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答辯”是一個圍繞歷史類新書展開對話的系列，每期邀請青年學人為中英文學界新出的歷史研究著作撰寫評論，并由原作者進行回應，旨在推動歷史研究成果的交流與傳播。
本期“答辯”邀請加拿大圣瑪麗大學（Saint Mary's University）歷史系蘇夏（Bill Sewell）教授與三位年輕學者一同討論蘇氏新著《建構帝國：日本人在長春，1905-45》（Constructing Empire: The Japanese in Changchun, 1905-45, The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Press, 2019），本文為蘇夏的回應文章。
我要感謝王雨和他的同事們，感謝他們參與討論我最近出版的書《建構帝國》。多年來，我在各種會議和工作坊中探討了我的研究，但這是我第一次收到如此長篇幅的評論，很感謝你們的關注。我也很高興能夠與中國的讀者分享我的研究成果。我開始這項研究的初衷是希望寫一部日治時期長春的地方史，但相對缺乏中國方面的資料，這給寫作帶來了困難。由于日本嚴格的審查制度，留下的中文記錄很少，我甚至查閱了報紙和傳教記錄中的各種外國報道，找到了一些相關材料，但不幸的是，材料不多。無論如何，希望我在此能充分回應你們的評論和問題。再次感謝你們的分享！
孫洛丹認為，學術界傾向于“回避”探索“滿洲”的日本帝國主義的消極方面，盡管也有一些舉足輕重的例外情況，如山室信一（Yamamura Shin′ichi）和西澤泰彥（Nishizawa Yasuhiko）。我想進一步說的是，在戰(zhàn)后的大部分時間里，中國以外的學術界不僅回避，而且實際上忽視了“滿洲”和偽滿洲國。我認為這有兩個原因。其一是因為“滿洲國”顯然是一個虛構的國家，許多人認為沒有必要在戰(zhàn)后詳細地研究它。在英文方面，F(xiàn).C.瓊斯的著作可能成為標準視角（F.C.瓊斯，《1931年以來的滿洲》 ，紐約：牛津大學出版社1949年版）。這本書原本可以更進一步地譴責日本的行為，但它依賴于作者現(xiàn)有的歐洲語言文獻，所以“滿洲國”的真實情況在該地區(qū)之外還不為人所知。第二個原因，由新興的冷戰(zhàn)和中國革命而帶來的國際政治形勢不斷變化。這使得人們對“滿洲”的興趣降低，與“滿洲國”有關的話題幾乎沒有得到后續(xù)的關注。這些事態(tài)的發(fā)展減少了進入中國東北地區(qū)的渠道，加劇了局勢的緊張。由于新態(tài)勢下日本成為戰(zhàn)后秩序中的美國盟友，人們對日本在“滿洲”行動的批判觀點也減少了。由此，日語里那些關于“滿洲”的研究對日本的作為就更沒有批判力了。直到二十世紀九十年代，F(xiàn).C.瓊斯的著作一直都是標準參考書。無論是在日本國內還是在日本以外，都很少有人對其進行批判。當然，日本在20世紀80年代確實出現(xiàn)了對日本在“滿洲”行動的批判性觀點，但這些觀點很少，而且局限于政治話語的邊緣。事實上，要理解這些看法，就必須記住這一點，已出版的日本人對“滿洲”的研究就是由這種國際視角塑造的。當然，最近有一波關于“滿洲”的英語和日語出版物承認了日本的暴行，但許多作者似乎傾向于研究日本視野里的“滿洲”，并承認這種意識形態(tài)并不完全是虛構的，因為一些日本人真的相信它。幸運的是，除了山室和西澤，還有些學者，像拉納·米特（Rana Mitter），提供了有效的糾正。當然，日本人對他們在滿洲里的行為也有不同的看法，盡管許多人對展示這些行為表示擔心，正如孫洛丹所指出的那樣，邵丹（Shao Dan）和埃默爾·奧德懷爾（Emer O‘Dwyer）等學者是這一更具批判性趨勢的部分。我的目標是增加這些批判觀點，同時將它們聯(lián)系到更廣闊的日本視野里的“滿洲”。出于這個原因，孫洛丹以一個很好的對比開頭，引用超現(xiàn)實主義畫家鈴木保徳（Suzuki Yasunori）的視角，將在長春的中國工人描繪成憤怒的樣子，我認為很準確。
孫洛丹還看出我試圖將我的研究置于全球背景中。俄日戰(zhàn)爭發(fā)生在一個新時代，在這個時代，日本人可以認為自己與歐洲人平等，許多其他亞洲人向日本尋求領導。日本人在長春修建鐵路小鎮(zhèn)是為了贏得追隨者所做出的部分努力，但不幸的是，這也是確立日本影響力的部分努力，因為日本平民和政治家利用這個小鎮(zhèn)作為擴大帝國的機會，并在此過程中確?；蛟黾幼约旱氖杖搿Ｕ缋{·米特所說，日本曾有機會唆使中國支持建設“滿洲國”，但失敗了。
有趣的是，孫洛丹指出了其他關于長春的相關文學作品，比如坂口安吾（Sakaguchi Ango）的作品。當然，有大量這樣的材料可以用來探索日本人對這個時代的看法，這將是對我使用的個人回憶錄的有益補充。它們確實代表了對帝國的象征性參與。在友好地總結了我每一章的主要論點之后，孫洛丹以這樣一場有趣的討論作為結束：通過對詩人安西冬衛(wèi)（Anzai Fuyue）關于大連這個城市各方面變化的認識，表達自己的看法。我沒有意識到這一點，但它似乎確實指出了日本帝國平民之間明顯存在的一些緊張關系，盡管在我為這本書收集的材料中，埃默爾·奧戴爾 （Emer O’Dywer） 比我更多地注意到了這種緊張局勢。當然，日本人在表達對帝國計劃的批評時所面對的壓力是非常大的，特別是在遙遠的鐵路前哨和“新京”（the new capital），這就是為什么我必須“讀懂字里行間”，才能形成我對戰(zhàn)后回憶錄的解讀。
孫洛丹的第一個問題是要求我考慮一下我的書與路易絲·楊（Louise Young）的《日本的完全帝國》 （Total Empire）相關的部分。她的書出版的那一年，我回到了加拿大。在那之前，我于日本生活了三年，還在中國生活了一個夏天，參觀中國東北的圖書館和檔案館。她的研究幫助我構建了自己的博士學位論文，這篇論文發(fā)表于2000年。是的，我們研究的時間跨度是重疊的，但我認為我們的重點不同。楊的“完全帝國”概念表明，整個日本都動員起來開發(fā)“滿洲”的資源，因此她研究的重點是記者、官員、學者和各種其他平民，但主要是在日本本土的人，因為他們要么幫助動員，要么被日本帝國的其他要素所動員。因此，這位評論者正確地指出，在楊看來，所有的日本人都在這一努力中發(fā)揮了作用，因此，平民可以發(fā)揮很大的作用。我在很大程度上贊同這一觀點，因為從長春的角度看日本人的活動，日本人移民的熱潮和日本人讓“滿洲”為日本帝國服務的活動迅速加速。話雖如此，我并不認為楊的論點從日本人的角度來看是完全正確的，因為如果你看看1933年左右的日本報紙，“滿洲國”的報道變得越來越少，我認為日本人對滿洲里發(fā)生的事情知道得也越來越少。桑德拉·威爾遜 （Sandra Wilson） 認為，日本人在“滿洲事件”后經(jīng)歷的“戰(zhàn)爭熱”實際上有所下降，我同意這一點。我還認為，雖然楊的分析呈現(xiàn)了事件發(fā)生后不久日本人對“滿洲”的熱情，但隨著20世紀30年代的進展，這種熱情越來越少。因此，是的，她關于日本公民的動員的研究很重要，我的研究顯示了他們中有多少人在到達滿洲里后在一個城市中采取了行動。這算是我對她的延續(xù)。
孫洛丹的問題接下來涉及平民、他們的國家和他們的帝國之間更大、更相互交織的關系。小熊英二（Oguma Eiji）著有一本重要的書，它雖然從一般意義上思考了這類問題，但提醒我們，帝國時代的日本人認為自己是一個多民族帝國的一部分，1945年后，他們不得不改變自己的身份，使之更符合一個種族同質的國家，盡管日本實際上并不是一個種族同質的國家。熊鷹（Xiong Ying）的著作更關注文學人物，大內隆雄（ōuchi Takao）和橘樸（Tachibana Shiraki）都是有趣的人。我認為他們是真正的泛亞主義者，盡管這個詞并不一定意味著他們完全平等地看待中國人和其他亞洲人，這在他們的各種研究中都顯而易見。這就是說，與關東軍軍官相比，他們更傾向于以略微公平的方式接觸中國人，所以他們占據(jù)了某種程度上的中間空間——實際上是一個有爭議的空間，因為關東軍官最初試圖接觸“滿洲”的中國人和其他居民時，利用了像他們這樣的人，但很快就拋棄了他們，因為他們代表的愿景從根本上與關東軍官的愿景不相容。熊鷹討論了大內（ōuchi）和橘（Tachibana），并更詳細地研讀了他們在日語出版物上的著作，指出他們對“滿洲”的愿景與“滿洲”事變后出現(xiàn)的情況有何不同。盡管老實說，我不確定如果他們被賦予更大的影響力，“滿洲”會出現(xiàn)一個什么樣的政權，但這些日本人的聲音最終被邊緣化了。熊鷹充分展現(xiàn)了他們面臨的各種壓力，以及他們最初是如何與關東軍軍官合作的。所以實際上，我們應該如何分析諸如這樣的個體呢？在我的書中，我想要表明的是社會包含各種各樣的觀點，即使是那些對建立帝國不那么感興趣的人，甚至是那些對帝國持批評態(tài)度的人，也對帝國的建立做出了微小而平凡的貢獻。盡管大內（ōuchi）和橘（Tachibana）對中國和其他民族有著真摯的感情，但考慮到他們在“滿洲國”中的官方角色，他們也從事著支持帝國的工作，他們的貢獻既不渺小，也不平庸。此外，盡管他們試圖超越民族國家，但他們也沉浸在對新時代的熱情中。雖然他們從民族國家和帝國之外獲得的任何靈感都很重要，但在這種情況下，這些影響并不能完全定義他們。對我來說，考察他們的關鍵方式是探討他們對“滿洲國”變得不滿意時的所作所為——像他們這樣的聲音可能有助于后來重新評估我在總結章節(jié)中討論的那種聲音。國家認同是長期辯論和討論的產(chǎn)物，像大內（ōuchi）和橘（Tachibana）這樣的人可以通過表達他們的憂思來為此做出貢獻。幸運的是，我們在日本檔案館里找到許多他們的著作。
孫洛丹的第二個問題要求我更深入地研究歷史背景，特別是注意到像前長官徐世昌這樣的人的行為。毫無疑問，他和張作霖及其子張學良政府中其他人的行為對于發(fā)展基礎設施和支持中國對東北的主權主張都很重要。如果我堅持最初的目標，寫一部長春地方史，這些行動在我的書中會有更多的分量——但我最終寫了更多關于日本方面的東西，所以我沒有寫。這就是說，很大程度上是因為這些人的行動，以及這一時期數(shù)以百萬計的中國移民到東北，東北才得以保留為中國的一部分。幸運的是，有許多作品考慮到這一更深層次的背景來考察晚清和民國的歷史，當然還有更多的空間。中文里也有關于這個時代的各種書籍，包括關于建筑的討論，以及對這個時代住在長春等地的中國人的采訪。
盛家愷非常了解不斷發(fā)展的“滿洲”和偽滿洲國史學。正是由于這類文獻的多樣化發(fā)展，我認為一項地方性研究將有助于匯集這些不同的研究線索。我查閱的大部分二手研究確實是英文的，但我也努力尋找日文和中文的有用作品。然而，在加拿大，很難找到這些作品。中文書尤其特別難找到。
然后，這位評論家很好地總結了我著作的背景和日本人決定搬到滿洲里的動機因素。這包括參考我查閱的其他作品，這些作品展示了羅芙蕓（Ruth Rogaski）和托德·亨利（Todd Henry）等人的類似研究。盛家愷指出，我沒有使用術語“殖民現(xiàn)代性”，確實如此，但我在我的論文中使用了。在這本書中我沒有使用，是因為我已經(jīng)開始重新考慮這個詞的使用——長春的“殖民現(xiàn)代性”尤其是為了日本人的利益。我在這座城市找到的為數(shù)不多的關于中國人生活的參考資料，展示了一種對大多數(shù)中國人來說與上?；蚴谞柕鹊夭煌纳罘绞?，在這些地方，中國人和韓國人更容易獲得現(xiàn)代化的成果。1932年后的長春更是如此，當時日本移民激增，日本人在這座城市享受到了“殖民現(xiàn)代性”的好處。這就是為什么我決定不用這個詞的原因。不管它有什么價值，在我的論文結論中，我簡要地討論了戰(zhàn)后長春作為一個中國城市的地位，并說明了那里的中國人如何在一定程度上從戰(zhàn)前的建設中獲益，盡管我也指出了像100部隊這樣的團體的影響。
盛家愷指出，我把1932年作為日本做法發(fā)生變化的一年，的確如此。在某些情況下，這一分界點不那么明顯，比如現(xiàn)代建筑的發(fā)展，但在很大程度上，日本接管滿洲里改變了一些根本性的方向。正如他所指出的，這也是因為“滿洲”和日本國內的緊張局勢正在加劇，因為這些緊張局勢導致許多日本人看到了“滿洲”在日本更密切的監(jiān)管之下的另一個未來。這位評論家引用了馬克·德里斯科爾（Mark Driscoll）和路易絲·楊（Louise Young）的研究，但當然還有其他人探索這些變化，這些變化很重要，因為它們有助于解釋偽滿洲國里日本人對一種全新社會的普遍支持。這位評論家還指出，在探究了1932年之前日本緊張局勢的社會經(jīng)濟根源之后，我將重點放在偽滿洲國的意識形態(tài)層面上，這在建筑環(huán)境中顯而易見，這也是正確的。這是因為我認為“滿洲國”和“新京”的創(chuàng)建是對這些緊張局勢的意識形態(tài)回應。在現(xiàn)實或過程中，創(chuàng)建“滿洲國”只能部分解決這些緊張局勢，在某些情況下還會使局勢變得更加緊張，但對日本人來說，意識形態(tài)的解決方案讓許多在報紙上報道了這些緊張局勢記者、軍官和官員很滿意。我從他們以及不斷增長的日本移民中推斷，日本平民似乎也愿意相信這一新愿景，或者至少他們足夠相信這一點，愿意冒險將家人帶到滿洲里，并試圖定居。當然，我不能說我確切地知道日本平民的普遍想法——我只能猜想他們可能這么想，這是我在關于日本社會的章節(jié)中試圖闡明的。
至于中國人如何看待意識形態(tài)這一點，盛家愷解讀得很正確，我是認為中國人傾向于視其為空洞且毫無意義。我沒有證據(jù)支持這一觀點，但這是我根據(jù)日本統(tǒng)治偽滿洲國的現(xiàn)實而推測的。
盛家愷對我的經(jīng)濟章節(jié)的總結基本上是正確的，但在表述了我對日本目的性的看法時有些瑕疵。“新京”成為“滿洲”新的行政中心，但它并沒有取代大連成為經(jīng)濟中心。日本繼續(xù)在沈陽建設工業(yè)基礎設施，在大連建設交通和工業(yè)基礎設施。日本官員不希望“新京”出現(xiàn)這樣的經(jīng)濟發(fā)展，因為擔心中國工人變得激進而引發(fā)問題，也因為諸如工業(yè)污染這類問題可能會讓這個新“首都”看起來少了一份壯觀。
至于日本帝國主義在“滿洲”的本質動向，這位評論家看到我觀察到很多連續(xù)性，特別是對影響力和權力的追求。這一點被現(xiàn)代性的詞匯所掩蓋。但我認為1932年之后，其詞匯實際上發(fā)生了變化。盡管如此，偽滿洲國官方建筑的新建筑風格并沒有重現(xiàn)，這一事實在我看來通常表明，日本人并沒有完全接受這種新詞匯，因此，舊有的現(xiàn)代性詞匯仍然是大多數(shù)人的主要愿景。我很熟悉有關明治維新未實現(xiàn)其政權性質的爭論，但這不是我在這本書中探討的問題。在此，我可以說，對日本人而言，明治維新運動為日本人啟用了一種新的現(xiàn)代性詞匯，這一愿景或多或少保持了連貫，直到1932年才發(fā)生改變，轉而支持這一種新的形式。這種新形式首先出現(xiàn)在“滿洲”，然后在1937年之后出現(xiàn)在日本，到1945年也沒有完全消失。日本戰(zhàn)時社會中的幾個明顯趨勢在投降后甚至在美國占領后仍在繼續(xù)，但它們促成了自1945年以來一直存在的現(xiàn)代性新詞匯。不過，我認為這個愿景在過去二、三十年來已逐漸瓦解，對于將要新出現(xiàn)的事物，我們拭目以待。
這位評論家提出了一個重要觀點。內田?。↗un Uchida）、托德·亨利（Todd Henry）和埃默爾·奧德懷爾（Emer O’Dwyer）等其他研究人員已經(jīng)表明，日本的平民目標與專注于建設帝國的日本官員的目標存在差異。雖然我確實發(fā)現(xiàn)了一些關于這種分歧的實例，在我關于經(jīng)濟的章節(jié)中體現(xiàn)地最為明顯，但我沒有在建筑師和城市規(guī)劃師中發(fā)現(xiàn)這種分歧。這也許是有道理的，因為在當時他們通常都對自己的行為表示贊許，而戰(zhàn)后則不希望引起人們對這些行為的關注。我在長春也沒有發(fā)現(xiàn)其他日本平民之間的分歧，但我的素材與其他研究人員使用的素材種類不同。我也被諸如玉木真理子 （Mariko Tamanoi） 所持的那些觀點說服了。我認為她的論點很有說服力，稱殖民地上的日本殖民者“背負著國家”。無論如何，盛家愷對于我的書中沒有展現(xiàn)出多元化的日本人觀點表示擔憂，這是可以理解的。然而，我認為，由于“新京”是這個意識形態(tài)國家的政治中心，有慶祝新“國家”的游行和慶?；顒?，以及強大的警力，在那里表達持不同政見者的聲音或留下任何持不同政見者的記錄可能會更加困難。事實上，戰(zhàn)后由曾住在這座城市的人出版的材料對他們在那里的經(jīng)歷總體上仍保持正面的態(tài)度。這類的看法以如此的方式表達出來，正表明日本和德國戰(zhàn)后經(jīng)歷在對待戰(zhàn)爭年代方面是多么地不同。
盛家愷的最后一段可能強化了我在上面一段中的觀點。我認為路易絲·楊和肯尼斯·魯夫（Kenneth Ruoff）的作品中顯而易見的觀點表明，1932年之后，持不同政見者的聲音要表達出來變得更加困難。這位評論家的評論也是如此，他指出國家和人民之間的界限如何逐漸模糊化。這一推理也體現(xiàn)在吉見義明 （Yoshimi Yoshiaki） 和巴拉克·庫什納 （Barak Kushner）等學者的著作中，他們闡明了日本的宣傳和意識形態(tài)是如何從平民和政府中出現(xiàn)的。也許日本人在戰(zhàn)后所寫的一貫正面的回憶錄，恰好可以反映出這些他們與當年的官僚和平民共享的觀點的強大之處？
楊之水以引用克利福德·格爾茨（Clifford Geertz）的一句有趣的話開始，我有很長一段時間沒有好好思考這句話了。但她是正確的——我寫這本書的主要動機之一是想表明普通人是如何發(fā)現(xiàn)法西斯主義或其他極端行為具有“吸引力”的。這種“吸引力”源于極端行為的長期影響，但我也對它們的矛盾特質很感興趣。
楊之水詢問那些代表“大亞細亞主義”的建筑風格之間的差異。答案是肯定的——位于“新京”的“八大部”所在的建筑顯示出它們之間的差異，主要是屋頂之間的差異。其他地方別的建筑展示了其他類型的嘗試，但只是大致相似。受亞洲傳統(tǒng)啟發(fā)所使用的屋頂和紀念碑性可能是最常見的共同特征，但有些只有兩層樓高，屋頂也不同。因此，這座城市很明確地嘗試了一系列的“亞洲主義”風格。最“傳統(tǒng)”的屋頂是關東軍司令部的屋頂，看起來像是以一座日本城堡為基礎建造的。所有其他建筑的屋頂都更時尚、更現(xiàn)代。
這位評論家注意到了我所討論的建筑師的其他一些活動，并推薦了一本看似很有趣、由狹間直樹（Hazama Naoki）寫的書，這本書我沒讀過。至于克里斯蒂安·赫斯（Christian Hess）在殖民城市現(xiàn)代化中考慮了日本“因素”的著作，以及羅伯特·佩林斯（Robert Perrins）關于大連的著作、羅芙蕓關于天津的著作和托德·亨利關于首爾的著作，我會認為日本所控制城市的行政力比其他殖民帝國城市的更重。這是因為殖民官員和定居平民的數(shù)量比其他帝國主義國家的條約特許權允許的數(shù)量明顯要多得多，這使得日本能夠在塑造這些地方上擁有更大的控制權。因此，這些地方中的大多數(shù)都更加注重經(jīng)濟發(fā)展和日式生活區(qū)的創(chuàng)造。1932年之前的長春與日本其他城市有相似的城市表述，但1932年之后的“新京”不同，這也是為什么我認為顯然出現(xiàn)了一個不同的“因素”，盡管正如我在書中所說的那樣，最終被最小化了，因為大多數(shù)日本官員和居民只是表面上接受了它。換句話說，“滿洲國”建筑環(huán)境中現(xiàn)代性的定義最終更像是1932年之前那一時代的定義。當然，從經(jīng)濟發(fā)展和社會組織方面來說，確實出現(xiàn)了新的“因素”，并在某種程度上延續(xù)到1945年之后。
楊之水提出了歷史和記憶的問題，特別是關于首爾的政府辦公樓。這些辦公樓最終在1995年——日本帝國在韓國結束統(tǒng)治40年后——被拆除。由于顯而易見的原因，圍繞這一問題的辯論充滿了感情色彩。其他地方關于建筑環(huán)境的辯論也會有類似的情況，但原因完全不同。并不是世界上所有的城市都受到帝國主義的影響，但官員和居民在討論變革時往往會引用情感上的理由。我覺得最有趣的正是這類爭論，因為它們似乎比交通或土地用途的討論更能傳達身份這類問題。在這方面，我們每個人都有能力去研究——或者鼓勵別人去研究——城市歷史。人類社會正日益城市化，而這些類型的辯論為我們向學生介紹歷史敏感性提供了一個很好的方式，向我們展示了我們的社會背后有哪些問題。
鄂公網(wǎng)安備 42010302001612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