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同治十二年六月初五（西歷1873年6月29日），日俄美英法荷蘭六國使臣在紫光閣覲見同治帝[1]。
外國使臣覲見中國皇帝并非新鮮事，但1873年這次，外使們首次沒有依照中國傳統(tǒng)的跪拜禮，而是通過作揖或鞠躬完成了覲見。
圍繞“要不要跪”，總理衙門與諸國外使進行了漫長的交涉，“自正月二十七日……彼此往復(fù)辯論數(shù)十次，歷時逾三閱月。其間面折口爭，不下數(shù)千百言”[2]。
直到覲見前兩天，跪拜禮節(jié)才終被放棄。
事實上，皇帝早已默許不跪?！肮虬荨倍Y是總署與外使的博弈籌碼。
鞠躬禮勝利了，過去對該覲見評價甚高，認(rèn)為這是中國外交、王朝體制、甚至近代中國的轉(zhuǎn)折點。[3]
然而，考慮到清廷準(zhǔn)覲后仍保持的懷柔遠(yuǎn)人姿態(tài)，以及外國使臣對覲見意義的保守樂觀[4]，傳統(tǒng)覲見制度雖然被放棄了，但跪拜禮的心態(tài)，沒有變，甚至更強烈。
這次禮節(jié)上的變動，只是革新的漫長開始。
一開始堅持跪拜，但讓皇帝決定
1873年覲見禮儀的交涉，從同治帝親政的第二天開始。
總理衙門對于非跪拜禮覲見，一開始是拒絕的，覲見必須跪拜。
就像此前外使來華那樣，雙方“每以禮節(jié)不同，彼此議論未合”，爭論不休。
不過，這次情況尤為特殊。
1858年第二次鴉片戰(zhàn)爭后清廷與各國簽訂的《天津條約》中，包含了外使覲見的條款。只是這一拖，就是十余年[5]，直到同治皇帝大婚、親政，覲見才重新被當(dāng)作急務(wù)提出。
外使覲見皇帝，其實已經(jīng)是清廷在大環(huán)境下的默許與妥協(xié)，況且，地方督撫因處理洋務(wù)對此亦持開放態(tài)度。[6]
幾經(jīng)交涉，外使以“若堅持跪拜，更多的討論都是浪費口舌”相逼，總理衙門遂以“事關(guān)中外大局，應(yīng)否飭下廷臣會議，恭候訓(xùn)示遵行”，把球踢給了皇帝。
接下來，同治帝頒發(fā)的諭旨或朱批，引導(dǎo)著交涉的進程。[7]
球被踢回了總理衙門
皇帝要求繼續(xù)交涉，這是同治帝的第一次朱批。
在總理衙門看來，皇帝沒有反對，意味著已經(jīng)放棄了跪拜的堅持。
但這并不意味著麻煩就沒有了，得知外使覲見一事，言官們紛紛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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翰林院編修吳大澄怒懟同治帝，指“跪拜禮”是“……列祖列宗所遺之制，非皇上一人所得而私也”。再者，“若殿陛之下，儼然有不跪之臣，不獨國家無此政體，及在廷議禮諸臣，問心何以自安？不獨廷臣以為駭異，即普天臣民之心，亦必憤懣而不平”，不跪的危害，從朝廷會延燒至全天下。
御史吳鴻恩以咸豐帝對覲見的推遲作為“深謀遠(yuǎn)慮”前例，表示如果允許外使覲見，必會“得步進步”，在之后，碰到任何問題，外國都會輕易地以覲見的方式來解決。
皇帝沒有表態(tài)。
如何回應(yīng)言官的指責(zé)，怎樣預(yù)防可能存在的問題，如何處理覲見細(xì)節(jié)，還得讓總署去辦。
雙方三個月交涉結(jié)晶濃縮在兩個關(guān)鍵節(jié)略中，即“畫押問答略”（Protocol signed by Chinese and Foreign Ministry）與“給各國使臣簡明節(jié)略”（Precis of the Protocol）[8]，其中后者是給同治帝看的簡版，二者之間的內(nèi)容差異，可見總理衙門的斡旋手段。
“模糊”與擱置策略
“中外禮節(jié)不同，如有礙于國體之處，不得勉強”是處理覲見跪拜問題的原則，而后面附有諸多交涉細(xì)節(jié)，則體現(xiàn)了總理衙門的態(tài)度與策略。
“問答節(jié)略”中，外國使臣倭良嘎哩、威妥瑪、熱福理認(rèn)為“跪見實不能行”?？偫硌瞄T說“……疊次晤論，何嘗不知”，但因奉有諭旨，需要將其他禮節(jié)一并討論之后，入奏皇帝統(tǒng)一決斷。
外使認(rèn)為如果這個不談妥，那么其他交涉，以后都不要再商量了。
衙門大臣則說，談不談，“本大臣等所不能知”，如今只是奉旨協(xié)商覲見諸事而已，等入奏之后一切都會有結(jié)論的。
總理衙門的策略是，對敏感的跪拜禮，先“不置可否”，不明確表態(tài)。而是繞開這一議題，討論別的。
但在給皇帝看的“簡明節(jié)略”里，同樣談及跪拜，則出現(xiàn)了“問答節(jié)略”里沒有提到的“鞠躬禮”：
“各大臣云：各國臣工見本國君上，及見他國君上，并不拜跪，均三鞠躬。此次在中國請覲，改為五鞠躬，以昭格外誠敬。本大臣等云：不跪非中國禮節(jié)，如何辦理，應(yīng)候大皇帝諭旨遵行”。
事實上，這一“五鞠躬”禮，是外使于三月交涉中提出的，在大學(xué)士文祥看來，“一百次鞠躬都不如一個磕頭”。之后雙方再也沒有討論到，[9]外使并不抱期待的鞠躬禮，卻在給皇帝看的節(jié)略中出現(xiàn)了，美國公使表示吃驚。[10]
這其實是總理衙門有意為之。
總理衙門希望皇帝看到他們在交涉中既有對“跪拜”的堅持姿態(tài)（不跪拜非中國禮節(jié)），也呈現(xiàn)出對外使的“妥協(xié)”（五鞠躬）。
恰在此時，日本使臣入京請覲，作為“同文國”的日本[11]，打亂了跪拜策略，提出，五鞠躬條件之外，再“三作揖”[12]。商討這一糅合中西禮節(jié)的變通方式，讓清廷更難堅持“跪拜”。
放棄跪拜，“鞠躬禮”塵埃落定
不得不說，擱置“跪拜”制造的模糊地帶，讓交涉有了相當(dāng)大的發(fā)揮空間，總理衙門亦獲益不少，爭取了不少權(quán)利：
1、接見時，國君行為自便
2、覲見時，外使不得隨意論及他事
3、 各國頭等欽差奉有國書者，覲見
4、覲見大典不宜輕易舉行，應(yīng)照此次五國同見之例
5、覲見禮應(yīng)先期演習(xí)
6、覲見的時間地點由皇帝決定[13]
……
外使對每一條都有異議，但考慮到馬拉松式“跪拜”交涉的艱巨性，也就放棄爭取更多要求。[14]這的確是總理衙門的一項“勝利”。
進入六月，交涉進程開始加快。6月8日，總理衙門上奏皇帝，稱已經(jīng)勸告外使，若不在跪拜禮上妥協(xié)而皇上否定，將后悔莫及。但同時提醒皇帝，“各使臣仍未稍有活動，是其未能拜跪，已無可疑”。[15]要讓他們真正妥協(xié)很難。
在這種情況下，5天后，6月14日，總理衙門接到了皇帝準(zhǔn)其覲見的諭旨：“現(xiàn)在奉有國書之住京各國使臣，著準(zhǔn)其覲見?！?/p>
這意味著清廷完全放棄了“跪拜禮”。
盡管如此，覲見仍未水到渠成。圍繞措辭、外使的稱謂、國書的處理、佩劍服飾、翻譯隨員等問題，總理衙門與外使又進行了半月余的交涉。[16]
同治帝接見西使銅板畫
其中，最有意味的是關(guān)于國書的呈交問題。
西使要求，皇帝親自接國書或由恭親王奕?轉(zhuǎn)交，但西使強烈反對后一種轉(zhuǎn)交方式，因為轉(zhuǎn)交時，恭親王會跪拜皇帝。[17]
雙方約定折中處理，即外使們將國書放在黃案上，皇帝表示收到。[18]覲見現(xiàn)場，皇帝以“點頭”“鞠躬”表示“收到”。[19]
一切妥當(dāng)?！熬瞎Y”終于在覲見前三天落實到了禮單之中。六月初一（6月26日）的“西使禮單”顯示：“自入門致詞、申名并問答之際至臨退時，照原議行鞠躬禮，以昭格外誠敬之處”[20]。
“是否跪拜”這一核心禮節(jié)，直到最后一刻才確定。
未曾放棄的“跪拜”心態(tài)
回顧交涉進程，尤其是同治帝的諭旨，可以發(fā)現(xiàn)，朝廷對“不跪拜”的禮節(jié)，經(jīng)歷了從默許到確定的轉(zhuǎn)變，“跪拜”其實早已被棄。
之所以模糊到最后一刻才放棄，則是總理衙門的策略，即以此作為緩沖御史輿論、爭取覲見協(xié)商時間的工具。
最終，“鞠躬禮”看起來“勝利”了，“跪拜禮”失敗了，但事實上，這是總理衙門為維護傳統(tǒng)禮儀制度而有意為之的“以退為進”。
因為，27年之后，清廷仍然還在討論各國使臣覲見皇帝的禮節(jié)問題。
1900年，經(jīng)歷了義和團運動的清廷，被要求在《議和大綱》上簽字。其中提到，“總理各國事務(wù)衙門必須更改革新，及諸國欽差大臣覲見中國皇帝禮節(jié)”、“皇帝應(yīng)在乾清宮接見公使”“公使呈遞國書時皇帝必親手接收”，[21]可以說，1873年的覲見只是禮節(jié)革新漫長的開始，“以退為進”大為延緩了清廷革新的進程。
這一漫長的開始之際，其姿態(tài)仍然扭扭捏捏。自皇帝上諭準(zhǔn)覲之后，御史大夫吳可讀上奏皇帝，稱準(zhǔn)覲是朝廷“懷柔遠(yuǎn)人”之法，畢竟“君子與禽獸何難”？沒必要與夷人過不去。
皇帝把這一意見交給了總署[22]，與以往對待御史“不置可否”的態(tài)度迥異。
透過皇帝對吳可讀修飾的默許，可知跪拜禮的心態(tài)，仍然貫穿著朝廷的對外意識與話語體系。
更值得一提的是，現(xiàn)有文獻中，仍然看不到清廷“放棄”的直接證據(jù)。而除總署的交涉史料外，清廷官方文獻極少提到使臣覲見的細(xì)節(jié)。
即便有提到細(xì)節(jié)的記錄，亦未提及跪拜與鞠躬，倒是臆測了外使的失態(tài)：
“聞夷酋皆震栗失次，不能致辭，跽叩而出，謂自不敢復(fù)覲天顏?！盵23]
更有報紙中傳聞，外使見到皇帝：
“心怯倒地，起而復(fù)跌者數(shù)次，竟未能出一言也……使臣仍不能行動，惟伏地呼吸揮汗而已?！盵24]
一副清廷仍然是天下中心，四方之夷前來朝貢覲見的模樣。
相反，外國人十分詳細(xì)描述了覲見現(xiàn)場，對奕?的跪拜與皇帝的鞠躬細(xì)節(jié)描繪甚詳：[25]
“皇帝微微彎腰（bow）表示收到，恭親王雙膝觸地跪（falling upon both knees）在御座前，而皇帝似乎在向他說什么……恭親王再回到他的位置上跪下（fell upon his knees），皇帝又再一次以很小的聲音跟他講話。恭親王則又一次從御座的樓梯上下來對我們說……”[26]
“當(dāng)國書放置到桌上時，皇帝皇帝微微欠身（bent）作為收到國書的示意。而恭親王則跪下（falling on his kneel），接受皇帝細(xì)聲輕語的指示以轉(zhuǎn)達外使國書已經(jīng)收到?！盵27]
這一中外記錄中心態(tài)與事實上的差別，說明改變已經(jīng)發(fā)生。
即外國強調(diào)的個體變化與中國強調(diào)的禮制變化逐漸混合，講理的交涉逐漸與講禮的傳統(tǒng)對話。
譬如，以恭親王奕?為核心的跪拜記錄中，是否可以推測，交涉過程中中國大臣也在爭取不跪之理？這沒有留下史料和痕跡的記錄，或許正在劇烈沖擊傳統(tǒng)。
即如外使們都強調(diào)覲見的重要意義，認(rèn)為中華帝國首次打破了傳統(tǒng)，不過，威妥瑪不太樂觀，“反對對于覲見過于積極的或近或遠(yuǎn)的樂觀估計”[28]。美國使臣也認(rèn)為，覲見之后外交關(guān)系將會有新的開始，但并不會立刻發(fā)生。[29]
長達半年的交涉過程及結(jié)果表明，清廷的傳統(tǒng)覲見制度雖然被放棄了，但覲見中“跪拜禮”的心態(tài)、維護傳統(tǒng)禮制的意愿，仍然還在，甚至更加強烈。這一對傳統(tǒng)既堅持與放棄的矛盾，勾勒出中國近代化的艱辛歷程。（文/浪劷）
注釋
[1]《大清穆宗毅皇帝實錄》，卷三五三。
[2]李書源整理：《籌辦夷務(wù)始末》（同治朝），中華書局，2008年，第3646頁。
[3]【美】何偉亞著，劉天路、鄧紅風(fēng)譯：《英國的課業(yè)：19世紀(jì)中國的帝國主義教程》，社會科學(xué)出版社，2007年，第159-162頁；王開璽：《清代外交禮儀的交涉與論爭》，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12頁；曹雯：《清朝對外體制研究》，社會科學(xué)文獻出版社，2010年，第247-248頁；何新華：《威儀天下——清代外交禮儀及其變革》，上海社會科學(xué)出版社，2011年，第265-267頁。
[4]Area Studies,British Parlimentray Paper,China 5, Diplomatic Affairs, Session 1860-1899, Ivish University Press,1971, p33。也有美國外使的態(tài)度，如It is too much to expect or hope for that audience of the Emperor will cure all the ills from which foreign intercourse and trade suffer in China, 見American Diplomatic and Public Paper,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1861-1893(series II),Political and Internal Affairs,Scholarly Resources Inn,1979, p89.
[5]王鐵崖編，《中外舊約章匯編》，第一冊，第96頁。
[6]《籌辦夷務(wù)始末》（咸豐朝），中華書局，1979年，卷五十，五十一。
[7]第一次是在三月十八日（4月14日），總署上奏外使聯(lián)銜覲見的當(dāng)日給出朱批奏折，“朝覲應(yīng)議事宜，著該衙門妥議具奏”，見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文化部恭親王府管理中心：《清宮恭王府檔案總匯》之《奕秘檔》，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08年，第274頁；第二次是在三月二十八日（4月24日）御史吳鴻恩上奏拒絕洋人請覲之后，諭軍機處大臣將覲見事如何豫酬辦理交李鴻章“妥議具奏”，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咸豐同治兩朝上諭檔·同治朝上諭檔》，第二十三冊，廣西師范大學(xué)出版社，第297號，第93頁；第三次是五月二十日（6月14日）的諭旨，“著準(zhǔn)覲見”，《咸豐同治兩朝上諭檔·同治朝上諭檔》，第455號，第123頁；第四次是五月二十五日（6月19日）將御史吳可讀上奏各國使臣請覲禮節(jié)的奏折“交總理事務(wù)衙門……”，《咸豐同治兩朝上諭檔·同治朝上諭檔》，第466號，第125頁。
[8]分別見《籌辦夷務(wù)始末》（同治朝），第3644頁，American Diplomatic and Public Paper,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1861-1893(series II),p77；《籌辦夷務(wù)始末》（同治朝）第3643頁，American Diplomatic and Public Paper,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1861-1893(series II),p85。《籌辦夷務(wù)始末》中誤將這兩個節(jié)略的上呈日期歸到五月二十五日（6月14日）上諭準(zhǔn)覲見的那一天，通過《奕?秘檔》的考證得以更正，兩個節(jié)略是于五月十四日（6月8日）上奏給朝廷的。
[9]英文原文為One hundred reverences are not equal to one kneeling.,，American Diplomatic and Public Paper,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1861-1893(series II),p82.
[10]英文原文為The subject never was referred to afterward, hence our surprise when we saw that matter brought up again.，American Diplomatic and Public Paper,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1861-1893(series II),p82。
[11]不僅在威妥瑪寫給英國議會信件中可以看到其對日本交涉成績的稱贊，而且日使自己的書信中也可以見到。British Parlimentray Paper,China 5,p31.《對華回憶錄》，北京：商務(wù)印書館，1959年，第35-37頁。
[12]《晚清洋務(wù)運動事類匯鈔》，第785-788頁。
[13]《籌辦夷務(wù)始末》（同治朝），第3643-3644頁。
[14]American Diplomatic and Public Paper,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1861-1893(series II),p88
[15]《籌辦夷務(wù)始末》（同治朝），第3640頁。
[16]British Parlimentray Paper,China 5,p31.
[17]《晚清洋務(wù)運動事類匯鈔》，“外使請覲抄案”，第794頁。
[18]American Diplomatic and Public Paper,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1861-1893(series II),p89；British Parlimentray Paper,China 5,p31。
[19]British Parlimentray Paper,China 5,p33.American Diplomatic and Public Paper,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1861-1893(series II),p89；British Parlimentray Paper,China 5,p91.
[20]【清】佚名編，《晚清洋務(wù)運動事類匯鈔》，中華全國圖書館文獻微縮復(fù)制中心，1999年，“各使請覲抄案”，第803頁。即American Diplomatic and Public Paper,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1861-1893(series II)中的Memorandum of Etiquette to be observed at the Audience，1861-1893(series II), p34. 外文禮單談及鞠躬部分：[Foreign Minister]when they come into the door[of the hall], when they are speaking, or stating their names, as also when questions are addressed to them, and when they make answer, also when they retire, will, in token of extraordinary respect, make reverences, as it was originally agreed(or proposed) they should.
[21]王鐵崖編：《中外舊約章匯編》，第一冊，第981頁。
[22]《咸豐同治兩朝上諭檔·同治朝上諭檔》，第466號，第125頁。
[23]如董恂的《還我讀書室來人手訂年譜》，卷二；李慈銘的《越縵堂國事日記》，同治十二年六月初五日。
[24]《申報》，1874年7月1日，“西使入覲遺論”。
[25]British Parlimentray Paper,American Diplomatic and Public Paper,《對華回憶錄》都有專門的記錄，如對最后交涉中談到的呈遞國書的過程。
[26]British Parlimentray Paper,China 5,p33.
[27]American Diplomatic and Public Paper,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1861-1893(series II),p91.
[28]British Parlimentray Paper,China 5,p33.
[29]American Diplomatic and Public Paper,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1861-1893(series II),p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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