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流誤國：翁同龢與李鴻章之間的斗爭

【近世人物志】

明清兩代，鄉(xiāng)試、會試，實行分房閱卷，每一房分配一位考官，名曰同考官，他們的工作，有如比賽的初選，披沙揀金，把本房的優(yōu)秀試卷挑出來，加以批語，推薦給主考官，由其復選。如果考生最終金榜題名，對同考官，須稱“房師”，對主考官，須稱“座師”，這二者所對應的師門，往往構成了一位官員的政治派系。道光二十七年（1847），25歲的李鴻章中進士，他的房師叫孫鏘鳴（孫鏘鳴這一房出了兩位大人物，除了李鴻章，還有沈葆楨，是以有“朝中宰相兩門生”之譽）；孫是道光二十一年（1841）的進士，他的座師叫翁心存。由此而論，對于翁心存，李鴻章該叫一聲“太老師”，在翁心存的小兒子翁同龢面前，他也當執(zhí)子侄禮，盡管他比翁同龢大七歲。

李鴻章對翁心存，可謂心悅誠服。王闿運《論道咸以來事》云：“李少荃平生服事翁二銘，于曾蔑如也。”二銘是翁心存的字，曾即曾國藩，蔑如，譯作大白話，就是沒有什么了不起。后來王闿運當面嘲笑李鴻章：“君推崇翁二銘過曾滌生，顛到是非，故其子以此報。”李鴻章笑而不答，他的笑，大抵是苦笑。王闿運這兩句話，不僅指向李與翁氏父子的兩代恩怨，還關乎國事與國運，姑且一一道來。

今人談李鴻章與翁同龢之爭，往往從翁同書說起。翁心存膝下三子，翁同書系長子，咸豐八年（1858），官至安徽巡撫。在任兩年半，先丟定遠，再丟壽州，遭到其頂頭上司兩江總督曾國藩彈劾。那份殺機四伏的《參翁同書片》，相傳出自李鴻章之手。結尾云“臣職分所在，例應糾參，不敢因翁同書之門第鼎盛瞻顧遷就”，這句話十分要命，把官拜體仁閣大學士、皇帝師傅的翁心存拉出來，則令當國者不敢袒護，遂判翁同書死刑。當時翁心存年過七十，臥病在床，聽聞噩耗，急火攻心，病情加劇，于年底去世。此間，翁同書被暫釋，為父親送終、服孝，翌年改判，流放新疆。這相當于用老子一條命換回兒子一條命。更不幸的是，同治四年（1865），翁同書死于甘肅軍營，享年55歲，算起來，他只多活了四年。

父兄之仇，不共戴天。翁同龢不敢恨曾國藩（同治七年，翁同龢在北京見到曾國藩，“無一語及前事”，雖然想到了死去的父親和哥哥，卻提醒自己“忠恕二字一刻不可離”），則遷怒于李鴻章，此后處處排擠，時時刁難，至甲午一役而釀成巨禍，大清國運由此急轉直下，無力回天。

這是最流行的說法，翁同龢因而被塑造為背公向私、以私廢公的典型。不過，據(jù)譚伯牛兄考證，李鴻章代筆事件，并無確證，更像是基于后見之明的想象，他讀翁同龢日記，發(fā)現(xiàn)翁氏所懷疑的代筆者，不是李鴻章，而是李的老師、廬州三怪之一徐子苓?！秴⑽掏瑫分鸩荩瑧谙特S十一年（1861）冬，其時徐子苓、李鴻章俱在曾國藩幕府，然而江南戰(zhàn)事危在旦夕，李鴻章正奉曾國藩之命全力籌建淮軍，出兵救援，只怕無暇分心。翁同龢一生唯謹慎，日記惜墨如金，既然給徐子苓掛了號，“彈章疑出其手”（同治九年七月二十二日），必有可信的消息源。

我愿為伯牛兄的結論補充一點證據(jù)，此即王闿運《論道咸以來事》所云李鴻章與翁心存的親密關系。須知李鴻章為人，最重情義，成為大佬之后，則以護犢子著稱，有時竟不惜徇私。他如此服膺翁心存，倘若曾國藩令他起草奏折，參劾翁同書，下筆之際，斷然不該踩一腳，只會拉一把。拿“翁同書之門第鼎盛”來說事，暗中綁架翁心存，絕非他的風格。 

翁同龢書法

如果能夠明確，李鴻章不是《參翁同書片》的代筆者，只是背鍋者，那么翁同龢與他的斗爭，則無私怨的成分，純粹出于政見與派系之爭。

翁同龢屬于什么黨？一是帝黨，二是清流——他是后清流的領袖。李鴻章屬于什么黨？一是后黨，二是濁流，恰與翁同龢相對。若謂帝黨與后黨之說源自后世的建構，單說清流與濁流。按吳汝綸定義：“近來世議，以罵洋務為清流，以辦洋務為濁流?！逼鋵嵡辶鼽h人，并非盡數(shù)反對洋務，如張之洞，從中央下派地方之后，反而成為洋務運動的大將，不過翁同龢不在此列，他的頭腦，偏向保守，對于洋務相當迂闊。辦洋務的官員，被視為濁流，則屬事實，濁流之中堅，便是李鴻章。所以說，哪怕基于清流與濁流之爭，翁同龢與李鴻章，必定勢同水火。

除了政見與派系之爭，還有一點需要注意：翁同龢這個人，一來好名，二來好權，可惜格局太小，這兩點，皆成致命缺陷。金梁《四朝軼聞》說翁同龢喜歡招攬名士，前提是這些人必須與他立場一致，愿意為他所用，結果，“廣結納而不能容異己”，無法達到海納百川，有容乃大；至于好權，“光緒朝局系翁一言，同僚議事，偶有不和，翁輒拂然，常入報帝必伸己意，眾已側目。”他與當朝大佬，大都不和，被他排擠的人，包括李鴻藻、張之洞、榮祿、剛毅、徐桐等，當然少不了李鴻章。

翁同龢怎么排擠李鴻章呢？最顯著的表現(xiàn)，無疑是甲午戰(zhàn)爭，硬逼李鴻章出戰(zhàn)。從表面上看，這是主戰(zhàn)派與主和派的爭端，不過這背后，翁同龢正有其小九九。王伯恭是翁同龢的門生，李鴻章的部屬，與兩派都有關系。據(jù)其所著《蜷廬隨筆》，他曾試圖調和翁李之爭，特地從天津趕往北京，拜謁翁同龢，力諫主戰(zhàn)之非，翁同龢不以為然，笑話他書生膽小，他道：“臨事而懼，古有明訓，豈可放膽嘗試。且器械陣法，百不如人，似未宜率爾從事?！蔽掏槾穑骸昂戏剩ɡ铠櫿拢┲诬姅?shù)十年，屢平大憝，今北洋海陸兩軍，如火如荼，豈不堪一戰(zhàn)耶？”他道：“知己知彼者，乃可望百戰(zhàn)百勝，今確知己不如彼，安可望勝？”翁同龢終于說出了心里話：“吾正欲試其良楛，以為整頓地也?！绷紬?，即精良與粗劣。翁同龢的意思是，借此機會，看看李鴻章到底行不行，不行的話，正好整他一把。

開戰(zhàn)之后，中國屢敗。翁同龢奉旨到天津見李鴻章，時為光緒二十年（1894）九月初二日。據(jù)其日記，先慰勉，后嚴責，李鴻章惶恐不已，引咎曰：“緩不濟急，寡不敵眾，此八字無可辭。”翁同龢問：“陪都重地，陵寢所在，設有震驚，奈何？”李鴻章答：“奉天兵實不足恃，我又鞭長莫及，此事真無把握?！绷頁?jù)胡思敬《國聞備乘》，二人之間，還有一段激烈爭執(zhí)。翁同龢問及戰(zhàn)事，李鴻章“怒目相視，半晌無語”，反問道：“師傅總理度支，平時請款輒駁詰，臨事而問兵艦，兵艦果可恃乎？”翁同龢答：“計臣以撙節(jié)為盡職，事誠急，何不復請？”李鴻章道：“政府疑我跋扈，臺諫參我貪婪，我再嘵嘵不已，今日尚有李鴻章乎？”翁同龢為之語塞，回京以后，再也不敢言戰(zhàn)。這里有一句話，即李鴻藻所言“師傅總理度支，平時請款輒駁詰”，常遭引用，被視為翁同龢打擊報復的證據(jù)。不過我們既然已經(jīng)推論，翁李之間并無私怨，那么翁同龢限制北洋軍費，說到底還是公事，“計臣以撙節(jié)為盡職”，可謂大實話，撙節(jié)者，節(jié)約也，理財之要旨，無非開源節(jié)流，翁同龢之于理財，本是外行，無力開源，只能節(jié)流，勤儉持政，正符合他的性格。

這么說并非為翁同龢辯解。他刁難、排擠李鴻章，見于史冊，無可置辯。區(qū)別在于，這到底出于私怨，還是公論，相形之下，前者是一個官員的德行問題，后者則可歸之于國運，前者可惡，后者可怕。可怕的是，國家危急存亡，迫在眉睫，執(zhí)掌朝政的重臣卻是這么一位愛惜羽毛、紙上談兵、意氣用事、鼠目寸光之徒，誠可謂“名流誤國”（胡思敬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