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朗肖誕辰110周年：如何閱讀這位“沉默”的思想家

莫里斯·布朗肖 資料圖

“莫里斯·布朗肖，小說家和批評家，生于1907年，他的一生完全奉獻給了文學和屬于文學的沉默?！边@是布朗肖本人在著作扉頁上書寫的作者介紹，這種努力抹除自我存在印記的姿態(tài)一直伴隨著他的整個思想歷程。布朗肖的個人生活極其低調，幾乎不出席公共場合活動，拒絕采訪和攝影，甚至在他2003年逝世之前，很多人都猜測他早已不在人世。然而，這絲毫沒有減弱他的作品對20世紀法國知識界的影響，巴塔耶、列維納斯、?？?、巴特、德里達、南希等人都曾或明或暗地與布朗肖形成一種對話的親密關系。

2017年6月10日至11日，由南京大學出版社和潑先生主辦的紀念布朗肖誕辰110周年活動，在北京拉開了帷幕。該系列活動共舉辦三場，分別由尤倫斯當代藝術中心、706青年空間和單向街書店協(xié)辦，諸多學者、譯者、寫作者與出版人都出席了這一紀念活動。這一紀念活動旨在討論和闡明閱讀這位沉默的思想家的方式，幫助中國讀者接近和了解布朗肖晦澀呢喃式寫作的重要價值，也借此反思當代漢語寫作的目前狀態(tài)與未來的可能性。

自我抹除是為了反思災異和傾聽他者

在尤倫斯當代藝術中心舉辦的主題為“相遇布朗肖：我們的秘密伙伴”的第一場活動上，活動主持、《藝術界》中法文特刊主編賀婧首先簡要講述了布朗肖的生平事件。1907年出生的布朗肖在大學學習德語與哲學，1930年代為右翼報紙與雜志撰稿，二戰(zhàn)后十年隱居期間發(fā)表數本著作，在阿爾及利亞戰(zhàn)爭爆發(fā)后加入反戰(zhàn)陣營，積極參與了1968學潮，旋即再次隱居并直到生命結束，同時始終保持著冷靜的思考與寫作。隨后，與會嘉賓主要討論了三個問題：如何理解布朗肖思想中的“沉默”姿態(tài)、如何看待布朗肖與列維納斯的思想聯(lián)系以及如何評價布朗肖獨特的rècit文體。

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教授吳瓊認為布朗肖秉持著一種超現實主義的寫作觀，他試圖通過對書的終結來開啟書寫的時代。書寫是一種經驗展開的行為，一種中斷和沉默本身，也是沖向黑暗的過程。布朗肖通過把書寫行為變成極端化的政治行為，極力打碎建制化的文本。他將哲學思想的言述分為兩種，一種是教育學式的哲學，這一譜系可以追溯到柏拉圖、亞里士多德，以至后來的阿奎那、19世紀的黑格爾；另一種是探究性的寫作，如帕斯卡爾、盧梭、尼采、馬拉美甚至超現實詩人等，這種探究性并不是指向具體對象或問題本身，而是朝向一種對不可能性的內在體驗的回望和凝視過程。這種凝視總是悖論性的，如《文學空間》中對俄耳甫斯的討論：俄耳甫斯對妻子的回望朝向死亡與深淵，俄耳甫斯的記憶是一種陽光下的記憶，朝向黑暗的回望會讓一切黯然失色。從這種情境出發(fā)，他認為教育學式的哲學建立在連續(xù)性的概念之上，建立在師徒傳承、學術共同體理念與集體主義的幻念之上，也就是建立“在講臺下的人會理解并傳承我的思想”這種想法之上的。而布朗肖推崇的內在體驗的寫作是徹底個人化、斷裂的、異質的，是在裂隙之中開啟創(chuàng)造，是所有價值和意義朝向黑暗和虛無的進程。

中國人民大學副教授夏可君將布朗肖的沉默置于了當時的政治生態(tài)中進行解讀。布朗肖要隱居起來的原因有很多，首先是布朗肖早期的極右傾向，導致了他后期的尷尬處境。在《災異的書寫》中，布朗肖將奧斯維辛作為災異的反思，也是想面對這一困難；另外，讓-呂克·南希在《絕對的文學》中指出布朗肖是一種想要達到不可能的絕對，他試圖打斷自身主體性的嘗試也使他做出了隱居的決定。在20世紀中，西方有一種圣象破壞者的傳統(tǒng)，不允許圖像崇拜，這對布朗肖也造成了一定影響，反圣象崇拜也使他反對個人主體性的彰顯。1942年之前，布朗肖一直親和于法西斯主義，但布朗肖并沒有回避自身可能存在的問題，在1955年的《文學空間》中，布朗肖間接地回應了二戰(zhàn)和法西斯，他提到了死亡、如何打開死亡的空間；在《災異的書寫》中，布朗肖發(fā)展了海德格爾的一些思想，反思在奧斯維辛之后如何面對大屠殺的問題。布朗肖“無用”的概念同樣如此，在集中營中，工作是一種自由，希特勒將死亡作為作品去塑造，而布朗肖強調“無用”和“不勞作”，拒絕將死亡作為作品。布朗肖比海德格爾走的更遠，他不斷思考能夠讓死開口說話的黑夜理論、文學空間中的孤獨與死亡，重構一本未來之書，反思戰(zhàn)后歐洲未來的可能性，這些都要比海德格爾更為真誠和敞開。

為什么布朗肖要沉默，不愿意展現自己？布朗肖如何讓沉默進入自身的文本？——中國人民大學助理教授汪海提出了兩個問題并逐個做出解答。布朗肖選擇自我抹除、自我消隱的做法實際上是他繼承浪漫主義但又反對浪漫主義的結果。他反對浪漫主義中塑造藝術家本人的傾向，而繼承了濟慈所說的“藝術家的消極”，“藝術家最大的個性就是沒有個性”。布朗肖的寫作面對的重要問題就是：如何才能自我消失？這個問題必須聯(lián)系到他的倫理觀念：布朗肖不認為語言能夠被主體所控制。《文學空間》的第一部分中認為，孤獨就是文學本質，但布朗肖說這不是藝術家的孤獨，而是作品的孤獨。作品完成后，作品就對作家宣稱：“你無法再控制我。”第二個問題涉及到沉默這個關鍵詞。沉默首先是對聲音的對立，但沉默本身可以是聲音的一部分，也有可能表達意義，被語言所接納或控制。維特根斯坦有句名言，對于不可言說之物，必須保持沉默。沉默在維特根斯坦那里，其實預示了什么是不可言說的，他用沉默來指示不可言說之物。布朗肖則第一次對文學的沉默做了模糊定義，他指出文學語言與日常語言不同，文學語言變成了自身圖像，而不是傳遞信息的符號，從而在寫作中保留了沉默。

布朗肖和列維納斯之間的互相影響也同樣值得關注。列維納斯通過布朗肖接觸現代主義藝術，從而發(fā)現了自身的倫理觀可以和現代主義對話。列維納斯對布朗肖的影響巨大：第一，布朗肖意識到語言本身的暴力性，雖然他已通過黑格爾的否定性概念有所思考；第二，視覺的問題，列維納斯認為西方以視覺作為認知模式，表示觀看，所以布朗肖作品中總會出現黑夜、模糊的樣貌；第三，列維納斯談到世界的建構時，他先假設了“有”（il y a）的概念，認為在有意義的人的世界之前，還沒有清晰的輪廓，“有”就是世界被光線照亮前的狀態(tài)。《文學空間》中有一個腳注，大概意思是在問世界被建構的時候，我們破壞了什么，當說話的時候，破壞了什么，殺死了什么。所以布朗肖要去保持沉默，去傾聽不言說的他者，讓他者進入文本，傾聽到他者的聲音。

以沉默的被動來書寫災異

第二場活動的主題是“奧斯維辛之后，沉默如何可能”。主持人、首都師范大學文學院教師張光昕首先指出，布朗肖采用了一種危險的寫作，認為任何一個從事文學的寫作者是孤獨的，不僅是離群索居的普通的孤獨，還有一種根本性的孤獨，一種文學的自我保護。布魯姆在西方正典中將布朗肖評價為“混亂時代的大師”，認為《黑暗托馬》是一本帶有預言形式的小說，其中全新的寫作姿態(tài)和寫作精神，構建了一本真正的未來之書。但今天有個重要的問題亟待解答：在滿目瘡痍的20世紀之后，目前的我們如何看待寫作？

詩人、導演陳家坪首先從阿多諾與薩特關于詩性思維與介入文學的分歧入手，探詢了詩性審美與災難之間的關系。對阿多諾來說，書寫保持與現實的距離，表達了人們與對現實不同的世界的想象，而且書寫是對物的異化的一種反抗，對社會壓抑的反抗，這個行為是要把一個異化的社會恢復為人性的社會。阿多諾的認識決定了他對于奧斯維辛論斷的認識，即否定介入文學的態(tài)度。

阿多諾認為美學的風格化原則為外觀賦予意義，甚至會讓某些恐怖之物得到美化變形，所以，當種族大屠殺也成為介入文學中的文化資產的時候，繼續(xù)順從制造出這些兇手的文化就變得容易多了。詩性思維既是危險的，它可能將我們帶入集體災難中，但同時詩性思維又幫助人們學會用審美的眼光看世界，以化解現實帶來的累累傷痕。

作家黎幺以切身體會表達與布朗肖的相遇。布朗肖在文體上非常有魅惑力，對布朗肖十分喜愛但又似乎從未讀懂，幾乎是接觸布朗肖思想時的普遍現象。奧斯維辛之后，什么是文學的沉默？也許是一種缺席，一種缺乏狀態(tài)，但這些詞對于寫作來說究竟意味著什么？一個寫作者必然要寫作，布朗肖的寫作始終朝向空無，但寫作必定要寫些什么，我們不可以言說我們的寫作，但我們必須寫作。寫作者個人的作品是現實事物的投射，這是一般的理解，但如果面對奧斯維辛這樣的事件，我們是沒有辦法表達的，沉默并不僅僅是沒有語言的狀態(tài)，而是一種脫離了語言仍舊存在的事物，像《黑暗托馬》、《死刑判決》都與這類事物有關。布朗肖還有一篇小說《田園牧歌》和其他敘事作品一樣，是沒有中心概念的，但并不能簡單地用去中心化來理解，他的寫作更像是一種完全的匱乏狀態(tài)，因為這種匱乏狀態(tài)，寫作才得以展開，災異才得以反思。

“潑先生”的發(fā)起人芬雷首先說明了阿多諾的名言——“奧斯維辛之后，寫詩是野蠻的”——遭受的誤解，阿多諾的本意是通過介入文學的寫作回應奧斯維辛，將一種圖像傳化為文學，這種做法是野蠻的，但這種做法是對的，文學必須要將此事件嚴肅對待。阿多諾只是反對有人故意將奧斯維辛作為事件，來生產自己的文學。布朗肖的觀點與此類似，他提出的問題是當集中營發(fā)生之后，我們能否保持距離？如何去言說集中營已經發(fā)生的事實？布朗肖強調了個人與災異的關系。

布朗肖對死亡的理解是顛覆常識的。通常人們在思考死亡時，是在思考“我”的死亡，從而去推動自己寫作或行動，布朗肖恰恰相反，他認為我們只能看到他人的死亡，他者的死打斷了我的主體性，所以從“我”的經驗出發(fā)的文學已經不可能，他者作為陌異的人走近我，對我說話時，動搖了我的無動于衷和主體性。文學藝術探索是一種友誼，一種無法分享無法汲取的友誼，朝向無限他者的友誼，友誼是一種無法估量的對于他者的關系。只有當投入到無限他者之中去時，才會理解布朗肖。

未來的文學是朝向無限他者的寫作

第三場活動主題為“寫作的任務：朝向未來的文學”，試圖通過借鑒布朗肖的作品和思想資源，反思當代文學與藝術的狀態(tài)，啟發(fā)寫作者去構建一種朝向未來的文學。

詩人、評論家張光昕以布朗肖的思想和文學寫作、詩歌、批評之間的關系作為這次討論的起點。

對中國讀者而言，布朗肖是一次悄無聲息的降臨。不像薩特在中國的傳播，布朗肖更類似于一種沉默的革命，逐漸地出現和生長，布朗肖思想的發(fā)展更接近“內爆”而非“外爆”。福柯、弗洛伊德等思想家可以被我們直接引用原文和方法論，而我們面對布朗肖時，無法準確引用和處理他的著述。布朗肖與其他思想家的關系看上去如蜘蛛網一般細密，但布朗肖卻遠離了西方熱鬧的思想現場，往往處于隱姓埋名的寫作狀態(tài)去探討沉默、死亡、黑暗等一些我們想要表達卻無法表達的內容。

布朗肖能為我們當代藝術文學工作者帶來什么？張光昕對這一問題的回應是嘗試將布朗肖與現當代文學史的講解結合。比如，可以比較魯迅作品中的某種黑暗情緒、意識與布朗肖的黑夜理論，魯迅的《吶喊》《彷徨》《野草》、包括早年棄醫(yī)從文的選擇，其實都是從“鐵屋”這一辯證意象出發(fā)的?！拌F屋”是一種人造的黑暗，光明無法進入，其中沉睡的人通常被認為是即將進入死亡的處于蒙昧的人們，作為啟蒙的光明將其喚醒，從而產生打破“鐵屋”的希望，正是這種力量積聚成了后來的左翼文學。在中國，也許這一文學路徑是符合時代的正確選擇。但布朗肖對這種薩特式的文學觀不以為然，他認為文學的本質是空無，越接近寫作的內核，就越處于寫作的外部。用布朗肖重新解讀“鐵屋”，就會產生一種光明和黑暗的辯證法，一般都是黑暗到光明的發(fā)展，如顧城“黑色給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卻用它尋找光明”，這是更具合法性的思想方向。但在布朗肖的書中，黑暗也有潛力。作為一種兩重性的黑暗，第一層黑暗是白晝的對立面，產生了虛構和想象，可以理解為美學、藝術。但還有另外一重黑夜，它是從黑暗中抽出的革命性，消解掉了黑夜本身。寫下承載思想的文字，與外部世界搏斗，擊中想要表達的事物，這是屬于白晝的文學觀，而黑夜卻將這一寫作方式抹除了。布朗肖的啟示，無法依靠我們積累的文學觀去理解，而是需要跨越它之后去理解。就像魯迅《野草》開篇第一句話：“當我沉默的時候，我覺得充實；我將開口，同時感到空虛?！痹~語一般被認為是與物的配合，詞是圍繞物展開的。但魯迅告訴我們這種文學的破產，提示我們理解沉默再去理解言說。當代寫作和詩歌必須考慮新的理解方式，在各種寫作都有效的今天，即便布朗肖指出文學是虛無的，但作者依舊要寫下去，在災異的鞭策和鼓勵下，進一步將寫作向前推進。

首都師范大學哲學系教師葉磊蕾則從哲學角度出發(fā)討論布朗肖的文學觀念。所有的語言都在理解的意義上存在，布朗肖的兩難境況在于一方面作品既成事實，必定要被人理解，而另一方面他的初衷卻是為了自己的作品不被理解。她擷取了《未來之書》中的兩個關鍵詞，“消失”與“存在”，來切入布朗肖的文學思想。布朗肖的思想譜系既受到了存在主義的很大影響，又繼承了浪漫主義的文學觀念，但對文學本質中的消失他有著不同的理解。在布朗肖看來文學是一種活動、行動，這并不是對既成事實的作品的把握，并不是以完成的不變化的方式去把握。文學一方面有一種時間性，必須在其中展開和完成，但文學工作就是要破壞和脫離時間性。時間的概念是一維度，是線性的、邏各斯的，文學就是要打破這種線性的流動和持續(xù)。

詩人、劇作家王煒集中于寫作的未來這一主題，結合自身的寫作經驗談論了面對文學傳統(tǒng)的種種可能。也許用布朗肖的說法，未來的文學就是消除了自己身體的文學，除了字面意義外，在寫作中還需要去實踐不與現實兼容的文學任務。在討論文學和寫作的未來時，必須提及寫作的當下狀況——一種間接官方文學的普遍現象。王煒認為當代的間接官方文學毀壞了作品的美學事實和思想資源，在討論文學的未來時，必須要決裂、拒絕這種傾向，迫使寫作者在新的語言壓力中去寫作。不成功的詩人比成功的詩人更準確地點明了文學，因為詩人的成功產生了主體幻覺的售賣市場。寫作者必須讓自身更多地參與到對寫作的破壞中，參與到反成功的實踐中。正如布朗肖說，“詩歌要拋棄一切偶像，與其決裂。”未來的文學寫作要反對偶像崇拜和自我偶像化，反對自我感動和利己主義，不能以早期人文主義的態(tài)度，來對待文學的未來和自我主體神話。

我們如何再次面對文學，面對文學傳統(tǒng)？布朗肖認為這個問題就是如何面對我們的終途。但丁筆下的維吉爾就是處于語言破碎處的人，維吉爾的時刻是沒有以前和以后的交叉時刻，是來自過去但存在于未來的人。終途不是線性過程中的階段，而是一種面對未來或不來的狀態(tài)，是一種斷裂甚至判決，宣布自己的無能性，一種不能準備的迫近。面對文學寫作的未來，可能就是面對準備一種無法準備的時刻。

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博士李冰清表達了自己在閱讀布朗肖作品的感受與體會。關于文學的未來，卡爾維諾也提出過幾個關鍵詞，其實如果我們比較，布朗肖的《未來之書》的描述與卡爾維諾有相同也有差異。布朗肖認為文學的本質就是拒絕本質的限定，反對文學的固定性和實現，文學從不是事先存在之物，需要不斷更改和否定的過程。布朗肖說，“作品就是對作品的等待”，作品是對自身的等待，而等待就是一種永遠的未完成的狀態(tài)。普魯斯特在《追憶似水年華》中，寫了小時候等待母親的晚安吻的片段，用了許多文字描述等待的時間里，又期待又害怕到來的心情。當吻到來時，等待就結束了，其中充滿美好構想卻又害怕到來的心態(tài)，就是作品的等待狀態(tài)。在這樣的等待中，似乎作品不會到來，文學的要旨是對真相的朝向和敞開，是對等待之物的無限靠近的狀態(tài)。

布朗肖實際上是一種反書寫的書寫、反文學的文學，類似巴特在論述傳記的態(tài)度：傳記是對傳主的第二次謀殺，因為在為他人撰寫傳記時，必然只能選取其某些事件來描述，這種被選取的一些不能恰切地代表其本人。巴特看來，在選取所謂的代表事件時，必然忽視或抹殺了傳主其他事件，對死者的這種描述就是第二次謀殺。布朗肖也如此文學，作品必須要在不斷更新和改變、運動中體現真理，不能將其固定化。

潑先生主編、譯者白輕認為在中國尚未達到對布朗肖的完整認識，因為他的許多著作目前還沒有被接觸和閱讀。就布朗肖的身份而言，最主要的是職業(yè)批評家，他一生絕大部分作品都是評論，評論的范圍很廣，很多作品也不為我們所知。他偏愛卡夫卡、荷爾德林等德語作家與馬拉美、勒內·夏爾等詩人，比如1949年在《火部》里討論了海德格爾、荷爾德林等，1955年在《文學空間》中討論卡夫卡、里爾克，后來也針對哲學作品撰寫評論。 當我們探討許多布朗肖的觀念時，我們絕對不能忽略這些針對具體作品的評論，否則對觀念的把握可能會出現偏差。另外，由于布朗肖的思想不斷吸收各種資源，所以他的思想也在不斷發(fā)展，他的觀點產生的語境和背景也需要展開和考察。比如“外部”的概念，在1955年的《文學空間》中出現，十五年后又出現在《無盡的談話》，期間他的思想發(fā)生了很大變化，1960年列維納斯的《總體與無限》的發(fā)表對布朗肖影響巨大，之前的布朗肖明顯受到黑格爾或海德格爾的影響，比如“作品”的概念來自海德格爾的《藝術作品的本源》中的大地與世界的概念，但后期布朗肖明確要逃離黑格爾的辯證法和海德格的存在論，《無盡的談話》中的“外部”概念就是在此提出的。

主持人芬雷最后對活動進行了總結，他認為從知識、經驗談論布朗肖幾乎是不可能的。布朗肖的反寫作并不難讀，關鍵在于今天的讀者無法將自身融入到那一語境，融入到打斷主體的經驗、非人性的經驗中去。討論未來的文學，不是討論某種文體，而是要朝向無限，希望借助打斷主體性的經驗，建構朝向無限他者的文學，其實現方式只有寫作，而非知識。

另一方面，布朗肖強調閱讀，強調重新開啟作品，閱讀就是召喚拉撒路復活?！段磥碇畷分刑峁┝俗x者與無限他者接觸的方式——文學要走向消失，一直在強調建構主體性經驗的文學必須消失。（文/杜云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