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情感是天生的還是后天塑造的?我們從小閱讀的兒童文學經(jīng)典如何潛移默化地影響著我們對情感的認識與感知?《情感學習:兒童文學如何教我們感受情緒》通過考察兒童文學發(fā)展黃金期(1870—1970)里,來自世界各國的百余種暢銷兒童文學與教養(yǎng)手冊,還原其閱讀情境與讀者反應,探索兒童和青少年如何通過閱讀來學習如何感受、如何學習情感,勾勒十二種情緒的百年發(fā)展史。本文摘編自該書第一章《蓋斯凱爾夫人的焦慮》,由澎湃新聞經(jīng)上海人民出版社·光啟書局授權發(fā)布。
1835年3月10日傍晚,即將成名的維多利亞時代小說家伊麗莎白·蓋斯凱爾(Elizabeth Gaskell)開始動筆寫起育兒日記。她想記錄長女瑪麗安的成長過程,也記錄自己對孩子教育的影響。她一絲不茍地寫下瑪麗安的身心發(fā)展。在她看來,瑪麗安“脾氣非常好;雖然偶爾會忍不住情緒小激動”。蓋斯凱爾會認真反思孩子惱怒時的所有跡象,她想知道瑪麗安每次哭鬧的原因,她也對自己回應孩子情緒爆發(fā)的方式表示擔憂。幾個月過后,她仍然不確定“管理這些敏感情緒的最佳方式”為何。蓋斯凱爾很早就注意到她們母女倆在情感上相互依存:“想不到我自己日記里的脾氣和感覺,竟然會和我的寶貝這么密切相關?!彼龑⒆拥慕逃度肓舜罅克伎?,因為她想“現(xiàn)在就采取日后可貫穿她整體教育的原理”。于是她開始查閱這方面的最新文獻,其中包括瑞士教育學家阿爾貝蒂娜·奈克·索緒爾(Albertine Necker de Saussure)的《進步教育,或生命歷程研究》(1828;1835英譯版)以及蘇格蘭醫(yī)生安德魯·庫姆(Andrew Combe)的《健康與教育之應用生理學原理》(1834)。但這些書籍所提供的建議經(jīng)常讓她深感絕望。在試著尋找如何處理孩子情緒危機的一些指引時,她煩躁地寫道:“每本書說的都不一樣。”因此,蓋斯凱爾持續(xù)寫日記的另一個原因是為了自我的情緒管理。她將日記獻給孩子,"作為她的母愛以及對寶貝女兒性格形成感到極度焦慮的紀念物”,希望未來瑪麗安能夠親自閱讀,或許到時也是以母親的身份閱讀。
蓋斯凱爾當年無疑是一位與眾不同的母親。她有女傭和仆人幫忙打理家務并照顧小孩。她也精通一些最新的科學討論,比如說顱相學,它鼓勵母親仔細觀察子女身上是否出現(xiàn)可能為精神失常病征的外觀缺陷。她還能以法語閱讀奈克-索緒爾的育兒教養(yǎng)書。這部對兒童生活頭三年進行深入研究的作品,結合了對兒童發(fā)展機制的深刻見解,以及父母的權威是帶有用同理心對待兒童的重要性。如此善解人意的父母身份與維多利亞時代新興的中產階級家庭模式似乎十分合拍。維多利亞時代開始后,在家中寫育兒日記變成了一種流行。觀察技巧、寫日記與教養(yǎng)書籍形成吸引人的聯(lián)盟,為維多利亞時代中產階級家長帶來新的育兒方式。此聯(lián)盟的一致概念是兒童發(fā)展理念:兒童的成長可以觀察并記錄下來,接著就可用這些觀察研究為基礎提供育兒建議,因為兒童發(fā)展的進步就建立在某些特定機制與原理上。蓋斯凱爾追求將教育的努力建立在“原理”上反映了此事。
蓋斯凱爾的日記里最無所不在的情緒是“愛”與“焦慮”,而這兩者在許多方面本質上是緊密交織的:一方面,蓋斯凱爾形容是“穿透每個世俗之愛的愛”這股情緒持續(xù)推動她觀察并記錄孩子成長的決心。另外,“愛”對于培養(yǎng)兒童發(fā)展來說也很重要。一種或可稱之為“愛的制度”的新制度在這時變得明顯可見。用愛和同理心來教養(yǎng)孩子,是為了在教育過程中取得孩子的順從。比起暴力,愛的關懷或許能更有效產生服從效果;另一方面,蓋斯凱爾的日記透露出了大量焦慮。部分原因來自專家文獻所給的建議往往相互矛盾。除此之外,密切觀察兒童與其發(fā)展的新習慣創(chuàng)造出許多讓為人父母者焦慮的機會。似乎沒有一件事是微不足道的小事,每件事好像都會有什么后果等著要人去承擔。事實上,正是這種認為兒童心智與體能是發(fā)展出來的、而非預先決定的想法加重了父母的職責。也因此,在蓋斯凱爾將內心想法寫給未來的瑪麗安時,她感到相當憂慮:“而你亦是我最親愛的小女孩,當你在閱讀這段文字時,若想起童年時曾由于我的管教不當而感到任何一絲厭惡或不快樂,原諒我,吾愛!”擔心自己以及所有給孩子的愛也許會害孩子往錯誤的方向發(fā)展,這成了蓋斯凱爾持續(xù)焦慮的來源。
這種讓人焦慮的愛是以現(xiàn)代方法對待兒童發(fā)展的一面,而反對這種方法的批評聲浪不久即持續(xù)出現(xiàn)。批評者認為過度的愛對孩子有害。在德國教養(yǎng)手冊里,這種問題被稱為“猴子的愛”或作“溺愛之情”,此說法與當時動物學在猿類身上獲得的知識密切相關。溺愛孩子的父母總是會愛孩子愛過頭,他們永遠無法讓孩子適時變堅強。從此觀點來看,父母(尤其母親)的情感不但不可信任,還要削弱他們的教育職權。于是乎,現(xiàn)代的育兒建議在這兩種模式中搖擺不定。19世紀中葉起,一種鐵石心腸的態(tài)度與另一種將感情以及情緒當作親子關系基礎的態(tài)度開始并存。父母現(xiàn)在得捫心自問,他們所表現(xiàn)出來的情感對孩子是否有益?還是說,其實他們的情感才是真正的問題?無論如何,這兩種模式都依靠指南文學作為絕對可靠的權威。指南文學不僅會提供有用的知識,還會指導父母是否該信任自己的意向與情緒。這兩種截然不同的教養(yǎng)模式,會在父母養(yǎng)育孩子遇到各種疑難雜癥時提出不同建議:他們應該體罰孩子嗎?他們應不應該安慰難過的孩子?母親在任何情況下都應該為孩子哺乳嗎?這兩種模式的共同之處不僅在于對教養(yǎng)建議的依賴,它們也以各自的方式共同制造出焦慮:父母對孩子的愛是剛好足夠還是太多?身為過度情緒化的父母,他們能否信任自己,還是得依賴別人才行?不過,問題的關鍵之處并不在于每本教養(yǎng)手冊的差異令人心生不安,問題的關鍵在于:這些書籍首先是仰賴需要建議的父母才得以存在的。
從19世紀中葉起,兒童發(fā)展的研究重點就經(jīng)常集中在情緒上。早期的學術嘗試主要將兒童情緒當作需要借助各種技巧來進行研究與檢驗的對象,這些技巧包括育兒日記中的質性觀察、在人工實驗室里對兒童進行測驗,或是在精神分析晤談中與治療師互動。雖然像伊麗莎白·蓋斯凱爾這樣的家長從19世紀起愈來愈關注孩子的情緒,然而到了20世紀,學術辯論則逐漸轉向親子關系的情感面向。隨著行為主義到來,建議父母如何調教孩子有恰當情緒似乎是可行的,但與此同時又有精神分析出來告訴父母,他們與子女的關系其實既脆弱又充滿矛盾。在這整段時期里,學術知識的生產往往與大眾以及意識形態(tài)對童年與育兒的看法糾結在一塊。在許多層面上,以育兒與發(fā)展為主題的指南文學成為學術界與公眾的橋梁,不論這些指南文學是由學者所撰寫,或是其他人受到這些學者的理論影響而寫成。不過,在某些情況下,指南文學本身也會產出知識,爾后這些知識似乎又會傳回到學術探討里。
當蓋斯凱爾在1835年寫下育兒日記時,她談了許多關于自己愛與焦慮的情緒狀態(tài)。以19世紀初她能夠入手的指南文學來看,當時的父母似乎就已經(jīng)很難做出正確的決定了。盡管如此,整個19、20世紀下來,由于愈來愈多家長更加重視這種建議文化,這類書籍的市場繼續(xù)發(fā)展到令人意想不到的程度。但無論這龐大的文獻實際上對兒童情緒的重要性以及情緒對兒童的重要性說了些什么,給予建議的行為本質上就暗示了接受者是需要建議的,并且由于這種暗示發(fā)揮了實際作用,于是家長不得不感到不安與焦慮。蓋斯凱爾從小就沒了母親,而她在書信里透露了終其一生留有的失落感。后來,她收到一些母親的信件,這些信件被她當作紀念品珍藏著。蓋斯凱爾于生下第一個孩子后頭幾天、頭幾周、頭幾個月所寫的私人日記應該也是類似的紀念品,她稱之為愛的信物。她愿將來當瑪麗安成為一名母親時也能夠好好珍惜這份禮物,并確實從中發(fā)現(xiàn)她的母愛:“我希望(如果有天她真能看到這個)我至少能讓她知道,她身上載滿著愛與希望?!痹掚m如此,這份信物代表的不僅是愛,同時也是焦慮——這是為人父母情感中的一面,只不過伊麗莎白·蓋斯凱爾似乎想對她的孩子隱藏起這份情感。
《情感學習:兒童文學如何教我們感受情緒》,[德]烏特·弗雷弗特等,黃懷慶譯,上海人民出版社·光啟書局2021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