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7月，韓國漁民崔亨根在朝鮮半島的新安郡道德島附近進行捕魚作業(yè)時，打撈出三十七件陶瓷器，其瓷器屬完整的青花瓷。一年后，幾名漁業(yè)潛水員成功地找到了發(fā)現(xiàn)瓷器的確切地點，并打撈出一百余件青瓷，從而引起了韓國政府及民間學者的關注。隨后韓國政府成立了“新安海底遺物發(fā)掘調查團”，在發(fā)現(xiàn)瓷器的地方找到了一艘古代沉船。從1976年到1984年間，這個調查團先后進行了十次大規(guī)模的探查、發(fā)掘與打撈，共從這艘沉船上撈出了二萬多件瓷器、一千多件紫檀木文物和八百萬枚中國銅錢，這些銅錢重達二十八噸。這一考古發(fā)現(xiàn)震驚了世界考古界。
新安海底打撈的文物
1984年，這艘沉船被韓國方面打撈出水，陳列于韓國光州木浦市的國立海洋遺物展覽館中。經復原發(fā)現(xiàn)，這艘船長三十四點八米，寬十一米，載重量二百噸，是一艘中小型的海船。那么，這艘古沉船有什么來歷呢？它究竟是哪個國家的船只呢？為了弄清這些問題，1977年11月，在韓國首爾召開了由六個國家的四十多位專家參加的“新安海底文物國際學術大會”。會上，中、日、韓三國學者經過充分討論達成共識，認為這是一艘中國元代的貿易商船，它于元至治三年（1323年）由浙江慶元港（今寧波港）出發(fā)，滿載貨物開往日本，中途遭遇風暴，在朝鮮半島新安海域沉沒。雖然后期有人一度認為它是日本商船，但這種觀點在學術界并不占主流?！靶掳渤链钡陌l(fā)現(xiàn)表明，在我國元代，中國與亞洲乃至世界各國展開的貿易是廣泛而普遍的，一艘中小型的海船，竟然能裝載如此多的貨物，說明貿易規(guī)模的宏大。我們可以想象，在那個時代，中國大大小小的海船航行在通往世界各地的航線上，使開辟千年以上的海上絲綢之路異常繁忙。隨著對元代造船、航海、海外貿易、海上用兵等情況的不斷認識，我們可以斷定，我國元代是中國歷史上一個獨特的航海時代。
那么，元代緣何能成為中國古代歷史上的航海時代呢？
元代之所以能成為航海時代，是由若干條件決定的。
1.元代疆域遼闊，便于縱橫萬里
元朝是由蒙古民族建立的，在征服漢地之前，已經征服了中亞，勢力已達歐洲。元朝與中亞國家之間的關系，和以往漢人朝代都不相同，有著明顯的特殊性。波斯灣地區(qū)的伊利汗國（亦稱伊兒汗國、伊爾汗國），是蒙古帝國的四大汗國之一，始建于1256年，是成吉思汗的第四子拖雷之子旭烈兀建立的，而忽必烈與旭烈兀是親兄弟。這種特殊關系絕非一般國家關系所能比。伊利汗國所轄地區(qū)十分廣闊，包括阿富汗斯坦的卡爾提德王朝、克爾曼的后西遼、土耳其的羅姆蘇丹國以及格魯吉亞等，是中亞地區(qū)的一大強國。正是由于這一原因，元朝政府與中亞地區(qū)一直保持著密切關系，陸路和海陸交通都十分暢通，尤其是海路交通，在長達萬里的航線上，不僅官商船舶往來頻繁，而且安全可靠，為中外使者的政治、經濟、文化交流提供了空前方便的條件。元代出使海外的使節(jié)不僅有漢族人，還有其他各族的人，至元十七年（1280年），元朝政府成立了泉府司，該機構專管海運，在上海和福州設置兩個萬戶府，至元二十三年將市舶司劃歸泉府司，這樣就使出使海外的官商人員和船舶有了專門管理的機構，更加有利于對外交流。
描繪元代泉州港繁榮景象的圖畫，來自于15世紀《馬可波羅游記》手抄本
2.元代的造船與航海較前代有了大發(fā)展
經過滅亡南宋的戰(zhàn)爭，元代統(tǒng)治者認識到了發(fā)展造船和航海事業(yè)的重要性，繼承了南宋造船與航海的若干好東西。在造船方面，元代形成了驚人的造船能力。戰(zhàn)船往往能體現(xiàn)當時最高的造船水準，筆者在此就以戰(zhàn)船為例。元朝政府從南宋水師那里學到了造戰(zhàn)船、習水兵的很多方法。至元七年（1270年）三月，南宋降將元漢軍都元帥劉整與元蒙古都元帥阿術商議說：“我精兵突騎，所當者破，惟水戰(zhàn)不如宋耳，奪彼所長，造戰(zhàn)艦，習水軍，則事濟矣?！盵1]于是二人上言：“圍守襄陽，必當以教水軍、造戰(zhàn)艦為先務?！盵2]皇帝下詔許之，遂“造船五千艘，日練水軍，雖雨不能出，亦畫地為船而習之，得練卒七萬”。[3]攻占襄樊后，更令增練水師五六萬人，再造戰(zhàn)船三千艘。這樣，兩次造船就達到了八千艘。統(tǒng)一中國后，元朝廷為了海上軍事活動和大規(guī)模的海上漕運，令各地建造了大量船舶，其數量和質量都遠遠超過了前代。馬可·波羅曾見黃河上“有屬于大汗之船舶，逾一萬五千艘，蓋于必要時運輸軍隊赴印度海諸島者也。緣此地距海僅有一日程，每舟平均足容水手二十人，可載馬十五匹暨其騎者，與夫食糧軍械甲胄”。[4]這些例子都說明，元代統(tǒng)治者對造船的重視，直接推動了造船業(yè)的發(fā)展。
對于船舶的大小和質量，雖然在古代典籍中沒有明確記載，但我們依然可以從外國人的記錄中了解一些情況。阿拉伯大旅行家伊本·白圖泰（又譯伊本·白圖塔或伊本·拔都他），元代曾乘坐中國海船來到中國，他對中國船舶的印象極為深刻。后來他寫成了《伊本·白圖泰游記》，在書中詳細介紹了當時中國船舶的大小以及建造技術。他說，中國的船舶分為三個級別：大的稱作艟克，復數是朱努克；中的為艚；小的為舸舸姆。大船有十張帆，至少三張帆，帆系用藤篾編織，其狀如席，常掛不落，順風調帆，下錨時亦不落帆。每一大船配置人員一千人，主要包括操縱船舶的各類人員；水手六百人；作戰(zhàn)的士兵四百人，包括弓箭射手、手持盾牌的護勇和發(fā)射火銃（火銃是一種管狀火器）的士兵。隨從每艘大船的有小船三艘，一艘為半大者，一艘為三分之一大者，一艘為四分之一大者。這種巨船只在中國的廣州建造。白圖泰還說，這種船船槳大如桅桿，一槳旁聚集十至十五人，站著劃船。船上造有甲板四層，內有房艙、官艙和商人艙。官艙內的住室附有廁所，并有門鎖，旅客可攜帶婦女、女婢，閉門居住。有時旅客在官艙內，不知同舟者為何許人，直至抵達某地相見時為止。水手們則攜帶眷屬子女，并在木槽內種植蔬菜鮮姜。船的總管就像一個大長官，登岸時射手黑奴手執(zhí)刀槍前導，并有鼓號演奏。另外至寄居處所將槍刀擺列大門兩旁，住多久就擺多久。
伊本·白圖泰
從白圖泰的描述看，中國建造的大船是用于遠洋航行的巨型船舶，它兼有經商和作戰(zhàn)兩種功能。那么，這種船用現(xiàn)在的標準衡量有多大呢？從帆的數量判斷，它有十張帆，古代大船有“九桅十二帆”之說，意思是要把十二張帆全部掛起來，至少需要九根桅桿，要把十張帆掛起來，至少要有七八根桅桿。據明代宋應星《天工開物》記載，按照古代造船技術的要求，“凡舟身將十丈者，立桅必兩，樹中桅之位，折中過前二位，頭桅又前丈余”[5]。如果一艘船有八、九根桅桿，那么它的船長一定不少于四十丈，也就是在一百米以上。再結合配置有一千人，有三艘隨從小船組成小型編隊等情況，可以推斷，白圖泰描述的這種大船排水量應當在三四千噸，這在當時世界上也是巨大的船舶了。白圖泰還介紹了中國船舶的建造方法及工藝。造船時，先用厚厚的木板做成兩堵木墻，豎起來作為船頭和船尾的堵板，然后用多根經過攙疊而成的巨大方形木料，將兩堵木墻連接起來，其中一根方木作龍骨，同時，橫向裝上橫梁，這樣船的輪廓就形成了。輪廓形成后裝上船底，再安裝上兩舷的船板，做成水密隔艙。無論是船底還是側舷，都要用二重或三重木板加固。這樣，造船的主要工作就完成了。在建造工藝方面，白圖泰說，木料之間的連接，一是用卯榫連接；二是用巨型鐵釘釘牢。鐵釘的長度有“三腕尺”?！巴蟪摺笔枪糯＜?、希臘、羅馬一帶使用的長度單位，最早是指從胳膊肘到中指末端之間的長度，由于每個人的胳膊長短不一，“腕尺”的尺寸也就很難固定，后來各國進行了統(tǒng)一，“腕尺”的長度也就相對固定下來了。以古代希臘的“腕尺”為準，一腕尺約一英尺半，三腕尺就是四英尺半，合一米三七。這是多么巨大的一根鐵釘！另外，為了使船不漏水，還要用桐油、石灰、麻絲進行艌縫。
在航海技術方面，元代在繼承宋代的基礎上也有了發(fā)展，劃分了東西洋以及更具體的海洋區(qū)劃，使海洋地理概念更加清晰。航行的距離也越來越遠。從現(xiàn)有文獻看，“宋時中國船之西航，似皆以馬拉巴爾海岸（Malabar）為終點，少有西航入波斯灣者”。馬拉巴爾海岸在印度次大陸的西南。元朝統(tǒng)一后，海上航線遠遠超過了這一區(qū)域。馬可·波羅奉忽必烈之命護送闊闊真公主前往伊利汗國，其登陸地點在忽魯模思（今霍爾木茲）。航海家楊樞也到過忽魯模思。這說明元代已經具備了遠航波斯灣的能力，通往波斯灣的航路也已成熟。
在天文航海技術中，元代的遠航應用星辰導航技術更加嫻熟，在海外諸國之上。在地文航海技術中，中國船舶普遍使用了指南針，而海外諸國則不然。當時亞歐航海者“航行印度洋者視南半球可見之南極星為準，蓋其鮮見北極星，又不用羅盤，只恃所見南極星之高度以辨方位”。弗洛郎司（今佛羅倫薩）人初航時，“航行印度海中者不用羅盤，僅恃若干木制之四角規(guī)以辨方位，若有云霧而不能見星宿時，航行則甚難也”?！榜R可波羅時代航行之情形如此，故除中國船舶外，航行者尚未識磁石針之用途，而對于儀象器及羅盤亦知之未審”，足見元代中國人的地文航海技術在海外諸國之上。
除此之外，元代采用了人工路標定位方法，通過固定與浮動航標的設置幫助導航，使單純地利用天然地物的被動狀態(tài)，發(fā)展為制造人工路標的主動狀態(tài)。同時還出現(xiàn)了比宋代更加翔實的文字敘述性的“航路指南”，這種“航路指南”在《大元海運記》《宣和奉使高麗圖經》《島夷志略》《真臘風土記》《海道經》等典籍中都有體現(xiàn)。以明代人撰寫的《海道經》為例，其中記載了元代人出長江口向北方海運糧食的兩條海道的航路指南，有這樣一段航路描寫：
汪大淵的《島夷志略》
劉家港開船，出揚子江，靠南岸徑使，候潮長，沿西岸行使，好風半日到白茆港，在江待之，潮平帶蓬櫓搖，遇撐腳沙尖，轉過崇明沙嘴，挑不了水，望正東行駛無礙。南有末人沙、婆婆沙、三腳沙，可須避之。揚子江內，北有雙塔，開南有范家港沙灘，東南有張家沙灘，江口有陸家沙腳，可避。口外有暗沙一帶，連至崇明洲沙，亦可避之。江北有瞭角嘴，瞭角嘴開洋，或正西、西南、西北風往，潮落往正東，或帶北一字行使，戳水約半日可過長灘，便是白水洋。望東北行使，見官綠水，一日便見黑綠水。循黑綠水望正北行使，好風兩日一夜到黑水洋。好風一日一夜，或兩日夜，便見北洋綠水。好風一日一夜，依針正北望，便是顯神山。好風半日，便見成山。自轉瞭角嘴，未過長灘，依針正北行使，早靠桃花班水邊，北有長灘沙、響沙、半洋沙、陰沙、冥沙，切可避之。如在黑水洋內正北帶東一字行使，料量風帆日期，不見成山，見黑水多，必是低了?？梢娚_嶼海中島，西邊有不等磯，如筆架山樣，即便復回，望北帶西一字行使，好風一日一夜，便見成山。若過黑水洋，見北洋官綠水，色或隴，必見延真島，望西北見個山尖，便是九峰山。向北一帶連去，有赤山、牢山二處，皆有島嶼，可以拋泊。若牢山北望，有北茶山白蓬頭石礁，一路橫開百余里，激浪如雪，即便開使，或復回望東北行使，北有馬鞍山，竹山島南，可入拋泊。北是旱門，亦有漫灘也，可拋泊，但東南風大，不可拋系。北向便是成山，如在北洋官綠水內，好風一日一夜，正北望見山，便是顯神山。若挑西一字多，必是高了，但見赤山、九峰山。西南洋有北茶山白蓬頭，即便復回，望東北行使，好風半日，便見成山。一轉過成山，望正西行使，前有雞鳴嶼，中有浮礁一片，可以避之。往西有夫人嶼，不可在內使船，收到劉島西小門，也可進廟前拋泊。劉島開洋正西行使，好風一日到芝界島，東北有門可入，西北離有一百余里有黑礁一片，三四畝大，避之，收到八角島，東南有門可入。自芝界島有好風，半日使過，抹直，曰有金嘴石，沖出洋內，潮落可見，避之。至新河?？冢缴抽T島，東南有淺，可挨深行使。南門可入，東邊有門，有暗礁二塊，日間可行；西北有門，可入廟前拋泊……
這段敘述，仿佛就是“文字版海道圖”，它明確了航道沿途島嶼的特征及其相互間的位置關系，以及港口位置、開航時間、航路長短、潮汐情況、航行建議等，以簡潔的語言、明確的指向勾勒出一幅生動的海上地理圖，為航海者提供了直觀、清晰、實用的導航服務。與“文字版海道圖”同時應用、相互彌補的還有“圖畫版航海圖”。航海圖最晚在宋代出現(xiàn)，北宋咸平六年（1003年），廣州知州凌策向朝廷進獻了《海外諸蕃地理圖》；宣和五年（1123年），徐兢奉使高麗時也將“所經島洲苫嶼”繪制成圖 ；南宋時趙汝適繪制了《閱諸蕃圖》[6]等，都說明航海圖在宋代的應用已經不是稀罕事，只可惜這些航海圖皆因某種原因而未能流傳后世。到了元代，航海圖得到更為普遍的應用?！逗５澜洝分芯捅４媪嗽说妆镜摹逗５乐改蠄D》，這也是目前所能見到的中國古代最早的海道圖。
《海道指南圖》
3.元代逐漸建立了實力強大的水師
元代水師的強盛有一個漫長的過程。對于從內陸北方南下的蒙古族來說，起初對水師是陌生的。但自從滅金以后，與南宋軍的作戰(zhàn)發(fā)生了，元朝政府不得不適應戰(zhàn)爭需要建立水師。清代史學家屠寄認為，“蒙兀之有水軍自成始”。這里的“成”是指蒙古軍將領解成。解成是蒙古軍水師將領解汝楫的父親，他善水戰(zhàn)，斡歌歹（即窩闊臺）汗時從嗣國王塔思伐宋，巢湖之戰(zhàn)，他繳獲宋軍戰(zhàn)船三百艘，糧食三百石，略地安豐壽復泗亳，以功佩金符，授水軍萬戶。[7]從此元軍水師開始建立。
元代馬端臨在《文獻通考》中記載了楚國舟師的產生
元代水師建立后，在戰(zhàn)爭中逐漸強大起來。從1238年開始，元軍先后與南宋軍進行了巢湖水戰(zhàn)、瞿塘水戰(zhàn)、夔門水戰(zhàn)、淮水水戰(zhàn)、馬湖江水戰(zhàn)、黑石峽水戰(zhàn)、襄樊水戰(zhàn)、焦山水戰(zhàn)、崖山海戰(zhàn)等多次水上戰(zhàn)斗，這些戰(zhàn)斗，元軍勝多負少，繳獲的南宋軍戰(zhàn)船和俘虜的水師官兵越來越多，僅崖山一戰(zhàn)就繳獲南宋軍戰(zhàn)船近千艘，使它的水師力量不斷壯大?？梢哉f，在統(tǒng)一中國的戰(zhàn)爭中，水師發(fā)揮了無可替代的作用。
統(tǒng)一中國并不是蒙古人的終極目標，孛兒只斤·鐵木真成為大蒙古國可汗時就有“成吉思汗”的尊號，這一尊號有“擁有海洋四方”之意，可見在蒙古人的思想中并不缺少海洋意識。忽必烈即位后更加野心勃勃，他在統(tǒng)一中國后先后多次對海外用兵，把建設強大水師放在了突出的地位。為適應海外戰(zhàn)爭的需要，忽必烈在福建建立了沿海水軍萬戶府，招募水兵，練習海戰(zhàn)。為了保證水師管理以及大規(guī)模的海上行動，元朝政府還建立了比較健全的水師編制體制，規(guī)定大船隊由規(guī)模較小的分?組成，每三十艘船為一綱，即一分艦隊。至元十一年（1274年）和至元十八年， 忽必烈兩次發(fā)兵進攻日本。至元十九年，從海上進攻安南（今越南）。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又遠涉重洋南征爪哇。這五次海上用兵所出動的水師兵力，少則五千人，多則十四萬人；戰(zhàn)船少則五百艘，多則三千四百艘。雖然這些海上戰(zhàn)爭都因其非正義性而遭失敗，但遠洋作戰(zhàn)能力的強大，無疑為成就航海時代提供了強力。
本文摘自“百家講壇”主講人馬駿杰的新書《海上傳奇：中華海洋文明發(fā)展通史》。
《海上傳奇：中華海洋文明發(fā)展通史》，馬駿杰/著，北京燕山出版社，2021年1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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