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因斯坦的1922年：巴黎破冰之旅和遠東之行

對于作者這代人來說，仿佛是轉瞬之間，新的世紀已經(jīng)過去20年。就在20年前的1999年12月，美國《時代周刊》回首整個20世紀，評選“世紀偉人（Person of the Century），當選的是科學家、思想家和社會活動家阿爾伯特·愛因斯坦。這時離他去世，已經(jīng)將近半個世紀了。然而在新的世紀，這位名人的光芒并未褪色：對他的科學成就及思想、生平以及社會和政治活動的深入研究，繼續(xù)成為科學史學界的重要課題；諸如引力波和量子通訊等領域的一系列和他相關的科學新成果也不斷激發(fā)著新的公共興趣；2019年，我國和世界科學界剛剛經(jīng)歷了一系列愛因斯坦誕辰140周年的紀念活動；由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從1987年開始的愛因斯坦全集的編輯工作，到2015年已經(jīng)出版了14卷，不到預期總數(shù)的一半，而2012年即已付梓的13卷，其中譯本可以說是姍姍來遲。

愛因斯坦

《愛因斯坦全集第13卷》涵蓋的年代是1922元月到1923年3月，德國正值一戰(zhàn)之后魏瑪共和國的動蕩艱難的時期。此時的愛因斯坦，隨著廣義相對論的確立，已經(jīng)成為舉世聞名的公眾人物，并積極參與社會政治活動。在此期間，他幾乎有一半的時間在德國之外，因此本書也展現(xiàn)了更廣闊的國際社會的時代場景。從這一卷開始，文章與通信不再分別成卷出版，而是按時間順序編排在一起，有利于讀者更好地還原和理解傳主科學、社會活動和私人生活交織的歷史語境。

一． 科學與技術

我們從科學主題開始介紹本書的一些重要內容。

愛因斯坦經(jīng)常受到邀請，面向公眾以及科學界做講座、問答，并撰寫評論性文字。這些文字毫無例外地體現(xiàn)了鮮明的愛因斯坦風格，也就是從看似簡單和基礎的概念出發(fā)，以深刻的洞察力和綿密的思考，揭示其背后深刻的意義和聯(lián)系。僅僅這部分內容，就有極高的閱讀價值，尤其是圍繞相對論的傳播、爭論以及哲學意義的部分。在日本訪問時，愛因斯坦還對自己發(fā)現(xiàn)相對論的過程，做了即興問答。本書提供了科學史上這一重要文獻的最新解讀。

也是在這一年，愛因斯坦得到瑞典方面的暗示，他將被授予前一年的諾貝爾物理學獎，最好年底留在歐洲以便能出席受獎。不過他還是決定繼續(xù)安排自己的日本之行。名滿天下的愛因斯坦遲遲未能獲得諾爾貝獎，已經(jīng)成為他自己和諾貝爾獎委員會雙方的難堪。這是由于對他在相對論上的貢獻，一直存在爭議，特別是在注重實驗物理傳統(tǒng)的北歐（某種意義上也包括德國）。在遠東之行的途中，他終于收到獲獎的電報，但是給出的理由卻是表彰他的光電效應理論。

就科學前沿研究來說，有一種觀點，覺得1915年創(chuàng)立廣義相對論之后，愛因斯坦再也沒有能媲美自己前期成就的創(chuàng)造。在本卷中，讀者可以看到這位科學巨匠的一些具體的研究思考進程，形成自己的理解。1921年初，愛因斯坦開始持續(xù)地用相當?shù)木?，投入一個量子論中具有非?；拘缘念}目，也就是單個原子輻射的過程，是符合經(jīng)典波動理論的連續(xù)輻射，還是按照量子論的即時單色量子發(fā)射。到了1922年初，他認為自己取得了重要成果，其意義不言而喻，將不亞于自己早先任何一項工作。本卷中讀者可以看到一些同行們的震驚和疑惑和有保留的“祝賀”，以及埃倫費斯特扳牛頭的說服，和人際關系技巧不佳的勞厄的直言不諱的批評，愛因斯坦絲毫沒有覺得受到冒犯。與埃倫費斯特的摯友之情貫穿愛因斯坦全集各卷，本卷也不例外。讀者可以看到友情的一個基礎，就是后者與愛因斯坦本人類似的對物理概念的高度洞察力和風趣直觀的表達。呈現(xiàn)愛因斯坦科學探索的原始過程，包括曲折反復和失敗，是全集系列對科學史研究的重要貢獻。盡管這一時期本人寄予很大期望的研究沒有取得預期結果，但它卻使人們看到，愛因斯坦在多年單槍匹馬地提出并宣揚光的波粒二象性概念取得相當成功之后，自己內心并未認為這是終極的理解。本卷中關于量子論的其他工作，還有關于斯塔克效應的設想實驗，對于斯特恩-蓋拉赫實驗的理論解釋，以及關于超導現(xiàn)象的理論。盡管他對超導理論的探索是初步的，并未取得任何成功，但是專業(yè)方面的讀者應該可以從原初的探索過程，看到愛因斯坦對物質理論和量子本質的深刻思考（包括零點能的問題）。

除了自己格外重視的量子論領域之外，愛因斯坦在這個時期也致力于廣義相對論的宇宙論應用，并對廣義相對論與電磁學的統(tǒng)一場論做了開創(chuàng)性的嘗試。本卷尤其提供了關于后者的一些過程性的文獻資料。這些領域在最近甚至成為大眾科普的熱門話題。在巴黎之行的學術討論中，他與同行已經(jīng)談到現(xiàn)在所謂黑洞的許多特征，盡管這個概念的具體形成，要等到將近半個世紀之后。從所有這些文件中，讀者可能感受到，至少在此時，人到中年后的愛因斯坦，個人的科學創(chuàng)造力并未趨于衰竭；正好相反，他憑著敏銳的洞察力開創(chuàng)的新主題、方向和領域新，都異常宏大艱深，需要一代代杰出的學者之后百年的不懈努力，積累更多的實驗結果和理論構建，至今仍未徹底澄清。

在愛因斯坦與同行的通信往來中，人們也能看到其他卓越學者的科學思索、創(chuàng)造以及討論。比如玻恩對自己在晶體理論、微擾理論以及量子化學方向的進展的報告，以及德拜對自己關于分子間作用力理論的爭辯，都涉及相關學者各自對科學的核心貢獻，無疑是重要的科學史資料。

除了這些理論物理中的核心問題，愛因斯坦也保持著對實用技術的濃厚興趣，這表現(xiàn)本書中的一些關于專利的文件中。在風波險惡的時期，他甚至考慮并安排要離開柏林和學術界，專門去基爾的實業(yè)家朋友那里做實用技術的開發(fā)。背后的原因，除了商業(yè)利益，以及早年在伯爾尼專利局工作的經(jīng)歷，還有他愛因斯坦對于技術本身的好奇心，以及崇尚大百科全書式學者時代留下的印跡。

二．時代政治風云

除了科學專業(yè)領域，本卷也包含了更多的社會政治活動的內容，不但體現(xiàn)了傳主生活的另一個重心，也讓讀者浸淫在濃厚的時代氣息之中。在戰(zhàn)后德意志帝國崩潰的廢墟上建立起來的魏瑪共和國，內外交困，面臨巨量的戰(zhàn)爭賠款，失血的經(jīng)濟，通貨膨脹，物價飛漲，民眾生活痛苦不堪；左右對立，極右勢力泛濫猖獗，國家面臨未知的風險和道路的抉擇。所有這些，都展現(xiàn)在本卷的字里行間。艱難時世沒有給任何有一個學者留下一個能安于其中的學術象牙塔。愛因斯坦頂住來自兩方的壓力，毅然接受朗之萬等的精心安排，展開前往巴黎的破冰之旅，為德法兩個死敵的戰(zhàn)后國際和解邁出重要一步。他還和居里夫人等人一起加入國聯(lián)下的國際智力合作委員會，為世界和平努力。愛因斯坦利用自己在海外民眾中的影響力，救助處于匱乏饑餓中的德國智力工作者，同時動用自己在海外政界高層關系，企圖幫助減輕國家的負擔，為德國經(jīng)濟贏得一點喘息空間和生存的希望。在這一時期，愛因斯坦留下了一些著名的文字，包括《科學的國際性》，羅素著作《政治理想》的德文版前言等。讀者在本書中可以讀到他和居里夫人，朗之萬等人的志同道合與肝膽相照，還有與其他進步人士的通信往來。

《愛因斯坦全集（第十三卷）》

但是該時期內對他來說最重要的事件則是自己的朋友，魏瑪共和國的外交部長瓦爾特·拉特瑙遭右翼極端分子刺殺，激發(fā)廣大階層的憤慨，也使得右翼勢力更加暴虐囂張，國家處于內戰(zhàn)邊緣。這一魏瑪共和國歷史上的重大事件，也是愛因斯坦人生的轉折性時刻，在本卷中留下相當數(shù)量的相關文件。在其中一篇公開發(fā)表的悼念文章中，愛因斯坦寫下了廣為傳頌的名言：“一個耽于幻想的人不難成為一個理想主義者；而拉特瑙卻是一個入世的理想主義者，世事洞明，遠超常人?！睈垡蛩固挂庾R到，作為德國公共生活中的杰出猶太左翼人士，自己的人身安全已經(jīng)受到威脅。這成為他接受來自遠東的邀請，暫時離開德國的原因之一。也許從這時起，已經(jīng)埋下了與德國最終決裂的種子。

三．遠東之行

從1922年末至1923年初的為期5個多月的遠東之行，是本卷中的重要內容。愛因斯坦出訪的主要目標日本，此時正處于大正時代世俗主義和民主化的進步思潮之中，經(jīng)歷急劇的意識形態(tài)變化，國際主義、世界主義不斷沖擊狹隘的傳統(tǒng)觀念。這是日本“改造社”得以受邀成行的時代政治背景和物質基礎，在日記中也看到愛因斯坦對物質生產力與階級關系層面的觀察和思考。但是這里我們著重討論其文化的一面，因為在本書中首次公開的長篇旅行日記，被翻譯成多種文字，引起了格外多的關注、研究、爭議，有些甚至可以說是憤慨，尤其是關于華人的部分。中文讀者也可以參考復旦大學物理學系教授施郁整理的相關內容和評論。

這次亞洲之行愛因斯坦在1921年首次離開歐洲大陸訪問美國之后不久的第二次遠行；在那個時代，這種跨洋旅行的時間、成本、不便和風險都不能和今天同日而語，是難得的機會和大事。盡管上一次美國之行是為了他衷心支持的事業(yè)，但是人們也能感受到，愛因斯坦和普通人一樣，在那之后對海外旅行產生了很大的興趣。對這次旅行做了很多準備，懷著很多期望，心情也較為放松，旅行日記雖然文字簡潔，卻內容豐富、生動地描繪了海雨天風、水陸橫陳、山島延綿的自然景觀，以及各色煙火人居、聚散往來、異域殊俗的人文風情。然而其中更重要的內容是文化的沖擊。愛因斯坦的旅游日記，并未預備給任何外人閱讀，因此更自由地反映了其內心的精神世界。讀者可以看到作者強烈的歐洲文化自覺，不過可能因為一貫的進步性以及歐洲本身的狀況，他并無居高臨下的傲慢，而是懷著平等之心，時刻努力觀察記錄他者的文化，并與自身比較。作為這次遠行的目的地，盡管有著令人疲憊的安排，以及無法避免的意外文化沖擊的尷尬，日本無疑給愛因斯坦留下了美好的印象，使他在日記和信件中不吝嗇衷心贊美的文字。而一路之上，最負面的描述，則無疑留給了香港和上海附近華人：盡管他對中國文化傳統(tǒng)懷有尊崇，但是骯臟不衛(wèi)生的街巷環(huán)境，掙扎謀生的販夫走卒，還有附庸風雅的殷勤富紳，都沒有贏得愛因斯坦的好感。更有甚者，他以歐洲式幽默中的刻薄陰損，挖苦華人婦女。這使得那些用“哀其不幸”來概括其中國印象的辯護，顯得不免有些勉強，盡管愛因斯坦也坦率批評歐洲人和文化，盡管他不諱言自己的幽默感中有市井粗俗的一面，盡管在后來的反法西斯戰(zhàn)爭中，他無保留地支持中國抵抗日本軍國主義的侵略。讀者也可以從本書文件中，看到愛因斯坦如何與訪問北京大學失之交臂，感嘆中華民族在那個軍閥混戰(zhàn)民不聊生時期的無奈與不幸。

返程中對巴勒斯坦的訪問，也是此行的重點。日記的字里行間再次顯示，愛因斯坦對猶太復國主義的支持，主要地是作為一個歐洲進步文化人士對受壓迫民族的支持，而不是出于自身的猶太人身份。他公開強調自己的猶太人身份，只是要表現(xiàn)自己對那些為急于融入主流社會而淡化甚至隱瞞自身猶太人身份的“同化”策略的不屑。在愛因斯坦衷心并奮力支持的巴勒斯坦，他更關注的是為實現(xiàn)左派理想社會的建設嘗試。

我們知道，愛因斯坦被西方讀者評為世紀偉人，絕不是僅僅出于他的科學貢獻。從某種意義上甚至可以這樣說，他的科學貢獻，主要是提供一個走向政治和社會舞臺的機會。愛因斯坦遺產的執(zhí)行人，經(jīng)濟學家奧托·內森（Otto Nathan）即認為，文集中關于政治的內容，對讀者的重要性還要超出科學部分。愛因斯坦出身寒微，又笑傲王侯，他對人類和文化前途命運的思考和對物理本原的探索一樣殫精竭力，并身體力行，以巨大的熱忱和精力投入政治運動，本卷反映的就是這樣一個開始。他有著科學家中并不多見的敏銳的政治洞察力和勇氣，與囂張一時而又頗能蠱惑人心的勢力針鋒相對，總是和進步、平等、自由的勝利的一方站在一起。而那些自己奔走呼吁卻終于破滅的希望和努力（比如美蘇和解、世界政府、阿以和解等），也與他的科學事業(yè)類似，后來被證明是需要很多代人努力尋求答案的艱難課題。愛因斯坦的政治活動代表的，是由涓涓細流終于發(fā)展蔚然湖海之觀的西方政治一極和主流價值的一部分，也就是崇尚自由、進步的平民價值，但是又有著文化和理性主義精英主義的基礎。

愛因斯坦的政治文字，是理解西方“現(xiàn)代性”的一個鑰匙。在他去世超過半個多世紀的今天，依然如此。由于文化多元主義和社會共同認同以及行政成本效率之間的矛盾，引起民粹主義和極端主義的猖獗，成為核戰(zhàn)爭和環(huán)境之后，西方社會面臨的又一巨大挑戰(zhàn)，賽義德的《東方主義》掀起的學術熱潮，就是一個表現(xiàn)。愛因斯坦在步入政治的初期，這樣一個私密性質的日記，不加掩飾地記錄了一個歐洲文化代表人物對東方的觀察和認知，成為文化和社會學者的研究對象，是可以想見的。作為一個例子，讀者可以閱讀澤夫·羅森克蘭茨編著的《愛因斯坦1922至-1923年旅行遠東、巴勒斯坦和西班牙日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