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奇生憶章開沅：師門四年記

【編者按】5月28日，著名歷史學家、教育家章開沅逝世，享年95歲。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王奇生曾撰文回憶在章先生門下親炙師教的時光，原稿刊發(fā)于《章開沅先生九秩紀念文集》，該文今日由作者重新修訂，并授權(quán)澎湃新聞刊發(fā)。

章開沅、王奇生合影

1993年，我從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調(diào)至華中師范大學歷史研究所工作。其時開沅師還在海外講學。翌年春，開沅師回國。記得第一次見開沅師的情景。此前從師兄們那里聽到一些開沅師如何嚴厲的“故事”，見面前難免有幾分惴惴。那天特意提前到所里，等見到開沅師，羅?；堇蠋焺偨榻B我，開沅師即含笑點頭說：“啊，你的《中國留學生的歷史軌跡》寫得還不錯，離開臺灣前，我將它轉(zhuǎn)贈給了‘中研院’近史所圖書館?！眱删湓捯幌陆獬宋页跻娒麕煹木o張感。事后我和何建明師弟說：“老師和藹可親，沒有傳聞的那么可畏?。　?/p>

之后數(shù)年和先生在同一層樓辦公，幾乎朝夕相處。先生一直是煦煦春陽，從未疾言厲色。亦因為此，我和建明在先生面前說話、聊天也非常放松，有時甚至有些放肆。以至于朱英師兄對我倆說：“以前的學生和章老師說話都緊張，你倆和章老師說話真隨便。”后來又聽師母說，先生從美國回來后，性情確實變得溫和多了。

據(jù)我的觀察，章門弟子可劃分為前后兩個時期，前期的成才率明顯高于后期。這和先生對弟子態(tài)度的由嚴轉(zhuǎn)溫，不知有沒有一定關(guān)系。也許只是巧合吧，因為整個學界都有“60后”不如“50后”的趨勢。

1994年9月，我和建明都跟隨開沅師讀在職博士。開沅師沒有正式給我們開過課，而我們在與先生的日常接觸中幾乎隨時隨地都有受教的機會。華中師大歷史研究所辦公條件不錯，每人有一間辦公室。在研究所四年間，大部分時間能在辦公樓見到先生。除了正式向先生請教問題，更多的機會是和先生閑敘。而閑敘中的受益更遠勝于課堂。也因為是閑敘，即使不成熟的想法，也敢于向先生提出，請先生指點。先生或贊或否，有時一兩句話就能讓學生有開竅之感。

對于博士論文選題，我沒有考慮繼續(xù)做留學史，而想另辟新徑。當時大體聚焦于兩個題目：一是教會大學的校園文化；一是國民政府時期的基層政權(quán)。先生當時剛創(chuàng)建“中國教會大學史研究中心”，我也是中心成員之一。第一個題目即是因應中心而擬。先生對這兩個選題均表示認可。而我權(quán)衡再三，最終選定基層政權(quán)研究。當時國內(nèi)的民國史研究尚處于起步階段。學界的興趣主要集中于中央層面，對基層政權(quán)幾乎無人問津。對民國檔案的利用，大家也都指望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尚少有人利用地方民國檔案。而我有意利用省縣檔案館所藏檔案來做研究，得到先生的贊許與鼓勵。

開沅師對學生的論文選題，向來給以寬松自由的思考空間，鼓勵學生自由選題，“走自己的路”，絕不強勒學生跟隨自己的興趣去做。亦因為此，章門弟子的選題是多元的、開放的，幾乎每人都有自己獨立的領(lǐng)地，甚少交集。開沅師本人的研究更是多點開花，而且點與點之間還跨度很大。每一領(lǐng)域幾乎都是開拓性的。辛亥革命研究、張謇研究、商會研究、教會大學研究、貝德士與南京大屠殺研究等，莫不如此。學界的常態(tài)是，一旦在某一領(lǐng)域有所成就，就固守那一領(lǐng)域，矢志不渝。這樣做的好處是駕輕就熟，可以精耕細作；只是難免有學術(shù)“內(nèi)卷化”的風險——有增量，而無增長。而開辟一個新園地，需要數(shù)年的積累才能有產(chǎn)出。但每一園地的開辟，均具有很高的學術(shù)創(chuàng)新度，并可引領(lǐng)年青學者。開沅師對自己的學術(shù)多元取向，自解為“喜新厭舊”：“頗似一個流浪成性的行者，經(jīng)常漂泊在沒有航標的江海?！辈贿^開沅師也承認：“我并不認為這是多大的失誤，因為自覺只有這樣才能為后繼者探索新路，擴展更大的學術(shù)空間。但也正因為如此，我的治學從來沒有駕輕就熟的輕松，經(jīng)常是‘八十歲學吹鼓手’，必須從頭學起，從頭做起，永遠都在艱難的探索之中?！?/p>

這些年來，內(nèi)心非常敬佩老師這種“喜新厭舊”的精神，亦試圖拓展自己的研究領(lǐng)域，更深感開拓新領(lǐng)域之艱辛。開沅師曾告誡：每人必須有一塊屬于自己專精的領(lǐng)地才能在學界立足，但視野一定要貫通，中國近現(xiàn)代史不過一百多年，眼界不可太過局促。后來先生又提出應該“走出中國近代史”，“走出中國史”，認為史學的真正危機在于我們把題目越做越小。先生還告誡，不能做一個渾渾噩噩的史學家，“你的思想境界，你的事業(yè)，你的關(guān)注，特別是一種終極關(guān)懷達到了什么程度，這才決定了你作為史學家的價值的大小?！遍_沅師一貫主張“參與史學”，認為史家必須有適度的現(xiàn)實關(guān)懷，史學不僅僅是回顧過去，還應立足現(xiàn)實，面向未來，關(guān)注整個歷史的走向，以及當前人類面臨的一些重大問題。史學應該在對過去的研究和現(xiàn)實的需要之間適當?shù)貙で笠环N契合點，但強調(diào)“參與史學”不是御用史學，不是應用史學，不是影射史學，不是離開歷史研究的參與。開沅師的這些史學理念，我不僅銘記于心，亦內(nèi)化于自己的研究實踐中，只是先生的境界難以企及。

日本學者認為開沅師是中國大陸學者中較早也較多把社會學方法引入歷史研究者。自上個世紀80年代以來，先生的研究即形成了自己的風格特點：非常強調(diào)社會環(huán)境、社會群體與社會心態(tài)的闡析。先生對辛亥革命的研究沒有局限于單個的人物與事件，而是從社會運動的視角來觀察，如從社會動員的角度探討辛亥革命時期的“排滿”宣傳；從社會心態(tài)的角度描述辛亥以來知識精英“只爭朝夕”的急切與急迫情緒等，均別出新意與深義。先生認為群體是個人與階級之間的中介，值得重點研究，故章門弟子中有多位致力于社會群體之研究。我的博士論文最終定位于《國民黨基層權(quán)力群體研究》亦基于此。之后我的研究，無論是民國政治史、國民黨組織史，乃至近年來的中共黨史研究，均適度借鑒社會學的理論、視角與方法，致力于政治史與社會史的結(jié)合，關(guān)注社會運動、社會動員、社會心態(tài)等，有別于傳統(tǒng)政治史側(cè)重“人物”、“事件”、“過程”之路徑。大體而言，社會科學比較注重規(guī)律、結(jié)構(gòu)、一般性、普遍意義等“不變”的一面。而歷史研究則重視“變”，注重具體的歷史情境，強調(diào)因時、因地、因人而異。社會科學重視“求解”、“求是”；歷史研究則重視“求真”、“求實”。在社會科學的學者眼中，歷史學者只會“就事論事”，不能上升到宏觀的理論高度討論問題；而歷史學者則瞧不起社會科學的學者空談理論，食洋不化。其實不同學科各有優(yōu)長，是可以互補而不必互斥的。只要有助于理解和解讀歷史，任何學科的方法均可借鑒。在歷史學與社會學相結(jié)合方面，我是深受開沅師影響的。只是先生的功力實在難及。去年重讀先生發(fā)表于1991年的《辛亥革命與只爭朝夕》一文，其感受仍十分震撼。

記得開沅師說過：“我不過是一只老母雞，東扒扒，西啄啄，扒出一點東西就讓小雞們來吃?！边@句話很能形象地表述開沅師對弟子們的細心呵護與關(guān)照。先生不僅開辟一些新領(lǐng)域引導學生們?nèi)プ?，更為學生創(chuàng)造和爭取各種學術(shù)資源與機會。去年臺灣“中研院”近史所前所長陳三井先生出版學術(shù)回憶錄《輕舟已過萬重山：書寫兩岸史學交流》，內(nèi)中提到，1995年，章開沅先生專門給他（時任所長）寫信，介紹王奇生申請臺灣地區(qū)的中華發(fā)展基金，希望三井所長協(xié)助。我記憶中，當時只和開沅師閑聊中提及申請中華基金一事，沒想到先生私下為我寫信求助。而先生從沒有告訴過我寫信一事。若不是20年后看到三井教授的回憶，我還一直蒙在鼓里呢。

1997年，我北上入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讀博士后。1999年出站時，近代史所希望我能留所工作。當時我為此事深感為難。因為要讓華中師大“放人”是一件難事，更感糾結(jié)的是，華中師大歷史研究所將我從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調(diào)來工作，第二年就讓我在職讀博士，不僅受恩于老師，也受恩于歷史研究所，未曾為歷史研究所效力即要求調(diào)離，于情于理都說不過去。我將自己的心事向先生坦陳，沒想到先生的回答是：“能進近代史所工作，十分難得；我的學生不一定都要留在身邊；對歷史研究所而言也是如此；哪里更有發(fā)展前途，就鼓勵去哪里。當然，不要告訴別人是我鼓勵你離開的，否則我不好向校方交待?！蔽乙恢北Ｊ剡@一“秘密”，現(xiàn)在說出來，想必已無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