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爾金致信第三帝國

阿拉貢向移民發(fā)起沖鋒？

不久前，電影《指環(huán)王》中阿拉貢的扮演者維果·莫滕森（Viggo Mortensen）接受線上訪談，聊到了在歐美日盛的排外主義。他說，諸如美國亞利桑那州的共和黨和西班牙的新納粹政黨Vox，都借用了電影《指環(huán)王3：王者歸來》中人皇阿拉貢率軍向敵人英勇沖鋒的劇照，在背景上寫著“殺死小偷叛徒”之類反移民、反猶太人的宣傳語。他說，這完全歪曲了《指環(huán)王》的主旨，更不可能是阿拉貢的作為，后者一直在與各個種族合作締結(jié)“同盟”（Fellowship）。維果說，托爾金最反感的就是總有人試圖從《指環(huán)王》中找出影射現(xiàn)實的“隱喻”，這種標簽化很危險，卻一直有人這么做。

最終，他們聊到，托爾金曾給第三帝國寫過一封著名的信件，直陳自己反對納粹行徑的立場。

托爾金給第三帝國寫信這件事有趣，讓人不禁聯(lián)想：一個在牛津書齋中成天構(gòu)想架空世界的小說家，是怎么與現(xiàn)實政治掛上鉤的？一個對日耳曼文化情有獨鐘的教授，為何對同樣崇尚古日耳曼的第三帝國反應(yīng)如此激烈？

時間倒回至八十多年前。

“看這神經(jīng)病法律，讓《霍比特人》德文版擱置下去吧！”

1937年9月21日，托爾金的小說《霍比特人》正式出版。這本來只是他給孩子們講的一個有趣的故事，也只是作為青少年讀物刊印出來。但當時第三帝國勢力甚囂塵上，歐洲政治局勢風雨欲來，托爾金就像《霍比特人》中的比爾博一樣，原本只想安坐家中享受生活，卻被迫裹挾進了詭譎危險的世界——出版不到一年，呂滕和洛寧出版社（Rütten&Loening），一家第三帝國的出版社，找上了門。他們聯(lián)系上了托爾金的英國出版商艾倫與昂溫（Allen&Unwin），商量能否出版《霍比特人》的德文版，而且附加了一個奇怪的條件，詢問托爾金是否有“雅利安”血統(tǒng)。

托爾金第一時間就發(fā)火了。他以自己略帶毒舌的“托爾金式”口吻，在給出版商的信里（第29號信件）大加嘲諷：“他們的神經(jīng)病法律，是要求所有國家的所有人都有‘雅利安’血統(tǒng)嗎？……如果讓人誤會我贊同這種極其惡毒和反科學的種族學說，我深表遺憾?！彼?，“讓德文版就這么擱置下去吧！”

他帶著英國紳士的作風和幽默感，給出版商提供了兩封回信任選其一：一封完全回避了“雅利安”問題，一封很正式地探討了這個問題。諷刺的是，出版商把前者寄了出去，卻在戰(zhàn)火中遺失了，我們能看到的恰是辛辣的后者（第30號信件）。

這封回信中，托爾金表達了三層意思：一、“雅利安”不過是個詞源學術(shù)語，而且和你們的理解大相徑庭；二、猶太人很有才華；三、你們的做法完全不正當。

而深究根源，托爾金的回復(fù)遠非意氣之辭，他對這些問題其實熟慮已久。

“若這將是你們的文藝政策，我可對自己的德國姓驕傲不起來了?！?/strong>

首先要解答一個問題，德國出版社為何會很冒昧地詢問一個外國作家的血統(tǒng)？這個要求由來有自，即第三帝國的“雅利安化”（Aryanization/Arisierung）政策，一言以蔽之，要徹底驅(qū)除德國經(jīng)濟和文化中的“猶太成分”，實現(xiàn)所謂日耳曼的種族凈化。

早在1900年，德國人類學家路德維希·沃爾特曼（Ludwig Woltmann）就提出，雅利安或日耳曼人種代表了人類進化的高度，優(yōu)于其他一切種族，是“命定要統(tǒng)治地球的”。雅利安人要拓展生存空間，并非德國真已經(jīng)人滿為患，而是在社會達爾文主義的視角中，他們注定會奪得種族間統(tǒng)治權(quán)之爭的勝利，驅(qū)逐猶太人、斯拉夫人等“劣等種族”。這一理念早在一戰(zhàn)前即已在德國精英階層中流行，1933年納粹上臺后更成為德國上下共謀的國策。希特勒極力宣揚，“政府將發(fā)起一場有計劃有步驟的運動，以恢復(fù)國民的身心健康”，就是把教育、文藝、報刊、廣播統(tǒng)統(tǒng)管起來，服務(wù)于永久保留雅利安人的種族天性。

但托爾金的回信一開頭就指出，這種理念根本站不住腳。

托爾金說，“我沒有什么雅利安出身，而雅利安這個詞不過是指印度伊朗語系罷了，我不知道自己有說印地語、波斯語、吉卜賽語等語言的先祖”。事實上，十九世紀時雅利安就是語言學的一個術(shù)語，專指原始印歐語系（Proto-Indo-European），同時語言學界的共識是，雅利安這個詞在現(xiàn)實中只適用于印度伊朗語系，少數(shù)學者認為諸如Eiru（愛爾蘭）等其他印歐語系的名字與之有關(guān)。說到底，所謂“雅利安”是語言文化層面的術(shù)語，從未有任何證據(jù)證明，以前有哪個民族/種族自認為“雅利安人”，遑論什么“雅利安血統(tǒng)”了。而且不知道是否有意為之，托爾金還特別提到了吉卜賽人，1930年代德國生活著大約兩萬六千名吉卜賽人，被納粹視為和猶太人一樣的威脅和低等——托爾金仿佛在質(zhì)疑，你們鄙夷的吉卜賽人等東方民族，他們的“雅利安”含金量可比你們高多了。

作為熱愛古日耳曼文化的語文學家，托爾金早就注意到了“雅利安”這個詞。早在1914年，他在筆記本上煞費苦心地追溯日耳曼部落入侵不列顛諸島、導致民族融合的歷史。1915年，他創(chuàng)作了詩歌“A Song of Aryador”，歌詠在陰影之地Aryador的失落的精靈。Aryador（雅利阿多）是托爾金發(fā)明的精靈語中的詞，“-dor”代表“某某之地”的意思，而“Arya-”這個詞根，雖然在《昆雅詞典》（Quenya Lexicon）中給出了復(fù)雜的詞源學解釋，卻很難忽略它在現(xiàn)實中所對應(yīng)的詞——雅利安。即使到1941年，日耳曼精神已被希特勒利用為宣傳口號，他仍然認為“日耳曼精神是種高貴的北方精神，對歐洲有重要的貢獻”。但因此，他更痛恨納粹“拉大旗作虎皮”的行徑，“我比多數(shù)人都清楚（納粹宣揚的）日耳曼種族謬論，其背后的真相是什么”（第45號信件）。他知道，原本充滿爭論和灰色地帶的學術(shù)議題，被偏見扭曲、被政治操弄后，會變成什么樣子，并且對此深惡痛絕。

《昆雅詞典》

不惟如此，作為一名審慎的學者，托爾金清楚地知道，自己對日耳曼文化的熱愛，邊界在哪里。1914年11月，歐洲已經(jīng)被民族主義推入了一戰(zhàn)的泥沼，托爾金還在牛津?？巳貙W院的辯論中為民族主義辯護。但托爾金理解的民族主義，并不是欺凌其他民族，而是一個民族文化的自我實現(xiàn)。他寫給朋友懷斯曼的信中說：“我并不是要為‘德意志高于一切辯護’，但我一定會為挪威人的‘一切為了挪威’辯護?！?/p>

歸根結(jié)底，德國出版社之所以會問托爾金是否有“雅利安”血統(tǒng)，很可能與他的德國名字有關(guān)。對此，托爾金也有很清醒的認識。在后來的一封信中（第165號信件），他解釋自己的名字是源于薩克遜人的日耳曼名字，是Tollkiehn/Tollkühn的盎格魯化，這不過是有助于拼寫罷了，還容易引起誤會，其實他本人和德國人完全無關(guān)。在給第三帝國出版社的回信中，托爾金更是直接而戲謔地說，“我一直為自己的德國名字感到驕傲，……但如果這種無禮又無關(guān)的要求（即詢問別人的雅利安血統(tǒng)），將成為你們的文藝政策，那德國名字就再也無法讓人覺得驕傲了”。

但這種文藝政策，已經(jīng)在全面執(zhí)行中了。

“我很遺憾祖上沒猶太血統(tǒng)，他們都才華橫溢?！?/strong>

1933年納粹上臺后，戈培爾領(lǐng)導的宣傳部也好，德國的青年人也罷，共同成為貫徹“雅利安化”政策的急先鋒。1933年5月10日，德國學生在全國十九座大學城組織一場“打倒非日耳曼精神的行動”，根據(jù)自己編制的“非日耳曼”圖書清單，把這些書從圖書館里搜羅出來，堆在公共廣場上點火焚燒。受到影響的不僅是德語書，狄更斯的《霧都孤兒》、司各特的《艾凡赫》等外國作品也被查禁。到1933年12月，超過一千種出版物被查禁。

當然，第三帝國不會一刀切拒絕所有出版物，事實上，戈培爾清楚知道娛樂對人們的重要性，政治意味不太濃厚的流行小說在1936年后占據(jù)了圖書暢銷榜。比如瑪格麗特·米切爾的《飄》，就是第三帝國最為暢銷的小說之一，出版后頭四年足足有三十萬德國人購買。而托爾金的《霍比特人》既是人畜無害的青少年讀物，又是暢銷書，被第三帝國的出版社看中毫不意外。但硬幣的另一面，作為“雅利安化”政策的核心，猶太人及其作品遭到全面封堵。納粹上臺僅兩年，猶太作家的作品就已從全德國的公共書架上徹底消失了。

但托爾金在回信中，非常直白地表示：“我明白你在問我是否有猶太祖先。我只能回答，我很遺憾我祖上和這個才華出眾的群體攀不上親戚關(guān)系。”

我們不能以自己的后見之明，認為托爾金理所當然會支持猶太人、反對納粹，這一切都很順理成章，很容易。不，反猶主義在歐洲歷史中根深蒂固，進入十九世紀，優(yōu)生學和社會達爾文主義更助長了“猶太人是低等民族”的看法。托爾金所在的當時的英國（其實如今又死灰復(fù)燃），正是一個反猶主義的風暴中心。

英國有著悠久的反猶傳統(tǒng)（要知道，莎士比亞的《威尼斯商人》是納粹非常喜歡的文學作品），也不乏反猶主義的理論吹鼓手，正是英國人張伯倫（Houston Stewart Chamberlain）早在1900年出版的《十九世紀的根基》（The Foundations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把日耳曼人種與猶太人種爭奪主宰權(quán)，作為講述歷史的脈絡(luò)，把反猶主義和社會達爾文主義融為一體，成為影響力最大的一本反猶著作。而一戰(zhàn)以來，東歐猶太難民一波波襲來，勞動力市場遭受巨大沖擊，猶太人成了英國人尤其是中下層的眼中釘和替罪羊。英國政府出臺《義務(wù)征兵制》免除了東歐猶太移民服兵役的義務(wù)，反而激起民間的排猶暴動。托爾金1920年來到利茲當大學教授，這里作為東歐移民聚居區(qū)，三年前剛發(fā)生過嚴重的排猶暴力活動，一千多名當?shù)鼐用癯鰟?，毀壞猶太房屋，威脅猶太人的人身與財產(chǎn)安全，沒有一家猶太商鋪幸免于難。整個三十年代，零星的反猶行動都時有發(fā)生。托爾金對此不可能不有所了解。

張伯倫

但他還是為猶太人說話了，原因如他對昂溫出版社所說，“我有很多猶太朋友”。其中，塞西爾·羅斯（Cecil Roth）就是最杰出的一位。

塞西爾是托爾金的牛津校友和同事，也是非常著名的歷史學者，所著《簡明猶太民族史》是猶太歷史的奠基之作。他一直致力于在惡劣的輿論環(huán)境中，為猶太民族在英國歷史、人類歷史上的貢獻正名，最后也定居并落葬于耶路撒冷。他精通拉丁語和意大利語等幾種羅曼語系的語言，就和托爾金有了更多共同語言。兩人何時認識已很難確知，但他們的確是無話不談的好友（比如托爾金曾和塞西爾討論過中世紀猶太人的通用語言問題）。而后來塞西爾所做的一件小事，也給托爾金留下了難以磨滅的印象。

塞西爾·羅斯漫畫像

二戰(zhàn)后期，托爾金這樣的牛津教授必須在防空警報崗哨里按時執(zhí)勤，托爾金所在的崗哨C33是個又冷又潮濕的小房間。那是在1944年1月，他和他不幸的伙伴塞西爾一起在這里值班，兩人促膝長談直到午夜。托爾金發(fā)現(xiàn)塞西爾非常有魅力，各方面來說都極具紳士風度。塞西爾看到房間里沒有掛鐘，就把自己的手表借給了托爾金。他甚至貼心地考慮到托爾金在早上七點多要參加圣餐禮，于是在六點五十分時主動進來叫他起床。托爾金大受感動，說自己“剎那間仿佛回到了那個還未墮落的（戰(zhàn)前）世界”（第55號信件）。

對托爾金來說，“反猶主義”如同他筆下那個奇幻世界里的魔咒，讓人咬牙痛恨一群自己可能不了解甚至都從未謀面的群體。但真的活生生的群體里的個人出現(xiàn)在你面前，讓你感受到人性的溫暖，這個魔咒瞬間煙消云散。

“你們的要求，不能在我的國家是不正當?shù)?。?/strong>

這句話來自托爾金回信的最后一段。這也是最終要回答的問題：托爾金是如何看待現(xiàn)實政治問題的？他心中的“不正當”（improper）是怎樣的？

可能有一點，托爾金作為一個保守的老派紳士，天生就對那些宏大敘事抱持警惕和懷疑，而更關(guān)注身邊的個體。正如他構(gòu)思中洲世界，喜歡從鉆研一個個細節(jié)入手一樣；他看待問題，也更習慣從個體視角出發(fā)。

而一戰(zhàn)的從軍經(jīng)歷，更加深了他這一理念。

1915年，托爾金正式向部隊報到參加集訓。他對軍旅生涯基本沒有什么美好的回憶，全是對部隊里官僚主義的極端厭惡。多年后他的兒子克里斯托弗（Christopher Tolkien）在二戰(zhàn)中也應(yīng)征入伍，他在給兒子的信中說：“軍營生活似乎從沒變過，讓人憤慨的事實是，軍營所有那些糟糕的特質(zhì)，都是毫無必要的，在‘組織’（Organization）中，人類的愚蠢會無限放大！”（第66號信件）

次年，他作為一名信號兵，一到法國戰(zhàn)場，就遭遇了索姆河戰(zhàn)役這場一戰(zhàn)中最慘烈的陣地戰(zhàn)。他親眼目睹了人類歷史上的第一次現(xiàn)代化戰(zhàn)爭，目睹了坦克這個工業(yè)文明的造物有多大的破壞力，對這些依然充滿厭惡。組織、武器、工業(yè)造物，乃至傳布全球的種族主義，在他眼里都是一類事物——“Machine”（機械）。托爾金說，世界大戰(zhàn)后“人人都是受害者，成千上萬人死去或是殘廢，只有一樣東西獲勝了：‘Machine’”。

不少人把“Machine”簡單理解為工業(yè)文明及其成就，從而有了《指環(huán)王》中的薩茹曼代表了工業(yè)文明對自然的破壞之類的解讀。托爾金雖然古板守舊，但并不全盤排斥工業(yè)文明。他腦海中的“Machine”，如他的兒子克里斯托弗后來指出的：

我父親不止一次提到，《指環(huán)王》的一個潛在主題就是“Machine”。但這里想表達的不是這個詞的直觀含義，不是火車、汽車或飛機，而是代指一些取代了人類自身天賦才能發(fā)展的手段。“Machine”就是一種錯誤的手段，它意味著威壓、支配，尤其對我父親來說，最大的敵人，就是對不同想法、意志的威壓。他發(fā)現(xiàn)，這正是現(xiàn)代世界的本質(zhì)特征。

的確，《指環(huán)王》中沒有直接隱喻任何具體的事物，但的確在描繪“Machine”的恐怖，它是黑暗魔君索倫試圖統(tǒng)治他人思想、駕馭世界的野心，是墮落的巫師薩茹曼對權(quán)力的渴望，是精美的城市和建筑被毀滅改造后留下的荒蕪和不堪。

還有什么能抵抗這些來勢洶洶的“Machine”怪物？在兩次世界大戰(zhàn)的廢墟中，希望又在哪里？可能同樣是在一戰(zhàn)的經(jīng)歷中，在身邊人的身上，托爾金自己找到了答案。

身邊人，應(yīng)該不是那些高級軍官。他向妻子吐槽，“高級軍官中不存在紳士風度，照我看，起碼的人性也很難得”。反倒是那些下級士兵，讓他看到了人類身上最閃光的品質(zhì)。他說，軍旅經(jīng)歷讓自己對湯米（Tommy，英國兵），尤其是來自農(nóng)村的樸實士兵，產(chǎn)生了深厚的同情和感情。

——他們仰望星空。托爾金回憶，某節(jié)無聊的軍事課上，大家擠在骯臟的大帳篷里，傳來一陣陣羊尿味，此時他身邊一個士兵小聲嘀咕了一句：“沒錯，我想我該用前綴表示賓格！”托爾金很想跟這位士兵聊聊他自創(chuàng)的語法結(jié)構(gòu)，卻羞于開口。

——他們有勇有謀。尤其是勤務(wù)兵，托爾金對他們由衷地敬佩。勤務(wù)兵必須處理軍官的各項瑣事，但同時也要完成軍事任務(wù)。就算是為軍官跑腿這件看似簡單的任務(wù)，他們也必須既盡忠職守，又靈活應(yīng)變，才能充分領(lǐng)會軍官意圖、確保執(zhí)行到位。當然，勤務(wù)兵的傷亡也是非常巨大的。A連的一位勤務(wù)兵，托馬斯·加斯金，本是曼徹斯特的一位工人，后來死于奧維勒斯戰(zhàn)役。他母親來信詢問兒子的下落，寫得令人肝腸寸斷，托爾金一直珍藏著這封信件。

身著軍裝的托爾金

不得不說，《指環(huán)王》中陪伴在主角身邊，關(guān)鍵時刻展現(xiàn)出堅毅勇敢品質(zhì)的霍比特人山姆懷斯·甘姆吉，他的原型就是托爾金身邊的那些勤務(wù)兵。這也正是《指環(huán)王》的主旨：看似不起眼的普通人，才是抵御黑暗、推動歷史的主角。托爾金借助水神烏歐牟之口，稱贊他們的勇敢：“年湮世遠，精靈當永念伊甸人（即人類）之英勇，驚嘆其世間壽數(shù)何其短促，舍命卻何其慨然?！?/p>

這就是托爾金對現(xiàn)實政治的觀念，這就是他對第三帝國、對“Machine”的回答。漢娜·阿倫特在痛陳反猶主義的起源后，給出了同樣的藥方：“歷史的每一次終結(jié)必然包含著一個新的開端……，這個開端由每一次新生來保證；這個開端確實就是每一個人?！蓖袪柦?，透過戰(zhàn)爭的迷霧，看到的不是國家復(fù)仇、種族凈化這樣的宏大又極端的話語，他看到的，是每一個善良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