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惲代英為紀念五四運動寫了一篇題為《“自從五四運動以來”》的短文，開篇略有諷語：“‘自從五四運動以來’八個字，久已成了青年人作文章時濫俗的格調(diào)了。”隨后他簡論五四運動史，分析青年崇拜五四之緣由。在思想與組織活動上痛惜“民國十三年”的青年何以墮落到“民國八年青年的程度一萬丈以下了”。最后很自然地質(zhì)問道：“為什么不讓我們再看見一個五四運動？”顯然，即使借用“民國八年青年”的語式，人們今天也很難有勇氣對新文化運動作如是問。因為諸如“女德”等古舊渣滓正披著光鮮的套服，以人民幣的名義糾纏著活人的頭腦，先輩們創(chuàng)造的新傳統(tǒng)被套上了另一幅面具，說著一套借來的語言。
一、假“新文化”之名的紀念
評價與紀念新文化運動，歷史參與者自己會講一套故事，后來者的“再解讀”常常是“假汝之名”，不僅無意中會露出一種急迫的吃相，同時又會儼然替古人尊道——不管這個“道”是何物。而歷史似乎從來都是后來者立法，增刪與篡改其意義，模仿與升華其價值，對新文化運動的歷史評價也不例外，很容易陷入到對其主張的特定價值觀的推崇與接受上。不同派別從各自的思想、現(xiàn)實目的或政治意圖出發(fā)，各取所需，各自攻防，建立起不同的評價坐標與參照系，演化成一部關于新文化運動的“輝格史”。或以南北分殊新文化運動，用《學衡》沖淡《新青年》，拔高文言，貶低白話，以南擊北，平分天下；或證之以中國革命的勝利道路，以革命話語整合新文化運動的多層意涵；或以西方為鏡像，雖不敢直言新文化運動乃“翻版”歐洲啟蒙運動，卻并不諱言二十世紀中國之所以一路激進到底，就是因為“歪版”了，學了個四不像，一臉追悔何及；或以為新文化運動倡導者靶子找錯了，為歷史人物出謀劃策，在觀念市場上荷戟不彷徨；或?qū)⑹澜鐜状笪拿鞔瓿梢桓眹饴閷⒌募侔咽?，一面打太極，一面克己復禮，“你們的良心不會痛嗎”；或以壓抑之虛，行貶抑之實，顛倒權威文本與次級文本的既成關系；或把新文化運動的價值和精神總結(jié)出一二三四五，在學院派的范圍內(nèi)呼告，“要繼承”“要接受”“要發(fā)揚”，咿咿呀呀啊啊之乎者也。
事實上，如果只是知曉新文化運動的價值，并不會創(chuàng)造新的思想空間，也不會有效建立和現(xiàn)實、未來的有機想象與實踐的關系。背誦幾個名詞就能參與政治認同嗎？如果真是這樣美好，“這個世界還會好嗎”？新文化運動之所以在教科書上變成僵死的范疇，在人們的意識上成為空洞的語匯，正因為今天的時代語境與主流話語匱缺二十世紀歷史最核心的經(jīng)驗?！皺鄤荨辈皇恰稗D(zhuǎn)移”就是“顛倒”，不是上下顛倒，就是前后轉(zhuǎn)移，“漫長的十九世紀”能敵過“短促的二十世紀”嗎？?？抡f過的一句話已成陳詞濫調(diào)，“重要的不是故事講述的年代，而是講述故事的年代”。但更重要的難道不是講述故事的人嗎？誰在講故事，比任何“年代”都重要。
今天的許多“故事”，起源都是發(fā)生在“把過去固定化”，“把自己固定在對于過去的評論者或者觀察者乃至裁決者的立場上”，“歷史的脈動已經(jīng)停止了”（溝口雄三）。新文化運動算得上真正可以激活歷史動力的事件之一，是可以結(jié)構(gòu)進“長時段”歷史的一個重要環(huán)節(jié)。如何打開被“結(jié)果”所封閉的空間或完成狀態(tài)，如何尋找到歷史的主脈，需要一種“目力”，需要從“過去的事實”與“記憶的幽靈”的雙重束縛下突圍，感受作為“歷史的事實”而躍動著的客觀性。
二、石像與靶心：文化與行動的轉(zhuǎn)化
新文化運動以“文化”激蕩出思想與政治的行動空間，又以自身的博雜給予后人“變幻大王旗”的口實，又以自身的激進，如大河奔騰而起的浪尖，使膽怯者聞風落荒，使勇猛者勇往直前。今天重新認識新文化運動是不是還有意義，取決于能否深入被封閉在單一體系的敘事（虛構(gòu)）中探尋多層、多樣與多面，且超越歷史的“偏至”，將“輝格史”的歷史敘事轉(zhuǎn)變成對歷史動力和整體架構(gòu)的迫切追問上。如果說新文化運動是一種發(fā)明的傳統(tǒng)，那正如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中所言，人們“自己創(chuàng)造自己的歷史”，但只能在既有的條件下創(chuàng)造。這是殘酷的“自然史”，也是認識新文化運動歷史形態(tài)的重要視角。
“傳統(tǒng)并不是一尊不動的石像，而是生命洋溢的，有如一道洪流，離開它的源頭愈遠，它就膨脹得愈大”（黑格爾）。新文化運動對待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激進態(tài)度飽受詬病，幾乎成為一個“反動”的常識，云繞著時人的腦力。但“激進”只是一個特征，似乎什么也說明不了。所謂激進即徹底的意思，提問方式的徹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新文化運動所構(gòu)造的“提問方式”與“提問態(tài)度”，就是使一切問題化，不僅使自己，也使對象成為“問題中人”。而賦予當下以“開端”的意義，或?qū)⒋丝谭Q之為“終結(jié)”，不是中了莊周韓非之“毒”，卻是中了形而上學之“毒”。新文化運動的整體構(gòu)圖并不具備這樣的闡釋效力，但可以將它作為歷史洪流的重要環(huán)節(jié)，它不是“石像”，也不是“靶心”，而是作為其自身向我們呈現(xiàn)其博雜而戰(zhàn)斗的思想風貌。
今天的一個主流認識，即是把新文化運動對待傳統(tǒng)的“態(tài)度”看成是二十世紀中國激進政治的歷史與思想源頭，歸罪于新文化運動倡導者。這種借尸還魂式的保守史觀算是對歷史的某種糾偏（心態(tài)）。但超越一般的偏見，整個二十世紀中國以文化為先導，對實際政治進行想象和塑造，不斷“前進”，不斷“革命”，各握“正義”、各衛(wèi)“真理”，形勢比人強，“更前進”者需要不斷述說自己紀念碑式的歷史，才能擊退剛上位還未站穩(wěn)腳跟的同道。這一歷史進程令人困惑，似乎陷入到一個死循環(huán)。但這或許就是二十世紀最核心的經(jīng)驗與理論。
歷史的前進有時也是價值倒錯與否定自身的過程，這在“短促的二十世紀”表現(xiàn)得最為明顯。本雅明的“歷史的新天使”所看到的廢墟正是這樣的失敗遺產(chǎn)。這樣的景象是恐怖的，也是“現(xiàn)代”不可擺脫的。正如新文化運動的“抓住事物的根本”，其“前進”是為了擺脫歷史的糾纏。二十世紀無數(shù)“前進”的風暴因失敗而告終，失敗的歷史構(gòu)成了歷史本身。如何從歷史本身去展現(xiàn)這些不同層次、不同脈絡的“失敗”的歷史，是極其重要也極其艱難的。新文化運動本身也是短短幾年時間就歸于分化與沉寂，“有的高升，有的隱退，有的轉(zhuǎn)向，有的堅守，有的走向十字街頭，有的走進象牙之塔”（魯迅）。還有的，轉(zhuǎn)而爭奪新文化運動的闡釋權，這一過程自身就是歷史的構(gòu)成部分。作為現(xiàn)代中國的一種“元敘事”，有必要撥開云霧，從“現(xiàn)代的”根本特征上把握，因為現(xiàn)代（革命）“不是從過去，而是只能從未來”獲取自己的標志和象征（迪特里?！す兀?。沒有“未來”的視野，就無法理解新文化運動的得失成敗，甚至根本就不能理解與反思“現(xiàn)代”。而今天的復古思潮何嘗不是在“崛起”背景下的一次未經(jīng)否定和批判的復歸（返祖）？
三、尋求別樣的人們：用“換人”來“換思想”
在描述新文化運動的歷史時，一般以《新青年》雜志1915年9月的創(chuàng)刊為起點，但另一種敘述似乎更具歷史感：1917年初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學校長，著手教育思想與人事變革，聘請陳獨秀、李大釗、胡適等人執(zhí)教北大。同年初，《新青年》雜志從上海遷到北京，由此形成了以該雜志編輯部、以北大教授為核心的倡導新文化、抨擊舊傳統(tǒng)的思想陣營，一場文化與文學變革或可由此迅速展開。而“新文化運動”這個詞本身如上所述是事后追認，據(jù)周策縱《五四運動史》記載，遲至1920年初，——套用惲代英的句式——“自從新文化運動以來”才成為一個流行詞匯。而遷到北京之后的《新青年》發(fā)行量據(jù)說迅速擴大十倍，主要就是因為袁世凱的帝制運動這一惡性事件對中國社會的刺激。以新思想為武器，抗擊民初舊有政治遺風，此時因袁氏稱帝而成為新（舊）知識分子的某種共識和“心情”。
從“結(jié)構(gòu)與事件”的角度看，袁氏帝制運動是使新文化知識分子重新認識中國社會結(jié)構(gòu)的一個決定性“事件”。他們開始擺脫了對上層政治權力運作的期待和幻想，轉(zhuǎn)而另覓政治主體，漸漸開啟了中國革命的歷史道路。他們漸以“革命”的思想學說構(gòu)建總體性的歷史視野和行動方案，這里的“思想學說”不再是紙上談兵，不再局限于上層知識分子，一大批年輕人從“文藝青年”轉(zhuǎn)變?yōu)椤爸苯訛檎蔚男袆印保◥链ⅲ┑恼吻嗄?，“到民間去”，就不是偶然的。
因此，新文化知識分子對民初共和政治的失望，對國家上層政治權力變更的冷眼，試圖用“文化”逆襲（實際）政治，是一種另辟蹊徑。正因為對民初政治的“失敗”和腐爛政制有痛徹的認知之后，才選擇了鍛造新的思想和行動主體來整合破裂的中國社會，有人稱之為用“換人”來“換思想”。
舊的政治機能已經(jīng)無法成為有效的整合力量，反倒使得中國社會面臨四分五裂之險境。新文化運動以青年學生為政治和思想主體，使得這些在實際社會上尚無位置的青年，反倒在精神文化上確立了自我的“位置”，也使得他們在意識上輕易地獲得了“歷史的自我授權”，“覺悟”到歷史的使命感。這無疑是一次文化領導權的旁移與轉(zhuǎn)換，是以“文章覺天下”。
新文化運動以文化激蕩出新型政治與思想形態(tài)，以魯迅為主脈的新文學創(chuàng)造因此構(gòu)成了獨特的文化和斗爭空間，幾代青年受此影響，甚至其“同時代人”也不例外，“自覺之聲發(fā)，每響必中于人心”。
四、“變奏”的回聲與延長線
啟蒙、革命、救亡、文化、政治……諸如此類的概念，是對新文化運動歷史形態(tài)與特征的一整套高度抽象?！盁o聲的中國”因新文化知識分子“彷徨”中的“吶喊”，因后來者“創(chuàng)傷”后的“抉擇”，而聲調(diào)博雜，主副之間起伏不定。歷史主題的顯隱，“變奏”曲持續(xù)回蕩在當代中國的思想空間里。
事實上，由于歷史記憶機制的“遺忘”特點，人們常常只能記住“剛剛發(fā)生”的事情。從歷史上看，標志性的闡釋事件并不多，簡舉如下：梁啟超對近代知識分子從器物、制度到精神的覺悟過程的闡釋，至今還是學界主導的思維圖式。1920年代中期以后，左翼文化人開始批評新文化運動無法深入到社會實際，不能扎根。到了1940年，毛澤東發(fā)表《新民主主義論》，此后該文本即成為權威。但真正對我們今天構(gòu)成強制“話語類型”與意識形態(tài)范式的，則是新時期以來重新評價新文化運動與五四運動的新啟蒙思潮。1980年出版的《紀念五四運動六十周年學術討論會論文選》堪稱新時期“修改”“新民主主義”闡釋范式的經(jīng)典會議和出版物。1986年李澤厚在《走向未來》雜志創(chuàng)刊號發(fā)表名文《啟蒙與救亡的雙重變奏》，這是當時對二十世紀中國激進政治所能達到的“最為漂亮”（賀照田語）的回答，自此“啟蒙與救亡”即成為支配性的闡釋范式，延綿至今。
李澤厚
到新世紀，汪暉以《東方雜志》為切入口，以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為“事件”，論述“文化與政治的變奏”。所謂以“文化”創(chuàng)造“運動”，“文化和倫理成為新政治的核心”，即是彰顯文化的政治動能，為今日已狹隘化的“政治”賦予更普遍和更廣闊的意涵。賀照田近年則以革命作為啟蒙的方法，論述“啟蒙與革命的雙重變奏”，探尋中國革命何以也是一種啟蒙，知識分子與大眾兩種主體如何互相鍛造。而新文化運動在現(xiàn)代中國獲得霸權地位的同時，又何以面臨著自身的危機，它的兩面性即是其“開展出的實際樣態(tài)，卻包含著讓受其模塑的青年認知上跟中國現(xiàn)實結(jié)構(gòu)性隔膜的后果”。這一“相對化”新文化運動的視野并非單純否定，而是以中國共產(chǎn)革命為參照的。這與日本學者溝口雄三以明清以來的“相互扶助”特點看待社會主義經(jīng)驗相似，后者認為“清末民初中國知識分子的危機感及其表達，并不等于中國社會本身危機的存在方式”。
新文化運動的危機及其克服，以及在文學上的表現(xiàn)形態(tài)，可參照的新近研究用例則有姜濤的《公寓里的塔——1920年代中國的文學與青年》（還有程凱的《革命的張力》等），該書論述了新文化運動作為一整套抽象系統(tǒng)和符號系統(tǒng)，其召喚出的“新青年”用文學塑造自我獲取解放感的同時，又何以因文學而束縛自身，從而使主體變得空洞化，喪失與社會實際的有機聯(lián)系。與一般從政治歧見出發(fā)的視野不同，該書并不囿于價值之爭，主要的是“歷史的”分析。
在關于新文化運動的歷史機制上，新世紀以來的評論大都是在李澤厚所論“變奏”的延長線上試圖提供不同的回答和闡釋范式。但從上述簡略的評述不難看出，某種程度上新的研究已經(jīng)推進了我們對歷史的認知，有的論述或可成為繼續(xù)討論的新基點。
新文化運動創(chuàng)造的不僅是文化與政治的空間，更開啟了新的歷史動力和對未來的想象，它們構(gòu)成了二十世紀中國的核心思想與經(jīng)驗。今天對歷史最具理論穿透力的評價，都是在尋找理論與現(xiàn)實被閹割、被遺棄，或是主動屏蔽掉的關聯(lián)。新文學或新文化運動最有活力和創(chuàng)造性的機制，或許就在于整體（總體）感的獲得，以及既有“位置感”或秩序感的喪失與重新“布置”。這種空間感如不進步，就會喪失或塌縮。
那么，新文化運動是屬于死者的，還是屬于生者的呢？尼采說，“歷史是服務于生活的”，“人生需要歷史的服務”。所以，新文化運動終究是屬于生者的。但歷史在何種意義上屬于生者，這又不可兒戲。在尼采指明的三種關系里，歷史屬于我們生者的是：“它屬于行動者與努力奮斗者，屬于保存者與尊敬者，屬于受難者與需要解放者?！迸c此相應，我們熟知“紀念碑式”的歷史，熟知“好古”的歷史，熟知“批判”的歷史。尼采告誡我們要在適宜之地對這三種歷史各取所需，否則它們就會長成“荒蕪的亂草”，成了“變種”。新文化運動是使人解放、促人進步、重整山河的歷史實踐，而對新文化運動的評價已演變成“各取所需”，但如果背離其“自然的產(chǎn)地”，當然就會變成“荒蕪的亂草”，長成“變種的植物”。（文/吳寶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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