫眼前之景，故用“望”字領起；前一個“思昔”，在秋風之夜，是回憶放逐前夕的情景，故用“思”字發(fā)端。詩人在“思昔”時唱道：“數(shù)惟蓀之多怒兮，傷余心之憂憂。愿搖起而橫奔兮，覽民尤以自鎮(zhèn)?！贝颂幩v之“橫奔”，與《惜誦》“欲橫奔而失路兮，蓋志堅而不忍”中之“橫奔”，性質(zhì)完全一樣（“不以禮出也”），連前后表達的內(nèi)容也相似，可見《抽思》所“思”的秋風之夜，當是詩人寫作《惜誦》之時。學術界一般都認為，詩人寫作《惜誦》之時，已經(jīng)受讒被疏，但尚未離開郢都，只是“欲”“愿”而已，他思想斗爭十分激烈，一度有意不遵禮數(shù)拂袖而去（“橫奔”），即與君王徹底決裂，但最終理智占了上風——“蓋志堅而不忍”“覽民尤以自鎮(zhèn)”。這正是詩人寫作《離騷》前夕的情景，所以可證《離騷》作于秋天。
從古代刑法角度看，古人看重“春生秋殺”，以為“涼風至，白露降，寒蟬鳴，鷹乃祭鳥，用始行戮”?！抖Y記·月令》載云：孟秋之月，“命有司修法制，繕囹圄，具桎梏，禁止奸，慎罪邪，務搏執(zhí)……戮有罪，嚴斷刑，天地始肅，不可以贏”；仲秋之月，“乃命有司，申嚴百刑，斬殺必當”，等等。這些記載均證明，古代判決罪犯一般都在秋天。“屈原放逐，乃賦《離騷》”之“放逐”，據(jù)《尚書》所載，是所謂“宥五刑”的一種手段，其判決時間當然也在“仲秋”。《離騷》作于被判放逐之際（“吾將遠逝以自疏”），因此創(chuàng)作時間也自然是在秋天。（文/周秉高 系內(nèi)蒙古包頭職業(yè)技術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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