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紹基舊藏《麓山寺碑》碑面
何紹基舊藏《麓山寺碑》碑面之一
何紹基舊藏《麓山寺碑》碑陰之二
唐代書法名家李北海（邕）的名作《麓山寺碑》，除碑面文字之外，復(fù)有碑陰列銜題名贊語等，皆出北海手書。然存世傳本多為碑面，其中既有宋拓善本，且不乏明清諸拓，而碑陰舊拓，則頗稀少。究其原因，大概先是宋元以來，多有加刻題名于碑陰、碑側(cè)者，使原刻文字橫遭破壞，拓者遂少；后又因砌墻保護(hù)，碑陰幾度被嵌入壁，致無從拓取，故清代曾對該碑作過專門研究的湘人羅汝懷，就在其《麓山寺碑側(cè)米襄陽題名考》中，有這樣的說法：
是碑原有北海自書碑陰，分三截書，備列從事銜名，各有贊語，四言八句，字皆正書，徑六七分，較碑面書尤勻美。乃妄人加鐫題名于上，遂至參錯摧殘，致為可恨，而米老題名以在碑側(cè)而得全也。拓碑版者常不及額與碑陰，故傳本甚少，人多未見。而此碑自甃石之后，碑陰益不能拓取，故《金石萃編》云親至碑下，碑嵌亭壁甚周，碑陰不可得見。
何紹基舊藏《麓山寺碑》羅汝懷題跋
羅汝懷（1804-1880），初名汝槐，字廿孫，一作念生、研生，晚號楳根居士，湖南湘潭人。道光十七年（1837）拔貢，曾主講醴陵淥江書院。崇尚樸學(xué)，于文字訓(xùn)詁、地理水道、金石考訂等，皆有造詣，并與修《湖南通志》，纂輯《湖南文征》二百卷，有《綠漪草堂文集》《詩集》《研華館詞》等，又曾專作《麓山寺碑考》。
羅氏提及的《金石萃編》，即清代乾（?。?、嘉（慶）間王昶編纂的金石學(xué)名著。王昶（1724-1806），字德甫，號述庵，又號蘭泉，江南松江府青浦縣（今屬上海青浦）人。乾隆十九年（1754）進(jìn)士，官至刑部右侍郎。生平學(xué)問，經(jīng)史之外，尤以詩古文辭、金石考據(jù)為著，有《春融堂集》《湖海詩傳》《湖海文傳》及《金石萃編》等。今檢該書卷七十八“麓山寺碑”條下，在征引明代王世貞、盛時泰，清代錢大昕、武億諸家相關(guān)著錄題跋之后，有王氏按語，其中記述：“按碑在岳麓書院，昶數(shù)過長沙，渡湘江，詣書院，親至碑下，見是碑上多裂文，土人作亭，碑嵌亭壁甚固，碑陰所題，今不可復(fù)見矣?！保ò矗和跏纤洝氨锻け谏豕獭币痪渲兄肮獭弊?，羅氏及嘉慶續(xù)修《湖南通志》光緒《湖南通志》所引，皆作“周”）
而據(jù)王氏《春融堂集》后所附其婿嚴(yán)榮（瑞唐）編撰的《述庵先生年譜》，王氏一生中到過或途經(jīng)湖南，一是乾隆三十三年（1768）戊子，因赴云南而途經(jīng)，有《滇行日錄》，記其該年十月初十日至次年（乾隆三十四年己丑，1769）三月初五之行程，其中乾隆三十三年十一月初九日進(jìn)入湖南公安縣境，再由洞庭湖經(jīng)常德、桃源、沅州、芷江，即往貴州，未見其經(jīng)過長沙及《麓山寺碑》所在的岳麓書院之記錄。二是乾隆五十三年（1778）戊申，王氏奉旨由云南布政使改任江西布政使，于該年六月十二日自昆明啟程，先晉京述職，有《雪鴻再錄》紀(jì)行，其中記乾隆五十三年七月二十四日在長沙，“訪鴻臚寺少卿羅君徽五（典），蓋廿五年前京都舊好，且同己卯、癸未鄉(xiāng)、會試，今主岳麓書院，年七十，乞身已十三年矣。因邀往游岳麓，渡湘江……至?xí)骸?，李北海碑亭在墻外，重摹《岣嶁山碑》在墻外之東，皆可望見。岳麓寺在半山，秋暑甚，輿人憚于行，故未及往?！倍洞喝谔眉肪硎拧靶踊ù河陼S集五（丙午、丁未、戊申）”所收《岳麓書院贈羅少卿徽五十三韻》，即紀(jì)詠此行。三是乾隆五十五年（1790）庚戌，時在刑部右侍郎任上的王氏，奉旨往湖南查審案件，亦有《使楚叢譚》記其自該年七月三十日至次年（乾隆五十六年辛亥，1791）二月二十日的一路經(jīng)歷。其中記八月二十八日抵長沙，九月十九日，“仍舍于貢院，良齋以新拓李北?！对缆此卤废噘?，鋒稜盡出，神采煥發(fā)，蓋以細(xì)紙佳墨，又令良工不論時日，從容拓之，故與書肆所售相去倍蓰，如此當(dāng)似隆、萬前所拓本也。”至十月初七日，“按事畢，拜發(fā)奏折，遂同吉少司馬游岳麓，前鴻臚寺卿羅君徽五（典）從。入書院……再登寺?！薄洞喝谔眉肪矶靶踊ù河陼S集六（己酉、庚戌）”中，亦存當(dāng)時詩作《羅徽五院長招飲》。由上所述，可知王氏《金石萃編》所記其“數(shù)過長沙，渡湘江，詣書院，親至碑下”等等，似應(yīng)在乾隆五十三年（1788）及五十五年（1790）。
王昶既無從獲見《麓山寺碑》之陰，也許最終又未得拓本，于是，《金石萃編》除了僅錄碑面文字之外，便錄引稍早親見碑陰的武億之記，以為參考。武億（1744-1799）字虛谷，河南偃師人。乾隆四十五年（1780）進(jìn)士，官山東博山知縣。邃于群經(jīng)及金石之學(xué)，有《群經(jīng)義證》《經(jīng)讀考異》《三禮義證》《金石三跋》《金石文字續(xù)跋》《偃師金石記》《安陽金石記》《授堂詩鈔》《文鈔》等。其《金石二跋》卷二“唐麓山寺碑并陰”條中記曰：“碑舊為集錄者所收，僅見碑陽而已。其陰則自予游長沙始得之者也……予以目驗(yàn)，覩是碑在書院之右十余步，碑陰列銜書名，為妄庸人題名交午橫貫，以致?lián)p蝕，不可次第。余稍就其可辨者志之……”隨又依碑陰列銜書名之分層行次，略記其原文存字。而《授堂詩鈔》卷六《游岳麓山歸呈傅二同年》詩中，則詳述當(dāng)時場景：“旁見一孤亭，四簷深蓋覆。中存北海詞，豐碑亙以矗。叵耐妄庸子，鐫劖橫附屬。身名兩俱滅，徒使石磽禿(碑陰有唐人列銜，俱為諸題名者鐫落）。我過不忍撫，行行追幽獨(dú)?！睋?jù)該卷所收前后諸作紀(jì)年編次推之，此詩應(yīng)作于乾隆甲辰（四十九年，1784）間，再據(jù)《授堂文鈔》卷五《與朱少白書（甲辰五月）》中“某明歲決北上，幸勿過強(qiáng)。然須早自為計(jì)，當(dāng)于十一月解館歸，便宜抵湖南，往返不過三月，即可成行”之語，以及卷七《李仲謀墓志》《國子監(jiān)生李君合葬墓志銘并序》兩篇中所涉武氏與志主交游的時地行蹤等，皆可知武氏該年確有湖南長沙之行，則其所記游岳麓書院、得見《麓山寺碑》及碑陰之情狀，當(dāng)在乾隆四十九年（1784），距前述王昶所見碑已“嵌亭壁甚固”，亦僅僅只有四到六年。
其實(shí)，武億之前，已有關(guān)注《麓山寺碑》碑陰者，刊行于乾隆早期、被孫殿起《販書偶記續(xù)編》注記為“皆湘中名勝掌故”的《瀟湘聽雨錄》卷七，就有這樣的記載：
《麓山寺碑》，北海有名之書，舊志稱碑后有“襄陽米黻同廣惠道人來，元豐庚申元日”十六字。案碑裂于兵燹，本朝常廉使名揚(yáng)因葺舊亭，更以磚護(hù)其左右及碑陰三面，竟不可見。蔗畦判長沙時，屢欲發(fā)而觀之。戊寅九月，因公會城，適山長為竹洤侍御，因?qū)倨鋸卮u求之。言碑陰已裂近半，仿佛有字，驟不可識。既暮，燃炬沃水，滌去塵土，火光中微見無數(shù)題刻，文多不全。明日拓墨諦視，字跡凡十余家，疊為三重，如層云斑駁。其最先一重為北海所書題名，自“軍曹”至于“尉”凡三十余行，碑上下空不盈尺，字畫俱介隱顯間。左有“不圖”二字，類唐人書；又稍左有“政和”、“淳熙”年月，則宋刻也。中間草、隸互見，題識多闕；最右草書三行，亦沒其名，以筆意揣之，為明中丞顧璘題詩；其左最上一重，為嘉靖癸巳學(xué)使單北郭登庸八分書，字跡甚完而鐫手頗劣。又明日，徹其左偏，則有慶元戊午題名，為王容、陳扈。又明日，徹其右偏，有皇慶初元題名，為兵部郎中梁泉、杜與可；其下有集賢侍講學(xué)士題名，名裂去不可考，書法類米氏，以官證之，殆元刻也，而襄陽之十六字終未之見。但石質(zhì)剝泐如籜，恐遂崩褫，仍為完甃如故云。乃分所拓墨本寄蔗畦，并作記以示后，誠可備墨林佳話也。
此書作者江昱（1706-1775），字賓谷，號松泉，廣陵（今江蘇儀征）人。乾隆諸生，通經(jīng)史及音韻訓(xùn)詁之學(xué)，嗜金石文字，亦工詩文，有《松泉詩集》。《瀟湘聽雨錄》系其奉母就養(yǎng)于為官湖南的弟弟江恂處、寓居當(dāng)?shù)貢r所記。江恂（1709-？）字禹九，號蔗畦，乾隆二十年（1755）以拔貢補(bǔ)湖南常寧縣知縣，累官至長沙府、徽州府知府，李斗《揚(yáng)州畫舫錄》則稱其“官蕪湖道。工書畫，收藏金石書畫，甲于江南。子德量，字秋史，乾隆庚子榜眼，官御史。好金石，盡閱兩漢以上石刻，故其隸書卓然成家?！庇山潘洠∥煲ǘ?，1758）之前，《麓山寺碑》已經(jīng)“以磚護(hù)其左右及碑陰三面，竟不可見”，江恂（蔗畦）使人拆去，拓得墨本之后，又重新砌封。據(jù)此并前述武億、王昶各自所見所記，似可推知，這樣的封拆，隨著當(dāng)年金石之學(xué)的漸興，無論是保護(hù)還是搜訪，皆多有為之者。而前引羅汝懷《麓山寺碑側(cè)米襄陽題名考》中所記，亦可為證：“聞之老先，云秦小峴廉訪于寒月拓碑，篝火其下，碑裂損七十余字，今拓本另一紙文句不完者是也，而米老題名之右有行書六行，云湖南按擦使無錫秦瀛，同新化孫起楠、攸縣陳圭、祁陽鄧奇逢、寧鄉(xiāng)陶溈章來，嘉慶六年七月廿六日。足證篝火烈碑，誠有其事，而其時尚得題名碑側(cè)也。頃同治中修葺講院，遂坼甃壁，拓取碑陰碑側(cè)，而襄陽十六字復(fù)見于此，旋復(fù)封閉矣。”此外，張彥生先生《善本碑帖錄》（中華書局1984年2月）中，除記羅氏所述秦瀛等五人觀款之外，還記有乾隆戊寅（二十三年，1758）歐陽正煥觀款及翁方綱庚申（嘉慶五年，1800）刻款，但未說明是在碑陰還是在碑側(cè)。
雖然羅汝懷所述同治中坼壁拓取《麓山寺碑》碑陰及碑側(cè)即為其當(dāng)時之事，但未及具體年份，而與羅氏差不多同時的陸增祥，在其《八瓊室金石補(bǔ)正》卷五十四“麓山寺碑并陰”條下，有這樣的記述：“《萃編》載卷七十八，未見碑陰，故不錄入。同治戊辰重葺岳麓書院，因?qū)俣焦な考潥湓?，洗濯而拓之。拓工無善手，不甚精到，取五、六本交相勘訂，并參以吳氏所載，錄之如右，全身畢現(xiàn)矣?！标懺鱿椋?816-1882）字魁仲，號莘農(nóng)，一作星農(nóng)，江蘇太倉人。道光三十年（1849）進(jìn)士，授翰林院修撰，后出為湖南辰永沅靖兵備道。精金石之學(xué)，纂輯《八瓊室金石補(bǔ)正》一百三十卷，與吳榮光《筠清館金石錄》瞿中溶《古泉山館金石文編》，被并推為繼王昶《金石萃編》之后影響最巨的重要之作。戊辰為同治七年（1868），陸氏以當(dāng)時拓得諸本及包括嘉慶續(xù)修《湖南通志》在內(nèi)的前人載記，參?；タ保罱K釋得《麓山寺碑》碑陰李邕所書列銜題贊存字計(jì)三百五十一字，載入其《八瓊室金石補(bǔ)正》，成為至今仍具重要參考價值的文獻(xiàn)文本。而陸氏提到的“參以吳氏所載”，當(dāng)指其書中錄引的嘉（慶）、道（光）間吳榮光所撰《筠清館金石記》。吳榮光（1773-1843），字伯榮，號荷屋，廣東南海人。嘉慶四年（1799）進(jìn)士，官至湖南巡撫。富收藏，精鑒賞。其于金石文字，自少至老，好之不倦，搜羅拓本達(dá)兩千多種，著為《筠清館金石錄》，陸增祥《八瓊室金石札記》卷一《書陸劭聞金石續(xù)編后》中，稱其“生平所見金石家書十余種，類多《萃編》未錄之文，其最富者，莫如《筠清館金石錄》，又系未刻之書，世所罕覯”。惜其書今只有五卷本通行于世，且僅錄吉金，未見碑刻。而陸氏《八瓊室金石補(bǔ)正》“麓山寺碑并陰”條下所引吳氏《筠清館金石記》，則述及“《麓山寺碑》，李北海所書，載《金石萃編》第七十八卷。碑陰題名，亦北海所書。《萃編》引武授堂跋，載其略于碑后。其石今已斷裂，砌入墻內(nèi)，不能復(fù)開。茲據(jù)舊拓本，按行細(xì)審，較授堂所記為詳?！笨芍獏鞘袭?dāng)年，也因碑陰砌壁而只能據(jù)舊拓之本著錄。又與吳氏幾乎同時的瞿中溶，其《古泉山館金石文編殘稿》卷二“麓山寺碑”條中亦謂：“此碑久已斷碎不全，今僅存九百九十六字，近人以甎圍之，碑陰及兩側(cè)題名俱不可見矣。予先見一舊拓整表本，文二十六行，行五十六字，又銜名一行，年月一行，共存一千二百三十一字?！宾闹腥埽?769-1842），字萇生，號木夫，江蘇嘉定（今屬上海）人。邑庠生，錢大昕女夫。邃于金石文字之學(xué)，有《三體石經(jīng)辨正》《續(xù)漢金石文編》《漢武梁祠堂石刻畫像考》《集古官印考證》及《古泉山館金石文編》等。瞿氏曾援例捐官，出任湖南布政司理問，于當(dāng)?shù)亟鹗?，遂多用心。近世柯昌泗?899-1951）先生《語石異同評》（中華書局1994年4月）中，有這樣的評說：
湖湘間唐碑，宋人著錄本不為少，惜皆湮逸。巨擘推《麓山寺碑》，宋代即已重剜，同一宋拓本，猶有已剜、未剜之別。今存碑本，不足以見北海之真面目。碑陰題字三列，徧贊僚吏，尚是北海真跡。雖其上刻畫橫加，精采仍炯然照人，碑側(cè)米書題名亦佳，此碑陰、側(cè)拓本重于碑陽矣……莘農(nóng)于湘碑搜訪極力，葉書所云八瓊室目，今其書已刊行，《萃編》而后，惟此書足以接武，菁華多為湘中所得。先于星農(nóng)，為其鄉(xiāng)人嘉定瞿木夫理問（中溶），湖南志之金石志，木夫一人所纂輯，雖附通志以行，而精博不減畢、阮之書。湖南石刻流傳著錄，此兩家之功為最。
今上海圖書館所藏善本碑帖中，有何紹基舊藏《麓山寺碑并陰》，即“翰墨瑰寶：上海圖書館藏珍本碑帖叢刊”第三輯中原色影印者，內(nèi)有何氏題跋三則，皆已收入其《東洲草堂金石跋》卷五中。該本碑面系南宋拓本，后附碑陰舊拓，裱邊有何氏手注小字釋文，共二百八十四字，而其壬子（咸豐二年，1852）七月廿二日一跋中，又述及由來：
余于庚子秋舟泊泲寧，曾于郭氏購得黃小松所藏宋拓《麓山寺碑》并陰，有小松及覃谿、瘦銅諸題記甚精，隔宿乃為中途人奪去，意甚悔惜。兒慶涵復(fù)再訪之于泲寧，已無可蹤跡。老友許印林忽以此拓寄賜吾兒，吾兒因并所藏舊拓碑面本合裝成冊，請加乙記。余適初返都寓，因積受暑雨，患足蹇，未得出。古墨照人，眼明捥活，檢授堂跋，先摩挲碑陰，字多虛谷所未見者，回憶小松珍本，亦不過如此，而此碑面古拓，則又視小松本遠(yuǎn)勝也。
何紹基舊藏《麓山寺碑》何氏題跋
何氏所憶庚子秋在泲寧得見黃小松藏本，即道光二十年（1840）之事。據(jù)黃易《嵩洛訪碑日記》及其《嵩洛訪碑圖》冊中“小石山房”一圖題記所載，嘉慶元年（1796）九月二十八日，武虛谷（億）以拓本十?dāng)?shù)種相贈，其中就有《麓山寺碑》碑陰、碑額，而何氏所見之本，是否即當(dāng)年武氏所贈者，因黃氏藏本今不知何在，無從檢驗(yàn)。又承研究黃小松其人其事多有心得的友人薛龍春先生見告，曾經(jīng)其檢讀的南京圖書館珍藏黃氏《小蓬萊閣金石目》稿本中，亦僅著錄“岳麓寺碑，行書。開元十八年，李邕文并書，在長沙府岳麓書院”，而未及其他，故上海圖書館藏何氏本所附碑陰舊拓，應(yīng)已屬難得，上世紀(jì)七十年代末上海書畫出版社影印蘇州博物館的景樸孫舊藏《麓山寺碑》北宋拓本時，即取以相配。該碑陰拓本天頭，尚有羅汝懷據(jù)王昶《金石萃編》嘉慶續(xù)修《湖南通志》及瞿中溶《古泉山館金石文編》等所作校補(bǔ)，勘訂之外，復(fù)補(bǔ)出二十多字，并記時日為“同治三年新正三日”，是在《八瓊室金石補(bǔ)正》所記同治戊辰（七年，1868）拆壁取拓碑陰之前，而羅氏《綠漪草堂文集》卷十三有署年“同治三年歲次甲子上元前二日”的《麓山寺碑考敘》，更可見其考索此碑之詳情，茲節(jié)錄其要，以見大略：
余自角丱知有此碑，顧未嘗肄業(yè)及之。往歲辛酉，偶得翻本，脫漏數(shù)簡，因以家藏整幅鉤補(bǔ)而重裝之，而剝?nèi)豹q多，則又從錄本注補(bǔ)，亦未辨其訛誤也。老友丁君果臣共事書局，見余翻本，遂出其舊藏原本，校對缺字，相與講論不已。于是道州蝯叟聞而和之，所藏一整裝大幅，一翦裝巨本，其整幅懸于齋壁，亟往觀之，肅穆澄明，有如碑文所云也。大幅不便坐觀，即向借翦裝之本，幾于十索乃得。既友從李君季眉借得一本，而漁獵之心猶不可遏；湯君子惠歲暮歸自武陵，一日過余見此碑，云近以四十枚錢市得一本，未知何等。旋往索取，則復(fù)別假一整幅并授以歸，繼又從曾郁文刻店假得一紙。獻(xiàn)歲旬日，風(fēng)雪彌空，旅館清寂，乃合諸本，勘其剝?nèi)敝愅斨?，大致亦頗了了，而尚有疑不能明者，則非更得舊本參互鉤考，不能釋然。
上海圖書館藏何氏本冊尾，又有羅氏同治五年（1866）四月十八日一跋，亦收入其《綠漪草堂文集》卷十九，題作“跋何蝯叟所藏舊拓麓山寺碑”，除揭出“碑在康熙初為茀草所燔，落石三片凡十七字，吳門勞澂在茲藏以錦囊。之十三年，吳三桂寇長沙，在茲棄千金裝，獨(dú)挈錦囊跳去”這一重要信息之外，最后又記：“此本來荷池兩載，似涉久假不歸。然鉤稽頗費(fèi)日力，成碑考數(shù)紙，其聊可解嘲乎？”與何紹基《東洲草堂詩鈔》卷二十八（丙寅）中《羅硯生出示陶文毅題麓山寺碑詩用義山韓碑韻屬余繼作》長詩前小序所記“硯生考訂是碑甚勤，遍錄各家拓本，以吾所收兩本為最古，頻辱借閱，今始見還也，時丙寅四月下澣”，正相吻合。而詩中并贊羅氏：“楳根久抱麓碑臥，古拓新本鋪淋漓。昨過古荷池舍話，見示印心石屋詩。所據(jù)滄州舊珍冊，副以楹鑿輝家墀。覆刻雖多襲前謬，雋句自足張此碑。若非多本細(xì)參斠，忍令蛇蚓淆蛟螭?！眲t又能與羅氏《綠漪草堂詩集》卷八所收《陶文毅公集中有李北海麓山寺碑詩，用李義山韓碑詩韻。蝯叟山長要余同作，時方有刻書之役，日與手民辨校俗體也》長篇所詠，并誦互觀：
我曾卅年事涉獵，頭白批校勞不辭。獨(dú)于臨池未致力，鑒賞別擇無能為。前年偶作麓碑考，一知半解非專司。搜尋卻費(fèi)兩月日，雪窗展卷閑支頤。林壑肅穆字亦爾，神不外散光淋漓。故知絕藝不兼得，遠(yuǎn)勝歷下亭中詩?；虺盅b本出篋笥，亦展大幅鋪階墀。有唐湖外兩杰作，峙立庶媲浯溪碑。深山大澤起光怪，日夜守護(hù)蟠蛟螭。叟藏二本最舊拓，不肯久假寧非私。市售近拓日劣下，石經(jīng)再裂難修治。碑陰久遭俗筆壞，頑石碎璧何心脾。安化重翻多無體，僅紀(jì)歲月無題辭。集中云得滄州本，氈蠟定尚先康熙。甲寅前猶未剝落，此刻胡不從摹追？世有精拓當(dāng)往訪，詎惜累繭還重胝。要同作詩者蝯叟，其姓何氏其名基。（碑自康熙初因草燔落石三片，凡十七字，吳門勞澂在茲囊錦貯之。及吳三桂寇長沙，在茲棄千金裝，獨(dú)挈錦囊以遁，說見秦涵村詩集。三桂至在甲寅，則先無剝落可知。逮嘉慶七年，碑復(fù)大泐九十四字，今別為一石者是也。余詳《碑考》。）
何紹基（1799-1873），字子貞，號蝯叟，湖南道州人。道光十六年（1836）進(jìn)士，由翰林院編修，歷充福建、廣東、貴州等鄉(xiāng)試主考官，提督四川學(xué)政，又先后主講山東濼源書院、長沙城南書院。其于學(xué)問，博洽經(jīng)史，尤精小學(xué)，旁及金石碑版文字，并以書藝詩文，名重后世，有《東洲草堂詩鈔》《文鈔》及后人所輯《東洲草堂金石跋》等。其于書法，自漢及唐，用力皆深，而于李邕書碑，亦多心得，謂“北海書發(fā)源北朝，復(fù)以其干將莫邪之氣，決盪而出，與歐、虞規(guī)矩山陰者殊派，而奄有徐會稽、張司直之勝?！庇戎亍堵瓷剿卤?，評曰：“惟此碑沉著勁栗，不以跌宕掩其樸氣，最為可貴。碑陰字肅穆靜實(shí)，與《李秀碑》近，當(dāng)日書意兼有此兩路，而是碑乃兼具之也?！逼渑c羅氏，情誼久遠(yuǎn)，故羅氏考索《麓山寺碑》，何氏不但慨假珍藏，樂與切磋，甚至還曾共謀重現(xiàn)碑陰，《東洲草堂金石跋》卷五有作于同治乙丑（四年，1865）的《跋吳平齋藏麓山寺碑宋拓本》，其中憶及：“去秋在長沙，方與楊海琴、丁果臣、羅硯孫諸君商量精拓，并坼壁出碑陰，阻雨不果。待今年返湘，或遂此愿耶？”知其事亦在同治三年（1864），即正當(dāng)羅氏為撰《麓山寺碑考》，借何氏藏本校閱之時。而羅、何之交，始自青年，意趣相得，至老彌篤，今兩家詩文集中，尚多有往還贈答、品鑒唱和之什，則上海圖書館所藏何氏舊物《麓山寺碑并陰》，不僅宋拓舊本，配成完璧，更存兩家題跋校釋，見證當(dāng)年風(fēng)雅，彌足珍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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