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悉的陌生人：想象與轉變中的中國圖景

16世紀對西方人來說意義非凡，這是一個從古代到現(xiàn)代的轉折時期，是神學和教會權威逐漸衰弱，近代科學逐步嶄露頭角的世紀。在這個時期，文藝復興的啟蒙和地理大發(fā)現(xiàn)拓展并顛覆了人們傳統(tǒng)的世界觀，基于想象、神話甚至藝術的生活，逐漸被一種經(jīng)驗和實證的精神所取代?！赌吧笋R可：意大利與中國的古今絲路》這本書就收錄了今日眾多西方學者，圍繞那一時期的寫作，呈現(xiàn)出西方人對中國印象的系列轉變。

[意]蘇爾迪等著《陌生人馬可：意大利與中國的古今絲路》，邱捷譯，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21年6月

從想象到經(jīng)驗的東方

西方商人向東走的時髦風尚早在公元前就已不鮮見。亞歷山大大帝向東方拓展著自己的疆土，一直打到了中亞和印度。之后，希臘商人尾隨而至，成功挺進并穿越馬六甲海峽，沿著越南東南沿海前進，甚至抵達北部灣。中國人的遠洋則出現(xiàn)在公元三世紀之后。這主要歸功于造船技術的發(fā)明，尤為突出的是能夠使船在航行中減少?？俊⑻岣邥r間效率等方向和航行上的優(yōu)勢技術，這在當時代表了世界行業(yè)的頂尖。在公元370年，中國的船隊到達馬六甲的檳城，公元4世紀末到達錫蘭（今斯里蘭卡）。公元5世紀，有可能到達了伊拉克的幼發(fā)拉底河河口，經(jīng)停亞丁灣。

與那些同東方進行貿(mào)易的商人不同，由于信息傳遞方式的落后，西方的多數(shù)人仍對這個國度知之甚少。在中世紀早期繪制的地圖中，遠東是一個千奇百怪的地方，或是飄著美夢的天堂，或是充滿噩夢的深洞。這兩種看法如此矛盾，作為幻想又如此統(tǒng)一。那時，洋人的地圖并不是今天科學意義上的地理標識，“map”的本意即“布”，指的是承載相關信息的原料，并不指代真實的地理——對地形的描述（geography）。地圖上所標識的與其說是他鄉(xiāng)，不如說是西方人腦中的想象。在這塊“布”上，神學家和哲學家都覺得自己有權利在歐洲以外的東方堆放各自的奇思妙想。盡管奧古斯丁在《上帝之城》中就已經(jīng)明確區(qū)分了“上帝之物歸上帝，凱撒之物歸凱撒”，但藏于每個人心中的“天堂”和“地獄”卻一次次被體現(xiàn)在了地圖的遠東位置。那里描繪著人間天堂或伊甸園，被認為是真實存在的地方。而在更遠的地方，例如中國的東北，則被標識為“歌革”（Gog）和“瑪各”（Magog）所在的恐怖之地，那是兩個非常可怕的民族，《啟示錄》和《古蘭經(jīng)》都對他們有所描述。傳說亞歷山大大帝親手鑄造了高墻與鐵欄，以防抵他們的入侵。而基督徒則說，在人類末日之時，敵基督者就會把“歌革”和“瑪各”放出來，踐踏所有的自由王國。

這些對于未知世界的想象、向往乃至恐懼，是人類本性中的真實寫照。西方人分享著同樣的恐懼。后來匈奴和蒙古人的入侵，或許又進一步加深了他們對“歌革”和“瑪各”的恐懼，并且由此誕生了對長城的想象：中國人用來阻擋“文明”之外蠻族入侵的防線。

馬可·波羅的行記

馬可·波羅是最早走向絲路的西方人。也許是1275年，或者更早，馬可·波羅父子和叔侄來到了可汗的夏宮，他們沿著戈壁灘的北部，經(jīng)過甘肅，到達蒙古人的舊都哈拉和林城，然后直到忽必烈的夏宮——上都。他們經(jīng)由絲綢之路來到中國，從陌生人變成了半個中國人。西方人對中國的印象，也開始從觀念進入經(jīng)驗。在中國期間，馬可·波羅學到了各種不同的語言，通曉當?shù)匚幕?。因他深受忽必烈的喜愛，后者甚至委任他治理過揚州——馬可·波羅自稱管理過三年的城市，他說自己親眼見證了這座城市在元朝統(tǒng)治時期的文化與經(jīng)濟的發(fā)展。

馬可·波羅像

在中國的二十多年里，馬可·波羅游歷了很多地方，足跡遠至東南亞和印度?；厝ブ螅言趤喼薅迥觊g的經(jīng)歷都寫在了這本書里，其中最為詳細的就是中國。游記的第一版由馬可口述，比薩人魯斯提徹（Rustichello da Pisa）整理記錄，完成于13世紀末。

這本游記剛問世時名為《寰宇記》（Devisament dou monde），即“描繪世界”的意思，在意大利也常被稱作《百萬》（Milione），意指其豐富的見聞。還有一說是，書名源自馬可·波羅家族的一個姓氏“Emilioni”。

游記一經(jīng)出版就廣受青睞。歐洲公眾對中國如此好奇，以至于這本書迅速成為商人和市民喜愛的讀物，馬可所講述的那個世界與之前神學家和哲學家們想象的完全不同。且不論對歐洲人來說完全陌生的、全新的地理信息，光是那些用有川流不息的人群和堆金積玉的城池，馬可對這些場面的描繪就足以語驚四座、攝人心魂?！恶R可·波羅游記》為歐洲人對遠東的想象帶來了極大沖擊，以至于直到1570年，佛蘭芒的地理和地圖學家亞伯拉罕·奧特里烏斯（Abraham Ortelius），仍然將這本書作為自己繪制地圖時的重要參考。

波羅兄弟自威尼斯啟程，《馬可·波羅游記》，約1400年

然而，馬可·波羅也非完全真實，他的描繪同樣有很多夸張，文過飾非在意料之中。例如他從未到過日本，卻認為那里的街道和屋頂都由純金打造。以至于后世的制圖師認為這就是古希臘神話中傳說的“黃金島”（Chryse）——挨著“白銀島”（Argysra）。這還影響了奧特里烏斯，他將它們從不列顛群島之外的汪洋，安插到了東方的海水里。

這種成見影響了大批的旅行者，這些人即便身處北京，仍會一本正經(jīng)地懷疑：是不是還有另一個地方藏著一個更為輝煌的“契丹”。他們寧可相信前人的幻想，也不愿去相信這就是他們憧憬的東方。1602年，一位名叫鄂本篤（Bento de Gois）的葡萄牙傳教士，就是奔著這樣的目標，去找那個真正的契丹。而利瑪竇和其他耶穌會教士不得不在北京直接做了天文觀測，指著日月星辰告訴他們：無論怎樣，唯一真正的契丹，就是他們此刻身處的中國。

衛(wèi)匡國的中國地圖

隨著達·伽馬完成非洲航行、1492年哥倫布發(fā)現(xiàn)美洲，16世紀的歐洲進入了地理大發(fā)現(xiàn)的時代。1513年，第一艘葡萄牙船抵達了廣州，這并不是第一艘?？繌V州港的西方船舶，穆斯林商人早他們幾個世紀就已經(jīng)和中國人開始了貿(mào)易往來，但這是基督徒水手第一次出現(xiàn)在廣州港。其后，麥哲倫的船隊完成了環(huán)球旅行，地圖上的想象才終于被人類的腳步與路徑取代。

1655年，意大利教士衛(wèi)匡國（Martino Martii）提交了一份中國地圖冊給阿姆斯特丹的出版商，這冊地圖集名為《中國新圖志》（Novus Atlas Sinensis），由十六幅大地圖和八千多個地點坐標組成，這是有史以來，歐洲關于中華帝國的具體幅員和體量最為詳細的描繪，也是西方第一次獲得了具體而量化的有關中國的信息。在1654年返回歐洲途徑荷蘭時，他還出版了第一部作品《中國上古歷史》（De Bello Tartarico Historia），衛(wèi)匡國本人曾兩次造訪中國，首次于1640年從葡萄牙出發(fā)，在中國長期逗留；1655年回到羅馬后短暫停留又再次返回，最終在1661年逝世于中國。所以，衛(wèi)匡國對中國的描述是非常真實和詳盡的。

衛(wèi)匡國肖像，麥凱麗娜·瓦提爾繪，1654年

《中國新圖志》（局部）

這一時期的旅行家?guī)砹苏嬲闹袊ⅲ瑲W洲人對中國的興趣遂再次風靡。chinoiserie就是那個時代創(chuàng)造的詞匯，用以指稱中國風格的物品。不少繪圖師為了取悅大眾，也紛紛模仿衛(wèi)匡國地圖集樣式，出版各色書籍和地圖。而法國國王路易十四的偶像正是康熙皇帝，他千方百計地模仿后者，并專門請了王室卡西尼家族成員為法蘭西王國特制了一部新的三角函數(shù)地圖，借以了解東方帝國的面積。而當他確定自己的國土遠小于大清帝國時，不禁感慨萬千。

熟悉的陌生國度

毫不夸張地說，中國對歐洲世界的影響難以估量，指南針、造紙術、活字印刷、瓷器等為人類帶來巨大進步的眾多發(fā)明自不必再說，關于中國的其他方面的信息也再一次影響了歐洲人，這分別反映在經(jīng)濟、道德、思想、政治等領域：利瑪竇第一個把《四書》翻譯成拉丁文并加以注釋，啟蒙主義的先鋒伏爾泰就是一個中國迷，他推崇中國的政治和思想，同時還將《趙氏孤兒》改編成戲劇。而在政治層面，也有一個典故頗值得同讀者分享：

1601年，當利瑪竇被宣為歐洲大使進京面見皇上時，考慮到不得不向中國人陳述自己的出身，他幾經(jīng)考慮，舍棄了自己的“意大利人”出身，自稱“歐洲人”。

利瑪竇像，游文輝繪，1610年

與今天不同，在當時，統(tǒng)一的“歐洲”概念并不存在。歐洲只不過共同擁有一個最高的精神領袖：教皇，各地皆由不同君主分治。因而“歐洲”是一個精神概念，而不具有世俗或地理的意義。利瑪竇給與了這個抽象概念一個具有政治含義的“疆域”。因為在他看來，無論從幅員的遼闊程度、歷史的古老程度，還是從權力的規(guī)模大小來看，他必須擁有一個與中國旗鼓相當?shù)某錾肀尘安判?，也正是在這樣的信念激勵下，利瑪竇才會如此劃時代地給出一個具體政治實體下的“歐洲”概念。

但自16、17世紀的中西“大分流”以后，長期以來的歐洲中心論隨心所欲地涂抹著歷史的敘述。在西方人眼中那個曾經(jīng)富饒并擁有精致而燦爛文明的中國，統(tǒng)統(tǒng)被歐洲中心論主義者拋諸腦后了。在他們看來，東方整個變成了一塊模糊不清但又出奇單一的地緣政治體，被塑造成一個落后的所在，不再值得關注或深入研究。中國再次從一種經(jīng)驗的熟識變成新的陌生，只是這次，新的陌生延宕了近四個世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