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兩個梭羅
2014年《紐約客》雜志發(fā)表了凱瑟琳·舒爾茨（Kathryn Shultz）對亨利·戴維·梭羅的討伐文章《湖渣》（Pond Scum），舒爾茨列舉了梭羅身上的三大罪狀：偽善，厭世，自戀。以梭羅的傳世名篇《瓦爾登湖》為例，其實他在湖邊住了兩年兩個月零兩天，但是書里將這壓縮成一年，如果這可以算作“藝術(shù)加工”的話，舒爾茨認為其他的“粉飾”則完全在篡改真相。梭羅每個周末都回家吃晚飯，他的朋友常常來到這座湖畔小屋看他，他的母親很有可能幫他洗了衣服。對舒爾茨而言，正是因為梭羅從來沒有像他書中所說的那樣在湖畔生活過，他才會浪漫化這種孤獨的生活，他的謳歌乃至以其為基礎的道德教諭都是空中樓閣，全無事實基礎。
亨利·戴維·梭羅（1817年7月12日-1862年5月6日）
雖然舒爾茨的檄文毫無意外地引起軒然大波，但她遠非第一個做出類似批評的人。歷史上一直有兩個梭羅：一個是《瓦爾登湖》里拒斥人類文明的隱士，他親手造起自己的小屋，歌詠自立，以此保持道德上的自潔；另一個是《論公民的不服從權(quán)利》里憤怒的斗士，他因拒絕繳人頭稅而入獄，但是他并不懼怕，他走上講壇，號召他的康科德鄰居們不要茍同奴隸制和美墨戰(zhàn)爭，而要成為“勒停這架機器的反摩擦力”。前一個渴望避世，后一個勇于承擔政治責任；前一個棲身于自然，后一個卻積極介入人類社會的紛擾。很長時間以來，讀者都在思考：究竟哪一個才是梭羅本尊？
勞拉·達索·沃爾斯的最新傳記《梭羅傳：完整的一生》（Henry David Thoreau: A Life）并不提供這道選擇題的答案，而是告訴我們這道選擇題本身就是假命題。
在沃爾斯看來，兩個梭羅并不矛盾，他們統(tǒng)一于梭羅對信仰的追求之中。眾所周知，梭羅是超驗主義者（transcendentalist）。美國超驗主義受到19世紀歐洲浪漫主義的影響，比起規(guī)則、邏輯和平衡，他們更重視自覺、直覺和情感；但與此同時，美國超驗主義還和新英格蘭基督新教獨神論派有著更親密的聯(lián)系，而愛默生和梭羅畢業(yè)的哈佛大學正是當時獨神論派的大本營。獨神論派和更正統(tǒng)的圣三一教會的最大區(qū)別在于，獨神論派駁斥基督的神性、祂奇跡的降生以及復活，還有三位一體的概念，通過強調(diào)基督的人性一面，獨神論派和超驗主義者們暗示：人可以直接與上帝交流，且每個人都可以依賴自己的直接經(jīng)驗在此世實現(xiàn)基督的道德完滿。（納撒尼爾·卡普蘭和托馬斯·卡察羅斯《美國超驗主義的起源》）而對于梭羅而言，基督的道德和智慧首先顯現(xiàn)于自然。
梭羅出版的第一部作品《康科德和梅里馬克河上的一周》記錄的是他和兄長約翰生前所做的最后一次郊游。他在《一周》的開篇就描繪了魚兒遭受工業(yè)文明蹂躪的畫面，它們被無情地卷入比萊利卡水利機械?！罢l聽見了魚兒的哭聲？”梭羅問道。而后，他總結(jié)說：“只有純真和一項正義的事業(yè)來護衛(wèi)它們的肉身。”可他不知道什么能夠幫忙撬開水壩，只能宣誓：“我與你們同在?！币簿褪钦f，是在自然里，梭羅見證了愛默生所言的“人就是一捆關(guān)聯(lián)和一團根蒂”（愛默生《論歷史》）。這種人與世間萬物相互依存的關(guān)系威脅了梭羅對人寄寓的道德理想，按照沃爾斯的總結(jié)，梭羅在“護衛(wèi)任何與我們相關(guān)的生命體”：遭受人類工業(yè)文明威脅的樹木和野生魚類，整個生態(tài)系統(tǒng)；奴隸，在掠奪戰(zhàn)爭中受苦的墨西哥人，以及盎格魯文明所否定的印第安土著居民。
梭羅見證了他所在世代的人的道德危機，但他沒有就此消沉，他相信人可以通過與上帝對話來達到道德上的完滿，也就是說，在最有限的程度上，人至少可以抵制周遭的惡，堅守自己的道德。這也是他搬去瓦爾登湖最初的原因，他可以對工業(yè)文明和物質(zhì)主義說不，也可以在自然中接近上帝：他用白松木造起的小屋是“一座廟宇”，“吃”是“一樁圣事……坐在世界的圣餐桌面前”，他希望自己寫下的文字成為“一部給現(xiàn)代世紀的經(jīng)書”。之后，他不斷擴大他的責任感，他拒絕繳納的人頭稅其實是對奴隸制和美墨戰(zhàn)爭的拒絕；他一生不斷行走，記錄，相信“野外保存著這個世界”，他每年記下的康科德每種花的花期、瓦爾登湖融冰的日期、樹葉變色的時間，還有降雪的時長和積雪的深度，這些都將成為后世生態(tài)學家（當時生態(tài)學這門學科尚未誕生）研究氣候變化的珍貴材料。他的家庭是馬薩諸塞州運送黑奴出逃的“地下鐵路”（underground railway）關(guān)鍵的一站。1850年，《逃亡奴隸法》通過之后，每個公民都被要求幫助攔截、保管、歸還可能是“財產(chǎn)”的逃亡奴隸，即便后者已經(jīng)是自由民。這項法案把梭羅的家鄉(xiāng)直接變作了奴隸制的溫床，震怒的梭羅發(fā)表了“馬薩諸塞州的奴隸制”這一演講：“我對國家的記憶糟蹋了我的散步，我的思想對于國家無異于謀殺，我非自愿地走向了對她的顛覆?！本拍曛蟮?859年10月，約翰·布朗以暴力襲擊的方式來反抗奴隸制，起義失敗，布朗入獄，面臨的是叛國罪的指控。在所有人都將布朗視作瘋子或者以沉默謀求自保的時刻，梭羅第一個挺身而出，在公開場合發(fā)表名為“為約翰·布朗上?？罐q”的演講，他在布朗身上看到的是基督的道德完滿，以殉道的方式來救贖美國的原罪，這和他年輕時候的想法一脈相承：“沒幾個公民會接受召喚或有能力成為殉道者，但有些人是殉道者，”梭羅的責任在于，“當這樣的異見英雄現(xiàn)身的時候，他們不應被視作瘋子，而應被視為救世主?！?/p>
1854年首版的《瓦爾登湖》扉頁，插畫由梭羅的妹妹索非亞所繪
2.時間的深處，星辰的高度
梭羅1817年出生于馬薩諸塞州的康科德，距離今天已經(jīng)過去了兩百年有余，很多梭羅成長時期的“常規(guī)”在今天看來或許不可思議。這其中首先包括他所接受的學校教育：梭羅就讀的康科德書院是鎮(zhèn)上精英階層改良原本免費但不盡如人意的公立學校的產(chǎn)物，他們致力于把男孩們送入大學（當時的女性無法入讀大學），書院設有全套課程：拉丁文和希臘語，外加法語和意大利語，英語的修辭學和作文，數(shù)學，一些化學和自然科學，一點兒歷史和地理。
雖然這個學校將會走出一大批杰出人士，法官，參議員，至少一位著名作家，但是學生們認為這是“最差勁的學?！?。當時學校教育的常態(tài)是用戒尺建立權(quán)威，有一天，不滿如此“伺候”的男孩把戒尺在校長菲尼亞斯·艾倫（Phineas Allen）頭上敲成了兩半，在此以后，學?！皬氐捉蹈駷闊o用的機器”。中學畢業(yè)后，他就讀的是赫赫有名的哈佛大學，但這所名校當時正處于其歷史上的低谷，督導會記錄下晨禱的缺勤和違紀（包括沒有穿上規(guī)定的黑色外套），以此給學生評定成績，批評家說學校的課程“落后于時代”，每屆學生被嚴格分開，同一撥學生一起上每學期的標準課程，由同一批教師執(zhí)教，聽不到其他觀點。哈佛的教授在課外不和學校交流，梭羅感到自己來到了另一個康科德書院，“年輕人被置之不理，只能依靠同伴的相互學習以取得進步”。
所幸的是，非常有限的學校教育讓梭羅把目光投向了學校之外。更幸運的是，一場打破學校圍墻，倡導全民教育與知識共享的學園運動很早就影響了梭羅的一生。這場運動由約西亞·霍爾布魯克（Josiah Holbrook）發(fā)起，“他想象這樣一個美國：所有工作階層（不，所有公民?。┠軌蚴艿娇茖W知識（不，所有知識！還有藝術(shù)、文學和歷史，所有有用的、和生活密切相關(guān)的知識）的啟迪”。1828年，梭羅11歲的時候，康科德學園（Concord Lyceum）的動議經(jīng)過全鎮(zhèn)公民投票一致通過。每年兩美金的費用，每個公民可以在周會攜帶“兩位女眷，如果結(jié)婚，可以帶上孩子”，會議由演講和辯論組成，多有關(guān)政治議題，比如“該州是否應當建造連通波士頓和奧爾巴尼的鐵路（是），學校是否應當禁止體罰學生（否），把印第安部落從他們的原住地遷移到密西西比以外是否正確（沒有結(jié)論）。學園的講座總是引來滿屋的聽眾，大家都迫切地學習地理、歷史、政治、神學和科學知識”。
如沃爾斯所言，學園對梭羅的重要意義是無法估量的。梭羅在這里汲取知識，開闊眼界，他母親運營的家庭招待所常常是講座嘉賓下榻的不二選擇，年少的梭羅不用出家門就能看見世界，因為世界自會來到他家。而當梭羅成為作家之后，他包括《瓦爾登湖》《論公民的不服從權(quán)利》《科德角》在內(nèi)的諸多名篇都首先作為講稿在這里發(fā)表，學園的聽眾——他的鄰居——給他提供了最初的反饋和建議。
更重要的是，學園啟發(fā)梭羅把生活本身就看成是對真理的追求。梭羅思索著，我們?yōu)槭裁匆凇俺赡甑臅r候離開教育”？“應當讓鄉(xiāng)村成為大學”，成為公民可以在余生繼續(xù)追求文理知識的不尋常的學校，大家聯(lián)合起來支持藝術(shù)和教育，不是為了讓這個村鎮(zhèn)能走出幾個杰出人士，而是讓它成為“所有人的高尚村鎮(zhèn)”。
他的知識沒有邊界，正如對真理的追尋不應存有邊界，年幼時，康科德“獨神論派”和圣三一教會的紛爭造成了梭羅家內(nèi)部的分裂，母親辛西婭和三位姑媽持有不同的宗教觀點，梭羅目睹著沖突所造成的傷害，暗暗決定“拒絕一切”：“不應該建禮拜堂，因為真正的教會不在某棟建筑里，而且不應當被某個體制限制?！痹谕蟮娜松校艘笞约恒@研《圣經(jīng)》，還進而學習其他主要宗教流派的經(jīng)文，包括印度教、伊斯蘭教和佛教。他希望找到“精神真理的真正源泉”。往后，他把印度教和基督教放在同一緯度贊頌的篇章會被保守的新教徒視為“褻瀆”，但這卻是他超越同時代人的卓越視野。文學也一樣，對他而言，文學從始至終就是“世界文學”：“荷馬，維吉爾，《圣經(jīng)》，印度和中國的典籍，古英語詩歌……一直到新近的德國哲學和科學，法國人關(guān)于新大陸的歷史研究，英格蘭最前衛(wèi)的浪漫主義詩歌，蘇格蘭最雄壯的散文。梭羅把上百卷書里摘錄的筆記填滿了幾十本本子，創(chuàng)建了屬于自己的圖書館：詩歌，歷史，科學，人類學，旅行，探險。他無窮的好奇心意味著他家后院的蛛絲馬跡都可以將遙遠的時代和地域帶到他身邊：耕作的農(nóng)民讓他想起維吉爾的《農(nóng)事詩》（Georgics）；南極探險者幫他分析的是新英格蘭的冬天；愛爾蘭的勞工為他展現(xiàn)的是瓦爾登湖里的《薄伽梵歌》（Bhagavad Gita）。”
其實梭羅一生因為受限于經(jīng)濟條件，主要的活動范圍就是康科德以及附近的新英格蘭地區(qū)。但是，他對知識的好奇讓他對這些包括森林、田野、山丘在內(nèi)的“公共領(lǐng)域”的探索具有了非同凡響的意義。如沃爾斯所說：“當梭羅在康科德和梅里馬克河上泛舟時，他經(jīng)過的是時間的深河；當他沿著科德角的海岸行走時，他把腳趾探入了環(huán)繞地球的大洋；當他站在卡塔丁山的山脊上時，他是在星辰的高度呼吸這顆星球稀薄、冰冷的空氣?！碑斔蔀闇y量員之后，他用雙腳一步一步獲取馬薩諸塞州的知識，“漫步成了寫作的同義詞，測步距宛如衡量音步”。因為從不限定自己的知識邊界，時間的深處、星辰的高度就成了梭羅看待世界的視角。
梭羅小屋所在地
3.行為藝術(shù)與思想的播種
梭羅的另一個成長背景，如沃爾斯所言，是當時頗為“原始”的美國民主制度，這一制度充滿實驗性和不確定性，尤其在康科德，“美國完全成了家族產(chǎn)業(yè)，由一代人掙得，再傳遞給下一代人”。這種粗野制度的好處是，作為康科德公民的梭羅感到了無上的責任，他“為自己重審美國民主制度的根基”；但是另一方面，這個根基千瘡百孔，物質(zhì)主義猖狂，經(jīng)濟完全仰賴奴隸制，既得利益階層想方設法使這項處處不平等的制度繼續(xù)運轉(zhuǎn)下去。梭羅深感自己不能相信這些人，“他必須為自己來實驗”。
值得注意的是，梭羅不能完全相信的人也包括當時美國文壇的雄獅：拉爾夫·沃爾多·愛默生。不可否認，在梭羅的一生中，愛默生都扮演著對他影響至深的導師和摯友的角色。1836年，梭羅正在哈佛大學依靠獎學金苦苦支撐，愛默生則搬到了康科德定居，次年8月，愛默生會在哈佛發(fā)表重要的演說“美國學者”，宣布學者的“自由”和“獨立”。梭羅并不在聽眾席里，他和愛默生初次見面的具體時間如今仍無法確知，但是至遲在1837年10月22日，他們相遇了，因為那一晚梭羅記錄下愛默生對他看似無心的建議：“‘你現(xiàn)在在做什么？’他問道，‘你記日記嗎？’”就是因為這句話，梭羅開始了這項會一直延續(xù)到生命尾聲的習慣：記日記。兩個月之后，梭羅應邀加入了愛默生的“超驗主義俱樂部”。但是，比起已成為文學常識的兩人之間親密的友誼，沃爾斯所追溯的兩人之間思想的嫌隙展現(xiàn)了梭羅對自己的不同期待。
1844年，27歲的梭羅應邀在波士頓發(fā)表有關(guān)反對奴隸制的演講。此前，愛默生剛在同一個地方做過題為“新英格蘭改革者”的演講。在演講中，愛默生嘲笑了兩種改革的極端：“一種是驕傲的異見者和‘形單影只的否決者’，他們只擁護‘王國為我造’；另一種是放低身段只‘適應協(xié)會能夠達成的絕對共識’的公民?！睈勰牧鍪莾蓚€極端之間的中間地帶。然而，梭羅在自己的演講中，首次公開劃清了和愛默生的界限，因為梭羅自己就是驕傲的異見者和形單影只的否決者，他不再相信愛默生固守溫和派立場的“言辭”，他對聽眾說：“給我們看行動”，“行為要比言辭有力”。也就是說，從這一刻開始，梭羅的偶像不再是愛默生，而是踐行道德標準的廢奴主義者溫德爾·菲利普斯和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后者是《一個美國奴隸的生平自述》的作者），梭羅渴望用自身的生命經(jīng)驗來“顛覆并持續(xù)顛覆封閉的傳統(tǒng)和舒適的習慣”，把他的抗爭“變作一項又一項行為藝術(shù)”。
“行為藝術(shù)”是沃爾斯的原話，她在此用作褒獎，意指梭羅把生活中最簡單的行為都轉(zhuǎn)化為富有內(nèi)涵的藝術(shù)。但她當然也知道這個詞的貶義外延，在談到梭羅在當時就富有爭議的“瓦爾登湖”生活實驗時（愛默生警告說：“紳士不會住在棚屋里?！保?，她也不無遺憾地感慨：“他在瓦爾登湖生活的兩年兩個月零兩日會成為而且永遠是諷刺的行為藝術(shù)?！边@也是后世，尤其是政治學者爭執(zhí)不休的論題：類似梭羅這樣的“形單影只”的公民不服從行為究竟有沒有效力？
漢娜·阿倫特是對此類“行為藝術(shù)”最有影響的批評者之一，在她看來，如梭羅和蘇格拉底這樣獨異個體的“公民不服從”只會被公眾當成怪物圍觀（阿倫特《公民不服從》）。普林斯頓大學教授杰克·特納（Jack Turner）則反駁說，當梭羅在公眾面前“表演良知”（performing conscience）的那一刻，這種表演已經(jīng)在觀眾之中得到轉(zhuǎn)化，觀眾的良知會被喚醒。
這里邊一來一回的論證牽扯很多維度，特納的駁論作為與阿倫特的對話寫于阿倫特逝世多年之后，但是，阿倫特原文中的很多觀點仍然可以用來質(zhì)疑特納，比如，所謂“良知”應該如何定義？梭羅的良知是他在《瓦爾登湖》里談及的“更高的律法”，有著重要的信仰語境，然而在阿倫特看來，當社會走向世俗化，上帝的“良知”不再被共享，也就是說，讓梭羅感到“污濁”的惡并不影響其他人的良知和生活，因而，指出“罪惡”的行為本身不具備轉(zhuǎn)化力量，更不可能是啟蒙的保障。
沃爾斯換一個角度來看待梭羅的實踐——作為作家而非政治活動家的梭羅。她不否認梭羅在世時影響力有限，他的巔峰之作《瓦爾登湖》在他離世的時候也沒把首印的兩千冊賣完，他的演講在吸引喝彩的同時也飽受批評和抵制，在世的時候，就有很多人指責他厭世、偽善和自戀，這些都符合阿倫特的觀察。但是，以為暴力反抗奴隸制的約翰·布朗上校辯護為例，梭羅的朋友奧爾科特的評價是中肯的：“布朗直接攻擊體制，梭羅只滿足于從旁批評他們?！蔽譅査拱堰@些看法都納入了她的傳記，然而她同時指出，如果沒有梭羅，沒有之后所有追隨者的話語，“布朗的刀劍和來福槍不具備更大的力量——它們只是殘殺身體的武器，是抵抗國家的暴力工具，而這個國家當前用同樣的武器摧毀了布朗。約翰·布朗的刀劍有著重要的意義，然而沒有那些文字，它們只是刀劍”。也就是說，梭羅的文字和行為把他自己和其他杰出個體的生命經(jīng)驗“轉(zhuǎn)化”為思想和藝術(shù)的同時，這些經(jīng)驗就超驗于平凡且會隨時間流轉(zhuǎn)而失去價值的日常生活。
梭羅所踐行的這項事業(yè)像極了在他生命末梢?guī)Ыo他莫大希望的種子。“毀滅是容易看到的，它突然而且壯觀：每個人都能聽見大樹的垮塌。但是誰能聽見樹的生長，聽見生命緩慢，但永不停歇的創(chuàng)造過程？”梭羅認為，只要把時間的維度拉長，從整個星球而非人類本身的維度來看，我們就可以看到自然“緩慢但確鑿”的再生。
距離梭羅離世大約一個世紀之后，他的“公民不服從”在甘地和馬丁·路德·金各自的民權(quán)運動里被轉(zhuǎn)化成武器，梭羅原本顯得過于天真的號召在那兩場影響深遠的非暴力抵抗運動里成為現(xiàn)實：官員出于道德愧疚而辭去公職，有意識抵制的公民一度將監(jiān)獄填滿，使得政府機器被這些“反摩擦力”拖垮，不得不做出讓步和調(diào)整。梭羅的效力不是通過“表演良知”那一瞬間得以實現(xiàn)的，而是通過書本，通過作者和讀者一對一的精神交流，他播下思想的種子，潤物無聲，我們把時間的維度拉長，最終在一個世紀之后見證了人類社會“緩慢卻確鑿”的成長。
梭羅的一生短暫，他45歲那年死于肺結(jié)核的時候，南北戰(zhàn)爭剛剛打響不久，而且此時的北方仍處于節(jié)節(jié)敗退的時刻。可以說，梭羅的一生正是在美國終結(jié)奴隸制最黑暗的前夜中度過，他的憤怒、哀愁、沮喪或許是那個年代有良知的人再正常不過的反應。不過，令沃爾斯敬佩的是梭羅身上對走入“良夜”永遠做出拒絕的姿態(tài)，也是因為這個姿態(tài)他永遠在其對人性、對自然和對文學的篤信中發(fā)掘出無限的希望。他相信“人與人之間的對話不是徒勞的。這就是文學的價值”；他相信“大地上沒有一個地方低到不能望見天堂”；他也相信人可以掙脫物質(zhì)的枷鎖，不斷往前走，“自由地走進天堂”。
每個時代都有各自的黑暗，每個時代有良知的人都有著各自的無奈和絕望，然而，梭羅的希望和信仰或許能夠給予我們力量，讓我們不畏于或許注定是痛苦且在我們在世時看不到結(jié)果的生命實踐。
錢佳楠
2020年1月1日
于美國圣路易斯
本文為《梭羅傳：完整的一生》的譯后記。
《梭羅傳：完整的一生》，【美】勞拉·達索·沃爾斯/著 錢佳楠/譯，河南文藝出版社·理想國，2021年1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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