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道針經(jīng)”：中國古人的“航海秘笈”

【按】古人行船航海風險極大，為求得航海人員的心理安慰，在出海前都要舉行各種祭神和其他祈禱儀式。剛剛?cè)脒x的世界文化遺產(chǎn)——“泉州：宋元中國的世界海洋商貿(mào)中心”22處代表性古跡遺址中的“九日山祈風石刻”就是南宋泉州官員為航海順風得利舉行出航儀式后留下的摩崖石刻。這些珍貴的石刻歷史檔案真實記錄了宋代海洋貿(mào)易與季風密切關(guān)聯(lián)的歷史信息，而祈風儀式需要遵循的程序也會被記載在古人的航海工具書中，這種工具書被稱為“海道針經(jīng)”。

泉州九日山祈風石刻

曾隨鄭和第七次下西洋的鞏珍，在其《西洋番國志》的“序言”中描述了我國15世紀帆船航海的情形：“惟觀日月升墜，以辨東西，星斗高低，度量遠近。皆斫木為盤，書刻干支之字，浮針于水，指向行舟。經(jīng)年累旬，晝夜不止。海中之山嶼形狀非一，但見于前，或在左右，視為準則，轉(zhuǎn)向而往。要在更數(shù)起止，記算無差，必達其所。始則預行福建、廣、浙，選取駕船民梢中有經(jīng)貫下海者稱為火長，用作船師。乃以針經(jīng)、圖式付與領執(zhí)，專一料理，事大責重，豈容怠忽?！膘栒渌枋龅?，正是帆船航海時期引導海船航行的具體情況。

航海時，火長依靠三樣物品進行引航：航海羅盤、針經(jīng)和圖式即航海圖。“針經(jīng)”就是“海道針經(jīng)”的簡稱。歷史上，自三國以后，海道漸多，就像道路一樣，人們可以循著海道來往，便開始將其稱作“海道”。航海羅盤發(fā)明之后，將“海道”的指南針針位和里程等記錄成冊，可以用來導航，這種冊子被稱為“針經(jīng)”，用“海道針經(jīng)”總其稱，也就是今天所說的航海指南工具書。

征集自惠安的一份針路簿中有關(guān)“泉州”的一頁，抄錄于上世紀60年代

何為海道針經(jīng)？

海上絲綢之路開辟了條條航線，每條航線都有這種針經(jīng)，有“舟子各洋皆有秘本”的說法。這主要是因為海道具有重大的商業(yè)價值，每條海道對船家來說，都是生財之道，所以，針經(jīng)一般都僅在家族內(nèi)傳承，輕易不會外傳。清康熙年間，琉球人程順則得到一套針經(jīng)和航海圖，便將贈予者尊稱為“閩之婆心人”。海上絲綢之路中的東西兩洋海道及沿海各地航線，均有海道針經(jīng)。各地對針經(jīng)的稱呼也各不相同，但都是航海指南工具書。北宋末年徐兢的《宣和奉使高麗圖經(jīng)》，可視為海道針經(jīng)的最原始的版本。據(jù)徐兢在書中的記載，他們在航海中也參考過前人留下的航海指南類工具書，徐兢參考的是一種稱為“海程”的參考書，因此，在徐兢之前的海道針經(jīng)應稱作“海程”。元朝定都北京，首都糧食供應來自江南，需從長江口到天津，史稱“海漕”的海上運輸就成為維系國家命脈的關(guān)鍵。于是，海道能否暢通尤其重要，海道針經(jīng)開始出現(xiàn)了。

《宣和奉使高麗圖經(jīng)》

據(jù)《大元海運記》記載：“海道都漕運萬戶府前照磨徐泰亨，曾經(jīng)下海押糧，赴北交卸。本官記錄，切見萬里海洋，渺無際涯，陰晴風雨，出于不測，惟憑針路定向行船，仰觀天象以卜明晦，故船主高價招募慣熟梢公，使司其事，凡在船官糧、人命，皆所系焉?！痹ｄ罱?jīng)過不斷探索，三次變更海道，但都要憑針路定航向。徐泰亨將其針路記錄成冊，編成一本稱作《海運紀原》的冊子，現(xiàn)存的《大元海運記》收錄有《漕運水程》，這個《漕運水程》很可能就是從徐泰亨的《海運紀原》一書中輯出?！朵钸\水程》還保存在明代人編印的《海道經(jīng)》中，其中記錄的從江蘇太倉到天津塘沽口的海道，雖沒有針路的完整記述，但其中有大量使用指南針進行導航的記載，說明整個海道也是利用航海羅盤進行導航完成的，因此，可以認定《漕運水程》就是一本海道針經(jīng)，是現(xiàn)存已知的最早的海道針經(jīng)。

明朝開始，海道針經(jīng)在我國歷史文獻中有了較多的記載。鄭和七下西洋，還聘請有番火長，二十多年的航海經(jīng)歷，本應有豐富的航海資料留存，可惜，出于種種原因，除了馬歡的《瀛涯勝覽》、費信的《星槎勝覽》和鞏珍的《西洋番國志》三本外，基本看不到系統(tǒng)和完整的航海文獻。明萬歷年間編纂出版的《武備志》中，刊刻了一套《自寶船廠開船從龍江關(guān)出水直抵外國諸番圖》（即《鄭和航海圖》），它不僅是鄭和七下西洋時的航海示意圖，還是一部最早的針路簿，即海道針經(jīng)，因為在這幅長卷圖幅中，在用來表示針路的虛線上下兩側(cè)，分別將鄭和下西洋時的針路完整地記載了下來，我們?nèi)绻麑⑦@些針路按針路簿的格式編輯起來，它就是一本典型意義上的針路簿。因此，我們可以說，《鄭和航海圖》也是一部海道針經(jīng)。從明初的鄭和下西洋航海活動后，朝廷雖禁止大規(guī)模的海外貿(mào)易，僅保留了極少量的朝貢貿(mào)易，但民間的航?；顒訁s從未停止過。航海家在不斷航海的過程中積累了豐富的航海經(jīng)驗并將之編輯成航海指南，形成了許多的針路簿。明嘉靖三十五年（1556），鄭舜功準備從廣州出發(fā)前往日本，臨行前，曾廣泛地在社會上征集海道針經(jīng)，“人有以所錄之書應者，謂之曰《針譜》?！蟮枚?，一曰《渡海方程》，一曰《海道經(jīng)書》，此兩者同出而異名也”。

《鄭和航海圖》

鄭舜功因這兩種海道針經(jīng)都沒有通往日本的海道針路而未用。再后，又得三種海道針經(jīng)：一曰《四海指南》，一曰《航海秘訣》，一曰《航海全書》，遂得以成行。鄭舜功征集到的《渡海方程》以及與它同書異名的《海道經(jīng)書》，就是明代嘉靖年間福建漳州人吳樸編撰的一本海道針經(jīng)。據(jù)董谷在《碧里雜存》一書中的介紹，“余于癸丑歲（萬歷四十一年，1613）見有《渡海方程》，嘉靖十六年（1537）福建漳州府詔安縣人吳樸者所著也”。吳樸所撰《渡海方程》，在明代后期影響很大，被一些著述反復引用。如鄭若曾嘉靖四十一年（1562）編撰《籌海圖編》時，在其“參過圖籍”中列有“海道針經(jīng)”兩種：《渡海方程》《海道針經(jīng)》。鄭氏另有《鄭開陽雜著》一書，其中“太倉使往日本針路”條下注有“見《渡海方程》及《海道針經(jīng)》”其他如王在晉的《海防纂要》，鄧鐘的《籌海重編》《兩浙海防類考續(xù)編》和《天下郡國利病書》等都轉(zhuǎn)錄有“太倉使往日本針路”和“福建使往日本針路”，也都來源于《渡海方程》和《海道針經(jīng)》。從董谷對《渡海方程》的描述來看，《籌海圖編》等書所收錄的這兩條針路，應該分別來自《渡海方程》和《海道針經(jīng)》。在不知道《海道針經(jīng)》另有作者的情況下，大家都誤以為它們都來自《渡海方程》，田汝康先生還認為《渡海方程》是“中國第一本刻印的水路簿”。其實，《海道針經(jīng)》的作者為明代著名的學者周述學。周述學與鄭若曾同為胡宗憲的幕僚，據(jù)《明史》記載，“周述學，字繼志，山陰人。讀書好深湛之思，尤邃于歷學，撰《中經(jīng)》。用中國之算，測西域之占?！詺v以外，圖書、皇極、律呂、山經(jīng)、水志、分野、輿地、算法、太乙、壬遁、演禽、風角、鳥占、兵符、陣法、卦影、祿命、建除、葬術(shù)、五運六氣、海道針經(jīng)，莫不各有成書，凡一千余卷，統(tǒng)名曰《神道大編》”。鄭若曾在編撰《籌海圖編》時參考的圖籍中，《海道針經(jīng)》應該就是周述學編撰的《海道針經(jīng)》。王在晉在萬歷年間編《海防倭纂》時，除了參考過《籌海圖編》《籌海重編》等書引用的《海道針經(jīng)》外，還在其參考過書籍中列有《海道路程》一種，應該是未被其他文獻著錄的海道針經(jīng)中的一種。

東山島一收藏家收藏的針路簿

東山島一收藏家收藏的針路簿

明萬歷四十五年（1617），福建漳州張燮編撰成《東西洋考》，其中卷九為“舟師考”，錄有東、西洋針路，其在“凡例”中說：“舶人舊有航海《針經(jīng)》，皆俚俗未易辨說，余為稍譯而文之?！迸c張燮相類似的在舊本海道針經(jīng)基礎上編撰出新本海道針經(jīng)的還有琉球國人程順則，清康熙四十七年（1708），琉球國人程順則在福建福州編成琉球版的海道針經(jīng)，曰《指南廣義》，這本域外海道針經(jīng)，乃基于中國的底本。程順則說，他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獲得福建航海家贈送的“航海針法一本”，程順則據(jù)此編輯成書，他說：“舊本顏曰《針簿》，嫌其俗也，今改為《指南廣義》?！痹谄渌浀尼樎分校忻骱槲淠觊g移居琉球的閩籍航海家流傳下來的《針本》，也有來源于歷朝冊封使記錄的《針簿》。程順則雖為清康熙時人，但其編撰的《指南廣義》乃基于明代海道針經(jīng)整合而成，是迄今為止見到的最早的海外版的海道針經(jīng)?！吨改蠌V義》有刊刻本和手抄本存世，從已知的海道針經(jīng)來看，《指南廣義》也是存世的最早的海道針經(jīng)單刻本。

1935年，當時的北平圖書館館員向達先生在英國牛津大學鮑德林圖書館發(fā)現(xiàn)兩種海道針經(jīng)——《順風相送》和《指南正法》，抄錄回來后以《兩種海道針經(jīng)》書名出版。經(jīng)過向達校注的這兩種海道針經(jīng)——《順風相送》和《指南正法》，它們的出版使得我們第一次真正認識到了我國帆船航海時期海道針經(jīng)的原始面目。

《順風相送》封面

大約成書于明萬歷年間的《順風相送》，是迄今為止傳世的最早的海道針經(jīng)。它與吳樸的《渡海方程》及周述學的《海道針經(jīng)》等明代的海道針經(jīng)一樣，是我國明代嘉靖、萬歷年間整理成書的航海指南。清代以后，方志及個人筆記中較多地保存了海道針經(jīng)的內(nèi)容。清代很長一段時間，臺灣為福建一府，閩臺之間以航海溝通，所以，尤其是臺灣地區(qū)的方志中，保存了大量的臺海針路資料?！杜_灣志略》中說道：“通洋海舶，掌更漏及駛船針路者為火長，一正一副，各有傳抄海道秘本，名曰《水鏡》。”《澎湖志略》則謂：“舟子各洋皆有秘本，云系明王三保所遺，名曰《洋更》?！庇上蜻_先生校注出版的《指南正法》，原刊于《兵鈐》一書中，向達先生考證其為康熙末年的作品。清《山東海疆圖記》中記有山東沿海針路，以收集整理者命名為《黃中海程》，是繼北宋徐兢《宣和奉使高麗圖經(jīng)》、元代徐泰亨《漕運水程》之后，我國北方海區(qū)的又一本海道針經(jīng)。在以上羅列的見諸文獻的海道針經(jīng)中，編輯成冊且有名目的海道針經(jīng)有：《海程》《宣和奉使高麗圖經(jīng)》《漕運水程》《海道經(jīng)》《鄭和航海圖》《渡海方程》《海道針經(jīng)》《四海指南》《航海秘訣》《航海全書》《海道路程》《順風相送》《指南廣義》《指南正法》等。另外，還有一些海道針經(jīng)直接以《針經(jīng)》《針本》《針簿》《針譜》《針位》為名，不一而足。而作為舟子秘本，海道針經(jīng)有另外一種稱謂：《更路簿》或《水路簿》?！案笔俏覈糯胶＜矣脕碛嬎銜r間和航程的時空復合單位，是海道針經(jīng)中主要術(shù)語之一，故海道針經(jīng)也可稱為《針路簿》或《更路簿》，但將海道針經(jīng)命名為《更路簿》則主要集中在海南島地區(qū)。從20世紀70年代以來，經(jīng)過對海南島的田野調(diào)查，發(fā)現(xiàn)收藏在民間的各種《更路簿》有40多種。他們主要是海南島漁民在南海從事漁業(yè)活動時使用的航海指南，一般都在家族和鄰里間傳承，相互傳抄并根據(jù)各自的航海經(jīng)驗不斷修訂，其上限可以追溯到明清時期，晚到20世紀80年代仍然在使用中。海南島漁民使用的《更路簿》具有明顯的地域標識，航線都集中在我國三沙海域，個別的《更路簿》中也有“下南洋”的航線，前往越南、柬埔寨、泰國、馬來西亞和印度尼西亞等地。南?！陡凡尽放c眾不同之處在于每一本《更路簿》都有各自的名稱，如《立東海更路》《立北海各線更路相對》《中沙水路簿》等等。海道針經(jīng)是航海家使用的工具書，主要為私人使用和收藏，僅在小范圍內(nèi)流傳。帆船航海時期，海道具有重大的經(jīng)濟價值，個別的如中日間的海道還具有軍事價值，其海道針經(jīng)基本不外傳?，F(xiàn)在所見，僅是海道針經(jīng)中的極少一部分，民間還有如《海底簿》這樣的海道針經(jīng)未曾面世，需要不斷地收集整理并加以研究。

海道針經(jīng)保存至今，大約有三種存世的形態(tài)：其一，原始形態(tài)，它們以原始的形態(tài)保存在漁民或收藏者手中，如海南島漁民保存的《更路簿》；其二，半原始形態(tài)，這些海道針經(jīng)因被其他文獻轉(zhuǎn)錄得以保存，如張燮的《東西洋考》；其三，被整理成冊而傳世，如《渡海方程》和《順風相送》等。除了至今保持原始形態(tài)的《更路簿》外，從鄭舜功《日本一鑒》、張燮《東西洋考》和程順則《指南廣義》等著述的描述來看，他們據(jù)以編輯的海道針經(jīng)，或稱為“針譜”，或“針本”，或“針簿”，或“針經(jīng)”，典型的如程順則的《指南廣義》，保存了中琉間的十四條針路，其中十條針路來源于“三十六姓所傳《針本》”，而琉球國的“三十六姓”是明洪武年間根據(jù)朱元璋的詔令從福建移居到琉球國的“善操舟者”，他們手中流傳下來的海道針經(jīng)，其原創(chuàng)時間應該早于其移民琉球的明洪武時期?？梢?，至少在元朝，福建的航海家即“善操舟者”已經(jīng)編寫有中琉之間的航海指南。明清時期，在一些個人著述及方志中，保存了不少海道針經(jīng)的內(nèi)容，如清乾隆版《福州府志》中，就有“針經(jīng)”條目，轉(zhuǎn)錄了以福州港為始發(fā)港的三條針路。再如道光版的《廈門志》，收錄的《臺澎海道考》，是清朝時期廈門至臺灣、澎湖的海道針經(jīng)；《南洋海道考》是廈門港通往廣東和海南島的海道針經(jīng)；《北洋海道考》則是廈門港往北通往福建北部、浙江、江蘇和天津諸港口的海道針經(jīng)。張燮《東西洋考》中的“舟師考”，轉(zhuǎn)錄了大量的東西洋針路，如果單獨拿出來的話，也可視為一部“東西洋海道針經(jīng)”。明人著述中，收錄整理海道針經(jīng)最多的是慎懋賞的《四夷廣記》?！端囊膹V記》中大約收集了明代我國沿海各港口通往東西兩洋的20多條針路，這些針路來源廣泛，很多針路不見于其他海道針經(jīng)中，海外海道上使用的針路更是獨一無二。明廣東瓊崖副總兵鄧鐘在萬歷年間曾編輯《安南圖志》，收集了從我國閩、粵地區(qū)通往今越南北部的海道針經(jīng)，如“福建往安南國針路”，并附有海道圖。

明清兩朝，海道針經(jīng)記錄最為完整，持續(xù)時間最長的一條航線就是中琉之間的海道。自明洪武年間到清末，中琉之間一直保持著藩屬關(guān)系，一條從福建福州長樂梅花港通往琉球那霸港的航線持續(xù)了數(shù)百年之久。從明嘉靖陳侃出使琉球后，記錄的福州與那霸之間中琉海道上針路資料得以保存，并被以后歷次的冊封使轉(zhuǎn)錄、修訂，到清末趙新編纂《續(xù)琉球國志略》時，中琉海道上的針經(jīng)經(jīng)過冊封使們不斷的校正和修訂，成為唯一一本記錄時間最持久，校正次數(shù)最多也最完整的海道針經(jīng)。

臺灣海峽中海道分南北兩路：臺北海道，主要出現(xiàn)在中琉航海中，從福州起航的航線經(jīng)臺灣的基隆和釣魚島列嶼到達琉球國的久米島，這條航線的海道針經(jīng)，從明嘉靖冊封使陳侃以后，就有記錄，到清后期，則已經(jīng)有極為詳盡的記載。此外，閩粵兩地通往日本的海道也都經(jīng)過臺北，使用中琉海道的一段，所以，在明代有關(guān)的文獻中也都有體現(xiàn)，如鄭若曾的《鄭開陽雜著》、鄭舜功的《日本一鑒》、謝杰的《虔臺倭纂》等。臺南線則是閩南與臺南之間的航線。這條航線的海道針經(jīng)，大約始于元朝初期的一次海上軍事行動，所載航程從閩南某港口經(jīng)澎湖列島到臺南，其記述雖支離破碎，但已具有海道針經(jīng)的基本要素，既有朝向方位，也有里程多少。明代的《順風相送》中東洋針路中前往菲律賓群島及加里曼丹島的海道，其初始階段的針路，都經(jīng)過澎湖島和臺南各地。清康熙年間統(tǒng)一臺灣后，大陸與臺灣的交通主要限定在廈門和臺南之間，所以，除在清朝修的《廈門志》外，臺南海道的海道針經(jīng)，更多地保存在清朝編修的臺灣地區(qū)的方志中。臺灣省的各縣市廳的方志中，雖大多有海道針經(jīng)的記述，但基本都是互相轉(zhuǎn)抄的，以謝金鑾撰《續(xù)修臺灣縣志》為例，其所記載的閩臺之間海道針經(jīng)較多，但正如其所述：“右所編錄（按：指書中收錄的“海道”，即臺海間的海道針經(jīng)），多出郡、縣舊志，《赤嵌集》《稗海紀游》《使槎錄》諸書中。有本出諸書，而前志加以潤色、增減致變易原文者，不能確指為某書所有。故各條之下，概不標錄，覽者可推而得焉?！彼?，閩臺間的海道針經(jīng)，取其一便可通覽。

我國海上絲綢之路歷史悠久，自宋以后，海上交通是否順暢，海外貿(mào)易是否順利，關(guān)系到國計民生，原本被火長秘藏的海道針經(jīng)，入明以后，逐漸引起了學者、官方的注意，海道針經(jīng)開始被編入有關(guān)的私人著述中，更有一些海道針經(jīng)被收集編輯成冊，成為海道針經(jīng)專著，傳留于世。但這些海道針經(jīng)經(jīng)過編輯者潤色修飾，已經(jīng)有一部分失去了本來的面目。張燮編《東西洋考》時就說過，“舶人舊有航?！夺樈?jīng)》，皆俚俗未易辨說，余為稍譯而文之。其有故實可書者，為鋪飾之。渠原載針路，每國各自為障子，不勝破碎，且參錯不相聯(lián)，余為熔成一片”。清人李廷鈺也認為：“從來籌海之書多矣，類皆文人之敷衍，筆墨雖工，然無裨于實用?！币浴俄橈L相送》和《指南正法》為例，它們顯然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海道針經(jīng)，從其內(nèi)容和文字上看，都是被整理加工過的，并非第一手資料。如何將原始形態(tài)的海道針經(jīng)加工整理成能夠被人閱讀并應用的圖書，琉球人程順則編撰的《指南廣義》一書就是典型的例子。正因為有這些文人墨客出于種種原因，收集、整理了海道針經(jīng)，使之得以傳世，才為后代了解帆船航海時期的導航技術(shù)，保存了珍貴的歷史資料。

看懂海道針經(jīng)

海道針經(jīng)，作為航海指南，是一種工具書。針路，即記錄航線針位里程和注意事項，是它的基本內(nèi)容，以《順風相送》中的“福建往琉球” 針路中福建往琉球那霸港海道為例：

太武放洋，用甲寅針，七更船，取烏坵。用甲寅并甲卯針，正南。東墻開洋，用乙辰，取小琉球頭。又用乙辰，取木山。北風，東涌開洋，用甲卯，取彭家山。用甲卯及單卯，取釣魚嶼。南風，東涌放洋，用乙辰針，取小琉球頭，至彭家、花瓶嶼在內(nèi)。正南風，梅花開洋，用乙辰，取小琉球。用單乙，取釣魚嶼。南邊，用卯針，取赤坎嶼。用艮針，取枯美山。南風，用單辰，四更，看好風，單甲，十一更，取古巴山，即馬齒山，是麻山赤嶼。用甲卯針，取琉球國，為妙。

《順風相送》福建往琉球針路

海道針經(jīng)記錄的是一條條的針路，也就是海道。本條針路注明是福建駛往琉球的針路，福建是省一級地理概念，意味著這條針路有從福建各港口駛往琉球的針路，因此，這條針路中被認定為起航港的有“太武”“東墻”“梅花”“東涌”四處。“太武”就是明代開放海禁后成為最重要港口的月港，由于在海灣內(nèi)，大船不能進入，它的外港浯嶼港就成為進出月港的主要轉(zhuǎn)泊站。浯嶼港南邊為漳州鎮(zhèn)山太武山，又稱南太武山，在航海家眼中是浯嶼港的望山，海道針經(jīng)中，注明為浯嶼港與太武的港口，都是指漳州月港。船舶起航和回航都以太武為望山，故福建往琉球的針路中，太武就是漳州月港。東墻，為位于閩江口的連江縣的東沙島，中琉海道有時因為潮汐和風向的關(guān)系，也有以東墻島為起航港的。《鄭和航海圖》中即有東墻，明清時期繪制的《琉球過海圖》也都繪有這個位于針路南面的島嶼。梅花港，位于福州長樂閩江出?？谀线?，是明清時期中琉海道的主要起航港，也是鄭和航海時的起航港。東涌則位于閩江口東面的海中，今名東引島，它與東墻島一樣，都是因為潮流與風向而成為起航港之一。從福建前往琉球的目的港，在這條針路中有兩處：一處是琉球王國首都的那霸港，另一處是北木山港，為今日本的八重山島。針路中的木山為北木山的筆誤?！伴_洋”“放洋”與“開船”同義，都是指起航。

針路的核心內(nèi)容是針位和里程及時間。本條針路中“用甲寅針，七更船，取烏坵”，“甲寅針”是指船舶起航時應按羅盤的甲寅方位航行，甲寅為北偏東方向（67.5°）；“更”是我國帆船航海時期使用的一種時空復合單位，既可表里程，也可表時間，還可表速度。在針經(jīng)中，一般將一晝夜分成十更，表時間概念。每更又合六十里，表里程和航速。歷史上，更的長度單位隨著造船能力和航海技術(shù)的進步，每更航行的距離從四十多里到一百里不等，六十乃取其中間值。這里的“七更船”是指海船從浯嶼起航行駛到烏坵海域需要的時間和大約里程；“取烏坵”，“取”，取向之意，向著某個目的地方向行駛，烏坵是浯嶼往那霸這段海道經(jīng)過的一處具有導航標識的島嶼。簡短10個字，給出了航船的航行方位、需要的時間、大約的里程和可作為標識的島嶼。

在這條福建往琉球的針路中，幾條針路相互連續(xù)，重疊，而且有分支海道。針路中閩江口區(qū)域之所以有三個起航港，是因為風向，針路穿越臺灣海峽北部后，經(jīng)臺灣島北部的雞籠（基隆）后，針路就合并成一條，“用單乙，取釣魚嶼”，“單乙”是指航船按“乙”的方位（105°）航行，針經(jīng)中以二十四個方位中的單獨字數(shù)為方位的稱單針，如本例，在其他針經(jīng)如《鄭和航海圖》中也寫作“丹針”，取其諧音。如上之“乙辰”，則是位于兩個方位之間，是為“縫針”，因此，航海羅盤就可以表示四十八個方位。經(jīng)過釣魚嶼諸島后，按針路導航可航行到琉球國首都那霸港。

行船航海風險極大，為求得航海人員的心理安慰，在出海前都要舉行各種祭神和其他祈禱儀式，最著名的就是至今仍可在福建泉州九日山看到的“祈風石刻”，這是南宋泉州官員為航海順風得利舉行出航儀式后留下的摩崖石刻?？梢姡未胶?，還有官方舉行的祈風祝禱儀式。在海道針經(jīng)中，為了舉行儀式時的方便，一般都將舉行各種祝禱儀式時需要遵循的程序記錄下來。所以，在海道針經(jīng)中，都有一些這方面的文字，以便火長或船長在舉行儀式時執(zhí)行。海道針經(jīng)中，還將火長在導航中應該掌握的天文、地理知識抄寫記錄下來，這些知識被編成口訣，便于記誦。

本文摘選自劉義杰著，《中國古代海上絲綢之路》，海天出版社，2020年1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