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獨秀信札：《新青年》編輯同人思想演變的歷史見證

前段時間，電視連續(xù)劇《覺醒年代》熱播，劇中重點展現(xiàn)了《新青年》雜志在啟迪青年、喚醒民眾中的巨大作用，以及陳獨秀、李大釗、胡適等《新青年》編輯同人從合作到分裂的思想演變過程。一個世紀過去了，除了屏幕上重現(xiàn)的那些鮮活的歷史場景以外，這些思想文化先驅(qū)們互通的一封封書信，留下了他們交流溝通的痕跡，成為他們思想演變的歷史見證。

《新青年》

《新青年》原名《青年雜志》，1915年9月由陳獨秀創(chuàng)辦于上海，一年之后改為《新青年》。陳獨秀在創(chuàng)刊號上發(fā)表《敬告青年》一文，提出了新的國民性即新青年的六條標準：“自主的而非奴隸的；進步的而非保守的；進取的而非退隱的；世界的而非鎖國的；實利的而非虛文的；科學的而非想象的。”指出這六條標準的基本精神就是“科學”與“民主”，并把中國的希望寄托在青年身上。由此，陳獨秀團結一批知識青年，以《新青年》為陣地，猛烈批判舊思想、舊倫理、舊教育、舊文學，拉開了新文化運動的序幕。

陳獨秀、胡適、李大釗

從創(chuàng)刊至1917年，《新青年》前三卷由陳獨秀一人擔任主編和主撰，這時期的主要撰稿人還有高一涵、易白沙、吳虞、劉叔雅、謝無量、高語罕、李大釗、劉半農(nóng)、胡適等。1917年1月，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甫一上任，即奏請北洋政府教育部聘任陳獨秀擔任北大文科學長。陳獨秀北上就職，《新青年》隨之遷至北京，編輯部設在他的住所箭桿胡同9號。陳獨秀把在北大任教的錢玄同、劉半農(nóng)、沈尹默、陶孟和、李大釗、高一涵、胡適、周作人、魯迅等都吸收進了編輯部。自1918年第四卷起，《新青年》“所有撰譯，悉由編輯部同人，公同擔任”（《本志編輯部啟事》，《新青年》第4卷第3號，1918年）對于每一期稿件，采取集體討論制度。從第五卷第一號開始，改由陳獨秀、錢玄同、劉半農(nóng)、高一涵、胡適、李大釗、沈尹默等輪流主編。這樣，《新青年》聚集了以北京大學為主的一批具有新思想的學者，他們紛紛撰文，批判舊文化，宣傳新文化，引領著全國思想文化的發(fā)展。

《新青年》第五卷第五期由李大釗負責主編，名為“馬克思研究”專號，刊登了一批宣傳馬克思主義的文章，引起了胡適的不滿，兩人發(fā)生了“問題與主義”之爭，說明新文化陣營開始分裂。（唐寶林：《陳獨秀與胡適難舍難分的歷史記錄——關于新發(fā)現(xiàn)的陳獨秀等致胡適的13封信》）因此，從第7卷開始，《新青年》重新改由陳獨秀主編。1920年2月，陳獨秀離京赴滬，《新青年》的編輯事務也隨之移至上海，編輯部設在陳的寓所上海法租界環(huán)龍路漁陽里2號。4月26日，七卷六號即“勞動節(jié)專號”出版前夕，陳獨秀給李大釗、胡適等12位北京編輯同人寫信，征求他們對于編輯問題的看法：“(一)由在京諸人輪流擔任；(二)由在京一人擔任；(三)由弟在滬擔任?！保ㄖ袊鐣茖W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組編：《胡適來往書信選》上冊，中華書局1979年5月版，第89頁）請他們盡快回復。

位于北京市東城區(qū)北池子大街箭桿胡同20號的陳獨秀故居暨《新青年》編輯部舊址

5月7日，陳獨秀給胡適和李大釗二人寫了一封信，催問《新青年》到底采取哪種編輯辦法，并公開披露了他與負責出版發(fā)行《新青年》的群益書社的矛盾。這也是人大家書博物館所收藏的13封《新青年》編輯同仁信札中時間最早的一封，全文如下：

適之、守常二兄：

因為《新青年》六號定價及登告白的事，一日之間我和群益兩次沖突。這種商人既想發(fā)橫財、又怕風波，實在難與共事，《新青年》或?？?，或獨立改歸京辦，或在滬由我設法接辦（我打算招股自辦一書局），兄等意見如何，請速速賜知。

羅素全集事，望告申甫、志希二兄仍接續(xù)進行，西南大學編譯處即不成，我也必須設法自行出版。

守常兄前和陳博生君所擬的社會問題叢書，不知道曾在進行中否？

我因為以上種種原因，非自己發(fā)起一個書局不可，章程我已擬好付印，印好即寄上，請兄等切力助其成，免得我們讀書人日后受資本家的壓制。此書局成立時，擬請洛聲兄南來任發(fā)行部經(jīng)理，不知他的意見如何，請適之兄問他一聲。

弟 仲白

五月七日

回信望直寄弟寓，不可再由群益或亞東轉(zhuǎn)交。又白。

隨后，陳獨秀分別于5月11日、5月19日、5月25日、9月5日單獨致函胡適，7月2日致函高一涵，12月21日致函高一涵和胡適，次年1月9日致函胡適、高一涵、張慰慈、李大釗、陶孟和、魯迅、周作人等9人，均就《新青年》的編輯問題征求同仁意見，諸如到底是在北京辦，還是在上海辦，到底是談學術，還是談政治，并且催促北京同仁盡快寄上稿件，力圖維護新文化陣營的團結。

此時，陳獨秀正在上?；I備共產(chǎn)黨組織，他的思想正在由一個民主主義者向共產(chǎn)主義者轉(zhuǎn)變。作為《新青年》的負責人，他既要負責每期稿件的編輯，又要負責刊物的出版發(fā)行，編輯群體實際上已經(jīng)分裂，稿源不濟，出版發(fā)行工作也后院起火，勢必另起爐灶。作為一個有著廣泛影響的思想輿論陣地，陳獨秀是不可能放棄《新青年》的，所以他在寫給胡適等北京同仁的信中既維持著戰(zhàn)友的情誼，又堅持著自己的獨立主張。尺素鴻雁，紙墨之間，種種矛盾，縷縷溫情，難掩無奈與遺憾。

從1920年9月1日八卷一號開始，《新青年》實際上已成為中共上海發(fā)起組的機關刊物。上海發(fā)起組成員李漢俊、陳望道、沈雁冰、袁振英等先后加入編輯部，解除了原與上海群益書社的關系，成立新青年社，獨立自辦印刷發(fā)行，開辟了“俄羅斯研究”專欄，陳獨秀公開發(fā)表《談政治》，宣傳馬克思主義。（歐陽哲生：《〈新青年〉編輯演變之歷史考辨——以1920—1921年同人書信為中心的探討》，《歷史研究》2009年第3期）直到第九卷前幾期，《新青年》基本還維持著南北同人共同參與的格局。此后，生存環(huán)境惡化，屢遭查禁，在共產(chǎn)國際支持下，最終成為中共的理論刊物，直至1926年7月?？?/p>

《新青年》從一個綜合性的同人文化雜志，嬗變?yōu)橹泄仓醒氲囊粋€理論性機關刊物，是新文化運動史、五四運動史、馬克思主義傳播史和中國共產(chǎn)黨創(chuàng)建史上的一個頗耐人尋味的標志性事件。其中，《新青年》編輯部同人的思想流變是一個深入探究的重要切入口。而此一時期他們之間的往來書信則為我們提供了特殊的解讀路徑。（齊鵬飛：《文物價值和史料價值俱珍的重要歷史文獻——中國人民大學博物館館藏“陳獨秀等致胡適信札”芻議》，《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1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