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孟森的政治身份，以往為人知者約有二，一是清末江蘇咨議局議員，二是民初國會議員。他在1922年曹錕賄選發(fā)生后，南下提倡省憲之說，發(fā)起自治團體，領(lǐng)導江蘇地方自治運動。1927年，國民革命軍克復上海，以國民黨員身份被委為中央政治會議上海臨時分會委員，又出任江蘇民政廳秘書主任。作為曾在國會與國民黨惡斗的進步黨骨干，當“大革命”之際，孟森實現(xiàn)政治身份轉(zhuǎn)換，直接進入國民黨政治系統(tǒng)，跨度不可謂不大。重審這一段短暫而少為人悉的政治經(jīng)歷，給我們理解孟森及其走過的大時代帶來新的契機。
小引
上世紀九十年代，年逾八旬的孟森次子孟鞠如（1911-1996）在接受族人訪問時，就乃父生平講了下面一段話：
俗云，金無赤金，人無完人，瑕瑜互見，方近實際。心史一生，優(yōu)點不宜夸大，缺點不必隱諱，一事之首尾，有始而終善者，有始善而終誤者。例如，始以袁世凱為正統(tǒng)，終以其稱帝而聲討出亡，其于日寇之深惡痛絕，何待多言？終以老病之軀，屈于強暴，不克以性命相搏，又何必深究，為之帶帽定性哉？其于共產(chǎn)黨，則始終同情，悼瞿秋白一詩，真情躍然。與楊杏佛交情至深，亦屬同氣相求也。（1994年8月31日，孟蔚彥：《孟家的故事》，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0年）
所論未及孟森為一般人熟悉的學術(shù)研究，而著眼于事功，專門評點他之于“洪憲”“抗戰(zhàn)”等重要時事的作為以及“始終同情”共產(chǎn)黨的關(guān)系，隱寓“瑕瑜互見”之褒貶，言近而旨幽。
孟森（1869—1938）在今人眼中的形象（或言歷史位置）主要是清史大家、重量級的民國學人。不過，作為由傳統(tǒng)士大夫脫胎而來的近代知識分子，孟森的學術(shù)研究很難脫離政治關(guān)心，他本人更直接從事過政治活動，有著豐富的政治閱歷，活躍于晚清、北洋、國民政府時期這三個歷史階段，用舊之標準衡量，相當于橫跨了三個朝代，可見近代中國變化的急速和劇烈。
孟森（1869-1938）
孟森為人所熟悉的政治身份大概有二，一是清末時期的江蘇咨議局議員，二是民初當選的第一屆國會眾議院議員。他在北大時期的學生吳相湘為撰傳記，內(nèi)稱：“民國二年（1913）十一月，袁世凱下令解散國民黨，國會實際陷于癱瘓，孟南下上海，從此逐漸脫離政治生涯——雖然，民國五年（1916），國會議員資格仍舊維持，孟為維護國家法統(tǒng)也曾幾次北上赴會，但自民國十二年（1923）拒絕曹錕的邀請，不參加‘賄選’而毅然南下，就完全與實際政治絕緣?！保ā睹髑迨窓?quán)威孟心史》）孫家紅輯錄孟森在晚清、民國時期大量政法著、譯作品及報刊文章，質(zhì)疑早前一種流行看法，即“孟森在進入民國后，便不再關(guān)注政治，而將全部精力傾注于明清史研究”，相反，“孟森對于國家社會、政治法律、內(nèi)政外交的熱情，絲毫沒有改變，或者說是一以貫之，或者說是有增無減”（《孟森政論文集刊》上冊，中華書局2008年，前言）。
其實，不止民國前期，橫跨1910-1920年代，甚至直至北大時期（1931-1938），孟森對于政治的關(guān)心和評論也沒有停止過。相比于公開發(fā)表的文章，《趙鳳昌藏札》中保存的孟森函札（總計七十二通，約作于1916年11月至1932年3月之間）更具私密性，議題也更加廣泛、深刻，為我們理解孟森其人及與民國政治的關(guān)系提供了新資料與新視野。
《趙鳳昌藏札》，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09年
本文之作，直接起因于《清代毗陵名人小傳稿》所錄孟森傳中的一句話：
民國十六年[1927]，國民軍北伐，平定蘇、浙。蘇省主席鈕永建聘森為秘書。不一年又因某事離職。 晚年北京大學聘為講師，專教明清間歷史。
《清代毗陵名人小傳稿》卷十《孟森》，常州旅滬同鄉(xiāng)會，1944年
按該傳出于孟森同鄉(xiāng)友人之筆，記述傳主從辛亥到北伐的政治活動，此處提示信息為他處未見，至今似無人特別留意，或加以注釋。往者言及孟森與政治關(guān)系，多注目于清末、北洋兩階段的立憲、議會活動，循此條材料追索，卻發(fā)現(xiàn)孟森在北伐時期深度介入江蘇、上海地方的自治運動，在上海克復前后加入國民黨，進而進入國民政府，擔任要職?！按蟾锩鼻昂竺仙紊矸莸霓D(zhuǎn)換，也折射了他對于“黨軍”“黨國”體制的認知變化。
“曹錕賄選”之際選擇南下（1922.6-1926.6）
民國時期，作為眾議院議員的孟森有過兩次近似于逃離的出京南下。一次在袁世凱稱帝前，一次則在曹錕賄選之際。這兩個背景事件都是對民國憲政的重大沖擊，而后者直接帶來了顛覆性結(jié)果，也造成孟森政治生涯的轉(zhuǎn)折。
1922年，第一次直奉戰(zhàn)爭，直系戰(zhàn)勝，掌握北京政權(quán)。黎元洪再任總統(tǒng)，恢復民國六年（1917）解散的第一屆國會，號曰“法統(tǒng)重光”。舊國會議員重集北京。不久，曹錕賄選發(fā)生。1923年初，孟森對趙鳳昌言：“曹三要做總統(tǒng)，不必多生支節(jié)，彼此老實說穿，‘曹錕’兩字欲我寫入選舉票中，其勢不能為。……總之，直接買票之事前所未有，必欲行之，彼此疑忌，斷難得公道均沾之辦法，其中不愿賣者亦必有人，連雞不能俱究，恐非旦夕所能奏效，能在其間將憲法交卷，總算有交代，即可一哄而散，愿賣者如果占多數(shù)，聽其做此生意可矣。”當時孟森固不贊成曹錕，但尚寄望在國會任上完成修憲，以為“交代”。但不到半年，已不安位，被迫“為去計”。6月13日抵常州，次日致函趙鳳昌，吐露此次南下心跡：
因京師事益離奇，日為去計。……得賄既非所愿，被迫到場，便成選舉會，又豈能甘？即日出京，以避其丑，昨日到常，暫住商業(yè)銀行內(nèi)，擬稍停，當來滬暢談。……匆匆出都，深以未被邀阻為幸，頗恐再緩，即有不能成行之悔。曹氏今儼然天與人歸，八百議員已三分有二已上，特恐近日馮以武力相助欲賣身者，亦未必值錢。
函內(nèi)交代京中政治見聞，對馮玉祥、吳佩孚、段祺瑞諸“武人”均有評論。出于對國會政治的失望，孟森借用傳統(tǒng)所謂“剝極將復”的觀念或言說策略，認為至民國十二年（1923），“一切政治之罪惡，將于此作一大結(jié)煞”（《民國十二年剝極將復之政局》），批評“以八百人之集合體，欲其有四萬以上之人類意識，恐為世界絕無之事”（民初國會眾、參兩院議員總數(shù)約八百人，亦稱“八百羅漢”），“欲以民選議員解決政局，昔人所謂人多食狼，狼多食人，真不可救藥之病也”。政治罪惡至此，已達極端，其結(jié)果必是“軍閥破、政客散”，賣身議員“名譽、資望概已破產(chǎn)”，孟森屢謂“曹錕等皆民國之首功也”“曹竟不成，機會正佳，曹竟有成，機會更佳”，將來只待“未染政治污點”的清白國民來收拾局面。戲言之下包藏深痛。
孟森致趙鳳昌函（眾議院用箋）
南下不久，孟森即擔任《申報》館特約撰述，發(fā)表大量時評文章。其制憲思路轉(zhuǎn)向地方，頗倡省憲之說，強調(diào)“今日之為今日，國會制憲之迷夢已醒，國民制憲之事實可成。夫天下萬國，本無國會包辦憲法之先例?！瓘娛∫砸种醒耄瑸閲褡跃戎?，且各省健者，視在本省有所主張，不似在中央之任呼不應?！保ā督袢諡橹茟椵^相當之時期》）1924年元旦獻辭，開宗明義：
吾民有可以求治之把握，則可望其自治。自治之綱領(lǐng)，已規(guī)定于憲法。吾耳目接近之江、浙兩省，已亟亟謀制定省自治法，此為最有效之自治。（《民國十三年之元旦》）
1923年10月，曹錕當選總統(tǒng)。包括孟森在內(nèi)的留滬議員聯(lián)合聲明“未預此事，對此不負責任”，繼而宣言譴責曹錕及國會中“賣票敗類”，“大聲疾呼，追隨全國人民之后，明正賄選之罪，一致聲討”（《移滬國會議員宣言》）。本月10日，為謀求“賄選風潮之下”的蘇省自治，孟森與同省議員組織“全社”，寓意“俗以十為全數(shù)，國慶節(jié)為雙十，有全之義焉”，“冀本諸君子之所以自保其人格者，以保全我蘇”（《發(fā)刊詞·全社成立之經(jīng)過及其主旨》，《江蘇》1924年第1期）。
第二次直奉戰(zhàn)爭后，直系倒臺，段祺瑞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執(zhí)政。1925年4月，執(zhí)政府宣布“民國法統(tǒng)，已成陳跡”。自1913年4月開幕以來，前后存在長達十二年的中華民國第一屆國會宣告結(jié)束。民國不再有總統(tǒng)，《臨時約法》、曹錕憲法同歸于盡，“至是人琴俱亡，議會完全消滅，民國初期之議會政治，乃告一段落焉”。法統(tǒng)既廢，舊議員的法理依據(jù)不復存在，孟森的議員身份同時完結(jié)。
1926年2月，江蘇全省各法團召集會議，成立江蘇省憲會議組織法籌備會，并公推省憲組織法起草員二十二人，孟森名列其中，該組織法草案十二條，即由孟森主稿。4月，章太炎、張一麐、孟森等人聯(lián)名通電，發(fā)表對于時局看法：
竊謂根本改造，當俟賊平而后，就各軍所據(jù)之疆域，維持不動，各修內(nèi)政，互止侵陵，俟他日各省自治完成，再圖建置中央政府，自有盤石之安。現(xiàn)雖暫缺，不必懷三月無君之憂也。如必求建設，惟有擁護約法，俟賊平后，請黃陂補足八十三日任期，以合法之總統(tǒng)，下令改選過期之議員，循軌順則自免糾紛。
當時政治情形相當復雜。直系主張“護憲”，即承認曹錕頒布的“憲法”，然可接受曹氏退位，即所謂“舊法新選”；另有人主張以更早的“約法”為國家基本法（即不承認“憲法”），是謂“護法”，兩者都牽涉到已不存在的國會問題。孟森對國會制憲失望，惟尚贊同章太炎“恢復法統(tǒng)”的做法，試圖擁黎元洪復位，不過，實際政治運作中，他們?nèi)詧猿指鞯胤种斡^念，甚至提出“暫缺中央政府”的主張。二人不同的是，章太炎與各在野人士組織“反赤救國大聯(lián)合”，不信任中央政府能夠“討赤”，成為他主張分治的理由（羅志田《中外矛盾與國內(nèi)政爭:北伐前后章太炎的“反赤”活動與言論》）。孟森對共產(chǎn)主義很早關(guān)注，似并無多少成見。1924年前后，鑒于蘇俄對華廢約的宣言和行動，一度擬參加東北議員牽頭的蘇聯(lián)考察團，表示“視察赤俄，弟在贊成之列，倘有成，將攜小兒至俄國一行。共產(chǎn)公妻，勞工制度，不可不親往一觀，雖不能一過了然，目擊究勝于耳聞也”（《趙鳳昌藏札》第四冊，頁94）。他在《申報》上發(fā)表相當數(shù)量討論共產(chǎn)主義與中蘇關(guān)系的文章，持論亦較正面（見《世界黨魁之模范》《東洋各國社會情狀與過激主義之影響》《共產(chǎn)主義復活之試驗》《勞農(nóng)共產(chǎn)與勞工共產(chǎn)》《中俄通好后政治與經(jīng)濟》《主義之戰(zhàn)勝》等，關(guān)于孟森與共產(chǎn)主義的離合過程，牽涉面較寬，擬另文專論）。
孟森一度寄望于先制省憲，再建中央，由“未染政治污點”的清白國民來收拾局面，但現(xiàn)實結(jié)果卻是黨軍北伐，由新型黨國體制收拾局面。李劍農(nóng)以后見之明評述這段歷史：
[1923年]10月10日曹錕就任總統(tǒng)，吳景濂等也在那一天舉行公布憲法的儀式了。但這種‘遮羞的憲法’，國民哪個理它呢！國會既已實行最后的自殺，從此法統(tǒng)也斷絕了，護法的旗幟，也沒有人再要了，便是聯(lián)治的運動也到了日落西山的景象了。此后的新希望，就是一個中國國民黨。
主持蘇滬自治運動（1926.7-1927.3）
1925年11月，孫傳芳在浙奉戰(zhàn)爭中取勝，宣布出任蘇、皖、贛、閩、浙五省聯(lián)軍總司令。同時，國民黨宣布改組，廣州國民政府成立，南方革命力量迅速壯大。1926年7月9日，國民革命軍誓師北伐，全國形勢為之一變。9月，北伐軍與孫傳芳的五省聯(lián)軍在江西交火。為避免戰(zhàn)禍，旅滬浙人率先倡議，聯(lián)合“東南五省士紳及川、鄂、湘諸省熱心大局者”進行“大規(guī)模之和平運動”，目的純?yōu)樽员＃较騽t“向?qū)帉O、粵蔣雙方并進”。孟森所在的江蘇公會予以響應，10月間更名新蘇公會，孟森當選為理事。
《江蘇全社同人攝影》，《江蘇》1924 年第1期
11月8日，北伐軍克復南昌，孫傳芳退保江浙。11日，以新蘇公會、全浙公會、安徽旅滬同鄉(xiāng)會三團體為主，蘇浙皖三省人士聚會討論“對于時局積極進行方法”，孟森作為江蘇代表出席。會上主張“劃皖蘇浙三省為自治區(qū)域”，“三省軍事當局，應即請其停止一切戰(zhàn)爭行為”。而后成立的“蘇皖浙三省聯(lián)合會”在相當程度上承擔了自治政府的職能，設有處理軍、民政務的專門委員會,孟森為事務委員會文書股的負責人。該會活動采“中立”姿態(tài)，實則配合北伐軍行動，其主要人物多與國民黨有密切關(guān)系，如始終未公布名單的軍事委員會，反面證實負有某些秘密使命，有論者指出，“對照外交委員會的名單，可以推想是任命了與浙江軍隊和北伐軍隊有聯(lián)系的國民黨系的軍人”（笠原十九司《北伐時期的上海自治運動》）。
滬上自治團體在北伐軍到來之前，有很多跡象證明其配合國民黨的行動。11月28日，上海各界在南市公共體育場舉行市民大會，到會者包括蘇浙皖三省聯(lián)合會、新蘇公會等二百余個團體，國民黨方面也有江蘇省黨部、上海特別市黨部出席。大會提出反對奉魯軍南下、保護地方和平、上海劃為特別市等主張。本日，包括孟森在內(nèi)的新蘇公會全體理事邀宴上海海陸軍領(lǐng)袖，表示“奉魯軍南下，本埠地方治安岌岌可慮，應請慎重考慮，以地方民意為重”。當晚，同樣包括孟森在內(nèi)的三省聯(lián)合會主要成員，便接受國民黨江蘇省、浙江省、安徽省、上海特別市四黨部聯(lián)合宴請，雙方于“拒絕奉魯軍南下，要求三省自治、上海設特別巿，否認孫傳芳繼續(xù)主持軍民政治諸要端”達成共識（《四黨部宴請三省聯(lián)合會員》）。此后，三省聯(lián)合會致力于“倒孫（傳芳）拒張（宗昌）”，在宣示“三省民治”主義的同時，矛頭直指直奉軍閥。
1926年底，張作霖宣布就任安國軍總司令，奉軍、孫傳芳之五省聯(lián)軍、直魯聯(lián)軍以及閻錫山之晉軍組成安國軍，以“反赤”為口號，與國民革命軍對抗。12月6日，上海特別市市民公會成立。該會以“實現(xiàn)上海特別市民自治，謀市民福利”為宗旨，集結(jié)了當時上海所有較有力量的社會團體，皖蘇浙三省聯(lián)合會為主要發(fā)起團體之一，孟森作為代表出席。19日，市民公會會議，應對直魯聯(lián)軍南下，討論決以三種辦法：（一）發(fā)表宣言，說明孫傳芳即是魯軍，孫如來滬，戰(zhàn)端必啟，并陳述各界所受痛苦；（二）告各界民眾書；（三）罷市宣言。孟森、沈衡山、楊千里、汪壽華四人為起草員。
1927年3月7日，上海特別市民公會召集三省聯(lián)合會、總工會、學聯(lián)會、學總會、各路商總聯(lián)合會等五團體代表會議，孟森被推為主席，會上決議通過“上海市民臨時代表會議組織法”。12日，上海臨時市民代表大會召開，公推孟森、林鈞、王梅卿三人為主席團，發(fā)表對外宣言書：
吾上海之革命民眾，本民主國主權(quán)在民之原則，以全市農(nóng)工商學軍警各職業(yè)團體，公舉代表，組織市民代表會議，受國民政府之節(jié)制，建設民選市政府，為全市市民利益之保障。今全市市民以求民選政府之實現(xiàn)，爰有本會之組織，故本會之責任，即在執(zhí)行全市市民之意旨，接收上海政權(quán)，建設民選市政府，而對于軍閥之走狗、官僚、土豪、劣紳之流，當依國民政府頒布之條例行之，為民除害，決不寬容。（《臨時市民代表大會開會紀》）
本次大會選出執(zhí)行委員三十一人，孟森名列其中。另推舉市民正式代表會議組織法起草委員會，孟森、汪壽華、林鈞為選為起草委員。3月15日，執(zhí)行委員第一次會議，討論分配職務，公推孟森、林鈞、汪壽華、王曉籟、陸文韶五人為常務委員，會務分秘書、宣傳、組織、財政、市政五股，孟森主理宣傳。
參與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上海政治分會（1927.4-1927.6）
在北伐軍到來前夜，上海自治運動的發(fā)展步伐加快。但在“自治”旗幟下，實際暗潮洶涌，各方政治勢力角逐業(yè)已上演。
1926年9月4日，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議決成立江蘇特務委員會，以鈕永建主其事。鈕到滬后，設立辦事機關(guān)，全權(quán)代表國民政府與各方接洽，策應北伐軍。中共上海區(qū)委在1926年10月、1927年2月，與鈕永建等合作，連續(xù)組織上海工人武裝暴動，意圖“推翻當?shù)氐能婇y政權(quán)，建立地方的人民政府”，北伐軍進入上海前，又策動第三次工人總罷工，據(jù)《中共上海區(qū)委宣傳大綱》，其旨在發(fā)動民眾，造成革命形勢，“并不是簡單的歡迎北伐軍，而是與北伐軍合作，鏟除軍閥余孽，取得民眾政府，建立民選的市政府”。
3月21日，北伐軍克復上海，標志著蔣系勢力全面進入上海。22日，上海市民代表會議第二次會議，宣布組織上海特別市臨時市政府，選出臨時市政府委員十九人，其中中共黨員與共青團員十人，占多數(shù)位置。29日，上海特別市臨時市政府舉行委員就職典禮，同時發(fā)起“歡迎蔣總司令案”，但實際結(jié)果是蔣介石一腳踢開了臨時市政府，成立由其親信吳稚暉、鈕永建、白崇禧、陳果夫等十五人組成的“上海臨時政治委員會”（后改稱中央政治會議上海臨時分會），“以會議方式?jīng)Q定上海市一切軍事、政治、財政之權(quán)，并指導當?shù)攸h務部”，作為國民黨在滬最高黨政機構(gòu)，全面接管上海。吳稚暉、白崇禧先后為上海臨時分會代理主席。4月12日，開始實行“清黨”。
4月21日，南京通電：
（中央）政治會議議決案，加委潘公展、孟心史兩同志為政治會議上海臨時分會委員。
《孟心史潘公展任政務委員》，《新聞報》1927年4月22日
孟森何時加入國民黨，難究其詳，但他靠近國民黨，最可能由于鈕永建、吳稚暉二人關(guān)系。吳、孟系武進同鄉(xiāng)，1898-1901年間在上海南洋公學共事，后同為中國科學社社員。1926年8月，中國科學社第十一屆年會在革命發(fā)祥地廣州召開，吳、孟應邀在廣州大學發(fā)表演講，前者演講“科學與洋八股”，后者演講“改正不平等條約”，廣州市政委員長孫科宴請社員，致辭謂“諸君在京滬方面不為謠言所惑，遠道來粵，在此間舉行第十一次年會，此種勇氣及誠心令人無任欽佩。近日適值北伐，諸君抵粵之第二日，此間即接到克岳州之捷報，以后又接到北伐入鄂順利之好消息，故今晚之會除歡迎中國科學社社員外，實含有祝捷之意”（《中國科學社社員抵粵開年會》）。
吳、鈕早年在南菁書院訂交，為“同舍未成年而所志同者”（《〈寒厓詩集〉序》）。鈕于1899年由吳稚暉推薦，入南洋公學，“暫充南洋公學師范班教習”，后二人均投身革命，在東京、橫濱、上海、廣州多有交集。1926年末，吳稚暉由粵返滬，時鈕永建以國民革命軍總參議身份在滬策動，吳亦“負敵后政治責任，故與鈕永建共同負責主持”。另，同時在滬的上海市黨部委員、趙鳳昌之婿楊杏佛，也是與孟森關(guān)系密切的國民黨人之一。
1927年4月初，已見孟森參加上海市黨部會議的公開報導。自4月25日中央政治會議上海臨時分會第七次會議開始正式出席，至最后一次6月2日的第三十次會議，孟森承擔多項調(diào)查、審查、擬議工作。最吃重者，是會同郭泰祺、潘公展審查《上海特別市暫行條例草案》四十五條，并形成修正案提交政治分會通過。
此外，孟森還是上海政治分會下設上海宣傳委員會常務委員。上海宣傳委員會成立于1927年4月26日，為上海最高宣傳指導機關(guān)，5月2日推定郭泰祺、潘公展、孟森為常務委員。5月4日，宣傳委員會會議，孟森為主席，安排會員工作，包括籌備五五游藝大會、五四紀念大會及各科工作。5月10日，孟森向宣傳委員會呈送《改正條約會刊》及《抵制英貨具體辦法》，條陳對外宣傳意見。24日，發(fā)表關(guān)于對英問題文件三種。
表：1927年5月上海宣傳委員會會員工作（資料來源：《宣傳委員會消息》，《申報》1927年5月5日）
國民黨實行黨治，但黨政并行，在訓政時期，中央實行“以黨領(lǐng)政”，地方實行“黨政分治”體制?！扒妩h”造成內(nèi)部分裂，即黨的組織系統(tǒng)的相對激進和權(quán)勢部門的相對保守，這一點在地方黨政關(guān)系上表現(xiàn)得尤為明顯（王奇生《中政會與國民黨最高權(quán)力的輪替》）。也幾乎在“清黨”過程前后，孟森本人完成政治身份轉(zhuǎn)化，從上海地方自治權(quán)力組織轉(zhuǎn)入國民政府行政系統(tǒng)。他的經(jīng)歷，似可印證當時國民黨中央對地方黨政人員的一個印象——“凡行政人員皆老成，凡辦黨同志皆幼稚”。
中央政治會議上海臨時分會具有臨時過渡性質(zhì)。至1927年7月7日，上海特別市正式成立，臨時分會宣告結(jié)束，“所有未了事件，概移交上海特別市市市政府政府接辦”。孟森在此前已離開上海，轉(zhuǎn)赴南京，即前引傳稿所謂“國民軍北伐，平定蘇、浙，蘇省主席鈕永建聘森為秘書”。
出任江蘇民政廳秘書主任（1927.6-1927.10）
孟森南京之行，實際是隨鈕永建進退的結(jié)果。1927年4月18日，南京國民政府成立，鈕永建出任國民政府秘書長，5月2日，江蘇省政府成立，為政務委員兼民政廳長，6月4日正式履任民政廳長。6月8日，孟森被委為江蘇民政廳秘書主任，旋離滬赴寧。
鈕永建（1870-1965）
鈕永建以國民政府秘書長兼江蘇省民政廳長，職重事煩，需照顧多頭，而辦公精力分配，以情理論，勢必“在國府之時多，而在省府之時少也”。他請孟森赴寧就職，當然出于故誼，同時也看重老友的行政長才。孟森到職后，在民政廳秘書處獨當一面，江蘇省政府召開政務會議，鈕永建不能分身之際，往往也由他代表出席。至10月，江蘇省政府改組，鈕永建改任省政府主席。約同時，孟森結(jié)束在南京的工作?，F(xiàn)不確定離任的具體原因。有謂“森不善辭令，其見解又往往與人不合，與政客相處稍久漸漸厭之”，或是一因。孟森與鈕永建的作風、政見未必盡合，相處可能出現(xiàn)問題，但更直接的理由，應是民政廳長易人，他也不安其位，思另擇出路。
孟森從政經(jīng)歷不長，但身處政治風云詭譎的南京，卻有機會對黨國體制作近距離觀察。當時致函趙鳳昌，內(nèi)稱：
奉二日書，歷六日始達，蓋寧垣自二十五以后至昨日七號，始見郵函也?！碎g尚甚疑于武漢，以唐生智有力取江浙之意，疑汪（精衛(wèi)——引者注，下同）等或與同情，又所宣言，明為以蔣（介石）為離叛，以李宗仁輩為擁戴，故深致不滿。迨五號七人既到，始信無對寧用兵之事，然痕跡尚深。至今政府委員以下，無有與汪等通謁者，似乎將靜觀其合作之程度，則弟何人斯敢奔走訪候于其間耶？
此函用“江蘇民政局用箋”，落款作“九月八日”。據(jù)內(nèi)容判斷，當作于1927年9月8日，正處在所謂“寧漢合流”前一階段?！昂固谩?，胡漢民，南京國民政府主席；“蔣”，蔣介石，軍事委員會委員長；“汪”，汪精衛(wèi)，武漢國民政府主席。先是寧、漢分立，而寧方內(nèi)部，桂系與蔣介石有隙，李宗仁等認為非蔣去職，寧、漢不能合作，迫蔣辭職。蔣因北伐軍受挫徐州，聲威有折，遂于8月15日發(fā)表下野宣言。南京方面一時群龍無首，孫傳芳乘機反攻，江北很快為孫軍所占，即函內(nèi)所謂“孫軍來逼”。蔣介石下野后，寧漢合流加快，雙方達成協(xié)議，武漢政府遷往南京，與南京政府合而為一，9月15日國民黨召開二屆四中全會。“五號七人既到”，即指汪精衛(wèi)、顧孟余、徐謙、陳公博、朱培德等漢方要人于9月5日抵南京。孟森對當時當?shù)氐恼吻熬坝兴治觯?/p>
新局若何而定，各方誠意如何，俱未可知，但既落其中，亦愿觀其變。所可知者，諸人才具雖短，而人格則高，絕無軍閥養(yǎng)死黨、占地盤之故態(tài)，果欲求光明之路，終不能舍此而他求。當其拋棄一切之時，孫軍來逼，尚能合力拒之，此有主義之故也。此弟所謂既落其中，愿觀其變者也。
十五會議之期，未知能如約否？北伐是否能寧漢合作？漢之中何以處唐（生智）？將來政府似又不能純守俄國之衣缽，則組織未知用何方式？黨務與政務夾雜，終非久計。文、武兩途，軍、民兩政，何以使之就理，此皆在觀變之中。政治停頓，吏牘稀簡，無可奈何手一編自遣。雙方政客，無從會見。弟來寧后，無意中曾一晤胡展堂，蔣介石始終未見，無所謂應酬，無所謂報謁，未知他人之在寧者如何。但弟自覺在此，亦不甚覺其可怪，或者風氣已有變遷，不一定沿京都及省會之舊習，此皆弟之所云有望者也。
黨軍竟不肯寧漢相殘，蔣欲寧伐漢，竟不可得，而不免一去謝罪，有主義者如此，無主義者如彼，吾終信事之必成，但未知果在何人之手耳。
孟森對南京國民政府頗有正面觀感，對國民革命軍的組織能力、軍事素養(yǎng)評價不俗。他感覺南京當?shù)亍帮L氣已有變遷”，不同于北京及他處“舊習”，國民黨人“才具雖短，而人格則高”，皆為“有主義之故”；又認為“寧漢不肯相殘”、蔣以下野為代價與汪的合作，是“有主義者”的表現(xiàn)。但同時，對寧漢合作前景，包括寧方內(nèi)部汪（精衛(wèi)）、唐（生智）之間人事矛盾，也懷疑慮，尤其以在南京親身經(jīng)歷為驗證，不滿于訓政體制下“黨務與政務夾雜”的現(xiàn)狀，以為“終非久計”，將來政府組織恐難“純守俄國之衣缽”，文武、軍民關(guān)系如何協(xié)調(diào)，仍需觀望。
孟森從民政廳秘書任上卸職后，回到上海。1928年春，大學院召集之全國教育會議，“聘請國內(nèi)各專門學者及教育專家，組織一提案預備委員會”，孟森被聘為下設出版物組常務委員。11月，為江蘇省政府特派員查辦愚齋義莊公產(chǎn)。同年底，省府設立江蘇通志編纂委員會，被聘為編纂。至1929年3月，辭去上述兩項工作，完全脫離江蘇省政府。自1929年夏，孟森始任教于南京中央大學歷史系，講授清史。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fā)前夕，應北京大學校長蔣夢麟之聘，至北平擔任北大史學系教授，直至1938年去世。
余論：“黨國已造成不解之結(jié)”
綜上，大致可厘清以下事實：曹錕賄選發(fā)生后，孟森離京南下，出于對國會制憲的失望，提倡省憲之說，參與江蘇地方自治運動，發(fā)起組織全社、江蘇公會、新蘇公會等自治團體。1926年11月，北伐軍與孫傳芳激戰(zhàn)江西之際，蘇浙皖三省聯(lián)合會成立，宣布劃三省為“民治區(qū)域”，發(fā)起“倒孫拒張”運動，孟森為骨干成員之一。而后，以劃上海為特別市、實現(xiàn)“市民自治”為宗旨的上海市市民公會、上海臨時市民代表大會相繼成立，孟森歷任常務委員、執(zhí)行委員。北伐軍克復上海前夕，中共主導成立上海特別市臨時市政府，孟森一度為市政府委員候選人。1927年4月8日，中央政治會議上海臨時政治委員會成立，成為上海最高權(quán)力機關(guān)，并成為蔣介石在上海分共前后，藉以抵制臨時市政府和進行“清黨”決策的工具。孟森約在此時加入國民黨，被委任為政治會議上海臨時分會委員，兼上海宣傳委員會常務委員。同年6月，應江蘇省民政廳長鈕永建之邀，赴南京任江蘇民政廳秘書主任，至10月卸職。后任江蘇省政府查辦愚齋義莊公產(chǎn)特派員、江蘇通志編纂等職。1929年3月，正式脫離江蘇省政府。
以往關(guān)于上海國民革命的研究，多聚焦于以中國共產(chǎn)黨、總工會、共產(chǎn)國際為中心的三次上海暴動，對于在上海自治運動浪潮中產(chǎn)生的市民公會、臨時市民代表大會、上海特別市臨時市政府等機構(gòu)，也傾向于認為是以工人為主體的、吸納了資產(chǎn)階級、小資產(chǎn)階級參加的市民聯(lián)合政府。如深入觀察，可發(fā)現(xiàn)上海自治運動的展開過程即構(gòu)成了國民革命的一個環(huán)節(jié)，而且這場運動也成為后來政治會議上海臨時分會、上海市政府建立的主要政治基礎(chǔ)之一。作為民初國會中進步黨系統(tǒng)的骨干、上海自治運動的全程參與者和組織者之一，孟森在“大革命”高潮將落的階段實現(xiàn)政治身份的轉(zhuǎn)換，直接進入國民黨政治系統(tǒng)，其跨度不可謂不大。盡管時間不長即退出，而且離開的方式也不見得光彩（1929年3月1日江蘇省政府第一八六次會議決議：“風聞孟森假藉本府名義、在外招搖、除派員密查外、所有該員請辭愚齋公社總干事之職、應予照準。”[《蘇省政府會議》，《申報》1929年3月2日]近有學者對“愚齋義莊解散案”做過細致研究，但“一直負責查辦愚齋義莊案的孟森究竟為何突然被江蘇省政府解職”，仍“限于材料無法查證”。參見彭曉飛《1931年上海盛氏愚齋義莊解散案研究》，《近代史研究》2019年第2期），但孟森與國民黨的這段少為人知（或事后有意諱言）的因緣，卻頗值得后來者追索、思考。
1931年，孟森北上，到北大任教。他對趙鳳昌說“弟在此日以讀書為消遣，中國文化自在故都，見所未見，惟日不足，不日將有拙著問世，雖無高議，亦讀清史者之括針也”。（《趙鳳昌藏札》第二冊，頁272）其學術(shù)生涯翻開新的、且堪稱輝煌的一頁。
孟森致趙鳳昌函（國立北京大學用箋）
然而，孟森并未完全忘情于政治。九一八事變后，他對國府深致不滿，謂“東事發(fā)生，將匝月矣，毫無措手之法，坐待他人之拯救，而此固未真能舍己蕓人。此次之卸底，真可云盡凈”。國民黨寧、粵兩方和談，蔣介石下野，南京國民政府改組，四屆一中全會選舉孫科為行政院院長，其所組內(nèi)閣因得不到蔣、汪支持，很快下臺。孟森私信中指孫科為任人宰制之“傻哥”，批評毫不客氣：
傻哥高興，為觸藩之年，亦可以播乃父之丑?！┯猩蹈缱悦鼮檎婷?，初意雖無左右兩丞，亦有命在天，今殆知其不然。但依現(xiàn)狀，現(xiàn)制度之下，雖諸悍畢集，又將如何？此番乃真無政府，靜聽他人之宰割而已。
一·二八事變后，國民政府一度遷都洛陽，召集近似政治協(xié)商會議性質(zhì)的國難會議。關(guān)于“訓政”體制動員全民抗戰(zhàn)，時論有兩種方案，一是結(jié)束訓政、實施憲政，成立民意機關(guān)，保障人民政治自由；一是延續(xù)和加強原有一黨訓政體制，實現(xiàn)戰(zhàn)時權(quán)力集中，軍事獨裁。孟森對國民黨“護黨論調(diào)”極為反感：
洛陽開會，能去者不免較少， ……近彼黨時發(fā)護黨論調(diào)，即稍放開，亦必謂不悖三民主義而后能容，其意可見。
日本近已饜足，賣一面子與國聯(lián)，兵火或竟可息。惟國內(nèi)不平不穩(wěn)之支節(jié)，恐糾紛更甚于暴日，黨國已造成不解之結(jié)，自作自受，而吾人供其犧牲，想亦共同造孽之故，全國危如累卵，救難會何以救之？……汴會是否能成？聞此間主張，不改黨之俄式，即不到會，則亦相持，而未必能以會解決國事也。
前述1927年孟森在江蘇省政府任職時期，對“黨軍”“黨國”體制有耳目一新之感，評價不俗，但至抗戰(zhàn)爆發(fā)，觀感已明顯跌落，對“一黨訓政”尤多批評，感喟“國民對國有直接之痛苦，黨國之人自以黨為更親于國”。同時期，孟森在《獨立評論》上連續(xù)發(fā)表文章，參與“士大夫”“現(xiàn)代化”“有為與無為”諸議題討論，與“胡適派學人”多有互動，對于“主義”的理解復有變化。
民國廿六年（1937）五月廿八日北京大學孟心史先生七十大壽紀念合影，胡適敬記
1938年1月14日，孟森病逝于日軍占領(lǐng)的北平城中，歿前以病榻日記示友人，“雖在病中，不忘吟詠，而無時不以國事為念”（《鄭天挺西南聯(lián)大日記》）。陳寅恪為王國維遺書作序，嘗嘆“今先生之書，流布于世，世之人大抵能稱道其學，獨于其平生之志事，頗多不能解，因而有是非之論”，提示讀者當自覺越出自身所處時間、地域，與立言者“神理相接”，從而想見其人其世（《王靜安先生遺書序》）。孟森身后以學術(shù)名世，而其學術(shù)所由生之“平生志事”反湮沒不彰?！按蟾锩鼻昂蟮拿仙?jīng)歷了政治生涯的最末一章，也構(gòu)成中國近代史上一個短暫而奇異的片段。理解這一個片段，要在能知“一事之首尾”，論定人物賢愚不肖，本治史之余事，能由其人推及其世，從個人的出處抉擇探察晚清、民國歷史的連續(xù)與斷裂，進而理解“革命史”的展開與翻轉(zhuǎn)，則近道矣。本文只是這項工作的一個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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