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夏志清到李歐梵、王德威：80年代以來的文學史線索

（文章來源：《文藝理論與批評》，2004年第01期）

可以說，新時期以來，中國文學史敘事的最重要的外部推動力量，是由夏志清、李歐梵和王德威①的著作構成的。具體說來，在夏志清《中國現(xiàn)代小說史》的推動下，形成了80年代以來作為正統(tǒng)的“啟蒙主義”文學史敘事；在李歐梵和王德威的推動下，形成了90年代中期以來越來越活躍的“晚清現(xiàn)代性”文學史敘事。并且，由于“啟蒙主義”文學史敘事和“晚清現(xiàn)代性”文學史敘事成為主流敘事之后的霸權與遮蔽，激發(fā)了一種可以稱為“新左派”文學史敘事的對立敘事在90年代后期的出現(xiàn)。②不了解這幾條文學史敘事的內在關系，就無法對90年代以來的文學狀況和思想狀況做出準確的判斷。本文將對從夏志清到李歐梵和王德威這一文學史敘事線索及其影響、所激起的回應進行簡要的清理，以期對當下幾種文學史敘事的關系作出進一步的說明。

一、共同的立場：顛覆五四和左翼敘事，建構日常生活敘事

從夏志清、李歐梵到王德威，時間跨度達40幾年，并且李和王的思想在這十幾年來也都各自發(fā)生了很大的變化，時代的思潮也從現(xiàn)代性轉換到了后現(xiàn)代性，但是他們三人共同堅持的一些觀念和立場卻始終如一。

首先，他們把自己的文學史敘事他者都確定為五四和左翼文學史敘事。夏志清在1961年出版的《中國現(xiàn)代小說史》中確立了這一他者，并在1971年第二版時把五四敘事傳統(tǒng)的核心觀念明確地表述為“感時憂國”精神，并認為這是“中國文學進入現(xiàn)代階段”的特點。他認為“感時憂國”精神是因為知識分子感于“中華民族被精神上的疾病苦苦折磨，因而不能發(fā)奮圖強，也不能改變它自身所具有的種種不人道的社會現(xiàn)實”而產(chǎn)生的“愛國熱情”。這種“感時憂國”精神讓人們把目光集中到文學的內容上而不是形式上，集中到得天獨厚的“現(xiàn)實主義”上，以便利用文學來探討和了解自己所處社會政治的混亂。這樣，中國現(xiàn)代文學研究就負載著中國現(xiàn)代史的重負。③

李歐梵在反思啟蒙主義、現(xiàn)代性研究成為學術界的潮流時，對“感時憂國”精神的弊端相應地進行了新的解釋：“我覺得值得考慮的是《新青年》思潮背后的一個新的意識形態(tài)和歷史觀，我把它稱作‘現(xiàn)代性’，并曾作專文論述。這一現(xiàn)代性當然和西方啟蒙（enlightenment）思想的傳統(tǒng)一脈相承，它經(jīng)由對知識的重新組合而灌輸幾套新的思想——理性主義、人本主義、進步的觀念等等”。④而它最大的影響則是進化史觀和“進步的”意識形態(tài)，“最終的趨勢是知識分子的偏激化（radicalization）和全盤革命化，導致了一場驚天動地——也影響深遠的社會主義革命”。⑤“有了這一個‘時代’的輪廓，我們較容易理解為什么五四時代的知識分子把歷史道德化，把進步的觀念視為不可阻擋的潮流，把現(xiàn)實主義作為改革社會的工具，把個人和集體逐漸合而為一。而最后終于把‘人民’籠統(tǒng)地視為革命的動力和圖騰”。⑥王德威繼承了李歐梵的這一思想，并且用“史學正義”和“詩學正義”⑦的框架來討論這一傳統(tǒng)，用晚清現(xiàn)代性來消解五四現(xiàn)代性。⑧

可以說，夏、李、王三代學者始終把五四敘事傳統(tǒng)和左翼敘事傳統(tǒng)當作有著內在聯(lián)系的敘事傳統(tǒng)來進行反對的立場沒有發(fā)生變化，并且由于加入了新的闡釋因素而變得更加學理化了。

其次，他們都堅持一種“日常生活敘事”來對抗五四和左翼的“宏大敘事”。對夏志清來說，這條文學史敘事線索最重要的是以人生“安穩(wěn)”一面反抗“飛揚”一面的張愛玲、書寫日常生活的錢鐘書、沈從文等作家。他的這一挖掘在80年代給予了內地文學史敘事以巨大的震動和影響，張愛玲、錢鐘書、沈從文等作家從以前完全遮蔽的狀態(tài)下重新出現(xiàn)在文學史中，并且極大地改變了傳統(tǒng)左翼文學史敘事確立的經(jīng)典作家格局。

李歐梵進一步把現(xiàn)代主義文學納入到了日常生活敘事之中。他認為“頹廢”是優(yōu)秀小說的基本特征，并建構了一條“頹廢”文學史敘事，把《惡之花》、《紅樓夢》、《野草》、張愛玲的小說等都納入其中。⑨他認為“頹廢”文學的實質是用審美現(xiàn)代性來反抗啟蒙現(xiàn)代性，比如“張愛玲憑著她的小說藝術特色，對現(xiàn)代中國歷史的大敘述造成了某種顛覆”。⑩王德威對張愛玲的評述在很大程度上繼承了李歐梵的論述，“頹廢”在他那里得到了細化，而且，他提出了一套“晚清現(xiàn)代性”文學史敘事，更多地把通俗文學納入到“日常生活敘事”之中。以五四敘事和左翼敘事為他者，倡導一種與之對立的日常生活敘事，可以說是夏、李、王三代學者的共同立場。

如果簡單地看，可以說夏處于現(xiàn)代性階段，李徘徊于現(xiàn)代性與后現(xiàn)代性之間，而王則更多地傾向于后現(xiàn)代性。下面具體看一下他們各自面對的具體問題和對這些問題做出的具體回應，以及與內地研究之間的互動關系。

二、李歐梵：從“頹廢”文學史敘事到晚清現(xiàn)代性敘事的確立

圖為李歐梵

對于夏志清的時代來說，中國文學史的主流敘事是左翼文學史敘事，并且對于啟蒙主義敘事和日常生活敘事具有壓倒性的遮蔽力量。因此，他主要以“純文學”為理論基礎，對左翼文學史敘事進行激烈的反抗。在他看來，獨立于政治、獨立于歷史承擔的“純文學”才是真正的文學，而他貶低魯迅等五四作家和以后的左翼作家的主要理由就是，他們、尤其是左翼作家都把自己的文學作為手段，服務于政治和建設現(xiàn)代中國的歷史任務。但是有意思的是，對夏志清小說史的主要批判也都集中在了這部小說史的政治性方面——按照夏志清本人在《中國現(xiàn)代小說史》臺灣中文版序言中的說明，這本書本來就是服務于“反共”的政治目的而寫作的，并且這一目的也在小說史中得到了切實的體現(xiàn)。李歐梵也認為，張愛玲被夏志清高度肯定的《秧歌》等幾部“反共”小說是不成功的。但是夏志清的“純文學”觀念和在這一觀念下的小說史入選篇目，在80年代基本上被內地的“啟蒙主義”文學史敘事所吸收，成為了近些年來中國文學史敘事的核心觀念之一。

李歐梵在自己的文學史敘事中，建構起了一條“頹廢”文學史敘事，把現(xiàn)代主義文學納入到“日常生活敘事”之中。而頹廢，正是審美現(xiàn)代性對啟蒙現(xiàn)代性的反抗。

他認為“頹廢”的本義是“頹加蕩”，在五四敘事中，“頹廢”才變成了一個不道德的詞，“頹廢”在整個的五四敘事和左翼敘事中是不允許存在的。他進而大致梳理出了一條中國文學史上“頹廢”線索，這就是從魏、晉、唐、晚明的一些文學，到《紅樓夢》、王國維的文學批評，到魯迅的《野草》等作品，到30年代的新感覺派小說和張愛玲巔峰時期的小說、到臺灣朱天心的小說。他認為《紅樓夢》正是中國文學史上最偉大的“頹廢”小說。魯迅的《彷徨》、《野草》等作品的核心和精華，也正在于這種“頹廢”的美感。李歐梵也因此成為魯迅研究的著名學者，他的“純文學”敘事和“人間魯迅”、“現(xiàn)代主義魯迅”的研究成果，也對內地的文學研究產(chǎn)生了很大的影響。張愛玲之所以優(yōu)秀，是因為她是“真正從一個現(xiàn)代的立場，但又從古典詩詞戲曲中找到靈感并進而反抗五四以來的歷史洪流的作家”。她的小說中的“荒涼感”，就是一種“頹廢感”，是反抗現(xiàn)代性的地方。這樣，李歐梵通過一種“頹廢”文學史的敘事，形成了一套與五四敘事和左翼敘事對立的敘事。這種“頹廢”文學史敘事為“日常生活”敘事提供了深度、意義與合法性，并且把原來屬于五四敘事傳統(tǒng)的魯迅等作家作品也納入到了自己的敘事之中，擴大了這種敘事的合法性基礎。由于啟蒙主義本身就有著人性解放、個性解放的內在訴求，所以他的這種文學史敘事也很快就被吸收進了80年代的“啟蒙主義”文學史敘事，同時，受他和日本一些學者的魯迅研究的影響，從魯迅的欲望、生理特征、性格缺點等方面大規(guī)模重新闡釋魯迅的研究也成為了80年代的主要潮流。

90年代以后，他自覺地轉向了現(xiàn)代文化研究，強調文學、尤其是晚清文學在想象中國都市、創(chuàng)建中國現(xiàn)代性方面的巨大作用。值得注意的是，他像“新左派”一樣認為，“《新青年》思潮背后的一個新的意識形態(tài)和歷史觀”，“導致了一場驚天動地——也影響深遠——的社會主義革命。我認為這些都是中國人對于‘現(xiàn)代性’追求的表現(xiàn)”。這意味著，他也認為那些自己始終在批判著的、非“純文學”的五四和左翼文學是有價值、有意義的，如同他的研究視野中的《申報》專欄作家的雜感、以后的月份牌一樣。這就有力地消解了他對于左翼文學敘事的尖銳批判。這種觀點在他近年對30年代上海的研究中得到了最明顯的體現(xiàn)。

在對中國現(xiàn)代性的研究中，他引入了兩個次級理論作為進入中國問題的鑰匙，一個是本尼迪克·安德森的“想象的社群”理論，一個是哈貝馬斯的“公共領域”理論，并把兩者在中國問題上結合起來進行應用。本尼迪克·安德森在《想象的社群——對于民族國家興起的反思》一書中提出了這樣的觀點：一個新的民族國家在興起之前就有一個想象的過程，這個想象的過程也就是一種公開化、社群化的過程。這一過程依靠兩種媒體，一是小說，一是報紙。有了這種抽象的想象，才會有現(xiàn)代民族國家的基礎。哈貝馬斯意義上的“公共領域”是指“在西方17、18世紀現(xiàn)代性產(chǎn)生以后，西方中產(chǎn)階級社會構成了一種所謂的‘民間社會’（civil society），這是一個抽象的概念，有了民間社會之后才會產(chǎn)生一些公共領域的場所，可以使不同階層、不同背景的人對政治進行理性的、批判性的探討”。而“民族國家的想象空間和公共領域的空間，其構成基本上都與印刷媒體有關”。他認為僅僅這兩種理論對處理中國問題還是有缺點的，因為20世紀初西方觀念是通過和中國傳統(tǒng)文化發(fā)生復雜的沖撞之后才起作用的，而不是直接影響了中國的變化。這一點和陳平原、劉禾的看法也比較相近。他認為中國現(xiàn)代民族國家的建立，首先是由梁啟超未完成的小說《新中國未來記》奠定了自己的民族國家神話或者說“大敘述”，然后通過晚清的“公共空間”而傳播開來，最終讓國民獲得了對新的民族國家的認同。這樣，他就把中國現(xiàn)代民族國家的起源從五四追溯到了晚清。但是，由于晚清公共空間的主要參與者——報紙、雜志的讀者主要是上海的都市人，所以晚清通俗小說中的世界不是一個現(xiàn)代民族國家的世界，而是“中國剛剛開始的摩登世界。這個‘世界’是都市人生活的世界，在這個世界中他們營造出一種想象，最后在30年代的上海集其大成，形成了中國通俗文化中的現(xiàn)代性”。這也是他研究30、40年代上海都市文化的原因。

他進而認為，晚清開創(chuàng)的，在30年代的租界達到比較良好狀態(tài)的“公共空間”，因為“左聯(lián)”和魯迅等左翼作家“政治上的偏激化”而變得越來越小。“我一直認為，如從文學藝術的立場來看魯迅這個時期的雜文，……我從文中所見到的魯迅形象是一個心眼狹窄的老文人……”他認為魯迅因為怕丟掉性命而沒有為爭取“公共空間”做出自己的貢獻，反而陷于私人道德和個人恩怨之中。在這里，李歐梵的觀點恰好和內地90年代以來的“自由主義”敘事有著直接的呼應關系。反思激進思潮、反思五四、反思革命，倡導一種建立在“公共空間”基礎上的漸進式發(fā)展模式，正是他們的共同之處。這個觀點也因此激起了“新左派”學者的激烈反對，成為著名的“自由主義”與“新左派”論戰(zhàn)中的一個焦點。

李歐梵用“頹廢”文學史敘事進一步完善了日常生活的現(xiàn)代性敘事，再加上以現(xiàn)代性理論、想象的社群理論、哈貝馬斯的“公共領域”理論為理論支點的文化研究，從而把自己和夏志清的研究區(qū)別了開來。

三、王德威的“晚清現(xiàn)代性”文學史敘事

圖為王德威

如果說李歐梵主要從文化研究的角度對晚清現(xiàn)代性的研究做出了貢獻，那么王德威則把自己的主要精力集中于晚清文學中的現(xiàn)代性研究，并在事實上提出了自己的“晚清現(xiàn)代性”文學史敘事。

王德威的文學史敘事是從破與立兩個方面展開的。他通過建構一種“晚清現(xiàn)代性”文學史敘事，瓦解了五四和左翼的文學史敘事。他認為晚清現(xiàn)代性不僅開啟了五四現(xiàn)代性，而且包含著比五四更為豐富多樣、更富有活力的諸多方面。但是晚清現(xiàn)代性文學史敘事卻在很長時間里被五四敘事和左翼敘事所壓抑，因此，他著力挖掘、建構了一條從晚清到30、40年代的上海，經(jīng)由50到80年代的港臺，到90年代的內地的文學史線索。

他認為晚清小說是一個“眾聲喧嘩”的時代，“搖擺于各種矛盾之間，如量/質、精英理想/大眾趣味、古文/白話文、正統(tǒng)文類/邊緣文類、外來影響/本土傳統(tǒng)、啟示型理念/頹廢式欲望、暴露/假面、革新/成規(guī)、啟蒙/娛樂……”“后來主控中國現(xiàn)代文學的渴望、挑戰(zhàn)、恐懼及困境，都是在這個氛圍中首次浮現(xiàn)的”。這個時代內涵著后來被五四敘事壓抑的現(xiàn)代性，這種現(xiàn)代性“指的是由即將失去活力的中國文學傳統(tǒng)之內所產(chǎn)生的一種旺盛的創(chuàng)造力”；也“指向十九世紀末以來，一向有意或無意被排除在文學正典以外的一脈中國小說，這一脈包括如科幻小說、狹邪小說、黑幕譴責小說、鴛鴦蝴蝶派小說、新感覺派、批判抒情，以及俠義小說等文類”。晚清小說中被壓抑的現(xiàn)代性有四個層面，其中一個是表面上熱愛啟蒙，其實偏愛頹廢。他認為頹廢除了文明腐敗、解體、病態(tài)的意思之外，還有“去其節(jié)奏”的意思，即“從建立的秩序中滑落”，并以各種混雜的觀念和形式取代原有的秩序。是走向新秩序的必然途徑。而且，他認為五四一代大師恰恰“在刻意夸大中重現(xiàn)了頹廢的晚清精神”。他們肆意地毀壞原有秩序，又主觀地宣稱新的秩序，在這個意義上，正是“去其節(jié)奏”意義上的“頹廢”。而且，魯迅“終其一生，他對頹廢的信念始終與他對現(xiàn)代的渴求密不可分……因此才有他對疾病與詭奇的偏好，以及他對夢境、非理性死亡的癡迷”。

在從理論上顛覆五四敘事傳統(tǒng)的同時，他還建構起了晚清現(xiàn)代性文學史敘事來鞏固自己的成果。這個敘事從晚清的四大類小說開始，其后包括了魯迅等五四作家的某些方面，新感覺派小說、張愛玲的小說、沈從文等的批判抒情小說，經(jīng)由一直在港臺發(fā)展的言情小說和狹邪小說到80、90年代的內地小說。對于世紀末的小說，他認為恰好和晚清小說形成了一種回應的關系。他認為世紀末的中國小說從四個方面回應了晚清小說：一、怪誕的美學，如蘇童、余華等的虛構世界，鐘玲等的鬼魅作品，西西、朱天文等作品中的怪誕女性等；二、以詩入史的敘事策略，如格非的《迷舟》將歷史抒情化和私有化；三、消遣并消解中國的姿態(tài)，如王朔等的小說；四、新狹邪體小說的形成，包括李碧華的《故事新編》、王安憶的《三戀》、《長恨歌》、朱天文的《荒人手記》等，都“詠嘆頹廢、耽溺感傷，在男女歡愛色情中敘述世紀末嘉年華的場景”。

雖然王德威、李歐梵在選擇、評論具體的作家作品時更多地堅持著“純文學”的標準，但是，由于支撐起晚清現(xiàn)代性文學史敘事的幾個類型，如狹邪小說、俠義小說等本身的通俗文學性質，加上90年代以來內地大眾文化興起，欲望——消費主義成為其中最主要的關鍵詞，所以“晚清現(xiàn)代性”文學史敘事事實上為這種私人敘事和欲望敘事及相關文學批評提供了文學史的合法性。而且，隨著“晚清現(xiàn)代性”文學史敘事成為主流敘事，就形成了對“啟蒙主義”敘事、尤其是左翼敘事的壓制和遮蔽，從而再次重復了啟蒙和左翼敘事的二元對立思維模式。比如，晚清現(xiàn)代性文學史敘事對于30年代左聯(lián)和魯迅在上海的作用就完全持一種否定和漠視態(tài)度。而90年代以來，強調漸進發(fā)展模式，把市場神話化的“自由主義”，恰恰為晚清現(xiàn)代性文學史敘事提供了社會政治層面的理論支持。

四、韓毓海對“日常生活敘事”的批判

對于從夏志清到李歐梵和王德威建構起來的“日常生活敘事”，韓毓海做出了深刻的批判。在韓毓?？磥恚巴砬瀣F(xiàn)代性”文學史觀的一個基本支撐點是與“宏大敘事”對立的，可以大致稱為“日常生活敘事”的現(xiàn)代性敘事。對這種“小傳統(tǒng)”的堅持和表現(xiàn)正是《海上花列傳》、張愛玲、錢鐘書和沈從文等人的小說的主題。并且，這種敘事還與40年代的國學研究關注的“新儒學”理論相互呼應。它們的共同點是既可以解決西方現(xiàn)代性的內在危機，又可以漸進式的、穩(wěn)妥地把中國帶入一個比較理想的現(xiàn)代社會。

韓毓海認為，張愛玲小說在實質上“是用一種現(xiàn)代都市的個人主義，來反抗晚近以來追求意義的烏托邦的中國現(xiàn)代性主導敘事”?！八J為中國城市民間的內在的合理主義，要比外在的烏托邦意義理性的強加更有利于中國的現(xiàn)代進程”。這種看法和40年代馮友蘭、陳寅恪、錢穆等國學大師對新儒學的關注具有一種內在的一致性，同時也與40年代國統(tǒng)區(qū)主流知識界對西方現(xiàn)代性的兩個極端中的英國經(jīng)驗合理主義一端的選擇這種大的文化背景有關。但是，中國民間以世俗生活技巧化解現(xiàn)代焦慮的能力，最多只能是一種‘發(fā)散式’的現(xiàn)代功能，而非集約式功能，中國民間不可能自發(fā)地生成現(xiàn)代合理化功能，這是民間社會與哈貝馬斯之公民社會之本質不同?！倍鴱垚哿嵝≌f的意義也就在于它深刻地揭示出了所謂的“都市民間社會”和40年代中國社會思想界所希望的“日常生活現(xiàn)代性方案”對于解決中國問題所具有的想象性和悲劇性。

目前，“啟蒙主義”文學史敘事、“晚清現(xiàn)代性”文學史敘事、“新左派”文學史敘事依然是中國文學研究乃至思想研究領域的三大文學史敘事?！皢⒚芍髁x”文學史敘事雖然占據(jù)著文學史寫作的主流位置，但是在近幾年已經(jīng)受到了李楊、曠新年、韓毓海等學者的深入批判，同時受到來自“晚清現(xiàn)代性”文學史敘事巨大顛覆，所以在理論上已經(jīng)不再成為研究的熱點。而“晚清現(xiàn)代性”文學史敘事和“新左派”文學史敘事雖然都還沒有進入正式的文學史寫作，但是卻因為對當下中國文學和20世紀中國文學的巨大闡釋能力，而成為最有活力的理論。并且，因為二者在反思線性時間觀和進化史觀、在韋伯的現(xiàn)代性理論、哈貝馬斯的“公共領域”理論、民族國家理論等理論層面上有著共同的交流基礎，因此可以預言，在今后的一段時期內，對這兩種文學史敘事的研究將成為中國文學和思想研究的熱點之一。

①夏志清（1921—），江蘇吳縣人，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東方語言文化系中文教授（1991年退休），美國現(xiàn)代中國文學研究的奠基人。其1961年以英文出版的《中國現(xiàn)代小說史》奠定了美國現(xiàn)代中國文學研究的基礎。李歐梵（1939—）河南省人，哈佛大學東亞語言文化系中國文學教授，美國現(xiàn)代中國文學研究領域的主要代表之一，國際著名文化評論家。曾經(jīng)師從夏志清兄夏濟安，視夏志清為師長，主要著作有《鐵屋中的吶喊》、《上海摩登》等。王德威，博士，美國現(xiàn)當代中國文學研究領域著名學者，今為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東亞語言文化系系主任、教授。其《被壓抑的現(xiàn)代性——晚清小說的重新評價》一文最為知名。

②我認為新時期以來對文學研究、乃至思想研究有重大影響的是交叉在一起的三條現(xiàn)代性線索和四種文學史觀，分別是“救亡”的現(xiàn)代性、“啟蒙”的現(xiàn)代性和“欲望”的現(xiàn)代性，傳統(tǒng)左翼文學史觀、“啟蒙主義”文學史觀、“晚清現(xiàn)代性”文學史觀和“新左派”文學史觀。具體論述參見鄭闖琦《中國現(xiàn)代思想傳統(tǒng)中的〈北方的河〉》，《文藝理論與批評》2003年第6期。

③參見李歐梵《現(xiàn)代性的追求》，北京三聯(lián)書店2000年12月版，第177頁。

④⑤⑥⑨李歐梵《漫談中國現(xiàn)代文學中的“頹廢”》，見李歐梵《現(xiàn)代性的追求》，北京三聯(lián)書店2000年12月版。

⑦王德威《現(xiàn)代中國小說十講?序》，復旦大學出版社2002年10月版。

⑧王德威《被壓抑的現(xiàn)代性——晚清小說的重新評價》，見王曉明主編《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論》（修訂版）（上卷），東方出版中心2003年4月第2版。

⑩李歐梵《張愛玲：淪陷都會的傳奇》，見李歐梵《中國現(xiàn)代文學與現(xiàn)代性十講》，復旦大學出版社2002年10月版。

李歐梵《晚清文化、文學與現(xiàn)代性》，見李歐梵《中國現(xiàn)代文學與現(xiàn)代性十講》，復旦大學出版社2002年10月版。

參見李歐梵《“批評空間”的開創(chuàng)——從〈申報〉“自由談”談起》，見李歐梵《現(xiàn)代性的追求》，北京三聯(lián)書店2000年12月版。

參見王德威《小說中國》，1993年臺灣麥田出版社出版。

韓毓?！抖兰o中國文學景觀——“民間社會敘事”的失敗與張愛玲小說的意識形態(tài)性》，《人文雜志》1996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