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秀坤：歷史學的“全球轉向”

關于全球史“起源”的三個故事

全球史從哪里來？關于它的“起源”有不同的講法。

第一種講法，大家相對熟悉，即全球史是“美國制造”的一種知識產品。

在1960年代的美國芝加哥，有三位全球史早期的奠基者：威廉·麥克尼爾、斯塔夫里阿諾斯和馬歇爾·霍奇森。到80年代，結束單打獨斗的時代，全球史研究在美國形成了學術團體和組織，開始有專門的學會、期刊、學術叢書，在學術研究領域里獲得了一個歷史學分支的資格。在新一代學者中，以夏威夷大學的杰里·本特利教授的貢獻最為突出。同時，全球史課程借助國家力量的推動，與全美的大學和中學的通識教育結合，成為一種普及性的知識。

全球史作為通識教育的結果之一，就是在美國出現(xiàn)了大量的全球史教科書。第一代奠基者的教科書，如斯塔夫里阿諾斯的《全球通史》，流行于上世紀60—80年代，已是昨日黃花。在新世紀，有各種各樣新編教科書在分割這個巨大的圖書市場。其中，有三種已經有中文譯本，即杰里·本特利《新全球史》，阿梅斯托《世界：一部歷史》和理查德·布利特《大地與人：一部全球史》。約翰·麥克尼爾和他的父親威廉·麥克尼爾合作，為大眾讀者新寫了一部簡短的、通俗的全球史，即《人類之網》（新譯名《麥克尼爾全球史》）。這類作品的定位是面向大學生和非專業(yè)讀者。

從90年代開始，全球史就越出了美國學術界，逐漸影響到英、德、法等歐洲各國。進入新世紀以來，全球史進一步演變成國際性的史學潮流。盡管各國學者對全球史的理解和做法各有千秋，整體而言，美國學者的研究取向仍然是最引人矚目的。

全球史的“起源”還有第二種講法。它不是“美國專利”，而是在二戰(zhàn)之后，各國學者聯(lián)合推動的一個歷史學新方向。其中扮演關鍵角色的是聯(lián)合國教科文組織，它啟動了一項集體工程，目標是寫作一部多卷本的“人類科學與文化發(fā)展史”?！度祟愂贰酚媱澮约捌涓綄倏锍掷m(xù)了二三十年，但是在當時并沒有產生很大影響。主要有三個原因，一是參與學者的權力斗爭，二是民族主義在學者中仍有相當大的影響力，三是冷戰(zhàn)的大背景之下，東西方兩大陣營分裂，學者們在很多問題上不能達成一致。蘇聯(lián)歷史學家同時編寫了多卷本的《世界通史》，就像是《人類史》計劃的一個鏡像。

美國學者、古代史專家特納和法國歷史學家費弗爾長期爭奪這項計劃的主導權。作為計劃之外的副產品，由后者主編了一份多語種的刊物《世界史雜志》（1954-1972年）。雖然雜志發(fā)行量很少，但是不乏重要文章，比如霍奇森的《作為世界史研究取徑的半球跨區(qū)域史》。

因此，在1960年代的芝加哥，威廉·麥克尼爾等三位美國學者不約而同致力于全球史的研究與寫作，從世界范圍來看，這是由聯(lián)合國教科文組織主導的重寫世界史計劃在各國引起不同反響的一種表現(xiàn)。

接下來是關于全球史“起源”的第三個故事，與中國有關。

全球史和中國的聯(lián)系應追溯到1950年代。1957年，蘇聯(lián)版《世界通史》主編茹科夫把霍奇森在《世界史雜志》發(fā)表的論文譯成俄文并加以評論，認為它代表著資產階級學者反思世界史研究的新動向。這一信息轉譯到中國。1961年，周谷城先生有兩篇文章談世界史研究的基本原則，其背景很可能與霍奇森文章的中譯有關，二者的邏輯是一致的。周先生的觀點當時遭到了批判。

第二次接觸發(fā)生在1980年代。斯塔夫里阿諾斯的全球史教科書傳入中國，引起很多學者的重視。如周谷城先生就在他的自述中提到，由美國女教授將其世界史觀念介紹給斯塔夫里阿諾斯，后者還回贈了新作《全球分裂》。同一時期，北師大劉家和教授赴美國進行訪問研究，與新一代的全球史學者杰里·本特利有交流，并且擔任新創(chuàng)刊的《世界史雜志》編委。此時的中美學者大概都沒有想到，全球史在接下來的二十年會成為一個新的史學領域，進而風靡世界。

第三次相遇在2000年，此時全球史和中國學者的緣分更為緊密。第19屆國際歷史科學大會在挪威奧斯陸召開，參會的中國學者在關于會議內容的綜述報道中對會議的主題“全球史”給予了關注。稍后，首都師范大學劉新成教授和夏威夷大學杰里·本特利教授在學術理念上達成共識，在后者的多方面支持下，2004年，首師大成立了國內最早的全球史研究機構。隨后，通過教學、譯介、創(chuàng)辦刊物等活動，推動了全球史在中國的發(fā)展。近年來，國內學者越來越多地參與到全球史研究之中。

關于全球史研究的現(xiàn)狀

全球史的出現(xiàn)，對歷史學帶來了什么？從結果來看，直接影響是造成了一個新的史學分支領域，即作為專門史的全球史，類似于環(huán)境史，間接影響是造成了歷史學幾乎所有研究領域的風氣轉移，即所謂歷史學的“全球轉向”。

作為一種史學專門研究，全球史的對象范圍如何界定？對此要做一個界限清晰的劃分是很困難。全球史的具體研究實踐在不斷變化?？梢詤⒖迹号撂乩锟恕ぢ鼘幘帉懙摹妒澜缡穼Ш健?，這是寫給初級研究者的一個指南手冊；還有一本簡明而不簡單的導論，德國學者康拉德的《全球史是什么》，適合從事研究的高階讀者；如果想用更短的時間了解全球史學者在研究哪些問題，可以參考劉新成老師的文章《互動：全球史觀的核心理念》，其中概括了十種主題，包括跨文化交流，地方史的全球化，還有生態(tài)環(huán)境問題等等。

可以籠統(tǒng)地說，2000年以前，全球史主要是一個美國現(xiàn)象，之后就成了一個世界現(xiàn)象。全球史的國際化有兩種表現(xiàn)。其一是橫向聯(lián)合的各國學者的交流與合作。美國的世界史學會，有意將年度會議隔一次在美國本土之外的國家舉辦，以擴大其世界性影響。歐洲、非洲、亞洲、拉丁美洲都相繼成立了跨國的全球史學者交流網絡。2014年，在德國萊比錫的全球史會議上，產生了一個融合所有同類組織的世界性的全球史聯(lián)合會。表現(xiàn)之二，是全球史的實踐在不同國家的差異性。怎么做全球史，各國學者受各自學術傳統(tǒng)的影響，理解各不相同。英語世界是主流，絕大多數(shù)經典著作是以英文發(fā)表的，此外，全球史教學在英語世界普遍進入了高校體制。相比而言，德語國家和法國在全球史教學的體制化方面表現(xiàn)稍弱。

如果從1990年代算起，各國學者相繼投身于具有世界性維度的歷史問題的研究，至今已有三十年。有幾部歐美學者集體寫作的綜合性的著作，反映了這一知識領域的學術積淀。首先是，由杰里·本特利擔任叢書主編的《劍橋世界史》，集合了200多位各領域的知名學者。其次，德國和美國的學者合作撰寫了《哈佛-貝克世界史》，同時以德文和英文出版。此外，德國學者還有一部《曼德爾鮑姆世界史》。

關于全球史的定位

全球史研究可以分成狹義和廣義的兩種來理解。

關注全人類的集體命運，是歷史學最古老的關懷。狹義全球史，從預設的歷史研究目標看，與18世紀流行的普世史有同樣的追求，即解釋整個人類歷史，這一脈絡可以上溯到古希臘的希羅多德、漢代的司馬遷。自19世紀以來，狹義的全球史經受了兩次重大的打擊。在蘭克之后，學者對于歷史學的基本操作觀念發(fā)生了改變，尤其強調基于檔案的經驗研究和文獻的嚴格考訂。這一方向與強調從某種哲學觀念來解釋歷史的普世史是背道而馳的。二是1970年代以來后現(xiàn)代主義的影響。啟蒙以來直線進步的世界歷史觀念遭到了懷疑和批判，進一步打擊了學者從事普世史寫作的信心。

英國著名的帝國史專家克里斯托弗·貝利曾經說，“今天所有的歷史學家都是世界史家”。這一說法，背后隱含的觀念是，我們今天對于歷史學的理解，或多或少都是從一種新的認識出發(fā)的，亦即所有的歷史都是聯(lián)系在一起的一部世界史。全球史的流行，不僅是讓歷史學者重拾書寫普世史、世界史的信心，而且是導致那些專門從事某一國別史研究的學者意識到，如果不重視跨國、跨文化的要素，自己描繪的歷史圖景是不完善的。

因此，所謂廣義的全球史，就是除了那些專門的“全球史家”之外，一般的歷史學者有意識地打破原有的框架思維，打通關聯(lián)區(qū)域，探討長時段、跨文化、跨區(qū)域的歷史現(xiàn)象。就史學實踐的表現(xiàn)來看，不僅僅是海路大通以后的近代世界，研究中世紀史、古代史的學者們也越來越多地討論“全球視野下的某某問題”。由此導致的重要收獲，是一些區(qū)域性世界作為一個歷史單元，變成了歷史學家思考的新的概念，比如大西洋世界、印度洋世界、中央歐亞等等。這一趨勢將會繼續(xù)發(fā)展，越來越深刻地改變歷史書寫的面貌。

在觀念層面，廣義的全球史，可以理解為一種從整體思維出發(fā)、強調聯(lián)系與比較的史學方法，或者叫取徑。20世紀以來，中國的歷史學者不同程度上采取的史學研究的取徑，可以簡化為四種。一是蘭克式的史學，以民族國家為主體，基于檔案等原始文獻進行研究，關注政治文化重大事件。二是布羅代爾式的史學，注重社會經濟層面，企圖給出結構化的歷史解釋。三是新文化史，強調解析人類文化的復雜層次和各種表象。四是全球史。不同研究取徑，從理念和關注點來看，各不相同，但是它們并不是前后替代的關系，可以兼容，可以轉化。同一位學者可能在不同的學術階段采用不同的取徑。

同一個歷史現(xiàn)象或進程，從地方、國家、區(qū)域、世界不同維度來做研究都是有可能的。在觀念層面，全球史作為一種方法，是為已有的歷史學研究工具庫增加了一種新的可能性。

全球史這一潮流的出現(xiàn)，有比較久遠的學術淵源，放寬視野來觀察，才能夠更適當?shù)乩斫馑奶匦?。就作為一個專門領域的全球史研究而言，相比國外的快速、多元的發(fā)展，國內已經在起步。微觀故事、宏觀結構、通史書寫，都是值得努力的方向。就廣義的“全球轉向”來說，這種從整體思維來研究歷史的趨向，很可能會繼續(xù)向前發(fā)展，進一步改變歷史學的未來的面貌。

（本文整理自首都師范大學全球史研究中心岳秀坤副教授的線上講座“歷史學的‘全球轉向’”。該講座系由復旦大學歷史學系主辦的“西方史學史系列講座”第15講，由復旦大學歷史學系吳曉群教授主持。岳秀坤副教授現(xiàn)任職首都師范大學全球史研究中心，主要從事全球史及史學理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