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景深致譚正璧書札發(fā)微

樊昕編注《譚正璧友朋書札》，浙江古籍出版社，2021年版

由樊昕編注的《譚正璧友朋書札》（浙江古籍出版社，2021年）共收錄四百余通中外學人的來信，或考較藝文，或臧否人物，或評議世風，往往放言無忌，足資談助。尤為難能可貴的是編注者替信函中涉及的大量瑣屑細節(jié)做了要言不煩的箋釋，頗便讀者尋繹覆按。但毋庸諱言，由于人事叢脞，頭緒紛繁，仍不免偶有疏漏失考之處。

與譚正璧書札往還最為頻密的趙景深，在1957年11月7日的來信中提到了一位聲名未彰的“張心逸”，稱贊他編纂的《元明戲曲詞語匯釋》“花了相當?shù)男难薄邦H有不少發(fā)現(xiàn)”，并已經(jīng)和古典文學出版社簽訂了約稿合同，很希望老朋友能夠撥冗為其刪訂潤色書稿。想來譚氏在回信時拒絕了這一請求，所以趙景深在當月25日又發(fā)一函，再次懇請譚對張施以援手，直言“倘此事不成，對他精神上和經(jīng)濟上都是一個很大的打擊”。信中還轉(zhuǎn)達張氏的意見，做出了極大的讓步，將起初擬定的約請譚氏幫助“校改”改為由譚、張兩人“合編”，并說定譚對書稿有“有增刪之權(quán)”，對此張“絕無異言”，稿費分配也從原先“以百分之二十奉酬”轉(zhuǎn)為雙方“對分”，幾乎拱手轉(zhuǎn)讓了決定權(quán)。只是這部書稿此后并未付梓，以致《書札》編注者未能依循出版信息去沿波討源，對張心逸的生平行跡和文章著述只能暫付闕如。此事雖屬情有可原而無可厚非，卻難免激發(fā)起讀者一探究竟的好奇心。

譚正璧

張心逸

其實仔細蒐集整合相關文獻，還是可以勾勒出張心逸的一些基本情況。據(jù)其生前諸多親故的回憶，可知他生于1908年，卒于1986年，原籍浙江桐鄉(xiāng)石門，本名聿，初字逸心。因自覺“良心要放在中間”，乃改為“心逸”（豐一吟《全靠張星逸先生》，收入張星逸著、桐鄉(xiāng)市檔案局編《星逸文稿》，嘉興吳越電子音像出版有限公司，2015年）。五十歲后深感“人生恰如行星之翔逸太空耳”，便又以“星逸”之名行世（葉瑜蓀《寂寞星光——張星逸先生晚年記》，載《星逸文稿》；又收入葉著《漫話豐子愷》，浙江古籍出版社，2017年）。其部分論著在身后結(jié)集，就徑直題名為《星逸文稿》。由此可見，《譚正璧友朋書札》中另有趙景深在1972年6月11日的一封來信，提到“張星逸送我一本葉德輝刻的線裝薄本”，編注者依照他先前數(shù)通書札里的行文習慣，將“星”校改為“心”，其實大可不必。

張星逸《星逸文稿》

趙景深

張心逸早年追隨同鄉(xiāng)前輩豐子愷研習過日語和繪畫，其后數(shù)十年間兩人過從甚密?？箲?zhàn)爆發(fā)前數(shù)月，豐子愷以魯迅小說為藍本，“曾作漫畫《阿Q正傳》。同鄉(xiāng)張生逸心持原稿去制鋅板，托上海南市某工廠印刷”（豐子愷《漫畫阿Q正傳·序言》，開明書店，1939年），可惜突遭日軍炮火襲擊，畫稿不幸化為灰燼。1949年初，豐子愷舉家從廈門返回上海，一時舉目無親，據(jù)其幼女豐一吟追憶，“沒有地方可住，便在爸爸的學生張逸心家中落腳”（豐一吟口述、周崢嶸撰稿《豐一吟口述歷史》第五章《定居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16年），受到熱情周到的照顧。稍后不久，豐子愷謄錄弘一法師剃度前所作部分詩詞，“上海解放后，學生張心逸將余鈔稿持去制版”（豐子愷《前塵影事集·序》，康樂書店，1949年），最終順利刊印流布，總算了卻他多年來的一樁心事。由此種種，不難想見師生情誼之篤深。五十年代中期，張心逸經(jīng)過反復斟酌，毅然放棄在工廠里的固定工作，決意集中精力研究元曲，“要老師豐子愷先生幫他介紹此方面的師友”（張康洺《憶父親》，收入《星逸文稿》），于是豐子愷“就介紹了他去見趙景深教授”（豐一吟《全靠張星逸先生》），繼而才會有趙景深再將他引薦給譚正璧的后話。

為了向譚正璧證明張心逸確實術(shù)有專攻，趙景深在信中還相繼提到了兩件事。第一件事是“我評朱居易稿（《戲劇論叢》）的材料，大部分是他供給的”，說的是趙本人以筆名“鄒嘯”發(fā)表在《戲劇論叢》第二輯（中國戲劇出版社，1957年）上的一篇《讀〈元劇俗語方言例釋〉》。剛出版不久的朱居易《元劇俗語方言例釋》（商務印書館，1956年）旨在“以曲證曲，間及話本小說以資旁證”（見該書《凡例》），總共考釋了一千余則出現(xiàn)在元雜劇中的疑難詞匯，旁搜遠紹，鉤沉索隱，用功極深。趙景深的書評卻直言不諱地批評他“每每從上下文來猜想其意義，有時連最普通的詞語也解釋錯了”，對部分詞語的釋義也“還有不同的意見”。全文舉證翔實，考訂細密，頗能令人信從。趙氏畢生專注于小說、戲曲研究，盡管非常注重發(fā)掘史料，卻并不以語詞考釋見長。從信中所述可知，他撰作此文曾得到張心逸的大力襄助，對后者而言，這毋庸贅言是一件駕輕就熟的小事。

趙景深提到的另一件事是“凌景埏《劉知遠諸宮調(diào)》的疑難，張心逸替他解決，他認為很對。這方面他有創(chuàng)獲，我們倆也都承認的”。凌景埏自1956年開始校注《劉知遠諸宮調(diào)》，因為僅存的金刊本殘卷先前一直收藏在俄羅斯科學院亞洲博物館，所以只能輾轉(zhuǎn)依憑鄭振鐸整理校訂的《劉知遠傳（諸宮調(diào)）》（收入鄭振鐸編《世界文庫》第2冊，生活書店，1935年），以及根據(jù)原書照片勾描翻印的《金本諸宮調(diào)劉知遠》（來薰閣書店，1937年）。1959年凌氏因車禍猝然離世，所撰校注尚未最終定稿。數(shù)年之后，張心逸利用更為清晰的珂羅版影印本《劉知遠諸宮調(diào)》（文物出版社，1958年），并參考青木正兒、鄭振鐸、內(nèi)田道夫等中外學者的研究，先后發(fā)表了《關于金刻〈劉知遠諸宮調(diào)〉的校注》（載《江海學刊》1964年第1期，署名“星逸”）和《補〈關于金刻《劉知遠諸宮調(diào)》的校注〉》（載《中國語文》1965年第5期，署名“張星逸”）。在前一篇的引言里還專門提到了凌景埏的遺稿，稱“凌氏生前花了很大力氣，征詢友好，從事?？?，終以俗體簡寫夾著摹本的以訛傳訛，存疑的竟至無法辨明”。聯(lián)系趙景深的來信，可知張氏的研究成果在正式發(fā)表前，就已經(jīng)通過他轉(zhuǎn)呈給凌氏參考，而且得到了凌、趙兩人的充分肯定。趙景深早年編有《彈詞選》（商務印書館，1938年），在上卷《淵源編》里就節(jié)選過《劉知遠諸宮調(diào)》，不過僅是迻錄鄭振鐸的整理本，并未另外施加?？弊⑨?。對張心逸此番提出的校注意見，他自然會格外關注，無疑也具備評騭得失的能力?！蹲T正璧友朋書札》中另有凌景埏在1957年10月15日的來函，同樣可資比勘參證。信中向譚氏請教在校注《劉知遠諸宮調(diào)》時遇到的疑難，坦言“有多處不明其義”，其中一處出自卷二劉知遠與李三娘分別時所唱的“這煩惱渾如《孝經(jīng)序》”。而張心逸在論文中也討論過這一句的涵義，他根據(jù)唐太宗《孝經(jīng)序》所述“一章之中，凡有數(shù)句；一句之內(nèi)，意有兼明；具載則文繁，略之則義闕”云云，推測“俗或因此而作為左也不是右也不是的打諢語”，恰好可以替凌氏解惑釋疑。數(shù)十年后，凌景埏的校注遺稿經(jīng)過謝伯陽的修訂增補，匯集為《諸宮調(diào)兩種》（齊魯書社，1988年），在注釋該句時也引錄唐太宗所言，認為“俗以左右不是，心中莫決，比之《孝經(jīng)序》”。兩相對照，顯然借鑒過張氏的見解，只是格于體例，未能予以說明罷了。

金刻本《劉知遠諸宮調(diào)》殘卷

星逸（張心逸）《關于金刻〈劉知遠諸宮調(diào)〉的校注》

除了深入研討《劉知遠諸宮調(diào)》，在此前后短短數(shù)年間，張心逸還另發(fā)表了《談〈西廂記〉的詞語解釋》（載《中國語文》1959年第4期）、《古劇詞匯答問》（載《文匯報》1961年10月18日）、《新發(fā)現(xiàn)的〈明何璧校本北西廂記〉》（載《江海學刊》1961年12月）以及《〈元曲選釋〉補證》（連載于1959年至1962年《橫濱市立大學論叢》）等多篇論文，以語詞的考索釋證為主，兼及版本的調(diào)查勘驗，同樣得到不少同行專家的褒揚稱引。

明清以降出現(xiàn)過大量《西廂記》評注本，可張心逸在《談〈西廂記〉的詞語解釋》里強調(diào)，“古人的箋注只能給我們一種啟發(fā)與參考，并不見得絕對正確可信”，由此指摘王季思的新校注本雖以精博見稱，“也有不少使人感到不妥。主要的也是被古人的箋注所?；?，而粗枝大葉地不加考索所造成的”。如劇中第四本第一折里有一句唱詞“不良會把人禁害”，王季思在早年所撰《西廂五劇注》（龍吟書社，1944年）中認為“‘良會’二字連用”，所謂“不良會”就是“有本領之意”。此后他相繼出版過《集評校注西廂記》（開明書店，1949年）、《西廂記》校注本（新文藝出版社，1954年）等，內(nèi)容多有刪訂增益，這條注釋則一直相沿未改。張心逸對其句讀和釋義均不以為然，參酌元代雜劇、套數(shù)中的用例，指出“不良”后當逗斷，“‘不良’為‘沒良心’，意即‘狠心’”，是“曲語中習見的男女間愛極相詈的反語”。王季思晚年又有《西廂記》校注修訂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和《集評校注西廂記》修訂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與張人和合作），就轉(zhuǎn)而依照張氏的建議，修正了承襲多年的訛謬。在批評王注本的同時，張心逸對吳曉鈴校注的《西廂記》（作家出版社，1954年）也多持異議。如第一本第二折中的“莫不演撒你個老潔郎”，吳注將“演撒”釋為“挑逗、勾引”，張氏直斥其說“不過拘泥古解而加敷演，并沒有做到切合詞意的分析”。他從《西游記》中又找到類似的用例，將“演”解作“迷惑”，并強調(diào)“撒”為元代慣用的“語尾助詞，并無意義”。吳曉鈴對其評議當即予以回應，非但坦承自己詮解有誤，稱揚張氏發(fā)現(xiàn)“撒”字用作詞尾“是一個值得注意的現(xiàn)象”，更進而表彰“張心逸同志是一位極為勤奮的元代詞匯研究工作者”，“我們歡迎他的努力和他所取得的成就”（《〈“乳口”和“鉤窗”〉和〈談《西廂記》的詞語解釋〉讀后》，載《中國語文》1959年第4期）。能夠得到王、吳兩位的一致首肯，足見他在這方面研精覃思而深造自得。

張心逸《新發(fā)現(xiàn)的明何璧校本〈北西廂記〉》

《西廂記》的版本遞傳也極其錯綜繁復，上海古籍書店在五十年代末搜求到明萬歷末年何璧校刻的《北西廂記》，就因為歷來未經(jīng)著錄而鮮為人知。張心逸在《新發(fā)現(xiàn)的〈明何璧校本北西廂記〉》里，分別從“賓白的改動”“曲文的增刪”“曲文的訂正”及“何本的訛文”入手，條分縷析，詳細考校了這一新見孤本的文獻價值。此前上海古籍書店籌劃影印該書，已經(jīng)專門約請趙景深撰寫說明，對何璧的生平經(jīng)歷、底本來源、校改情況乃至插圖特色都做了相當深入的調(diào)研分析（見《明何璧校本北西廂記》，上海古籍書店，1961年）。張氏在論文中也明確交代，“這里所談的是趙景深先生跋文中所沒有提到，并為各本所從未發(fā)現(xiàn)的異文”。而在看似題無剩義的情況下，他依然發(fā)現(xiàn)了不少新問題。尤其是從遣詞用語的角度著眼，認為何本“在曲文和對白上的藝術(shù)修飾，確有高于別本的特色，可以肯定它是接近原文的明刊善本”，這與趙景深推斷何璧主要是以隆慶年間劉龍?zhí)锟吨乜淘绢}評音釋西廂記》為據(jù)進行?？?，由此認定“在恢復《西廂記》最早的古本這意義上來看，何本并不能給我們更多的啟發(fā)”，無疑判然有別。而據(jù)多年以后蔣星煜在《何璧與〈明何璧校本北西廂記〉》（載《廈門大學學報》1979年第4期，又收入其《〈西廂記〉的文獻學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中介紹，趙景深后來轉(zhuǎn)變意見，“認為何璧校本不一定和劉龍?zhí)锟居嘘P”；蔣氏對此又做了更為細致的考察，“懷疑何璧很可能在校對時雖然曾參考多種版本，但并沒有選定一種為底本，同時自己又作了一些改動和刪削”，足見張氏所言確實不無可取之處。趙景深的那篇跋語此后略經(jīng)刪改，收入其《戲曲筆談》（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1962年）。他在該書《后記》中補充說，“《〈明何璧校本北西廂記〉跋》是應古籍書店之請而寫的。后來張心逸先生又在《江海學刊》上詳細地評介了這部書”，鄭重提醒讀者留意參考，也說明張文確有所見，絕非率爾操觚之作。

何璧校本《北西廂記》

張心逸《新發(fā)現(xiàn)的明何璧校本〈北西廂記〉》

至于《〈元曲選釋〉補證》一文，則專為匡補日本學者青木正兒、吉川幸次郎、入矢義高、田中謙二與中國學者魏敷訓合作撰著的《元曲選釋》第一、二兩集（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報告，1952年）?！哆x釋》歷經(jīng)多年集體商討才陸續(xù)印行，綜攬全局的吉川幸次郎曾憑借《元雜劇研究》獲得京都大學文學博士學位，參與其事的其余幾位也各有所長，堪稱一時之選。吉川在《元曲選釋序》中自詡“句梳字櫛，不作無證直言”，“凡直語之書，莫不參考”，在感慨辛勞繁重之余，更顯得躊躇滿志。楊聯(lián)陞在書評中也認為，“以詳密精確而論《元曲選釋》，實在有許多突越前人的地方”，“不但廣引群書，而且多就元曲互相比較，所以注釋往往精當不移”（《吉川幸次郎等：〈元曲選釋〉》，收入《楊聯(lián)陞論文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年），給予了非常高的評價。張心逸從趙景深處借得此書，仔細研讀后卻“發(fā)現(xiàn)講解不妥及誤釋之處甚多”，所撰《補證》后由趙氏轉(zhuǎn)交給另一位日本學者波多野太郎，在其主持的《橫濱市立大學論叢》上分期連載（參見葉瑜蓀《寂寞星光——張星逸先生晚年記》）。日本學人對其研究也稱賞有加，波多野太郎認為“根據(jù)張氏那樣出色的文獻作為基礎來研究，就能夠正確地理解古典小說戲曲”，鹽谷溫更是推許他“學問賅博，考證精核”（兩文均收入《星逸文稿》），即便是受到批評的吉川幸次郎也主動寄贈著作，與其締交。

吉川幸次郎（善之居士）寄贈給張心逸的《元明詩概說》

在專注于研究的同時，張心逸也轉(zhuǎn)益多師，向不少學者求教請益。王佩諍應約為其著作撰序，述及“近以所著《〈元曲選釋〉補證》示余”，“深佩其考據(jù)之精當”（《元明戲曲小說詞語辭典序》，收入《星逸文稿》，該文撰于1958年）。任半塘在追溯唐代戲劇的源頭時，也征引過《〈元曲選釋〉補證》，認為其說“甚是”（《唐戲弄》第一章《總說》，作家出版社，1958年）。夏承燾在日記中提到“發(fā)張心逸浦東復，謝其寄近著《金元曲文著字研究》”，又說起“上午張心逸來，以其在日本所印之《〈元曲選釋〉補證》見贈”（《天風閣學詞日記》1960年9月10日、1961年8月12日條，收入《夏承燾集》，浙江古籍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補證》一文盡管在海外發(fā)表，倒也由此逐漸為國內(nèi)學者所知曉。

他的辛勤耕耘不僅得到詞曲專家的揄揚，也引起了訓詁學者的關注。蔣禮鴻在《讀〈劉知遠諸宮調(diào)〉》（載《中國語文》1965年第6期，又收入《蔣禮鴻語言文字學論叢》，浙江古籍出版社，1994年）中評述過張心逸等人的研究，認為“比之鄭振鐸先生的校點，現(xiàn)在是進步了不少”；隨后在《訓詁學基本知識》（載《漢語散論》，《漢語大詞典》浙江省編寫辦公室，1979年；修訂后又改題為《訓詁學略說》，收入《蔣禮鴻語言文字學論叢》）里介紹元代戲劇語詞的研究狀況，也著重提到“張星逸有《〈元曲選釋〉補證》”，“可惜國內(nèi)流布不廣”。郭在貽在《訓詁學參考文獻簡目》（收入《訓詁叢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中列入《〈元曲選釋〉補證》，在《俗語詞研究參考文獻要目》（收入《訓詁學》，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里又悉數(shù)收錄《關于金刻〈劉知遠諸宮調(diào)〉的校注》《補〈關于金刻《劉知遠諸宮調(diào)》的校注〉》和《談〈西廂記〉里的詞語解釋》，將這些論文視為指引后學窺其門徑的重要參考。

因為精通日語，與海外學人也時有交流，張心逸還藉此為其他學者提供各種便利。任半塘為了調(diào)查靜嘉堂文庫所藏清鈔本《教坊記》，就“曾因浦東張心逸先生，轉(zhuǎn)懇橫濱大學教授波多野太郎博士代查此書”（《教坊記版本考略》，收入《教坊記箋訂》，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1962年）；任氏又深入探究了唐代聲詩的演變，借鑒過日本學者岸邊成雄的名著《唐代音樂之歷史研究》，依據(jù)的也是“張星逸譯本”（《唐聲詩》下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郭在貽在研讀敦煌變文時參考了蔣禮鴻手抄的《敦煌變文鉤沉三種》，據(jù)他轉(zhuǎn)述蔣氏的回憶，這批文獻原本藏于蘇聯(lián)科學院，“一九六二年李福清贈張心逸，心逸轉(zhuǎn)贈任半塘，任寄胡宛春，宛公見眎，因得迻錄”（《蘇聯(lián)所藏押座文及說唱佛經(jīng)故事五種校記》，載1984年《文獻》第21輯；又收入《郭在貽敦煌學論集》，江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身為知名漢學家的李福清專攻小說、戲曲，想來為研究之需而結(jié)識了張心逸，而他饋贈的禮物迭經(jīng)輾轉(zhuǎn)，無意中又推動了蔣、郭兩位的變文研究。趙景深晚年著手為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做箋注，也曾經(jīng)“寫信給張星逸，詢問鹽谷溫的生平”，不久之后“寫了一條鹽谷溫，是據(jù)張星逸提供的資料寫的”（《趙景深日記》1976年9月10日、9月22日，新星出版社，2014年）。今檢趙著《〈中國小說史略〉旁證》（陜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對《題記》里說的“鹽谷節(jié)山教授之發(fā)見元刊全相平話殘本及‘三言’，并加考索”等等，有過一段簡明扼要的注釋，日記所述當即指此而言。

長期沒有固定工作的張心逸，總算在1961年與譚正璧一起被聘為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的特約編輯；那部《元明戲曲詞語匯釋》書稿的修訂計劃，雖然沒能得到譚正璧的慨允，但經(jīng)過他本人不斷增刪，最終易名為《元明戲曲小說俗語辭典》，并約請到王佩諍、波多野太郎、鹽谷溫等中外學人為此書撰序。他在《自序》中回顧了多年來的研治歷程，感嘆“典籍浩瀚，管窺蠡測，難免疏陋之失，尚懇海內(nèi)賢哲垂教焉”（《元明戲曲小說俗語辭典自序》，收入《星逸文稿》），期待著出版后能夠得到更多切磋商討的機會。然而時移世易，這樣的愿望注定是要破滅的。數(shù)年之后，他甚至還失去了出版社的兼職，只能將家人暫置上海，孤身回到故鄉(xiāng)石門，依靠做油漆工來謀取衣食。年逾耳順依然癡迷學術(shù)的他，又將興趣逐漸轉(zhuǎn)移至《詩經(jīng)》?？上Ъ确晒﹨⒖迹譄o師友以資砥礪，所撰《詩經(jīng)新話》雖被豐子愷推許為“說理精當，觀點正確”（豐氏識語見《星逸文稿》），實則無所發(fā)明，乏善可陳，遠不及其考釋戲劇語詞來得當行出色。

豐子愷題張心逸《詩經(jīng)新話》識語

關于《元明戲曲小說俗語辭典》此后的下落，還有些誤會有必要稍作考辨。據(jù)其哲嗣張康洺《憶父親》所述，張心逸在“文革”結(jié)束后曾攜書稿至上海古籍出版社謀求出版，“社方領導在肯定文稿價值的同時，一無根據(jù)地否定文稿出自我父親之手，要我父親在‘出賣版權(quán)’和‘退稿’兩個方案之間作一選擇”，最終無奈以一千元的代價“選擇了出賣版權(quán)”，但求書稿能夠早日問世。只是事與愿違，出版事宜此后并無下文。他追記此事當然意在展現(xiàn)其父“淡泊名利的襟懷”，對出版社的顢頇專斷顯然也深懷憤慨。然而仔細推想起來，出版社之所以會做如此揣測，或許和張心逸當初曾提議與譚正璧聯(lián)名合編此書不無關系。而他在該書《自序》里也說過，“辱荷吾師景深先生予以勖勉，頻加指析，改訛解惑，獲益良多”，對趙景深的熱情鼓勵和悉心指導深致謝忱，大概也容易滋生誤解。好在彼時譚正璧、趙景深等當事人俱在，澄清這些事實應該并不困難。更何況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前身即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于情于理恐怕都不會對曾在此兼職的特約編輯提出如此無據(jù)的猜疑和過分的要求。所謂“出賣版權(quán)”的那一千元費用，似乎更有可能是出版社補發(fā)的自“文革”開始就突然暫停的特約編輯薪酬，否則豈有購下版權(quán)后還任由作者將書稿帶回自行處置，從此不聞不問的道理？至于這部書稿最終沒能正式付梓，主要還是因為出版社已經(jīng)先后印行了陸澹安所撰《小說詞語匯釋》（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1964；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和《戲曲詞語匯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在百廢待興、資源緊張的時候，當然不會再考慮同類選題。好在張心逸生前就已將這部多達八十萬字的《元明戲曲小說俗語辭典》手稿捐贈給了在北京的中國藝術(shù)研究院，盡管日后仍未必會有出版的機緣，但其畢生心血所凝，也當如“行星之翔逸太空”，終究不會湮沒無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