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來美日沖突的歷史根源何在？

1945年后的美日關系是否已最終消失于歷史舞臺？在冷戰(zhàn)后的世界中，一種截然不同的關系是否會取代前者？要對這兩個問題做出有益的回答，需要首先了解兩國關系的歷史。

1945年9月2日上午，日本無條件投降簽字儀式在美國戰(zhàn)列艦“密蘇里”號上舉行。 從左至右：麥克阿瑟將軍等人抵達美國密蘇里號軍艦，準備接受日軍投降。

1852年，米勒德·菲爾莫爾（Millard Fillmore） 總統(tǒng)命令馬修·C·佩里準將向日本天皇遞交了一封不同尋常的信。“我們知道，陛下政府的傳統(tǒng)法律不允許對外貿易，除了與中國人和荷蘭人的貿易。”但菲爾莫懇求天皇允許日本和美國之間進行“自由貿易”。正如美國國務卿第三代的詹姆斯·貝克（James Baker III）所回憶的，1989年，布什政府上臺時的“目標”是將“日本從一個內向的信奉重商主義經(jīng)濟巨人轉變?yōu)橐粋€向外看的經(jīng)濟政治強國，并與美國保持密切聯(lián)系?！比绻@兩份文件能成為美日關系的記錄，觀察人士就會得出結論：136年來，美國人和日本人的關系幾乎沒有發(fā)生什么變化。

在現(xiàn)實中，很少有兩國關系如同美日關系一樣至關重要而又變故頻繁。然而菲爾莫爾和貝克的話揭示了塑造兩國關系的基本主題：美國決心塑造一個開放的日本，除此之外，還有一個開放的亞洲。日本人決心打破西方的限制，通過將外國商品和資本拒之門外，對自己的外交關系（也就是他們的國內秩序）施加最大限度的掌控。在幾個歷史轉折點（1910- 15，1918-22，1931-45，1970年代）上，這兩種路徑之間的沖突圍繞中國問題而爆發(fā)了出來。

在1990年代，除了極少數(shù)例外，美國官員一直堅持推行他們的前任在過去140多年里大力推行的政策：機會均等而公正無偏（用約翰·海的話說）地開發(fā)取之不盡的亞洲市場；以及一種由西方強國（一戰(zhàn)前是英國，后來是美國）擔任資深合伙人，日本擔任新合伙人的政治模式。這種雙重政策的全盛時期發(fā)生在1920年代。但在1929年之后，隨著美元這一中心環(huán)節(jié)的解體，這種關系也隨之分崩離析。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日本人發(fā)誓再也不會如此受制于人，20世紀40年代末，在道格拉斯·麥克阿瑟將軍的幫助下，他們嚴格控制著自己的資本流動。1947年日本財務省的一份內部分析表示，由于日本對“基礎產(chǎn)業(yè)”的所有權“對日本經(jīng)濟的獨立至關重要……我們必須保持警惕，防止外資控制公司管理層。”

1951年后的沖突本不應讓人感到意外。到1960年代，日本已從戰(zhàn)爭中驚人地恢復過來。和美國人一樣，日本人受到了歷史的影響，積極地追求獨立。一個世紀以前，將武士道德準則應用于明治時代日本的精英官僚體系，在上世紀40年代末美國占領官員的支持下得以重建了精英官僚體系，美國人希望這能幫助日本重建經(jīng)濟并創(chuàng)造出口。這些管理者主導了經(jīng)濟和外交政策。日本經(jīng)濟是由系列塑造的，這是一個將強大的銀行和產(chǎn)業(yè)非正式地聯(lián)系在一起的企業(yè)大家族。系列對資本的控制，使日本人既能進行長期規(guī)劃，又能在實現(xiàn)其長期追求的經(jīng)濟自主目標方面走得更遠。日本的政策重點在二戰(zhàn)前是亞洲；在戰(zhàn)后是美國；而在1973年后，這一重心越來越再次回到已經(jīng)截然不同的亞洲。

與此同時，美國創(chuàng)造了一個集權程度稍遜的中央國家，其官僚機構受到的誹謗要遠多于它系統(tǒng)性獲得的授權。在19世紀末，美國實施了一系列保護主義和重商主義措施（包括高關稅和巨額的選擇性補貼）。這些政策創(chuàng)造了美國近代史上最高的儲蓄率和一個經(jīng)濟奇跡，使美國人在20世紀初成為全球頭號經(jīng)濟強國。因為他們有這樣的競爭力，美國人決心開放國際貿易和資本流動。他們認為，自由的經(jīng)濟政策最有利于世界市場創(chuàng)造和分配財富。在國內，競爭是常態(tài)；成為經(jīng)濟指南的不是系列非正式的家族和公司網(wǎng)絡，而是反壟斷法。即使資本將因而依賴于不斷波動的市場而非穩(wěn)定的儲蓄，這也沒有關系：季度報告是對生產(chǎn)者的一種受歡迎的定期檢查，同時也鼓勵美國人迅速更新觀念，以保持在不斷變化的技術前沿。

美國官員往往進行全球性的思考。日本和亞洲其他國家一樣，將融入美國的全球政策。當日本在1904-15年或1930年代試圖封鎖周邊地區(qū)時，它與美國的沖突加劇了。1989年后，核心問題變成了亞洲地區(qū)組織（如東盟和亞太經(jīng)合組織）是否預示著一場新的沖突。新成立的東亞經(jīng)濟論壇（EAEC）被《經(jīng)濟學人》描述為“一個旨在排斥美國的亞洲版APEC”。與此同時，1990年代日本也在懷疑，北美自由貿易協(xié)定（NAFTA，由美國、加拿大和墨西哥組成）是否是華盛頓將日本出口商排除在西半球最富裕市場之外的手段。美國人回答說，北美自由貿易協(xié)定已經(jīng)醞釀了至少80年，他們的市場仍然是世界上最開放的。美國認為，日本對《北美自由貿易協(xié)定》或美國保護國內生產(chǎn)商的抱怨，簡直虛偽至極。而日本則把北美自由貿易協(xié)定和美國對工業(yè)的大規(guī)模援助視為美國行動不遵守美國說教的典型例子。

正如詹姆斯·貝克在1989年表達的悲哀希望所暗示的那樣，美國一直在試圖把日本推向世界，而且似乎永遠如此。當日本在1905年、1915-20年或1931-45年照辦時，這更出于日本自身的需要。結果并不令人滿意。然而，1945年后，美國人又做了一次此類嘗試——尤其是因為，正如一位美國親日派高層所觀察到的那樣，遠東早已變成了美國的“遠西”，或者更準確地說是“近西”。東京處于美國將這個“近西”融入更大世界貿易體系的計劃中心。到1993年，該中心運轉良好，日本的貿易和投資主導了東南亞并流入中國。日本人均收入為31450美元，而美國為24135美元。全球最大的500家公司中，151家是美國公司，149家是日本公司。

美日沖突的原因有著深刻的歷史根源。根源可能被控制。但它們不會被徹底消滅。這兩種不同的資本主義在文化層面上也產(chǎn)生了沖突。權勢日益提升的日本財務省官員榊原英資在上世紀90年代表示，日本是一個非資本主義的市場經(jīng)濟，而美國是一個資本主義市場經(jīng)濟。他補充道，他和一些新的愛國同事打算讓兩種制度之間的差異更為擴大。

正如日本外務省官員栗山尚一在1990年寫道的，1989年柏林墻倒塌時，“就如同就像1980年代落下了帷幕”。但是，1951年后美日沖突的根本原因，并未如帷幕落下一樣就此終結。就像栗山自己預言的那樣，冷戰(zhàn)所包含的“特殊民族主義”在1989年后開始爆發(fā)，動搖了世界局勢。由于實力的相對衰落，美國人再也無法“獨自……維持國際秩序?！崩跎缴幸唬?992-95年頗受歡迎的駐美大使）希望再次上演1922年華盛頓會議式的合作——這一次將以大團圓作為結局。但他擔心，由于這兩種資本主義之間根深蒂固的差異，緊張局勢仍將加劇。包括查爾默斯·約翰遜、詹姆斯·法洛斯（James Fallows）、克萊德·普雷斯托維茨和R·塔格特·墨菲在內的許多著名美國日本問題專家，大都同意栗山的結論。

很明顯，許多沖突是由于數(shù)百年的文化差異造成的。然而，其他的原因往往被忽略了。1945年后美國的自由貿易和“一個世界”政策幾乎沒有文化基礎。直到20世紀初，美國的經(jīng)濟政策更多地由重商主義關稅和政府的大力干預所決定，而不是任何對自由貿易的信念。在日本，1945年以后的工業(yè)和社會合作，與使得1945年前時期滿目瘡痍的激烈斗爭形成了鮮明的對比。經(jīng)濟“奇跡”中備受贊譽的終身雇傭制在二戰(zhàn)前并不存在，部分原因在于，工廠雇員往往是在結婚前短暫從事工作（而且工資很低）的年輕女性，而勞工組織則被打垮了。

在美國，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后的自由貿易和相關的經(jīng)濟政策起源于這樣的決心——不再重蹈1930年代的覆轍。（或正如杜魯門總統(tǒng)在1947年說的那樣，“我們不能再經(jīng)歷30年代了?！保┻@也是美國人千年一遇的機會帶來的結果——他們在資本主義世界擁有了無可爭議的霸權，并從開放市場政策中獲益良多。日本官員也從歷史中吸取了教訓。他們認為，通過壓制軍方并強調國家在產(chǎn)業(yè)組織方面的才能，可以更好地實現(xiàn)對秩序和獨立的追求——在1945年這一追求曾悲慘地陷入停滯。吉田模式取代了山縣模式。系列取代了殖民主義。到1980年代，日本政府領導人屈從于美國減少限制的要求，但其成功的政策卻開始慢慢夭折。例如，正如歷史學家卡羅爾·格魯克（Carol Gluck）所觀察到的，日本受到嚴密保護的大米市場的開放，就是“一粒一粒地”進行的。

事實上，在五十年的和平與頻繁的合作之后，美國人和日本人經(jīng)常以一種不為人知的熱情互相抨擊，比如在美德關系中就是如此?！度A盛頓郵報》駐東京記者T·R·里德（T . R. Reid）總結說，日本人對美國人的看法似乎就是這樣：

當你的父母在電視前吃冰淇淋的時候，你可以殺了他們。你可以蹂躪你的妻子。你可以把你的丈夫弄殘疾。你可以拿出一把足夠大的槍殺死一只灰熊，把一個在萬圣節(jié)敲門的16歲無辜的交換留學生的性命炸死。你可以做上述任何一件事，然后找一個美國陪審團，讓你逃脫懲罰。

所有這些真實的事件都在美國和日本的電視上播出過。到1995年，日本財務省國際局局長榊原英資公開表示，鑒于美國社會的暴力性質，美國任何“改革”日本資本主義的企圖，“都是對我們自己文化價值觀的野蠻暴行”。

為了保護他們的文化價值觀，日本人將他們的英雄從過去復活。1870年代，曾領導一場反西方現(xiàn)代化武士起義的西鄉(xiāng)隆盛，在一系列售出840萬冊的著作中廣獲贊譽。甚至連小泉八云的作品也獲得了復興，因為他對傳統(tǒng)日本的熱愛，用一位日本作家的話來說，使他成為“日本思想最雄辯、最真實的闡釋者”?！?/p>

因此，過去的文化被翻新以保護現(xiàn)在的奇跡不受未來美國式現(xiàn)代化的影響。但誠然，雙方都篡改了過去。1995年，當各國紀念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結束五十周年時，有幾個插曲揭示了這份過去技藝的力量。

在美國，不愿面對過去的情緒出現(xiàn)在華盛頓特區(qū)的史密森航空航天博物館（Smithsonian's Air and Space Museum）——世界上參觀人數(shù)最多的博物館。史密森學會計劃舉辦一場展覽，展示1945年兩顆原子彈的投放以及它們如何影響了戰(zhàn)爭的結局。頂尖學者們煞費苦心地撰寫了一份400多頁的分析報告的多份不同草案，以為這次展覽提供背景。然而，這些文本中包含了日本視角。這次展覽還進一步展示了描繪廣島爆炸遇難者慘狀的工藝品。基于廣泛的學術研究和新的文獻，這些文本提出了關于是否有必要投下炸彈的尖銳問題。

這些歷史記錄引發(fā)了退伍軍人團體和他們在國會的朋友們的猛烈批評。他們拒絕接受新的研究成果，拒絕日本視角，抨擊“修正主義”，并威脅要削減史密森學會的預算。遭受懲罰的博物館否認了這些研究成果，航空航天博物館館長也被迫辭職。五十周年紀念活動的標志是展出了“伊諾拉·蓋”號的裸露機身，但沒有附任何文本。廣受尊敬的太平洋史者羅納德·斯佩克特（Ronald Spector）回憶說，當他擔任海軍軍史局局長時，曾受到壓力讓他在描述過去的事件時美化美國海軍官方，他回答說，“我們國家不需要政府來批準歷史撰寫。如果你想讓政府來批準歷史，你應該去俄羅斯。”史密森學會事件之后，斯佩克特總結說，“看來他們至少可以留在華盛頓?！彼a充說，很明顯，許多美國人認為有些事件“太重要了，不能留給歷史學家去處理”。

一位熟悉日本的美國記者寫道，史密森學會對爭議的解決方案是“一個典型的日本方案”。日本非常善于避免自己的二戰(zhàn)記錄，它把有趣的軍事文物放在博物館里，但幾乎沒有解釋為什么它們會在上世紀三四十年代被使用。在極其無聊的層面上，奇幻小說重新開展了戰(zhàn)爭，它們有時以日本軍隊解放加州或道格拉斯·麥克阿瑟將軍因戰(zhàn)爭罪被起訴而告終。這些暢銷書（有時銷量超過10萬冊）的讀者是一些對戰(zhàn)爭沒有記憶，主要通過仔細凈化了日本暴行的教科書來了解戰(zhàn)爭的年輕人。（到1990年代，其中一些教材終于變得更符合事實。）一些博物館和電視網(wǎng)絡確實展示了真實的歷史。NHK電視臺的紀錄片生動地描述了1940年代，韓國婦女被迫充當日軍的“慰安婦”或性奴隸的痛苦。不幸的是，這種觀點沒有在政治高層得到反映。好幾名日本內閣成員為日本的戰(zhàn)爭記錄辯護。一位法務大臣否認了1937年的南京大屠殺。這些官員最終因日本國內外的抗議而被迫辭職。

1991年，傳奇導演黑澤明的美國崇拜者也發(fā)出了類似的抗議。自1950年代以來，黑澤明通過《羅生門》、《七武士》和《生之欲》等影片重新定義了電影制作（《生之欲》精彩地抨擊了日本的官僚主義）。然而，《八月狂想曲》在紀念珍珠港襲擊50周年時，邀請演員理查德·基爾（Richard gere）——扮演一個不太像的日裔美國人角色——前往長崎，為1945年8月9日的原子彈爆炸含淚道歉。在指責美國人應為日本人遭受的苦難負責的同時，這部電影從未提及日本對中國的掠奪、對美國囚犯的虐待或珍珠港襲擊本身。這兩枚原子彈似乎只是出于美國的殘暴才投放到日本的。當西方人抨擊這部電影時，黑澤明十分震驚。

《八月狂想曲》海報

美國人對這種對過去的篡改感到憤怒，他們想讓日本政府調查，為什么在德國集中營的美國戰(zhàn)俘中每25名有1人死亡，而在日本監(jiān)獄中每3名就有1人死亡——他們通常殘忍地死去（比如被斬首）。伊恩·布魯瑪?shù)闹髌贰蹲飷旱拇鷥r》（The Wages of Guilt）詳細描述了德國如何試圖與過去和解，而日本卻沒有這樣做，以及這種差異如何有助于解釋為什么他們的鄰國更信任德國而不是日本。1995年中葉，當國會議員們提議通過一項為戰(zhàn)時侵略和暴行道歉的決議時，70%的自民黨成員與其他反對者聯(lián)合否決了該法案。（一個美國記者指出，雙方的激烈爭吵就如同如果“美國眾議院的民主黨人和共和黨人”試圖“就美國在越南戰(zhàn)爭中所扮演的角色撰寫一份聯(lián)合聲明”時，可能會出現(xiàn)的情況。）在經(jīng)歷了相當程度的歇斯底里之后，1995年8月，日本近四十年來首任社會黨首相村山富市制止了激烈的爭論。日本高層官員在歷史上首次為日本在戰(zhàn)爭中造成的苦難和破壞表示“道歉”。他特別向其他亞洲人表達了“衷心的歉意”。他的悔悟可能也是社會黨人對日本在未來可能卷入類似海灣戰(zhàn)爭的沖突的警告。即便如此，村山富市的內閣還是一致批準了他的道歉。隨后，許多閣僚參拜了靖國神社，紀念在戰(zhàn)爭中犧牲的日本軍人，其中包括大約6千名“神風”飛行員，“他們的悲劇性壯舉（正如神社牌匾上寫的那樣）使他們的美國敵人感到了恐怖”。

值得注意的是，在1990年代，日本人和美國人都認為沒有必要紀念中國在戰(zhàn)爭中所扮演的角色和所遭受的苦難。中國官員缺席了紀念活動。兩國在中國問題上長達一個世紀的斗爭被忽視了，正如這一斗爭于1990年代在一個完全不同的中國內部開始加速一樣。

一位日本高級官員在1996年表示：“過去100年來，我們在外交事務上的重點一直是美國，從現(xiàn)在開始，重點必須是中國。”到2010年或2020年，中國可能成為世界上最大的經(jīng)濟體。約5500萬海外華人為中國的發(fā)展提供了大量資金和專業(yè)知識，但美國和日本投資者也在爭奪這個巨大的市場。日本電子巨頭松下電器在32家中國工廠中雇傭了1.8萬名員工，這是日本大舉進軍亞洲以利用廉價勞動力和開發(fā)廣闊市場的行動的縮影。與此同時，微軟、IBM和美國運通等世界領先的美國計算機和服務行業(yè)也在中國擴張。日本路徑的三個特點使其有別于美國。首先，日本人明白有必要與中國的家族網(wǎng)絡合作，以在市場上獲得優(yōu)勢。這種親緣關系鞏固了1945年前的財閥和戰(zhàn)后的系列，它們塑造了日本獨特的經(jīng)濟。其次，日本與其亞洲鄰國（而非美國）一道認為，民主和問責制并非資本主義發(fā)展的必要先決條件，反而可能成為阻礙。西歐人也沒有打算在中國挑戰(zhàn)這種看法。美國汽車制造商曾在1995年認為，他們在中國建立新工廠的問題上處于有利地位，結果卻發(fā)現(xiàn)這些豐厚的合同被一家德國公司獲得。最后，與美國不同，日本擴大了對外援助，并將其與購買日本商品緊密聯(lián)系在一起。外國援助成為了日本進入中國和東南亞的錐形進攻戰(zhàn)術，而美國國會則無情地削減援助，直到它的對外援助在工業(yè)國家中人均排名墊底。美國人將對外援助視為安全保障，因此在冷戰(zhàn)后予以大幅削減。而日本人把援助看作是經(jīng)濟手段，因此在1989年以后一直在不斷擴大援助規(guī)模。

中日關系的潛在裂痕出現(xiàn)在1990年代。隨著俄羅斯獲利頗豐地向中國出售技術，以作為兩國明顯處于發(fā)展中的長期軍事關系的一部分，東京官員的擔憂也在日益增長。在對中國的擔憂和對建立自己的軍事力量的的擔憂這兩者的困境中，日本不情愿地在1995-96年鞏固了與美國的安全關系。在略微減少駐日美軍的同時，日本承諾繼續(xù)支付美國在日本軍事開支的70%。它還悄悄地重新解釋了條約，這樣美國軍隊就可以利用日本的軍事基地進行最遠到達波斯灣的軍事行動，而日本也將首次提供武器部件和后勤支持。

然而，沒有人知道，如果中美之間爆發(fā)沖突，日本人會作何反應。一位美國高級官員在1996年指出，遏制措施對蘇聯(lián)起了作用，因為“我們有許多好盟友?！比欢?，針對中國，“我們在亞洲不會有一個盟友來幫助我們實現(xiàn)這一目標。這會導致與日本、韓國和整個東南亞的關系嚴重緊張，更不用說澳大利亞了?！比毡局饕绖辗治鋈耸课髟龑Υ吮硎举澩Ｎ髟J為，單靠日本無法對付中國人，也無法保護重要的海上航道，因此日本需要美國；“但問題是，日本政府不想與美國談論中國或韓國問題”。

危機將繼續(xù)考驗美國人和日本人是否吸取了歷史教訓。歷史學家山本滿指出，冷戰(zhàn)結束后，美日關系被迫經(jīng)歷了“一個基本而深刻的調整過程”；但兩國都在繼續(xù)“用舊話語來解決新問題”。對美國人來說，考驗將是他們能否接受一個為亞洲人服務、由亞洲人建設的亞洲——這其中美國在經(jīng)濟和軍事上（盡管五角大樓強烈反）的角色都將相對下降?？赡艿拇鸢甘?，美國人不會接受這種情況。200年的歷史，尤其是作為1989年后全球超級大國的感覺，使這種接受幾乎不可能發(fā)生。亞洲市場提供了太多的利潤；對于已經(jīng)無所不能的美國軍隊來說，不斷增長的國防預算太誘人了。對日本人來說，一個考驗將是，他們最終是否學會了用與以往不同的眼光來看待其他亞洲人，以及他們能否維持對軍隊的制度性防范措施。另一個考驗將是，日本如何才能在新技術和外國金融勢力的“臺風”侵襲下維持其社會和政治秩序，這一已有數(shù)百年歷史的秩序可能被“臺風”吞噬。因此，無論是對美國還是對日本來說，歷史記載都沒有展露出一種簡單的新關系將取代舊關系的明確前景?！冻招侣劇?993年發(fā)表的社論指出：“人們應該認識到，日美關系已經(jīng)進入了另一個競爭時代，在新時代中任何含糊其辭都是行不通的?！?/p>

因此，日美關系史可能會繼續(xù)與沖突相伴。但從過去的經(jīng)驗中吸取教訓，可以使兩國人民之間有更好的了解，如果他們幸運的話，還可以使他們認識到必須接受、控制和限制這一沖突。當然，沖突的根源深深扎根于歷史之中，不可能安穩(wěn)地被消滅。因為那些早期沖突的主要根源——決定哪一制度將主導對亞洲、特別是中國市場的開發(fā)的百年競爭——仍將繼續(xù)影響美國和日本在21世紀的國內外政策。

本文節(jié)選自《創(chuàng)造新日本：1853年以來的美日關系史》，[美]W.拉夫伯爾著，史方正譯，山西人民出版社·漢唐陽光，2021年6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