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來自馬里烏波爾：東歐歷史深處的家族過往

娜塔莎·沃丁，德語作家，德俄翻譯家。在她十歲的某一天，母親出門，再也沒有回來，后來才得知母親自沉雷格尼茨河，沒能留下只言片語。而父親則酗酒，終日埋首俄語書籍。在那之后，作者才意識到自己對她一無所知，唯一知道的是她來自馬里烏波爾，1943年作為強制勞工被驅(qū)離烏克蘭，前往德國。憑借少得可憐的線索，娜塔莎·沃丁一點一點地把碎裂的瓷片拼接在一起，她發(fā)現(xiàn)，這個家族的過往是一個巨大的謎，是一則關于東歐苦難的歷史寓言。本文節(jié)選自娜塔莎·沃丁根據(jù)這段經(jīng)歷寫作的非虛構作品《她來自馬里烏波爾》（新星出版社2021年3月）。

[德]娜塔莎·沃丁著，[德]祁沁雯譯，《她來自馬里烏波爾》，新星出版社2021年3月出版

我大半輩子時間里完全不知道，我是強制勞工的孩子。沒有人告訴過我。我父母沒有提過，我身邊的德國人也沒有，在他們的記憶中，從來沒有過強制勞工這回事。幾十年來，我對自己的出身一無所知。我不知道，和我們一起住在各個戰(zhàn)后聚居區(qū)的是些什么人，他們是怎樣來到德國的：羅馬尼亞人、捷克人、波蘭人、保加利亞人、南斯拉夫人、匈牙利人、拉脫維亞人、立陶宛人、阿塞拜疆人以及許多其他國家的人。大家雖然語言不通卻能彼此理解。我只知道，我屬于某種廢物，戰(zhàn)爭遺留下來的某種垃圾。

在德國學校里，人們教我們的是蘇聯(lián)人侵略了德國，毀掉了一切，還奪走了德國人的半個國家。我坐在最后一排，英格·克拉博斯的旁邊，雖然她是德國人，可也沒人理她，她穿著臟兮兮的衣服，身上散發(fā)著怪味兒。女老師站在講臺前，講蘇聯(lián)人用燒紅的煤球燙壞了她未婚夫的眼睛，還穿著長靴踢小孩子。所有的腦袋全都轉(zhuǎn)向了我，就連英格·克拉博斯也離我遠了些。我知道，下課后，追捕又要開始了。

我撒的謊早就沒法再幫我了，我不僅屬于蘇聯(lián)野蠻人，而且還早被識破是偽裝成體面人的騙子。為了能讓自己在德國孩子中有面子，我和他們說，我引以為恥的父母根本不是我真正的父母，他們是在從蘇聯(lián)逃亡的路上，在路邊的墳地里發(fā)現(xiàn)了我，然后把我?guī)ё叩?。其實我出生于富有的俄國貴族之家，擁有宮殿和財寶，可我疏忽了，沒能解釋作為貴族之女，我是怎樣流落到街邊的墳地里的。不過，在一天或者至少幾小時內(nèi)，我是被低估的神秘人物，享受著德國孩子們的驚嘆和贊美。后來某天，他們看穿了我，然后開始驅(qū)逐我。這些沒落的第三帝國的小復仇者們，德國戰(zhàn)爭寡婦和納粹父親的孩子們，把我當成蘇聯(lián)人一樣追趕驅(qū)逐。我是共產(chǎn)主義者和布爾什維克的化身、斯拉夫低等人，我是人民公敵，在戰(zhàn)爭中被他們擊敗了，現(xiàn)在要逃命。我可不想像南斯拉夫人的小女兒德舍米拉一樣死掉，德國孩子們也驅(qū)逐她，后來有一天她掉到雷格尼茨河里淹死了。我飛奔著，背后一片敵人的號叫聲。我可是個練出來的飛毛腿，我在跑步時從沒有岔氣的刺痛感，大多數(shù)情況下，我都能成功甩開追我的人。我只需跑到采砂場，那里是德國人居住區(qū)和我們居住區(qū)的分界，采砂場后面就是我們的領土，一片“未知之地”，除了警察和郵差，沒有一個德國人踏進過這片土地，德國孩子們也不敢闖入。采砂場前面，有一條從柏油路分出來的野路，通向“難民樓”。我不知道為什么德國人把我們的石頭樓房叫作難民樓。可能是為了把我們和吉普賽人區(qū)分開，他們住在更遠處的木頭棚屋里。他們比我們還低一個等級，讓我一想到就心生恐懼，可能就像我們在德國人心目中一樣。

只要我越過神奇的邊界線，就安全了。轉(zhuǎn)彎后，追我的人看不見我了，我躺倒在草叢里，等跳得飛快的心恢復平靜，等我又能重新呼吸。今天算是成功挨過了。至于明天，我現(xiàn)在還沒去想。我慢騰騰地磨時間，能磨多久是多久。我在河邊晃蕩，拿些石頭在雷格尼茨河上打水漂，把酸模草塞進嘴里嚼，從地里偷生玉米啃。我永遠不想回家。我想離開，從我能思考開始就只想離開，我的整個童年只盼著長大，長大我就能徹底遠走高飛了。我想遠離德國學校，遠離難民樓，遠離我的父母，遠離有關我的一切。這一切是個錯誤，把我困在其中。就算我能提前知曉我的父母是何人，以及和我有關的其他所有人都是誰，我也不想去了解，這些完全激不起我的興趣，一點都不能。我和這些沒有任何關系。我只想離開，把一切拋諸腦后，徹底掙脫，到外面的世界去過我自己的真正的生活。

我回憶起腦海中關于母親的第一幅畫面：我四歲左右，當時我們住在一家鐵器工廠的簡易倉庫里，那是我父母在德國找到的臨時避難所。離開工廠大院是要受罰的，但早在那時我就經(jīng)常試圖違反禁令。工廠大院后面，從寬闊的萊厄大街開始是另一個未知的世界。那里有店鋪，有軌電車，有沒有戰(zhàn)后廢墟我記不得了，我只記得有像宮殿一樣的房屋，石頭造的，有大而笨重的門和高高的窗戶，還掛著窗簾。還有一片草坪，上面長著野梨樹。我從來沒吃過梨子，我想知道梨子是什么味道。可是我太小了，我夠不到樹枝。我嘗試用一塊石頭去砸，石頭砸斷了一根樹枝又飛向了我，像回旋鏢一樣在我臉上砸了個洞，與我的左眼有一厘之毫。我不記得我是怎樣走回家的，只記得我站在工廠大院里，不敢走進我們住的倉庫。熱乎乎的血從臉上流下來，滴在我的衣服上。透過倉庫開著的窗戶，我看見了我的母親。她正低頭用搓衣板搓著衣服，一縷深色的頭發(fā)滑落到她臉上。她抬起頭，看到了我，我看著她。那幅畫面是留在我記憶中關于她的第一幅。畫面始于她的一聲尖叫，然后剩下的只有她的眼睛。充滿恐懼的雙眼。這雙眼睛成了她的化身。那恐懼來自遠處，遠遠地越過我，不可捉摸，深不見底。那恐懼，伴隨著她的念叨：“如果你看見過我曾見到的……”這句話一而再，再而三地回響在我的童年中：“如果你看見過我曾見到的……”

我有兩張她在烏克蘭照相館拍的肖像照。其中一張照片里，她很年輕，十八歲左右，旁邊是一位溫柔的白發(fā)女性，我不知道她是誰。我母親極其瘦削，或許是營養(yǎng)不良，她身穿一條樸素的夏季連衣裙，濃密烏黑的頭發(fā)剪成了短劉海發(fā)式，也許這樣在當時很時髦。顯然，攝影師試圖展示他的藝術技巧，給我母親加上點神秘感，在她的左半邊臉上打了陰影。她看上去像個孩子，但她臉上的無辜和無助卻帶著驚恐之色。難以置信，這樣一個纖細脆弱的人能承受那樣的驚恐——如同千鈞系在一發(fā)上。她身邊的白發(fā)婦人盡管看上去溫柔親切，但帶有一些陽剛氣，看她的年齡應該是我母親的祖母。她穿著一條白色尖領的灰裙子，姿態(tài)端正，表情嚴肅，臉上帶著被壓迫者和被侮辱者的倔強。這張照片大概是1938年拍攝的，正處于饑荒和恐懼盛行的時期。

第二張照片中，母親明顯大了些，照片很可能是“二戰(zhàn)”時拍攝的，在她被運送之前。她雙眼望向深不可測的遠方，憂郁中帶著一絲微笑。烏克蘭民間風格的頭巾包裹住她的頭發(fā)，露出面龐。也許她是為了留下在烏克蘭的最后一張照片才去拍的，留作紀念。

每個看到這張黑白照片的人都會感嘆，好一個美人??！自我童年起，母親的美麗就是一個神話。我經(jīng)常聽到別人贊嘆，好一個美人啊。與此同時又感嘆，好一個不幸的女人啊。美麗和不幸看上去都屬于母親，謎一般交織在一起。

我的舊物檔案里還有第三張來自烏克蘭的照片。照片上是位衣著華麗的老者，他有一雙聰慧而憂郁的眼睛，高高的額頭，短短的大胡子，一半胡子花白。他站在兩位坐著的女士身后：一位身穿密不透風的高領裙，知識分子面孔，鼻子上戴著副夾鼻眼鏡。另一位年輕的女士穿著白襯衫，小女孩般羞澀，眼神里透著無助之色。這張照片背面有一行母親手寫的德語：外祖父和兩位友人。我不知道到底是誰的外祖父，我的外祖父還是母親的外祖父？我也不清楚為何母親要在照片背后寫下德語，她總是拒絕和我說德語而堅持說俄語。

除了這三張照片，我還有兩份之前提到過的官方文件。為了能看清父母的結婚證書，我得把這張明信片大小的紙放在鏡子前。證書是一份神秘的影印本，黑底上是左右顛倒的白色手寫體?？恐R面的反向我能辨認，我的母親，葉芙根尼婭·雅科夫列芙娜·伊瓦申科，于1943年7月28日在馬里烏波爾和我的父親正式結婚。證書是烏克蘭語的，印章已經(jīng)褪色，但是德語詞Standesamt（民政局）清晰可辨。每次我都卡在這個詞上不明就里。是德國人在馬里烏波爾的民政局留下的嗎？或者占領區(qū)的日常就是如此？對此我所知甚少。這份不起眼的文件簡直是個奇跡，它不僅經(jīng)歷了戰(zhàn)爭、流放、勞改營，還經(jīng)過了戰(zhàn)后多個營地的艱難輾轉(zhuǎn)跋涉，而且在我多次搬家后也沒丟失。一份跨越七十多年、經(jīng)久牢固的證明，證明我父母那段并不長久、災難般的婚姻。

母親的德國勞工證已經(jīng)下落不明，可能不知何時在我寫字臺的某個黑暗角落里化成了灰燼，但是我記得，她的勞工證上除了名字，其余的和父親于1944年8月8日在萊比錫拿到的一模一樣。而父親的勞工證還在。一張肥皂大小、對折的紙片，嚴重破損泛黃。父親的姓名、生日、出生地，父親口中說出的甲，到了德國文書耳朵里變成了乙。證上寫著：

國籍：不詳，東方勞工

來源國：被占領的東部地區(qū)

地區(qū)：馬里烏波爾

住址：/

工種：金屬作業(yè)幫工

工作地點：ATG機械制造責任有限公司，萊比錫W32，舜瑙爾大街101號

時效：自1944年5月14日起

兩枚帝國鷹鷲的印章，一枚來自警察總局，一枚來自萊比錫勞動局，另外還有一張父親的照片，他的西裝翻領上別著勞工編號。勞工證背面印有兩枚指印，分別是左手及右手的食指指印。下面標注了一句：此勞工證只用于上述企業(yè)，離開上述工作地點此證即失效。持有者須隨身攜帶此證作為身份證明。有效期至另行通知前。保留撤銷權。

兩份歷史久遠的文件——結婚證書和勞工證，三張黑白照片和一尊母親裝在包袱里的古老圣像，就是我繼承的全部家產(chǎn)。這尊圣像，純金底上手繪的是俄國東正教最重要的圣人群像。每個細節(jié)栩栩如生，連圣人的指甲都看得一清二楚。

如果稍微仔細點，我還能憶起，母親是怎樣講述她的家庭在烏克蘭的貧困，還有長期饑餓的?？墒?，貧困又如何和那尊從烏克蘭帶出來的貴重圣像聯(lián)系在一起呢？這貴重之物竟也神奇地躲過了運送和勞動營，一路上既沒丟失，也沒損壞，沒人把它從我母親手中奪走或者偷走。在我們住過的每個棚屋里，圣像被掛在墻角，靜默地閃爍著神秘的光芒，我曾向它獻上我孩童時最熱忱的禱告，當母親又一次和妹妹以及我告別并決意赴死時，我絕望地請求神靈庇護她的性命。現(xiàn)在，這尊圣像掛在我柏林家中一張舊的天主教教堂座椅上方，椅子是我在閣樓里找到的。圣像也許是我擁有的最貴重的物品了。

我還有一些模糊可疑的回憶可以作為這份微薄檔案的補充，一個孩子的回憶，可能根本不算什么回憶，而純粹是些經(jīng)過幾十年發(fā)酵還留在記憶中的泡沫：

我記得一個俄語詞“律師”——我的外祖父是律師。母親總為他擔憂，因為他有心臟病。有一天，當她被從學校課堂接出來的時候，她立刻明白過來，她的父親死了。

我還記得“德·馬爾蒂諾”這個姓——我的外祖母應該是這個姓氏。一位富有的意大利家族出身的女性，我不知道，在上個世紀或者上上個世紀，是什么風把她吹到烏克蘭去的。家族的富裕和“煤炭店”這個詞互相矛盾，而“煤炭店”和“德·馬爾蒂諾”聯(lián)結在一起。

還有“梅德韋日耶戈爾斯克”這個名字，德語叫“熊山”。記憶中這個地名是和我的姨母聯(lián)系在一起的。此外我對她一無所知。留存在我記憶中的只剩下我的外祖母有一天動身去“熊山”，去那里的營地看望女兒，中途“二戰(zhàn)”爆發(fā)了，外祖母再也沒有回來。這應該是母親生命中最大的災難：她不僅失去了母親，而且還不知道她到底發(fā)生了什么事。她還活著，還是在德軍的轟炸中死去了？我童年的幻想里，是“熊山”的熊把外祖母給吃了。

母親有個哥哥，據(jù)說是一位有名的歌劇演唱家，母親深愛著他。她為他流的眼淚，幾乎和為自己母親流的淚一樣多。

其實我根本就不相信這一切。富裕的意大利家庭、身為律師的外祖父、有名的歌劇演唱家，甚至還有煤炭店，全部可疑地指向我童年的渴望——渴望出身顯赫，按照我當時的想法至少得是煤炭商人。歌劇演唱家也許來自后來的念想，當我還是個小女孩時，無比驚嘆地發(fā)現(xiàn)了歌劇的魅力，我幻想自己有位叔伯舅父，吟唱我最喜歡的貝里尼和亨德爾的詠嘆調(diào)。幻想有位姨母多半是來自孩童時期對于悲劇意義的渴求，或者單純只是因為那個可怕的單詞“熊山”，我把它和母親給我講的另外某個故事聯(lián)系到了一起，可能是她給我講過的眾多童話故事中的一個。

可是，我還能清楚地記得母親講的關于一位女性友人的故事。她經(jīng)常講起這個故事，眼中帶著令我害怕的恐懼。納粹也在馬里烏波爾捕獵猶太人，僅僅在1941年10月的兩天內(nèi)，納粹就在城里射殺了八千猶太人。在猶太居民眾多的烏克蘭，到處發(fā)生著像在娘子谷那樣駭人的大屠殺。母親的朋友是猶太人，有一天她也被捕了。她被迫和其他猶太人一起挖一條長溝，然后面對著溝，背對德國人的機關槍站著。她成功在子彈打到她的前一秒先栽進溝里。一直等到黑夜降臨，她才費盡全力從壓在她身上的尸體堆里爬了出來，然后跑去我母親家。她站在我母親家門口時，渾身是血。

很長時間以來，我想破腦袋也想不通，戰(zhàn)爭中的母親和德國占領者之間到底是怎樣一種關系。被占領地區(qū)的所有居民必須為德國人勞動，無一例外。誰勞動，誰才能得到食物券，沒有食物券就無法生存?？墒菓?zhàn)爭爆發(fā)時母親不過只有二十一歲，卻得到了一份特殊的工作：被德國勞動局雇來專門招募送往德國的強制勞工。做這份工作，對于后來充當強制勞工的母親，無異于自掘墳墓。況且，德國勞動局是德國占領者的重要權力及監(jiān)管機構，每個人都必須在勞動局報到，沒人可以逃過。那母親在勞動局的具體工作是什么呢？她是因為信念在勞動局工作的，還是只不過是德國戰(zhàn)爭機器上一個偶然的微小齒輪？最終，她是像其他人一樣被暴力遣送，還是自愿報名參加強制勞工運送的？她會不會也是無所不在的政治宣傳下的犧牲品，輕信了去天堂德國就可以擺脫蘇聯(lián)統(tǒng)治下的貧困？但是，她怎么可能在1944年，也就是她被運送的那年，還相信這種政治宣傳？其實每個人都知道被送走后會面對什么：每天有成千上萬的人被抓，塞進運輸牲口的車皮里運往德意志帝國。這個時候，不少人已經(jīng)返鄉(xiāng)，孱弱不堪，在德國嚴酷的工作和生活條件下身心雙雙被摧毀，成為納粹再也不需要的無用的勞奴。倘若母親真的是自愿被送走的話，很可能她知曉這一切，可是她別無選擇?？梢灶A見的是，就算蘇聯(lián)紅軍奪回馬里烏波爾，她也只能逃走，因為作為德國勞動局曾經(jīng)的職員，她很可能被視作內(nèi)奸和叛國者而被處決。而且，有可能我父親有更無法啟齒的原因要離開蘇聯(lián)。也許，她不過是跟著他。他當時是母親的保護者，是她唯一的慰藉。她自己或許太年輕，太不知所措，沒法做出至關重要的決定來對抗所處時代的暴力。

現(xiàn)在，在美妙的湖邊夏日里，伴隨著驚懼的與日遞增，我逐漸明白過來，我決意去做的是什么事。我?guī)资昵俺霭娴牡谝槐緯菄L試撰寫自傳，但當時我對自己的生平并不了解，我還沒弄清楚我的人生和其中的各種關聯(lián)。母親只是存留在我內(nèi)心的形象，是我生平里模糊不清的一部分，為了這一部分我曾經(jīng)虛構了各種政治的歷史性關聯(lián)，讓自己置身于無人之境，成為一個無根無源的單一生物。很久之后我才意識到，我的父母是何許人，他們給我留下了怎樣的“素材”。當下我的任務是彌補錯失的過往，在我的書中，也許是最后一本書中，講述我第一本書里就該講述的故事?？墒?，我對母親在生下我之前的生活幾乎一無所知，甚至完全不知道她曾經(jīng)在德國勞動營里的經(jīng)歷。我兩手空空呆立原地，只能發(fā)揮想象力講故事，這對挖掘主題毫無建樹。

當那些被海爾曼·戈林稱為“東方勞工”的人，于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提出賠償要求時，東方勞工才進入德國公眾的視野，或者至少是一半見光。在此期間，各種有關第三帝國強制勞役的專業(yè)書籍、報道和紀錄片層出不窮，我讀了許多，了解也有所加深。其間，我甚至找到了長久以來我一直找尋的那個文本化的聲音，那是維塔利·塞明寫的一本書，七十年代已出版問世，德文譯本叫《一個標記的差別》。書中，這位俄羅斯作家講述了一個未成年人的故事。他被從頓河畔羅斯托夫運送到德國服強制勞役，之后幸存了下來，因為他懷著一個信念，就是他不能讓他目睹的和所經(jīng)歷的隨著他一起逝去，他有責任向后世提供證據(jù)。在勞動營里，他寫道，條件比集中營好，但是也僅限于不會被立刻殺死，而是被非人的工作量、饑餓、毆打和經(jīng)常性的侮辱以及匱乏的醫(yī)療供給緩慢地置于死地。

我十分驚訝地發(fā)現(xiàn)，這本書的譯者亞歷山大·坎普菲，是我七十年代的朋友。他經(jīng)常把他的翻譯讀給我聽，很可能他給我讀過維塔利·塞明書中的內(nèi)容，而我回憶不起來是因為，我當時全然不知這本書的內(nèi)容其實與我的父母有關，他們同樣也佩戴過一個有別于他人的標記，衣襟上的OST標記（東方標記）把他們和種族上高一等的西歐強制勞工區(qū)分開。

我研究的時間越長，碰到的可怕事情就越多，而在此之前，我對這些事情幾乎聞所未聞。對許多事一無所知的不僅是我，不少我認為通達、對歷史有一定認知的德國朋友中也不知道，在曾經(jīng)的第三帝國土地上，到底有多少個納粹的營地，有人說是20個，有人說是200個，還有少數(shù)人說有2000個。華盛頓猶太人大屠殺紀念館的研究數(shù)據(jù)顯示為42500個，小的營地和附屬營尚未計算在內(nèi)。其中30000個是勞動營。2013年3月4日發(fā)行的《時代周刊》中的一篇采訪里，參與研究的美國史學家杰弗瑞·麥加吉（Geoffrey Megargee）表示：多得可怕的營地數(shù)量意味著，幾乎所有德國人都知道這種營地的存在，即便他們不了解此體系的龐大規(guī)?；蛘郀I地內(nèi)部的狀況。又是老生常談：無人知情。遍布42500個營地的國家完全是一個古拉格。

在世界史里，在二十世紀妖魔叢生的悲劇中，我越來越暈頭轉(zhuǎn)向。關于第三帝國強制勞役的報道完全是盲區(qū)，充滿了無稽之談和自相矛盾。我的主題明顯不是我能一手掌握的，我頭昏腦漲。我自問，是不是已經(jīng)太遲了？我還能夠得上那口氣，把這些浩繁的材料都弄明白嗎？究竟有沒有文字記錄這一切，記錄籍籍無名的母親的生平，而她的命運是百萬千萬人的命運寫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