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開沅（1926-2021）
上任波折
1984年，我出任華中師范大學校長。此事頗出乎我的意料。我本無意當什么校長，只想埋首故紙，當一個學者，做更多學術工作。沒有想到，在為換屆舉行的民意測驗中，我的得票為全校第一。
民意測驗是在1983年舉行的?！拔母铩彪m已結束多年，但遺毒依然存在，派性因素是其大端。學校內部也好，湖北省委也好，都因“文革”期間屬于不同的派別而影響到現(xiàn)實工作。大概為了更為客觀，校長換屆前要舉行民意測驗。
教育部派了一個人事司的副司長來華師主持此事。此人年輕，思想開放，他沒有帶任何主見進來，民意測驗并無候選人，有點“海選”的味道。票填完了之后，立即打包封存，帶回北京。后來公布結果，出人意料，民意測驗時并不在學校的我得票最多。
事后分析，我能獲得較多票數(shù)，成為華師校長，恐怕和以下因素有關：一則我雖然不是老黨員，但還算個老革命，有些革命資歷。二則很多人在“文革”期間屬于不同派系，“文革”結束后相互之間的抵觸尚未消除。我則沒有任何派性，只是一個被批斗之身，“文革”后反而比較超脫，兩面都可以接受。與之相聯(lián)系的一點是，大亂之后，痛定思痛，人們很害怕那些會弄權術的、喜歡整人的、動不動上綱上線愛搞大批判的當權，而我沒有做過這些事，也做不來這些事，還像個讀書人的樣子。另外，80年代選拔大學校長時，對學術的權重增加了。那一批上任的很多校長都是學有專長的學者。我之受到重視，大概與我所從事的辛亥革命史研究有關。1981年出版的三卷本《辛亥革命史》受到國內外好評，可能是我能夠獲得較多票數(shù)的主要原因。
國務院的任命書在1983年底就下達到了湖北省，但湖北省遲遲沒有給我，也沒有正式宣布。
這給華師的正常運轉造成了困難。學校一度沒有人管事，垃圾成堆，饅頭總是酸的，諸如此類的小問題都解決不了。老班子已經被免職，無法管事，新班子還沒有上任，就被指責為“二套班子”，學校的行政系統(tǒng)處于癱瘓狀態(tài)。
我覺得委屈，便在給胡繩的一封信中發(fā)了一通牢騷：“我本無意當校長，不料現(xiàn)在卻成了一個問題人物，用過去的話講就是‘掛起來了’。”不曾想到，胡繩與當時的教育部長何東昌是鄰居，經常有來往。收到我的信后，胡繩向何東昌說起了我的情況。何東昌大吃一驚：“到現(xiàn)在還沒有上任，把他掛起來了？”他馬上通過教育部黨組向湖北省查問此事。不久，湖北省委決定，新班子可以上任，但必須把那個副校長“掛起來”，因為他的問題還沒有查清楚。我對此持反對意見，后來和學校黨委一起做出決議：從下級服從上級的角度，我們只能把他暫時“掛起來”，但我們有保留意見，認為省委的這一決議是錯誤的，而且公開向上級陳述。
正式任命的時候，教育部沒有來人，湖北省科教部部長代表省委來了。先開了一個小會，黨委常委和主要領導參加。在會上，他說：“經過反復研究，省委認為這個班子基本上是好的?！蔽乙宦牎盎旧稀?，很不舒服。他緊接著又來了一句“基本上是可以信任的”。我一聽，越發(fā)反感，皺起了眉頭，不意他的秘書長注意到了我的這一表情。
部長講完了，要我來講一講。我說：“現(xiàn)在我還不好講，因為我沒有做過領導工作，這個班子又是剛剛成立的。我有兩條：第一，希望省委給我們以充分的信任；第二，要給點時間?！?/p>
緊接著開中層干部大會。部長講話前，他的秘書長走上前去，向他耳語了一番。他講話的時候，調子就改了。一開頭就說：“省委認為這個班子是好的，是值得信任的?！?/p>
下午宣布就職的大會之前，許多好心的老師很關心。他們是關心學校，同時也是關心我。因為他們知道我沒有做過行政，又愛講批評話。他們說：“就職大會上，你最好能夠給我們描繪一下學校發(fā)展的藍圖，讓大家歡欣鼓舞?！蔽艺f：“你們可能要失望，我現(xiàn)在還沒有怎么考慮到藍圖?！?/p>
在就職演說中，我真的未給大家描繪一個藍圖。我也不愿意弄一個很主觀的、虛擬的、夸大的、美麗的、燦爛的、很誘人的，但不著邊際的藍圖。我只是老老實實地說，讓我當校長實際上出乎我的意料。這是一個歷史的選擇，但也有可能歷史做了一個錯誤的選擇。不過，既然已經站到這個崗位上來了，那就義無反顧，和大家一起來改變目前的狀況，然后再謀求新的發(fā)展。請大家多多幫助我，共同來承擔這一艱巨任務。收尾的時候，我不知怎么想到了阿Q上刑場的情景，冒出來一句：“我寧可站著倒下去，也不躺著混下去！”
這一句話并不高明，甚至在語法修辭上還有點瑕疵，但卻給人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后來，學校的很多老師，還有中層干部都對我講：“章先生，我們曾經擔心你三心二意，不愿好好干。正是因為有你這句話，我們就放心了，感到華師有盼頭?！碑敃r也確實是掌聲雷動，反應出乎我意料之外的強烈。
提倡美育逸事
在改變學生精神面貌方面，我大力提倡學生自治，發(fā)展學生社團，并向蔡元培學習，大力提倡美育。
1985年，我作為高校代表到北京參加黨的十三大代表會議，同行的有新聞界的代表、《光明日報》湖北站的樊云芳。
會議期間，樊云芳對我講：“有一個人很崇拜你，想見你?！?/p>
我問：“請問是誰？”
她告訴我：“是一個女設計師，叫李艷萍。原本是舞蹈演員，后來因傷病轉行做服裝設計了。她的設計很有名，在法國舉辦過設計展，為西哈努克夫人設計過衣服。”
看我還是有點猶豫，樊云芳又說：“車子都安排好了，是她丈夫開車?！?/p>
于是，會議期間的某個晚上，在樊云芳的陪同下，我見了李艷萍。在高校開展美育方面，我們談得很投機。最后，我提出聘請她來華師當兼職講師，從服裝的角度做演講。她答應了。后來，她真的在丈夫的陪同下，來華師做了報告，是由美術系出面請的。中國高校公開講服裝設計，聽說那是最早的一次。以此為契機，我校美術系建立了工藝美術專業(yè)。
在北京的見面，本極平常。但樊云芳立即寫了一則簡短新聞，發(fā)在《光明日報》第一版的報屁股上。大約是為了引起注意，版面責編加了一個調侃的標題：《大學校長夜訪女設計師》，還將全文都用一道花邊框起來，成了一則貨真價實的“花邊新聞”！
有人看了，給我開玩笑：“你這個大學校長，白天商量國家大事，晚上跑去訪問女設計師！”但是，也有人表示理解，一些以前在華師工作過的老領導看了，對我說：“哎呀！就是需要這樣的校長！”他們也希望高校能夠有所變化，增添活力。
在請李艷萍來舉辦時裝設計講座之后，我們又模仿西方大學，舉辦了藝術節(jié)。藝術節(jié)是我倡議的，但具體操辦，主要依靠音樂系和美術系。學生會和研究生會也很活躍，提出了很多富有創(chuàng)意的方案，因此在武漢乃至全國都產生連鎖反應。藝術節(jié)期間，研究生會策劃了一個武漢市的博士生、碩士生大聯(lián)歡，把全武漢的博士生導師也請來進行交流。那時武漢博士生導師不多，開經驗交流會的時候，一個會議室就坐下了。藝術節(jié)上，校辦還把武漢的一些著名小吃，像老通城豆皮、四季美湯包、小桃園雞湯等等，都邀請到華師，在圖書館前的主干道兩邊擺攤設點。那時我們剛好召開一個經濟史國際研討會，來了海外著名學者，國內的大專家也來了許多。他們一看，學生的歌舞表演很有水平，還能吃到各種美味小吃，都贊美不絕。
通過社團、藝術節(jié)等載體，學生的精神風貌被提振起來。我與學生的關系，也堪稱融洽。學生會和研究生會，成為我開展工作的重要依靠力量。尤其是研究生會，很多人有過工作經歷，也很有頭腦，很有抱負，經常會向我提出一些很好的建議，我也虛衷采納。其中如王傳耀、郭質斌、王宏維，畢業(yè)以后都有較大成就。
鄧小平題校名
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高校更改校名成風。很多原本叫做“學院”的高校，都更名成為“大學”。華師從50年代起一直叫做“華中師范學院”，于1985年改名為“華中師范大學”。不過，華師改名比較晚，而且是迫于形勢。
我對于改名的問題，本不太積極。在我看來，數(shù)十年來，“華中師范學院”這塊牌子已經打出去了，改成“華中師范大學”，別人反倒不知道了。并且，叫“學院”未必表示水平低，像巴黎高等師范學院，傳承幾百年，聞名遐邇。因此，雖然更名的工作在前任就已經啟動，但我接手校長之后，并未急于推進。
沒有想到，我的這種認識在中國顯得太迂腐了。在教育部門編制的高校名錄上，把華師列得很靠后，哈爾濱師范大學、安徽師范大學，都排到了我們前面，湖北大學也排到了我們前面。這種排名本極無聊，但卻有實在的影響，不利于我們的招生。教育部領導也一再敦促，我們只有照此辦理，而且教育部很快就正式批文把校名改為“華中師范大學”。
在我接任校長之前，學校領導已經派人進京，設法請鄧小平題寫新的校名，但一直未能落實。1985年，我去北京參加黨代表會議時，碰到了好運氣，很快就完成全校師生的囑托。
會議期間，有次舉辦京劇晚會。因為很難聽到名角演唱，我很早便去了劇場。其實參加的人并非很多，我選了一個較好的座位坐下。偶爾一回頭，不由一驚，我的后面坐著自己的老首長、中原大學的創(chuàng)辦人之一、原中原局的宣傳部長趙毅敏。他是“二野”的，鄧小平的老部屬。我立刻利用開場前的空檔，抓緊時間向他致意。我首先自報家門，并喊他“趙部長”，這是他當年的職務，以便勾起他的回憶。
他看著我，想了一下，問道：“您原來在哪個單位？”
我說：“我原來也在二野，中原大學?！?/p>
他一聽，就明白了。
我接著說：“我當時是中原大學的學員，后來留校任教。有一次，您為我們做報告，有一句名言，影響了我很久?！?/p>
他問：“我當時說什么了？”
我告訴他：“您當時說：‘什么叫重要？什么叫位置？一個單位有你也不多，沒你也不少，這就好嗎？’這句話太經典了。在哪里也不能變成有你不多，沒你不少。我決心終生不做這樣的人?！?/p>
他笑道：“這句話你還記住了，我自己都記不清楚了?！?/p>
我立即切入正題，對他說：“趙部長，我有點事情想請您幫忙?！?/p>
他很隨和地問我：“什么事呢？”
我就告訴他，我們請鄧小平同志為我們學校題校名，但已經過了很長時間，到現(xiàn)在還沒有寫……
趙毅敏聽了，正色道：“小平應該寫啊，中原大學是他創(chuàng)辦的嘛。這個簡單，我給他打電話就行了。”
不久之后，華師就收到了鄧小平題寫的“華中師范大學”校名。有人認為我有什么神通，能夠獲得鄧小平的題詞。其實我沒有什么特殊關系，只是運氣太好，看京戲碰到趙毅敏，而趙毅敏又愿意幫忙。真正起作用的，是趙毅敏，不是我。
學校隆重舉行了更改校名的儀式。我也就成為華中師范學院的最后一任院長和華中師范大學的第一任校長。到了今天，偶爾還能聽到有人叫我“章院長”，都是在“學院”時期畢業(yè)的校友，或共事的工作人員，聽著也挺親切的。
“高”與“師”之爭
對師范院校而言，“高”與“師”曾經是一個長期考驗校領導智慧的問題。院系調整之初，對于師范院校的定位，本在一個“師”字，即強調師范院校應該以師范教育為本。因此，在課程設計上，與其他綜合性大學不同，特別強調教育理論與教學技能的培養(yǎng)，并安排大量教育實習的時間。但是，曾幾何時，教育部又開始強調師范院校也應該注重科研，即“高”的一面。于是乎，在很多師范院校里，圍繞著究竟應該是“高”還是“師”，長期爭論，搖擺不定，難得真解。此等問題，在學理層面似乎很簡單，既然是師范類高校，當然應該既“高”又“師”。但在現(xiàn)實中，則頗不容易解決，且容易造成部門之間的矛盾。說到底，我們是“一仆二主”，上面有兩個婆婆，師范教育司與高等教育司，我們必須周旋于這兩個上級機關之間，為難之事甚多。
華師在這個問題上存在困擾已久。我到校部之后才知道，因為常年“高”“師”之爭，負責教務的部門與負責科研的部門之間已經積累了一系列矛盾。有人提議：“我們應該圍繞‘高’與‘師’的問題，在全校范圍內來一次大討論。”我想了想，覺得還是不要討論的好。一方面，既然是師范院校，“師”肯定是要強調的。同時，作為高等院校，“高”也確實是必要的。更何況，大討論一事，弄得不好，容易造成分裂。與其空泛討論，不如勉力實行。因此，我學習鄧小平，擱置爭論。開教務方面的會議時，我就強調要“教學為本”。開科研方面的會議時，我就強調要“勇攀高峰”。這不是和稀泥，沒有原則，而是在我看來，高等師范院校就應該以師范為本，同時在科研方面也要勇攀高峰。
在教學方面，我會經常到課堂上去聽老師講課。事先不會通知，但聽完課之后，會和老師交流，提出一些建議，以切實提高教學效果。經過一段時間的調整，教學方面有些進步，根絕了“文革”期間“集體上課”的方式，每門課都有專講老師，一步一步往前推進。但教學內容一時難有根本改觀，有些人用的，還是老教材、發(fā)黃的講稿。
我發(fā)現(xiàn)，教師隊伍自身的素質，是影響課堂教學的一大因素。我提倡課堂討論，但始終沒有得到很好的推廣，其原因，就在于很多教師的知識面太窄。華師是一所師范院校，教師隊伍中，有很多就是本校畢業(yè)留校的，或從其他師范院校畢業(yè)的。師范院校的課程設置中，師范教育的課程擠占了專業(yè)課的時間，因此，師范院校畢業(yè)的人，如果課余自學不夠，在專業(yè)素質方面是容易有些欠缺的。自己知識面太窄，底氣不足，自然無法組織課堂討論。當然，我這么說，絲毫沒有菲薄師范院校畢業(yè)生的意思。像邢福義，就是華師畢業(yè)的，那完全是大家風度。
相對于“師”，“高”的問題更迫切。因為教務方面畢竟有多年積累，有章可循，而科研方面則底子確實比較薄。科研處最苦惱的，就是我們的高水平成果不多，成果的開發(fā)與利用更差。不過，經過努力，科研方面的起色，比教務方面還要大些。
究其原因，一則科研原來的起點低，因此有一點進步就看得出來。
二則60年代的時候，老黨委在年輕教師中選擇了一些人作為重點培養(yǎng)對象，如馬列主義的高原、教育系的楊葆焜、地理系的景才瑞、物理系的劉年壽、化學系的張景齡、中文系的王慶生等，此時都已成長起來，成為學術中堅。
三則老師們的干勁足。很多專業(yè)的老師，主動來找我談本學科的發(fā)展趨勢，站在學科的前沿，論證該從何處下手提高本校的水平。那時找校長的，不是完全沒有私人請托的情況，但出于公心的占多數(shù)。這樣群策群力，很多好點子都匯聚到我的面前。學校方面，在力所能及的范圍內，創(chuàng)造條件，給予支持。
四則負責科研的副校長鄧宗琦非常出色，認真負責。很多重點研究項目的設計，一些項目的推廣，他都和我一道，親臨一線。那時文科完全沒有經費，為了文科的發(fā)展，學數(shù)學出身、曾經當過科研處長的他，還主動從理科的經費中想方設法勻一點出來給文科。
經費確實是那時令高校領導頭疼的問題。比如說，我們想恢復音樂系和美術系，上面同意恢復，但經費自籌。我們就只好硬著頭皮，一個錢一個錢摳出來，艱難地往前推進。但也總算走過來了，現(xiàn)在華師音樂系和美術系發(fā)展得都不錯。
由于師范院校經費很有限，我們特別強調“好鋼要用到刀刃上”，該扶持的盡力扶持，但也絕不因為怕得罪人而面面俱到，因為那樣做只會壞事，到頭來會什么都做不成。民國時代的教會大學，經費方面無法與國立大學比，但也做出了很多成績，其“秘訣”就是重點扶植一些學科，因時就利，做出自己的特色。我在教會大學讀過書，對此有些印象，因此自己主政華師的時候，也走重點突破的路。
國際交流
我任校長之初，華師面臨的另一個嚴峻問題，是與國外的交流嚴重滯后。教育部坦言：“華中師范學院的對外學術交流與學校的地位不相稱?！辈灰f與所有的大學相比，就是在教育部直屬的六所師范大學里也都落后了。我們當時只與一所國外大學有交流：愛丁堡大學。但不是英國的愛丁堡大學，而是美國賓州大學愛丁堡分校。與這所學校的交流，多虧了李紹崑先生。李先生在此任教，并負責對外交流。他對華極友好，盡力把對外交流的經費往中國傾斜，在中國高校中，因為他仰慕對墨子研究較深的我校詹劍峰教授，又盡量往華師傾斜。因此，我們對愛丁堡大學和李紹崑先生，打心底感激。
但對外只有這么一所交流大學，實在太寒磣。本來也不至于這般景象的。比如說，在我就任校長以前，因為雅禮協(xié)會與華中大學的深厚淵源，它已經愿意和我校建立交流關系，教育部也同意了，但在校內卻被否決了。當時校內“文革”遺風猶存，“左”的影響較大，負責此事的副院長陶軍徒喚奈何。
為了改變這種“聊勝于無”的狀況，實現(xiàn)“一的突破”，我在1985年花了一個多月的時間，帶了外事處的花海燕，到美國專門從事校際交流。當時華師外事處只有兩個工作人員，一個是花海燕，男的；另一個是宋淑蕙，女的。那時出外交流的機會不多，因為我?guī)Я嘶êＱ?，宋淑蕙還有點想法：“你光帶著小花，不帶我?！蔽艺f：“我?guī)е?，不方便呀?！蔽液托』ㄒ粔K，為了節(jié)約開支，可以共睡一個房間，多方便。宋淑蕙素來敢于直言，風趣地說：“那你們就不怕同性戀嫌疑？”說歸說，小宋還是很努力地工作，她能理解學校的難處。我們同心協(xié)力，辦成許多大事，外間對這兩位得力助手，有金童玉女美稱。
這次美國之行，收獲很大，先后與六所大學建立了校際聯(lián)系，這與美國學界朋友的幫忙有很大關系。周錫瑞、劉子健等人都傾心相助，尤其是劉子健，推心置腹地分析：“應該首先和耶魯建立關系。有了這張牌，后面的路就好走了。不必在北部謀發(fā)展，要向南發(fā)展。因為北部的好大學已經與中國很多名校建立了交流關系，門檻逐步抬高。即使能建立起表面聯(lián)系，以華師的地位，也不容易得到實質效益。與此相反，中部和南部的發(fā)展空間要大得多?！?/p>
我聽從了他的建議，首先恢復與耶魯?shù)臍v史因緣，然后往中、往南發(fā)展。這一戰(zhàn)略果然有效，中部和南部的發(fā)展空間確實很大。像位于田納西州的孟菲斯大學，原來一直與臺灣打交道，可以說是親臺的。后來整個形勢變化了，對新中國漸漸有好感了，但苦于沒有溝通的渠道。剛好，我們學校外語系楊親德老師在中國駐美大使館教育處任一秘，田納西州恰好在他工作轄區(qū)，為我校牽線搭橋，很順利地就建立起了聯(lián)系。簽訂協(xié)議的時候，非常隆重，當?shù)氐碾娕_和報社都來了，田納西州州長還送我一個“榮譽公民”的稱號，因為這是他們州與新中國的部屬大學首次簽署學術交流協(xié)議。
當然，華師也有“損失”：我的得力助手花海燕被美國人“挖走”了?；êＱ嗍潜拘?977級畢業(yè)生，留校常年經辦外事，已經相當老練。因此，在出訪過程中，先后被哈佛大學與波士頓大學校長親自看中。我都不知道，他們居然私下活動，用優(yōu)厚的獎學金把他挖走了。我還記得，在我和有關校長交流的時候，曾經被問：“這個年輕人是不是在美國留過學？是不是在美國長大的？”我說：“不是，他是土生土長的中國人，是華中師范大學英語畢業(yè)的。”對方很驚奇：“他的英語怎么這么地道？”他們不知道，我們與耶魯大學已有好幾年交流合作（在我上任前，雖然校際合作協(xié)議被否決，但還是開始了若干合作項目），他們每年都要派幾位剛畢業(yè)的優(yōu)秀學生來我校教英語，小花與他們早已打成一片，因此口語嫻熟，發(fā)音純正，加以身材較高，舉止文雅，儼然是一個Yale man。我當時聽了校長們的贊美很得意，沒想到他們看中了這小伙子！不過，雖然花海燕一年以后被挖走，我還是很高興！這說明花海燕有出息，華師外語系有水平！
（本文節(jié)選自《章開沅口述自傳》，章開沅口述、彭劍整理，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5年出版）
鄂公網(wǎng)安備 42010302001612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