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近和加布里埃爾·內(nèi)爾博士（Dr. Gabriele Neher）參觀了上海的某間博物館。內(nèi)爾博士是英國諾丁漢大學的藝術專家。我們在東南沿海的浙江寧波諾丁漢大學的中國校區(qū)，與英美中三國頂尖藝術機構合作，開了一門針對博物館職員的職業(yè)發(fā)展課程。
加布（加布里埃爾的昵稱）和我觀看博物館的方式和普通人觀看飛機差不多。多數(shù)時候，我們甚至無法好好欣賞正在陳列的展品，因為我們太習慣于關注故事講述、展覽陳設、觀者體驗和標識一類的問題。這就像當你太關注包裝時，便容易忽視內(nèi)容。一踏進館門，我們就直奔語音導覽亭，或細逛禮品商店，尋找有創(chuàng)意的商業(yè)點子。
這間博物館是上海博物館界的圣地。昏暗的展廳透著股傲慢，館藏大量珍品陳列在密閉的展柜里。展品旁皆附有標示告知眼前的展品內(nèi)容——例如：“花瓶，南宋，12世紀”。
這些物件確實都很美。但離開博物館時，加布和我卻不滿意。我們懷抱著了解中國陶瓷的期待踏進博物館，但我們的大腦接下來卻被極其專業(yè)和碎片化的信息輪番轟炸：“鳥紋陶罐，石嶺下型，馬家窯文化，公元前3800年左右”。沒有解釋鳥紋的意義，沒有介紹石嶺下陶器的特點，甚至也沒有指出馬家窯的位置。“我想知道的是，為什么我應該關心罐子？！”加布嘆氣，有些惱怒：“為什么我要關心這些東西？”
她的話有些道理。展覽從頭到尾都沒向我們解釋這些藏品的重要性。我們離開博物館時，沒能更加了解陶瓷在中國文化中的作用。我們見到的陶罐或許曾被橫沖直撞的軍閥竊走；又或許，舊時它曾用作國內(nèi)戰(zhàn)爭各派之間重締和平的物件。倘若事實果真如此，博物館卻保持緘默不語，我們便永遠沒有機會聽到它們的故事。加布是文藝復興時期藝術的專家，中國歷史的狂熱愛好者，如果像她這樣資歷的人都“半途而廢”了，那么那些一般的博物館愛好者們（casual museumgoers）還會抱有希望嗎？
在西方，傳統(tǒng)的“博物館”概念源自“Wunderkammer”，其意為珍奇屋。文藝復興時期的藏品由私人“策展”（curated），策展者同時也是珍稀植物或原始藝術品（indigenous artifacts）的藏家。這些藏品被捐給博物館后，就逐漸向公眾開放。比如漢斯·斯隆爵士和伊莉莎·阿什莫林就曾將各自的收藏捐給了現(xiàn)在的倫敦大英博物館和牛津大學的阿什莫林博物館（Ashmolean Museum）。
規(guī)模相當小的私人寶庫演化成了巨大的公共空間，頻繁造訪此處也成了個人和機構的習慣——想想看學校組織的實地考察，以及每年公眾假日的定期參觀等等。博物館在很大程度上被塑造成了某種意義上的現(xiàn)代教堂。確實，深廣的建筑，供人沉思的寧靜空間，離開現(xiàn)實生活的短暫停留，被某些藝術作品激起的超驗感受（the sense of transcendence）——這一切都加深了我們對博物館的神圣印象。
托馬斯·科倫斯（Thomas Krens）是古根海姆基金的前任主席，他講到自己初見畢爾巴鄂古根海姆博物館時，提及了建筑給他帶來的迷醉感。弗蘭克·蓋里所設計的銀色建筑形體高聳入云，他希望能借此再造13世紀法國農(nóng)民面對雄偉的沙特爾大教堂時所感到的敬畏。這些人一輩子也沒見過幾次超過兩層樓的旅館，站在教堂前時，他們目瞪口呆——科倫斯將沙特爾大教堂描述為“拔地而起的巧奪天工”，是“為激起人們宗教情感而精心設計”的建筑。
某年圣誕節(jié)，我在渥太華的加拿大國家美術館經(jīng)歷了屬于我的美之迷醉。當時，我正欣賞著珍妮特·卡迪夫（ Janet Cardiff）的作品“40聲部贊主歌” 。作品由一組揚聲器構成，放置在重建的里多街教堂內(nèi)。這漂亮的19世紀教堂曾是某間修道院的一部分，1972年被拆除，80年代末又作為永久展品重建于國家美術館內(nèi)。
繞著揚聲器走，晶瑩剔透的聲音從中響起，醉人的唱詩班音樂充滿了整個空間，人聲接連回響在大廳之中，我聽著，感動落淚，旁若無人。對于和我一樣沒有宗教信仰的人來說，這構成了在寺廟或教堂中經(jīng)驗的“神圣邂逅”（divine encounter）的當代版，是我們在博物館中尋找的“奇跡”。
當然，不是每座博物館都有能力喚醒類似的宗教體驗，但好的博物館仍能講述喚起公眾好奇心的故事，吸引并鼓勵他們深入探索。我喜歡把這些博物館比作我最喜愛的高中老師。他會想方設法，通過幽默和個人魅力，讓數(shù)學看上去很有意思。但在中國，我們遇見的更多是“脾氣粗暴的老教師”，他敲打著我們的關節(jié)，仿佛在說：“這是我高貴的收藏，特許你看一看?！北е@一態(tài)度，許多博物館就脫離了群眾，浪費了寶貴的教育機會，也沒能和一代代人建立深厚的聯(lián)系，讓他們未來一直會走進博物館的大門。
我最近在阿姆斯特丹的荷蘭國立博物館的體驗也說明了這點。當我慵懶地走過展廳時，注意到了一個低調(diào)的銀制器皿。大酒器的標識表明，這只老舊的有柄大杯曾用來喝啤酒。標識繼而講述了荷蘭酒文化中的趣事。我腦中的眼睛看見的是“權力的游戲”一般歡騰的場景，而不是歷史事實。重要的是，它讓我沉浸在了中世紀的荷蘭，這種浸沒感是我在上海觀看瓷花瓶時所沒有的。
像荷蘭國立博物館這樣的博物館之所以與眾不同，是因為它們的團隊會花心思把專業(yè)知識解釋給普通人聽。被稱作內(nèi)容解釋者（content interpreters）的工作人員拿到策展人給出的晦澀史實后，會將相關行話“翻譯”成能吸引普通人的內(nèi)容。而在中國，博物館的策展團隊堅持讓對話發(fā)生在少數(shù)專家之間，同時也就忽視了其他的參觀者。遺憾的是，某些罪魁禍首就來自我所在的領域：當代藝術。
展覽教育中的部分問題出在博物館自身的結構和等級秩序上。絕大多數(shù)的中國博物館遵循“策展人至上”的管理模式。因此，所有其他部門都為策展人主導的對話服務。而策展人的工作是讓自己在其他策展人眼里博學又聰明——他們并不怎么關心你我能否理解。
博物館的目的如果是培養(yǎng)忠實的觀眾，就需要平等對待策展部門和其他部門，必須尊重其他成員特有的知識并且在策展過程中給他們一定的話語權。這需要徹底轉變思維模式：從原先過于關注藏品，有點唯我獨尊的機構，轉化為客戶導向，公眾優(yōu)先的組織。
我把希望寄托在私人博物館上。微不足道的政府資助意味著他們要依靠來往的消費者生存。但是，公立博物館仍有絲絲希望（whispers of hope）。上海自然歷史博物館的陳列由國際聞名的博物館設計事務所Gallagher&Associates操刀，在吸引觀眾方面的有極大提升，包括運用360°電影和日常演示樣本柜等。上述一切所在的建筑也讓人印象極為深刻。當然，博物館內(nèi)還少了一點“超凡感受”（“transcendental”）。不過，博物館內(nèi)上上下下數(shù)不勝數(shù)的腳步聲至少說明了一點什么，它前進的方向是正確的。
2016年10月25日，上海自然博物館，觀眾在從英國倫敦自然歷史博物館引進的“滅絕：并非世界末日”巡展上參觀一只阿拉伯大羚羊標本。本文圖片均來自澎湃新聞記者 賴鑫琳 圖
（作者系獨立策展人，研究興趣包括社會實踐和后人類主義。本文由馬知怡翻譯自Sixth Tone。）
鄂公網(wǎng)安備 42010302001612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