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班牙流感如何改變了世界？

2020年3月初，當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將《Pale Rider: The Spanish Flu of 1918 and How It Changed the World》的英文電子版發(fā)給我時，新冠疫情恰在肆虐的高潮。人們一邊為武漢人民的痛苦經歷和悲壯犧牲而扼腕，另一邊又眼看著歐洲和美洲的疫情漸呈燎原之勢。我每天都要把自己分裂成兩半，一半追蹤著官方媒體和自媒體，時刻關注著疫情的發(fā)展；另一半則穿越回1918年，沉浸在“西班牙流感（Spanish Flu）”所帶來的種種苦難中。在閱讀的過程里，我總是不由自主地將歷史和現實進行對比。兩場大流行，相隔時間超過100年，人類社會已經發(fā)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但是，在面對這種席卷全球、為禍全人類的傳染病時，人們的表現仍具有很多相似之處。其中的勇敢和良善讓我們?yōu)槿诵怨逃械拿赖露湴?，而那些無知與無措又讓我們感慨人在大自然面前的卑微和渺小。本書作者勞拉·斯賓尼（Laura Spinney）在第4章中講述了流感期間一個巴西青年的愛情故事?；秀敝?，我仿佛也同主人公一起站在那條裝飾著威尼斯鏡子的走廊里，但是在那些鏡子中我看到的不是自我身影的重疊反射，而是千百年來發(fā)生在傳染病大流行中的一幕幕反復上演的悲劇……

一

本書題目“Pale Rider”在歷史上曾被反復引用。它最早源自記述了“天啟四騎士”的《圣經·新約·啟示錄》，其中的第四名騎士正騎著一匹蒼灰色的馬：“我就觀看，見有一匹灰色馬；騎在馬上的，名字叫作死，陰府也隨著他；有權柄也賜給他們，可以用刀劍、饑荒、瘟疫、野獸，殺害地上四分之一的人?！保ā秵⑹句洝?:8）后來，一首非裔美國人的“圣歌（Spirituals）”也以“Pale Rider”為題。而生于1890年的美國著名女作家凱瑟琳·安·波特（Katherine Anne Porter）則在聽了這首“圣歌”后創(chuàng)作了一篇帶有自傳性質的小說《灰色的馬，灰色的騎士》（Pale Horse，Pale Rider）。其中的年輕女主人公在西班牙流感中病倒，因發(fā)燒而思維混沌的她陷入了童年回憶和對赴歐參戰(zhàn)的未婚夫的思念中……斯賓尼女士在讀過這本小說后一定認為“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和“西班牙流感”恰好與本書的主要內容相契合，而代表“死亡”的“灰馬騎士”更是對西班牙流感的最佳隱喻。由此，在確定譯名時，相較于“灰白”，“蒼白”在中文語境里或許更能突顯疾病與死亡的色彩，以及當時所彌漫的悲涼氛圍。所以，身為譯者，我相信“蒼白的騎士”更能表現作者想通過“Pale Rider”來傳遞的意味。

作為一名科學記者，斯賓尼女士在本書中展現了嚴謹的科學思維，循序漸進地逐層揭開了西班牙流感的面紗。她先從人類社會的初始階段講起，告訴我們傳染病是與人類文明同步誕生的。然后，在對歷史記載中幾次著名的傳染病大流行，特別是以1890年的“俄國流感（Russian Flu）”為代表的幾次可被確定為流感的大流行病簡作介紹后，便將西班牙流感的前情提要漸次鋪陳開來。具體到西班牙流感的暴發(fā)，作者并非從有關流感的醫(yī)學知識入手，而是以“西班牙流感”的定名為契機，分別講述了這場大流行在世界各地的暴發(fā)、發(fā)展以及相互之間的關聯，進而通過不同人物的記憶碎片拼合出一幅大流行的全景圖。

在談及病毒之前，斯賓尼女士重點講述了在1910年代末面對流感全球大流行時，人類的醫(yī)學知識是多么匱乏和無效。我們今天已然習以為常的許多事物，在100年前尚不存在?？茖W家們的勇敢探索是無數醫(yī)學發(fā)現的必要前提，雖然這個過程中會出現非常多的錯誤和失敗。到了21世紀，人類對病毒的認識已經非常全面，卻仍然沒有開發(fā)出徹底殺滅病毒的藥物，而且疫苗的作用也并非完全有效。面對病毒造成的傳染性疾病，我們只能采取一些緩解癥狀的醫(yī)療措施，同時期待人體能夠發(fā)揮自身的免疫功能以抵御病毒。

今天的我們在面對傳染病大流行時都知道要戴口罩、勤通風、多洗手和避免聚集，而這些措施顯然要基于人類對病毒傳播機理的了解。但在100年前，那時的人們還不確定病毒這種物種是否真的存在，也沒有見過它的樣子，更不了解這些疾病的傳播途徑。所以，今時今日的人們其實很難真正理解當時代人心中的恐懼與驚慌。斯賓尼女士在第7章和第15章中都提到過流感在選擇犧牲品時所表現出來的令人既恐懼又迷惑，甚至是毛骨悚然的隨機性。由此可見，如果我們再遇一次新發(fā)的傳染病大流行，就像2020年的新冠肺炎，在對其作充分了解之前，恐慌和茫然無措恐怕仍舊在所難免。

對于西班牙流感的起源，作者對現存的三種假說逐一作了分析。無論是美國中部田納西州的新兵訓練營，還是1918年西線戰(zhàn)場后面的英國軍事基地，抑或是遠東的一座小村莊，每一種假說都有一定的依據，卻又無法形成完整的證據鏈以便最終蓋棺定論。病毒學和流行病學的最新發(fā)展，以及更多史料的發(fā)現，使今天的科學家掌握了越來越多的線索。但是，斯賓尼女士的目的并不是要引領讀者去探究哪一種假說更可靠，或哪一個地方才是西班牙流感的真正發(fā)源地，而是要啟發(fā)我們思考，避免輕易得出結論。一場全球大流行的開端，當然有其確定的時間和地點，這本來就是流行病學研究的一項重要內容。但是，確定發(fā)源地的目的應是以此開展對相關致病微生物的研究，并為疾病的預防和治療提供依據，而非去追究某個“零號病人”或發(fā)源地居民的責任。在對三種假設的探究中，作者形象地描述了世界各地當時的醫(yī)療衛(wèi)生狀況，更加有力地說明了建立科學完備的傳染病報告系統(tǒng)對于遏制大流行的重要性。

二

在描繪了西班牙流感的全景圖以后，作者在第六部分用三章的篇幅對病毒，特別是對流感病毒的性狀、分類、致病機理和進化過程作了詳細的解讀，進而又對流感和其他流行病的傳播途徑，包括影響其傳播的各種因素作了分析。至于近來流行的“群體免疫”，作者更是以南非為例：當地最早的流感病人是由運送南非勞工從歐洲戰(zhàn)場回國的船只帶來的。在人們尚未察覺的情況下，零星的病毒從德班（Durban）順著鐵路線悄然抵達位于威特沃特斯蘭德（Witwatersrand）的金礦開采區(qū)，從而使當地出現了一些溫和的流感病例，同時也給金礦所在的納塔爾?。∟atal）的居民帶來了一定的保護。幾個月后，當流感病毒大肆來襲時，該省的疫情比周邊鐵路線輻射范圍之外的省份要好得多，死亡人數也低得多。其中的原因恐怕就是周邊省份的居民沒有暴露于早先的溫和病毒中，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說沒有像納塔爾省那樣形成“群體免疫”。這樣的例證足以讓我們對這個聽似殘忍的概念從現實層面作充分的了解和思考——這到底是否一種可行的、有效的防疫途徑？其中的利弊又有哪些呢？

此外，眾所周知，病毒的傳播能力和致死能力通常是成反比的，就如同我們常說的一句俗語“錐子不能兩頭尖”。聽上去似乎病毒也非常聰明。為了得到向新的宿主傳播的機會，它們一般傾向于不殺死宿主。而那些兇狠無比的高致死性病毒，往往傳播能力并不是很強。最典型的例子是“埃博拉病毒（Ebola）”，它的致死率很高，但并沒有像西班牙流感那樣形成全球大流行。對比2003年的非典型肺炎和2020年的新冠肺炎，我們也可以發(fā)現SARS冠狀病毒（SARS-CoV）的致死率高，但是傳播能力相對低于新冠病毒（2019-nCoV）；相反，新冠病毒的致死率低，但是傳播能力遠在SARS冠狀病毒之上。其實，這并不是病毒真的具有主動選擇的能力，而是它們在不斷變異的過程中自然選擇的結果。一個變異如果讓病毒的致死率降低了，宿主的生存概率就會提高，就能把病毒傳染給更多的宿主，那么這種變異的病毒就比其他病毒有了更多的生存可能性。

但是，作者在書中提到過一個特殊的案例，那就是1918年西線戰(zhàn)場上的戰(zhàn)壕。這樣一種密集擁擠的環(huán)境——特別是其中的人員向外部移動的可能性并不高——為西班牙流感病毒提供了絕佳的宿主群。不需要感染后的宿主通過遠距離移動將病毒傳播出去，這個環(huán)境中就有足夠多的宿主可以使病毒大量地繁衍。因此，病毒可能也就不需要為了維持自身的傳播機會而保存宿主的生命，反正宿主在死亡前可以很輕易地將病毒散播出去。這樣的結果勢必使西線戰(zhàn)壕中流感病毒的傳播能力和致死能力同時得到提升，進而猶如一把“兩頭帶尖的錐子”折磨著可憐的士兵。當然，這種理論尚需要更多的病毒學和流行病學研究進行驗證?？伤辽僭谔嵝盐覀?，在決定某些防疫措施時，是否要多考量一個維度？比如在某個完全封閉的區(qū)域內，病毒會否發(fā)生致死率和傳染率雙雙提升的變異，從而帶來意想不到的損害？

當然，時代早已不同，社會經濟發(fā)展程度的差異也遠非“巨大”所能形容，有些100年前的出色經驗可能不再適用于今天，但我們仍能從中窺見決策者的智慧和勇氣。與人們出于直覺的看法相反，紐約有一位負責兒童衛(wèi)生的官員，她力勸上司不要關閉學校。理由是，兒童在學校里能受到更悉心的照看，出現不適可以即刻采取措施，而且學校提供的午餐能夠讓窮苦人家的孩子補充更好的營養(yǎng)，從而提高抵抗力。還有一個重要的理由，即學?？梢詫⒏鞣N有關疾病的知識和防疫的良好習慣教給學生，并由他們帶回家里，進而在社區(qū)中更廣泛地傳播?？梢韵胍娺@個決定會遇到多么大的阻力，好在結果證明，1918年秋季的流感并沒有在紐約的學校中大面積暴發(fā)。

三

本書并非一本枯燥的學術論文，只能供象牙塔里的學者進行研究。除了對有關學術文章和各種研究成果的引用，作者還通過廣泛的梳理，發(fā)掘出一個個西班牙流感親歷者的記憶，通過這些個人經歷，讀者能夠更好地對發(fā)生在100年前的那場浩劫感同身受。每一位患者，每一名病殞者，都不應被視作一個無色無味的數字，他們是有血有肉的人，和你我一樣，都曾擁有喜怒哀樂。不論是舉世聞名的政治家、成就斐然的藝術家，還是普通的工人或農民，也不論他們生活在最發(fā)達的資本主義大都市，還是貧窮落后的殖民地小村落，更不論他們的宗教信仰和種族膚色，在這樣大的一場災難中，他們都成了人類社會中的普通一員——同樣的脆弱，同樣的無助。

譬如，書中有兩處生動的描寫令人印象深刻。一處是美國運兵船利維坦號（Leviathan）上的慘狀，“這艘船上的乘客在航程中目睹的景象就如同但丁筆下的地獄一般恐怖。在士兵的艙房里，鋪位之間的空隙非常狹窄，照顧病人的護士很難不踩到地上的血跡。因為半昏迷的病人不能睡在上鋪，只好讓他們躺在外面的甲板上。很快，甲板就滑溜溜地沾滿了血跡和嘔吐物”。另外一處是巴西里約熱內盧在疫情肆虐下的場景，“在我們那條街上，從窗子望出去，你就能看到大片的尸體。人們把尸體的雙腳撐住，使其靠在窗臺上。這樣，公共援助機構就會來把尸體運走。但是，這項服務不夠及時，最后空氣中開始彌漫臭味，尸體開始膨脹腐爛。很多人就把尸體直接扔到了街上”。如此恐怖的場景幾乎令人不忍卒讀。書中除了各種統(tǒng)計數據和分析研究，字里行間無時無刻不透露出來對罹難者凄慘命運的悲憫，對幸存者遭受苦難的同情，以及對人類文明未來風險的憂慮。

作為一個英國人，作者的視角沒有只局限在西方發(fā)達國家。但是，和所有研究西班牙流感的學者一樣，她所遇到的最大困難是歷史資料的匱乏。20世紀初，發(fā)達國家的傳染病防治體系，包括疾病上報系統(tǒng)，都尚且處于萌芽狀態(tài)，更何況廣大的第三世界國家和殖民地地區(qū)了。斯賓尼女士對此選取了印度和中國展開詳細的描述，這兩個人口基數巨大的國家在當時十分缺乏全面可靠的統(tǒng)計數據，而且各種流行的傳染病往往被混淆在一起難以分辨，很多學者只能估算其患病者和病死者的數量。不同學者的估算數值差異甚大，從而嚴重影響了全世界統(tǒng)計數據的準確性。在有關中國的內容中，作者對伍連德贊譽有加，他出色地應對了1911年爆發(fā)于中國東北的肺鼠疫，“幾乎憑借一己之力創(chuàng)建了一套現代化的衛(wèi)生體系”?？杉幢闳绱耍?917年底山西開始出現疫情時，伍連德雖然冒著被當地百姓圍攻的風險取得了人體組織樣本，卻依然未能正確判斷出這是一場具有極強傳染性的流感。所以，這恰恰表明了當年疫情的復雜性程度以及醫(yī)學工作者所面臨的種種困境。

 [英] 勞拉·斯賓尼著《蒼白的騎士：西班牙流感如何改變了世界》，祁長保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1年4月

四

正如副標題“The Spanish Flu of 1918 and How It Changed the World”所示，西班牙流感對世界造成了怎樣的影響——這是作者在本書中所要探討的另一個重要話題。就短期來講，最顯而易見的影響是它在一定程度上縮短了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的進程。西線戰(zhàn)場上的士兵在流感折磨下戰(zhàn)斗力明顯下降，對陣雙方都無力再戰(zhàn)。特別是在德國一方，協(xié)約國的封鎖已經讓其后方百姓生活饑寒交迫，流感的進一步打擊成為壓垮德國戰(zhàn)爭意志的最后一根稻草。而對爆發(fā)革命后提前退出戰(zhàn)爭的沙俄來講，流感對其國內的緊張局勢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在停戰(zhàn)之后的和平進程中，參與巴黎和會的各國政要同樣受到流感的侵襲，甚至一些重要人物患病的情況也可能對和約條款和戰(zhàn)后國際格局產生了影響。

在戰(zhàn)爭旋渦的邊緣地帶，一些并未直接參與戰(zhàn)爭的國家同樣被這場大流行嚴重影響了歷史進程。在南非，黑人在大流行中的死亡率很高，而白人當局對疫情的應對不當加劇了國內的種族矛盾，最終以相關法律的出臺確立了持續(xù)半個多世紀的種族隔離制度；在印度，“圣雄甘地”被流感擊倒后錯過了爭取獨立斗爭的幾個關鍵節(jié)點，但是一些獨立運動組織積極參與了防疫活動，從而使得原本由精英階層主導的獨立運動開始獲得下層民眾的支持；至于中國，作者則引述了魯迅的小說《藥》以作為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中倡導西醫(yī)和反對中醫(yī)藥潮流的代表；而在太平洋島國西薩摩亞（Western Samoa），當地居民對于來自外部世界的傳染病非常脆弱，在西班牙流感中失去了22%的人口，如此慘重的損失放大了人們對新西蘭統(tǒng)治當局的不滿，最終掀起了爭取獨立的斗爭。

最令人扼腕的當屬美國阿拉斯加領地的尤皮克人（Yupik），他們在這場大流行中遭遇了滅頂之災——損失了40%的人口。由于長期與外界保持相對隔絕的狀態(tài)，尤皮克人在西班牙流感面前可謂不堪一擊，美國政府和當地漁業(yè)公司均未能提供及時有效的救助，致使居民大量死亡，不僅許多家庭絕戶，一些村莊也整體消亡，更有甚者，偏遠村莊里的流感病人死去多日都無人發(fā)現，遺體早已被無人喂食的雪橇犬啃食?！澳蝹惪耍╪allunguaq）”是尤皮克人內部的一種習俗，即為了減輕痛苦的心理負擔，人們絕口不提過去的慘痛經歷，就如同從未發(fā)生過一樣。西班牙流感不僅給幸存的尤皮克人的心靈帶來了巨大創(chuàng)傷，而且從根本上動搖了該族群的社會文化基礎。人口的減少和流感孤兒的離去使傳統(tǒng)的生產方式無法延續(xù)，大量老人的死去更使得文化傳統(tǒng)發(fā)生斷裂?？梢哉f，在造成當下阿拉斯加原住民困境的各種因素中，以西班牙流感為首的傳染病大流行發(fā)揮了相當重要的作用。

從長期來看，西班牙流感的大流行對全人類的醫(yī)療衛(wèi)生事業(yè)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在此前已經初步形成的微生物學的基礎上，病毒學作為其重要分支得以形成和發(fā)展，傳染病的報告和防治體系得以完善，歐美發(fā)達國家和新興的社會主義國家蘇聯也由此開始建立全民醫(yī)保。可以說，今天在全球得到廣泛認可的由國家主導的對全體國民提供基本醫(yī)療保障的理念，正是從1918年西班牙流感大流行之后才逐漸為各國政府和人民所接受。與此同時，以協(xié)調各國防治傳染病大流行為目的的國際性公共衛(wèi)生組織也開始建立。數個不同的組織幾經波折，終于在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后融合形成了在當今全球抗疫中不可或缺的“世界衛(wèi)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在對公共領域造成強烈沖擊的同時，這場世紀災難給人類個體帶來的影響同樣巨大，它改變了無數家族的命運，重塑了無數個體的人生軌跡。正如第17章的標題“被替換的歷史（Alternate histories）”，有太多“如果……那么……”的假設圍繞著大流行中的每一個人。不同于我們更熟悉的其他一些傳染病大流行，在1918年西班牙流感中被奪去生命的主要是“處在生命的黃金階段”的二三十歲的年輕人，而且以男性居多，死亡者的年齡峰值僅為28歲。這種現象使得大流行對社會生活的沖擊更加嚴重，勞動力的缺失在很多地方導致了繼發(fā)的饑荒。不僅是很多家庭的支柱轟然倒塌，還有無數年邁的父母不得不承受喪子之痛。至今仍無法確切解釋的是，雖然西班牙流感中的女性感染率低于男性，但是懷孕婦女的感染率要遠遠高于同齡女子，而且更易發(fā)展成肺炎，所以死亡率也就更高。即使那些幸存下來的，即出生后的孩子，他們在身心健康和未來發(fā)展上也很可能要比其他時段出生的人更顯弱勢。人們通常用“失去的一代（Lost Generation）”指稱那些喪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中的年輕人，這一說法最早源自英國作家維拉·布里頓（Vera Brittain）的小說《青春作證》（Testament of Youth）。斯賓尼女士則從另外一個角度出發(fā)，認為那些被西班牙流感奪去生命的孕婦腹中的胎兒才更是恰如其分的“失去的一代”。當然，并非每個人都受到了損失，也有少數人的命運因這場災難而發(fā)生了積極的轉變，比如說唐納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在祖父死于西班牙流感以后，他的祖母和父親將繼承而來的遺產投入房地產業(yè)，后來才造就出他這個“據說身家?guī)资畠|的地產大亨”。

現代醫(yī)學告訴我們，流感病毒對人體的傷害并不只限于呼吸系統(tǒng)，它對人體各個器官都有可能造成損害，其中對神經系統(tǒng)的影響甚至可以形成慢性的功能失調。除了視覺和聽覺受損，人們還發(fā)現很多西班牙流感幸存者的精神狀態(tài)出現了異常。所以，在病毒造成的全球大流行中，只關注遏制傳播還遠遠不夠。那些“康復”后的病人仍然需要持續(xù)關注。當躲過感染的幸運者在為自己的好運氣暗自慶幸時，或者當人們?yōu)榱顺晒ψ瓒舨《镜倪M一步擴散而歡呼勝利時，請不要忘記那些不幸者——在大流行中失去生命的人，他們?yōu)槿祟愄岣邔辜膊〉哪芰ν瑯幼鞒隽瞬豢赡绲墓?；從傳染病中保住性命的人，可能還要經受各種并發(fā)癥和后遺癥的折磨，他們的人生很有可能就此改變，被迫沿著一條“被替換的”道路走向未來。

斯賓尼女士發(fā)現的一些資料表明，西班牙流感可能造成一些康復后的病人陷入精神抑郁和早發(fā)性癡呆。在此基礎上，大流行對文學和藝術領域的影響同樣舉足輕重。作為對啟蒙運動的反思，浪漫主義興盛于18、19世紀之交。經過19世紀下半葉第二次工業(yè)革命的巨大發(fā)展和科學技術的進步，西方社會對人類未來的樂觀態(tài)度在20世紀初達到頂峰。而持續(xù)四年多的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冷酷地澆滅了人們心中的美好憧憬。接踵而來的全球大流行造成了更多的死亡，給人類的心靈留下了史無前例的創(chuàng)傷。人們驚愕地發(fā)現，在這場大流行面前，“科學的全部成就都無濟于事”。這種驚愕甚至造成在大流行過后的最初階段，許多文學家對流感題材采取了回避的態(tài)度，這種情況或許正是緣于它殘忍得令人不知所措?！傲鞲兄蟮乃囆g與之前大不相同了……在1920年代，整個藝術領域都希望切斷與浪漫主義的聯系，剝離、削弱并擺脫受到誤導的前一個時代的欣欣向榮?！庇腥藪仐壛死寺髁x和現實主義，重新回歸古典主義的懷抱，也有人轉向了戰(zhàn)前就已經出現的現代主義。作者列舉了許多文學家和藝術家，從他們的作品里揀選出與西班牙流感有關的絲絲縷縷，具象地闡明了大流行對20世紀上半葉文化領域的影響。

“后記”部分的題圖是一幅美國攝影家阿瑟·摩爾（Arthur Mole）拍攝的“活生生的照片”。成千上萬名士兵身著不同顏色的制服，組成一幅幅具有愛國主義意味的圖案。因為當時沒有直升機或無人機從正上方拍照，所以摩爾只能站在一個25米高的可移動觀景臺上，通過不斷地移動位置，直到形成適當的距離和角度，使鏡頭中的圖像達到最佳效果。作者將這種獨特的攝影方法視同比喻，即對西班牙流感這類重大歷史事件的研究必須假以時日，正所謂“距離產生意義”。雖然歷史資料匱乏，作者依然重點分析了人類記憶，特別是所謂“集體記憶”的形成和發(fā)展，從而突顯了全球大流行在“記憶—遺忘”曲線上的沉浮。

五

黑格爾認為，人類從歷史中學到的唯一教訓，就是人類無法從歷史中學到任何教訓。雖然已經過去了100多年，人類又經歷了幾次流感和其他病毒性傳染病的大流行，直到今天還在與一種新型病毒奮力抗爭。對于西班牙流感，不論學界還是社會，至今仍存有很多尚待進一步探究的疑問。但是從已知的場景中，我們已經領略了如此多的遺憾和惋惜，有很多類似的事情竟然一次次地發(fā)生，直到今日依然出現在我們中間?；诖?，對1918年西班牙流感進行研究已遠不止于醫(yī)療史的范疇，它更重要的意義在于幫助我們更好地理解和面對下一場傳染病的全球大流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