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喻忠恩
來源=《民國時期廣東國語教育》
國民黨與國語運動
1926年1月，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廣州開幕。在大會召開之際，國民政府軍取得了南征的勝利，清除了盤踞在廣東的最后一股反對勢力。這是自1917年孫中山南下護法以來，號稱革命基地的廣東初次實現(xiàn)了統(tǒng)一。1月19日，鮑羅廷在一次演說中提出，要努力向
北擴展國民革命勢力，“希望此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閉會之后一年內(nèi)的工作能夠猛進。到了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是要在北京開的，至少也須在南京或武昌開會?！痹谀撤N程度上講，國民黨“二大”是國民黨統(tǒng)一全國的一次動員大會。
在國民黨召開“二大”的同時，熱衷于國語研究的民間人士在北京舉行中華民國國語研究會10周年紀念會，并決定發(fā)動全國范圍內(nèi)的國語運動大會。由于全國國語運動大會由當時的文化教育界著名人士發(fā)起，并以“有統(tǒng)一的國語，才有統(tǒng)一的國家”相號召，國內(nèi)的國語運動風起云涌。據(jù)有關部門不完全統(tǒng)計，僅從1925年年底國語運動發(fā)動之時到1926年1月3日，國內(nèi)舉行國語教育演講會、游藝會以及游行會的就達到100多處。
如果說在國民黨“一大”前后，是向往國民革命的“北方人”來投奔廣東這一革命策源地；到了“二大”時期，則是偏居一隅的國民黨政權準備突破廣東、走向全國的時候了。為此，《廣州民國日報》發(fā)表署名社論指出，“現(xiàn)在的國民政府，沒有獲得地盤上的‘中央’，但是，他獲得人心上之‘中央’?！边@樣，廣州國民政府從廣東走向全國的目標，與此次由民間組織發(fā)起的國語運動所追求以語言統(tǒng)一推進國家統(tǒng)一的宗旨之間具有了共同的元素。于是，廣州國民政府對來自北京的國語運動號召作出了積極的回應，在國民黨“二大”召開期間就開始發(fā)起了一場聲勢浩大的國語運動。
國語統(tǒng)一與國民革命
在20年代初期，盡管國內(nèi)國語運動如火如荼，但廣東的國語運動規(guī)模并不大、成效也不著，且多限于教育領域，社會民眾對國語以及國語重要性并不十分了解。因此，結(jié)合國民革命蓬勃發(fā)展的大好形勢，對普通民眾進行普及性國語宣傳、教育是十分必要的。
1926年1月15日，國民黨機關報《廣州國民日報》發(fā)表了一篇《不諳國語之吃虧》的文章，說明學習國語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在文章中，作者以一個故事說明不學習國語的危害性。
當民國改元之初，龍濟光率濟軍數(shù)萬，禍粵數(shù)載，其蹂躪之慘，粵人至今，猶談虎色變。蓋其面目既猙獰可畏，而語言又啁啁莫辯。所到之地，動輒奸淫，宜乎婦孺視之若蛇蝎矣。
本市小北某街，有貧婦某，頗具姿首。以時賞盛暑，室內(nèi)炎熱，因在門前縫褲。濟軍過其前，見婦居高貼五福臨門，認為娼寮，頓起淫念。用趨前致詞曰：“你們是做貨的嗎？”婦遂點頭答曰：“是?！睗婑鲅?，不禁狂喜，即掬出小洋六枚：“六個小洋一次，夠不夠？”婦又誤為縫一條褲，以六角代價，亦不假思索答曰：“夠?！敝潦莾山哉`會。濟軍急不暇待，竟牽婦入房，償其獸欲。婦恐極而號，大呼救命，鄰近之人雖聞，然均攝于濟軍之威，無一敢出面干預。此事畢，婦不甘受辱，喊警糾纏濟軍到區(qū)，由區(qū)轉(zhuǎn)解軍法處。當時處長亦濟軍一流人，自然偏聽濟軍一面之詞。置婦言于不聞。竟以彼此誤會，薄責濟軍數(shù)言，即將兩造譴回，和平了結(jié)。然而婦以六角小洋，蒙一生之差，亦太不值。茍婦略諳國語，事未成前，嚴詞拒之，濟軍雖強，終無如之何也。觀夫此，不諳國語之吃虧，益信而有微矣。
這當然是一個通俗得多少有些無聊的故事。不過，媒體也只有通過這樣既通俗易懂又吸引眼球的故事，才會引起普通民眾對國語重要性的關注，才會產(chǎn)生宣傳國語教育的效果。事實上，這種做法在當時是一種比較的現(xiàn)象。
1月23日、31日，《廣州民國日報》連續(xù)刊發(fā)“國語運動號”，發(fā)表了關于國語教育的四篇文章，正式拉開宣傳國語教育的序幕。
由于此前廣東國語教育推動乏力，民眾對于國語的了解實際上并不多，“國語運動號”先后發(fā)表了國語教育專家、廣州市市立師范學校教員鄭漢明的普及性文章，向民眾介紹“國音字母”，并說明為什么應該學習國語。
鑒于當時一般民眾容易將“國音字母”誤解成一種新文字，他為此進行了解釋：“國音字母”本身并不是一種新文字，而是一種音標。其主要目的是在漢字的勢力沒鏟除之前，“救濟漢字的困難?！?/p>
至于為什么要學習國語，他提出，由于中國語言文字的繁難，導致中國教育的不普及，科學、文化、政治的不發(fā)展，因此，為中國的教育、科學、文化、政治的發(fā)展，國人應該提倡說國語話，應用國語文。而對于個人來說，只有學習研究國語，才能求得智識、謀取職業(yè)以及服務社會。
如前所述，國民黨“二大”召開，意味著南方政府將從一個地方性的政權向全國性政權的轉(zhuǎn)變。在這種情況下，國語統(tǒng)一單是一種普及國民教育、個人求知識謀職業(yè)的一種手段，而是與統(tǒng)一中國的國民革命有著密切的聯(lián)系。鄭漢明在《國語教育與國民革命》一文中提出，國語教育與國民革命是一致的：
國民黨和國語，可以說是有密切關系的；國民黨現(xiàn)在正努力于統(tǒng)一全國的領土、軍政、財政、民政……。這固然是挽救中國的目前要途，我以為黨中也要計劃到統(tǒng)一中國語言的重要。
在目前國民革命的推進中，凡屬國民，都應該一同去努力，不能存一種觀望或中立的心，否則，不革命就是反革命！在這個推行國語的時候，凡是中國的國民，都應該明白國語。如果反國語，就不配做中國的國民！
1月31日，“國語專號”發(fā)表鄧華卿的文章《推行國語與打倒帝國主義的關系》。在這篇文章中，作者更將國語教育與廣州國民政府外交政策中“打倒帝國主義”的口號結(jié)合起來：
我們要打倒帝國主義，先要統(tǒng)一言語。能夠統(tǒng)一語言，國民的感情才能融洽。能互相融洽，則五族成為一家了。成為一家后，則無“彼疆此界之分”；“爾詐我虞之患”，部落之爭，就可以免除了。然后團結(jié)起來，向帝國主義進攻。帝國主義，自然會被打倒了。
同一時期，在全國國語運動的重要城市上海，《申報》也專門刊發(fā)了“國語運動特刊”，發(fā)表了大量的號召民眾學習國語的文章。不過，值得注意的是，在上海，無論是包括俞子夷、沈百英、陳啟天等在內(nèi)的知名國語教育專家，還是出自民間社會的一般讀者，多強調(diào)通過國語統(tǒng)一實現(xiàn)教育普及以及國內(nèi)團結(jié)的目的。毫無疑問，國民革命與國語運動的結(jié)合，既反映了廣州國民政府“民眾化、革命化”的教育方針，更表明了國民政府希望通過國語運動以及國語教育的開展促進國民革命的出發(fā)點。
國語運動興起
1926年1月17日，全國國語運動大會廣東籌備會召集各團體、學校代表召開成立大會。與當時國內(nèi)其他城市的國語運動大會完全由民間力量一手操辦不同，在廣州，廣東國語運動大會的領導權則完全為廣州國民政府的重要官員所把持。在籌備會議的選舉中，伍朝樞、陳公博、陳其瑗、馬洪煥、吳鐵城、伍大光等被推選為會長。
1月21日，全國國語大運動廣東運動會呈請教育局備案，并通飭各小學校參加。廣州市教育局認為“吾國語言龐雜，文言紛歧，于交換智識聯(lián)絡感情，在在均形窒礙。該員等發(fā)起舉行國語運動大會，表演國語重要，以促進文字革命，誠當務之急。所請備案及通飭各校之處，準予照辦?！蓖瑫r，市教育局還通飭市轄各校積極參加國語運動大會的游行活動和游藝晚會。
1月23日，全國國語運動大會廣東籌備會對外公布了《全國國語運動大會廣東運動會宣言》，向社會發(fā)出號召：
在廣東的“文言霧”還未受著“國語風”的吹散。所以咱們便聯(lián)合在廣東的同志，于全國國語運動期內(nèi)——本年一月——舉行國語大運動。把國語如何重要，如何好處，都表演出來；宣傳到民間去。革命的同志們，起來！起來做文字的革命！起來做文化的革命！這才是實行咱們的三民主義！這縱是實行咱們的救國運動！
當日，廣州市各公、私男女學校學生千余人，舉行了大規(guī)模的巡行。各校師生高舉“國語一致”、“文化進步須學國語”等標語旗幟，沿途散發(fā)傳單。
1月31日晚上，廣東國語運動會舉行規(guī)模浩大的游藝會，報刊稱此次晚會為廣東空前未有的盛舉。參加游藝會的達3000多人，不僅有各學校的師生，還有文化、演出等社會團體、組織。在游藝會上，參加者舉行國語演講比賽、話劇，組織者甚至邀請大新公司京戲班來會演唱雙簧、京腔等北方劇目。
省垣國語運動大會舉辦后，省內(nèi)各地先后舉行了國語運動大會，作為對國民政府開展國語運動號召的回應。
在學校方面，中等學校成為推廣國語教育的重點。1月30日，省教育會舉行中等學校國語演講比賽。該會提出，“誠以國語一科，為聯(lián)絡感情安置工具，尤為團結(jié)民族之利器。在三民主義之民族主義第七頁當中，先總理亦認語言為造成民族的要素?！惫试摃嘏e行國語大比賽，以促進中等學?！肮膭钤搶W科學業(yè)，以策競進?！?/p>
推動中等學校國語教育，一方面是力求中學國文教育能夠延續(xù)從小學開始的國語教學，使得在整個基礎教育的學生能夠使用國語表達，并基本掌握語體文的應用。另一方面，也是為了進一步鞏固小學的國語教育。這是因為，在當時的廣東，中學的國文科多沿用舊時國文教材及教學方式，致使人們認為，小學國語教育對于以后升學和繼續(xù)教育沒有作用。
金山中學是廣東省內(nèi)國語教育開展得比較早并產(chǎn)生較大影響的中學之一。在嶺東國語運動會的籌備以及開展過程中，金山中學是重要的發(fā)起者和組織者。早在國語運動會籌備之時，校方就廣泛發(fā)動學生參與討論，以擴大國語教育的影響。1月3日，金山中學的藍兆洄在?？习l(fā)表文章，號召師生為普及國語而努力：
無論世界的那一國，都有一定的普遍語言：我國的國語，也就是我國最通行的語言了。我很相信大家都極明白國語的重要，與國家前途的利益有極大的關系！……不然區(qū)區(qū)咫尺之間，即感受語言的隔膜，而不能發(fā)展各人的意思，這是多么的痛苦而憂郁呵！甚至言語隔絕往往失了濃厚的友誼和感情，這又是何等的懊喪？大家同志??！要救國，非實行打破語言的隔膜，鏟除地方主義的方言不可。
金山中學為省立中學，主要招收潮梅地區(qū)的學生。由于兩區(qū)分屬潮州方言區(qū)和客家方言區(qū)，在學校日常生活以及課堂教學中，時常出現(xiàn)因語言分歧而起的學生之間以及師生之間的糾葛。國語運動大會之后，金山中學明確規(guī)定，教員課堂教學必須使用國語，不再允許校內(nèi)任何學生向教員提出方言教授的無理要求。
2月4日，清遠縣召開“國語促進會”成立大會。成立大會的基本程序與省國語運動大會毫無二致：既有國語演講，還有以國語表演的各種游藝節(jié)目。
在潮屬普寧縣，2月下旬舉行了國語運動大會。大會號召，本縣各界的同志們聯(lián)絡起來，使到本縣的男女同胞們都知道研究國語、使用國語的好處。大會期間，不僅在縣城舉行了大規(guī)模的活動，各區(qū)市鄉(xiāng)也分別組織分會，舉行巡行、講演、游藝、展覽以及宣傳活動。
國語運動還拓展到社會教育領域。在國民革命期間，以喚醒民眾、動員社會參加氣勢磅礴的國民革命為目的的平民教育蓬勃發(fā)展。由于勞工階層多為文盲或半文盲，因此課本的編輯要求使用“最接近語體之淺顯文字”。而在課堂教學中，平民學校教員也被要求一律避免使用方言。
在聲勢浩大的國語運動形勢下，已成立的及新成立的國語教育機構紛紛開展國語教育、國語宣傳活動，極大地推動了這一時期的國語運動。
廣州市教育局為加快廣州市各校、普通市民普及國語教育的步伐，將工作不力的在任所長梁日如撤換，委任畢業(yè)于北京注音字母傳習所師范班的國語專家戴仲杰為第三任所長。戴仲杰任所長后，對廣州市立國語講習所進行整頓，將已陷入停頓狀態(tài)的各種培訓班重新辦理起來。同時，擴大國語講習所的招生規(guī)模。當年，在讀學員達到259人，教員從當初的3人增加至5人。一年后，在所學習的學員更增加至320人。
這一時期新成立的國語教育組織中，規(guī)模和影響最大的是“國語教育促進會廣東分會”。該組織的設立，對廣東國語教育機構的大發(fā)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推動作用。
1926年11月，國語教育促進會廣東分會成立后，隨即公布了《國語教育促進會粵分會簡章》分會以“研究國語學術調(diào)查廣東國語教育實況，力謀國語教育進行，協(xié)助總會辦理廣東會務”為宗旨。主要會務包括，一、調(diào)查廣東方言；二、研究國語學術；三、培養(yǎng)國語人才；四、調(diào)查廣東國語教育實施狀況；五、編行國語書報；六、促成國語統(tǒng)一、言文一致，以期教育普及；七、其他關于國語教育進行事項；八、執(zhí)行總會議決進行事項。
在此期間，由民間社團創(chuàng)辦的、比較活躍國語機構還有：廣東國語研究會、國語同志會、中山大學教職員同德會、全國注音符號推行委員會等。這些機構或聘請國語教育專家開辦國語教育培訓班，培養(yǎng)國語人才，或采取形式多樣的宣傳教育活動，如以粵曲宣傳國語、教市民學唱國語歌曲、舉行國語演講等，向普通市民宣傳國語及國語教育。
正統(tǒng)意識與革命語言
如前所述，廣東的這次國語運動是在國民黨“二大”期間發(fā)起的。但極富戲劇性的一幕是，在同期召開的國民黨“二大”上，“官方語言”是粵語，而不是當時大力推廣的國語。在大會進行的過程中，廣東籍代表吳永生正式提出：“大會中許多廣東同志都是不懂各省方言的，本席在代表團時屢經(jīng)提出要翻譯粵語，何香凝同志亦曾說過，但未見實行?，F(xiàn)請主席團以后對于各項重要報告及決議，都要翻譯粵語?！碑斕?，會議主席鄧澤如即請陳其瑗將北方省籍代表于樹德、丁惟汾的報告譯成粵語。
現(xiàn)在人們很難準確地揣測這位提議者當時的心態(tài)。但毫無疑問，粵語作為官方語言，與當時廣東作為國民革命策源地的地位毫無疑問是一致的。因此，這位提議者在提出“翻譯”問題時，還要提及當時德高望重的何香凝也持這樣的意見。而粵語和革命策源地兩者的共同基石就是已經(jīng)過世的國民黨的精神領袖孫中山。在他們眼里，講粵語就意味著維護孫中山，就意味著恪守總理的遺訓，就意味著他們始終是革命的正統(tǒng)繼承者。而事實上，孫中山在世之時，在國民黨高層干部的安排上也明顯傾向于跟隨他革命多年的廣東籍革命黨人，如胡漢民、廖仲愷、鄧澤如等。1924年，孫中山離粵北上，更是明確指定胡漢民代行大元帥職權。
粵語作為國民黨“二大”的官方語言，顯然并不表明當時的廣東籍革命黨人試圖爭取將粵語置于“國語”的地位，而更多的是出于一種政治正統(tǒng)意識表達的需要。但是，這種對于以語言顯示正統(tǒng)的結(jié)果便是對語言教育本身產(chǎn)生影響。在某種程度上講，廣東人對于方言的固守，在某種程度上講，是這種革命正統(tǒng)意識的產(chǎn)物。而這種觀念，在國民革命高潮時期表現(xiàn)得尤其強烈。
在國民革命的高潮時期，廣州的夏葛醫(yī)科大學，由于課程“多用粵語講解”，故校方要求“外省留學生不諳粵語者須提前到校補習?！?/p>
一些外省人來廣東，如果不熟悉粵語，如同身處異國。一位非廣東籍的革命者考上了廣州的宣傳員養(yǎng)成所。能到大革命時期的中心——廣州學習，機會難逢，他非常高興。可是，在學習班上課時，老師用廣州話教學，他一點也聽不懂。若要請老師講國語，廣東學員又不知所云，老師只好照顧多數(shù)，仍用廣州話教學。
事實上，在革命狂飆的時期，粵語在廣東已經(jīng)成為革命的語言。作為一種時尚，廣東的非粵語區(qū)民眾學講粵語由來已久。而此時，學講粵語本身就是一種革命行為。在粵北的始興縣，由于缺乏領導革命的骨干力量，當?shù)馗锩咚煲髲V州方面派出干部，對于語言的要求是，講客家話或講粵語的都受歡迎。當時，始興縣民眾在日常生活語言多操客家話，但在革命運動的感召下，他們也多能聽懂并會講廣州話。他們所樂于接受的領導者是那些講廣州話的廣府人，而不是操國語的“湖南佬”。
甚至在一些時候，只有講粵語者才能算是真正的革命者，否則就會遭到排斥。湖南人李森（啟漢）在全國第二次勞動大會后，留在廣州主持全國總工會工運工作。省港罷工時，李氏被選為罷委會干事局局長，不少工會以“外江佬不懂廣州話”為由提出抗議。
這種以粵語作為官方語言的人們對于革命正統(tǒng)地位的努力，在此后還以不同的方式在延續(xù)著。在這一過程中，粵語始終是他們試圖維護自身正統(tǒng)形象的重要手段。即使在后來對于廣東籍革命黨人非常不利的環(huán)境中，這種對于粵語的堅持仍然在持續(xù)。因為如上文中所顯示的，在孫中山逝世后，只有粵語而不是任何別的東西可以證明革命的正統(tǒng)性以及對這種正統(tǒng)性的正確詮釋。
1927年7月，魯迅離開國立中山大學后閑居廣州。在此期間，應廣州市教育局之邀，魯迅分別到廣州市知用中學、廣州市立師范學校作演講。因這兩所學校師生及廣州市文化教育界人士多不熟識國語，魯迅的講話均由他的學生、廣東番禺人許廣平口頭翻譯成粵語。
當然，普通民眾固守方言，未必是出于政治的目的，而更多的是習慣以及生活實際需要使然。但是，這些習慣之所以得以維持，來自“上層社會”的影響不能忽略。如所周知，大多數(shù)廣東籍國民黨要人盡管在南京的公共場合都操一般都不大標準的廣東國語，但在廣東省內(nèi)無一不是講粵語。陳銘樞主粵期間到中大附中召集師生在禮堂講話時，用的就是粵語。稍后，與其同治廣東的陳濟棠更是口不離粵語、革命策源地。至于在黨政部門，廣州市一級不必說，就是在省級黨政部門，國民革命后也還是將粵語作為公務語言。一直到抗日戰(zhàn)爭時期，這種情形還沒有發(fā)生任何變化。
這種狀況對于下屬縣市以及社會不能不產(chǎn)生影響。在廣府方言區(qū)，粵語仍然是民眾日常生活中的重要語言。對于這種情況，外國傳教士也看得很清楚。遲至國民革命高潮的1927年，美國圣書公會為方便廣府方言區(qū)的信徒，還在廣州公開出版發(fā)行粵語版《圣經(jīng)》。在其他方言區(qū)的民眾，即使有可能不受到革命語言的影響，但無疑在這個大環(huán)境中也會一步步地疏離國語。
政治角力下的國語教育
如前所述，在廣東國語運動大會召開的當日，全國國語運動大會廣東籌備會對外公布了《全國國語運動大會廣東運動會宣言》。值得玩味的是，在這篇僅有1200字的宣言中，使用“咱們”這一個詞多達11次。如所周知，“咱們”這一詞不是廣東人的習慣表述，而是地道的北方方言詞匯。不難看出，這篇宣言出自地道的“北方人”之手。
使用這種北方方言的典型詞匯，一方面固然是國語運動大會有意識地在宣言中顯示出“國語”的味道來，使得不諳國語的廣東民眾對真正國語的表達習慣和方式有所了解。但是，如果將這種語言表達與剛剛結(jié)束的“二大”的官方語言稍作聯(lián)系，人們或許會發(fā)現(xiàn)其中的一些“玄機”。而如果從此后的國民黨內(nèi)部派系力量的此消彼長來看，這兩種語言實際上傳達著這樣一個信息：在當時的國民黨內(nèi)部，不同派系對于革命以及革命正統(tǒng)的認識是存在著明顯的差異的。
日本學者西村成雄在《20世紀中國的政治空間———“中華民族的國民國家”的凝集力》中指出，“合法性”是各種政治力量追求的目標。在這個革命運動狂飆以及革命黨人內(nèi)部以革命的名義爭權奪利的年代，革命正統(tǒng)的歸屬取決于誰掌握著政治話語權。很顯然，這場以革命正統(tǒng)（實為話語權）為爭奪目標的政治角力在國民黨“二大”以及國語運動之初即已開始顯露出來。
有論者指出，“當國民政府以廣州為北伐基地時，廣東‘是’中國；當國民政府北伐勝利建都南京后，廣東失卻它的‘中心’位置”。[33]誠然，國民革命軍北伐之后，廣東雖然還“是”中央，但是這種身份已經(jīng)開始演變。到南京國民政府成立之時，廣東事實上已經(jīng)成為革命的“后方”了，只不過被人們增添了一個“革命策源地”的美譽。而在這個政治地位演變的過程當中，廣東革命黨人的革命“正統(tǒng)”代言人的地位與色彩也被一步步地給剝離了。
語言以及語言教育在很程度上受制于這一發(fā)生于政治領域的話語權演變。在許多廣東籍革命黨人乃至一般廣東民眾眼里，當國民黨北伐離開廣州后，國語運動大會時期的“咱們”的國語自然成了“他們”的國語了。
而在政治話語權的演變及其抗爭的過程中，語言不例外地繼續(xù)成為革命以及革命正統(tǒng)傳承者的一種象征。很顯然，當這種與方言緊密聯(lián)系在一起的廣東籍國民黨要人的革命正統(tǒng)意識越是遇到挑戰(zhàn)時就越表現(xiàn)得強烈。事實上，“二大”的粵語作為官方語言，以及國民黨定都南京后胡漢民仍堅持粵語演講，就是典型的體現(xiàn)。
1929年，在南京召開的國民黨“三大”上討論是否處分汪精衛(wèi)等人而引起激烈辯論時，胡漢民仍然堅持分別以國語和粵語發(fā)表演講，重申此舉之必要。[34]他的這一做法，表明他不甘心于他作為孫中山遺志正統(tǒng)傳承者的地位受到任何質(zhì)疑。只不過，到那時，他的這種行為已經(jīng)明顯顯得勢單力孤了，遠非可以與“二大”時期可以相比。畢竟，此時的國民黨全國代表大會，不再是“二大”時期可以由廣東籍革命黨人可以任意支配的。在國民黨第二屆（1926年1月——1929年3月）中央執(zhí)行委員會的9名常務委員中，廣東籍成員多達6名。而到第三屆（1929年3月——1931年12月）時，在10名中央執(zhí)行委員會常務委員中廣東籍人士僅有2人。
從上文中可以看出，國民黨“二大”時期的廣州國民政府，對于國語教育非常重視。而在此期間，廣東社會對于1926年的國語運動大會作出了積極的反應。從這個角度來看，這一時期的廣東國語教育比此前有了相當?shù)倪M步。但是，許多證據(jù)表明，雖然這一期間表面上的國語運動轟轟烈烈，推行國語教育的措施也為此前所不能同日而語，但國語教育的實際成效并不顯著。
按照全國國語運動大會總籌備處的決定，自1927年起，每年的1月1日作為國語運動紀念日，要求各地于當日舉行紀念式，并舉行各種國語運動。但是，自國民政府北伐離開廣州以后，廣東省就沒有開展過一次這類活動。到1936年，曾有人提出，“（廣東國語運動）1926年舉行過之后，整整十年未有進行?！?/p>
1928年，有人對廣州市小學國語教學的情況進行調(diào)查。結(jié)果發(fā)現(xiàn)，“現(xiàn)在廣州市的小學，毫不注意及此?！鋵嵢珖鞯厮幸磺袑W校，小學中學大學都不可不用國語教授！現(xiàn)在廣州的中學不用說仍然Hamparank（通通）用廣州話教授。就大學里，也還是用土話的多。”
在同年舉行的廣東全省教育大會上，李芳園在普通教育組提出議案（后被列入其他各案）：“初級中學以上學校應實行以國語講授?！苯Y(jié)果，大會對此案未予審查討論。原因是，“本會審核，現(xiàn)在本省小學畢業(yè)生，多數(shù)不能操國語，初中驟以國語講授，窒礙尚多。查現(xiàn)訂初中暫行課程表說明書，已規(guī)定初中畢業(yè)生以能操國語為標準。本案應從緩議。”
潮屬地區(qū)國語教育相對發(fā)達。但是，汕頭市政府在1929年發(fā)布的一個重申各校重視國語教育的訓令中指出，在此之前，汕頭市政府已制定注重國語教育辦法，要求市內(nèi)高級小學及中學各校遵照辦理。但經(jīng)調(diào)查發(fā)現(xiàn)，“用國語課授者甚為少數(shù)?！?/p>
1929年廣東省教育會舉行中等學校學生國語比賽。按照教育會要求，省內(nèi)所有中等學校須各選派2名學生參加，但最終報名參加比賽的僅有28名學生。而當年廣東省內(nèi)中等學校共有260所。
語言問題背后的政治爭奪
1928年，梁漱溟受時任廣東省政府主席李濟深邀請出任廣東省立一中校長。梁氏上任后新聘的教員中以外省人為主，但據(jù)該校教員回憶，本省教員與外省教員“語言雖不同，但大家用國語來對話，或許發(fā)音有點不正確，但能表達心事，了無障礙。”這大體上可以說明，對于許多廣東學校的師生來說，講國語、聽國語未必就真的是一個問題，只是在很多時候不愿意說或不習慣說罷了。
上個世紀20年代是中國國語運動的高潮時期。這一時期，國內(nèi)各地國語教育得到了很快的發(fā)展。而這一時期廣東的國語運動、國語教育仍然不能取得較大的進展，我們很難認為這僅是一個語言本身的問題。筆者認為，這一時期廣東國語教育的特殊性在于，語言實際上承載著作為人們對革命的認同以及是否為真正革命者身份的一種標志。而在此期間，廣東籍國民黨要人以粵語為載體的正統(tǒng)意識，以及憑藉這種意識參與政治話語權的爭奪，應是造成這一時期廣東國語運動、國語教育落后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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