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襲來：國信使一山一寧

在本系列的前幾篇里，筆者簡要給大家介紹了兩次“蒙古襲來”的背景及影響。1281年的“弘安之役”以后，戰(zhàn)爭雖說結束了，但戰(zhàn)爭的威脅并沒有解除。對元朝的君主忽必烈來說，既然第二次征伐日本還沒有成功，那么仍有必要發(fā)動第三次征日戰(zhàn)爭，因而仍繼續(xù)命令整軍備戰(zhàn)、籌措糧草。元朝向高麗沿海等郡分發(fā)兵器，高麗在南部沿海設置鎮(zhèn)邊萬戶府。此外，大元的君主也仍堅持繼續(xù)向日本派遣招諭使。

正應五年（1292）10月，高麗使節(jié)金有成抵日，跟以前一樣，還是代表忽必烈前來呈遞高麗國王國書，勸日本屈從元朝的使者。在這封國書中，高麗忠烈王王昛陳述了日本長期以來與高麗通好的史實，趁著日本商船漂流到耽羅的機會，專程差人將漂來的日本人送回，然后順便跟日本國王講一講“不得不陳”之事。忠烈王語重心長地告誡日本君主，高麗臣服元朝以后“不失國號，不臣社稷，禮樂文物，衣冠名分，一切仍舊，百姓安堵，樂業(yè)安生，實輸誠事大之故也?！倍纬瘎t執(zhí)迷不悟，在忽必烈的“天兵”面前負隅頑抗，“九廟隳，百官毀，無復君臣之禮，三百年積累之基，一旦傾覆”。然后又稱贊忽必烈“神圣文明，功德兼豐，仁慈寬厚，好生惡殺”，希望日本能謹記宋朝的前車之鑒，盡快遣使“朝于大元”。這封文書只字不提兩次戰(zhàn)爭之事，而是耐心地給日本分析了通好元朝的種種好處。但結果并不意外，鐮倉幕府收到這封國書后，派遣北條兼時、北條時家到九州，加強“異賊警固”“異國防御”，命令地頭御家人和“本所一圓地”武裝力量共同加強戰(zhàn)備。 鐮倉幕府應對元朝和高麗的來使幾乎已經(jīng)有了一套固定的應對模式——那就是置之不理、整軍備戰(zhàn)。這令元朝和高麗的遣使仍舊徒勞無功。

元成宗

事實上，在“弘安之役”后，金有成抵日以前，元朝還有過多次其他的遣使招諭的嘗試。忽必烈發(fā)現(xiàn)高麗派去的使節(jié)屢次都無功而返，于是在至元二十年（1283）打算從江南地區(qū)派人到日本去?；蛟S是因為通過和日本打了十來年交道以來的了解，忽必烈知道日本人崇信佛教，特別是近年來的鐮倉幕府對禪宗特別感興趣，于是選中了浙江普陀山寶陀寺的住持愚溪如智做使節(jié)，差他提舉王君治一同到日本去。8月愚溪如智與王君治奉圣旨出發(fā)，在海上停泊多時，過黑水洋時遭遇暴風，船只漂流到了普陀山外。第二年（1284），也就是北條時宗死去的那一年，忽必烈又再度命愚溪如智與王積翁（原為南宋官僚，降元以后為福建道宣慰使、戶部尚書、江西行省參知政事）作為國信使赴日本。5月13日船只從寧波出發(fā)，經(jīng)高麗的耽羅、合浦，7月14日抵達日本對馬島。王積翁在出海之時，強征了船主任甲的四艘船使船，航海途中任甲擔憂大概是行程兇險，不愿前行，王積翁對其處以鞭刑，任甲遂心生報復，最終在對馬島時把所有人灌得酩酊大醉，然后將王積翁等50人一并殺害。于是，愚溪如智與王積翁的此番出使以失敗告終。

雄才大略的元世祖忽必烈于1294年初去世。在他生命的最后時段，仍在命令高麗準備征伐日本所需要的戰(zhàn)船和軍糧，但這一計劃終于因為新君的即位而終止。元成宗大德二年（1298），江浙行省平章政事也速達向新君元成宗進言三征日本，成宗鐵穆耳回復“今非其時”，拒絕了第三次渡海出兵的建議。此時元成宗已經(jīng)開始改變了忽必烈以來對外征伐的戰(zhàn)略方針，對東南亞未臣服于元朝的國家也采取相對懷柔的政策，一時間20余國來朝，元成宗的路線轉(zhuǎn)變收到了成效。與對東南亞的政策類似，元成宗也打算通過外交而非戰(zhàn)爭的手段招諭日本，使其來朝。最近，日本學者榎本涉通過多種史料的考訂，重新復原了元成宗遣使日本的經(jīng)過。根據(jù)榎本涉的研究，元成宗屬意的日本招諭問題負責人是燕公楠（1241-1302）。燕公楠是江西南康路建昌州人，在南宋末曾任通判贛州事，元朝占據(jù)江南以后開始為元朝工作，后來獲得了忽必烈的信任，還獲賜了蒙古名字“賽因囊加帶”。在忽必烈執(zhí)政的最后階段，燕公楠的職務是江淮行省參知政事、行大司農(nóng)司。而后歷任河南、江浙、湖廣行省右丞。1292年6月，三艘日本商船因風浪損毀，僅一艘順利抵達慶元（寧波），時任江淮行省參知政事的燕公楠便借此機會，在日本商船回國的時候差他們給日本當局帶去了書信。燕公楠在江南期間多次負責外貿(mào)一類事務、并負責市舶制度的改革，在日本來的商人（注：日本來的商人不一定是日本人）里也頗有口碑。當元成宗下定決心放棄三征日本的計劃后，元成宗又想起了這位擅長對外事務的江南官員。于是，元成宗任命燕公楠為江浙行省右丞，命他準備日本招諭的相關事宜，并遴選充任外交使節(jié)的合適人選。最終被燕公楠選中的人選，就是著名的元朝國信使、禪僧一山一寧。

一山一寧

當時（1298年夏天），正好有一艘日本商船到達慶元。于是燕公楠便計劃利用這次機會，讓元朝國信使搭乘日本商船去日本。起初選定的出使人選還是那位曾有出使經(jīng)驗的普陀山禪僧愚溪如智。但愚溪如智此時年事已高，難堪大任，這副重擔于是落到了愚溪如智的后任，新任普陀山寶陀寺住持的一山一寧身上。一山一寧是浙江臺州臨海縣人，少年時在明州剃度出家，而后在明州（寧波）延慶寺、杭州集慶院等地學習，之后在天童寺學習禪宗，開悟以后由游學于天臺、雁蕩、育王等多處名山，但基本上活動范圍不出浙江。至元二十一年（1284）5月出任昌國（舟山）祖印寺的住持，至元三十年（1293）又在愚溪如智等的推薦之下就任普陀山寶陀寺的住持?？梢哉f在當時的浙江一帶，一山一寧還算是一位小有名氣的中年禪僧，但他的足跡幾乎沒有踏出過浙江，更不要說出海去日本。這突如其來的大任對于一山一寧來說無疑是一場巨大的考驗。更何況，鑒于之前元朝數(shù)次遣使的經(jīng)驗，日本的鐮倉幕府向來不遵守什么“兩軍交戰(zhàn)不斬來使”的規(guī)矩，這趟出使很有可能是有來無回。

在燕公楠的策劃下，元成宗給予了一山一寧極大的優(yōu)待。元朝任命一山一寧為江浙釋教總統(tǒng)，并授予他“妙慈弘濟大師”之號，又賜予金襴袈裟一件，同時還賜寶陀寺黃金百兩、寶幣二年緡（一緡為一千文錢）、官田2000畝。“江浙釋教總統(tǒng)”一職來源于忽必烈時期的“江南釋教總統(tǒng)”，是當時統(tǒng)轄江南佛教界的最高官位，那位因盜掘南宋皇陵而臭名昭著的楊璉真迦就曾擔任過這個職務。但一山一寧被任命為國信使之時，“江南釋教總統(tǒng)” 或“江浙釋教總統(tǒng)”的職務和機構已經(jīng)被撤銷，江南一帶的宗教事務實際官署是江南行宣政院（1291年設于杭州），因此一山一寧的這個“總統(tǒng)”職務不過是一個有名無實的名譽稱號。在任命一山一寧為國信使的時候，燕公楠還作為元成宗詔命的開讀使臣，親自攜元成宗的詔書到杭州，而后浙東道宣慰使阿答剌及慶元府判官、僧錄司知書、昌國州知州等官員50人一同入寶陀寺宣布皇帝的命令，此外還派遣了“隨身伴當”5人隨一山一寧一同出使（也可以認為是防止一山一寧中途逃跑）。在日本禪僧虎關師練所作的一山傳記《一山國師行記》中，一山一寧對出使的態(tài)度并不算積極。

舟山祖印寺

最終，一山一寧接受了朝廷的命令，從普陀山啟程到慶元，而后搭乘日本商船。出海之后一山一寧一行就遭遇了風浪，經(jīng)修理之后到達高麗，而后于日本正安元年（1299）8月抵達日本博多。當年10月8日的《北條九代記》記載了“一寧參著鐮倉，一寧持大元國書”的消息。鐮倉幕府收到一山一寧所持的元成宗國書后舉行了會議，但與以往數(shù)次的出使結果一樣，鐮倉幕府還是拒絕給予元朝作出答復。不僅如此，鐮倉幕府一度也曾動過處死元朝使節(jié)的念頭，但最終鑒于一山一寧是一位德高望重的禪僧，并且還是海商們十分熟悉的普陀山的高僧，于是決定放過一山一寧，但卻不允許他回國。最終，一山一寧留在日本為鐮倉幕府和京都的公家朝廷服務，成為了日本的“一山國師”。他的門下涌現(xiàn)出了一大批著名的禪僧，自他以后，日本歷史上的“入元留學僧熱潮”開啟了。

參考文獻

佐伯弘次：《蒙古襲來以後の日本の対高麗関係》《史淵》第153號，2016年

野口善敬：《元代江南における住持任命権者の変遷》，《元代禪宗史研究》，京都：禪文化研究所，2006年

西尾賢隆：《元朝國信使寧一山》，《中世の日中交流と禪宗》，東京：吉川弘文館，1996年

榎本涉：《テムルの日本招諭と一山一寧?燕公楠》，《史學研究》第300號，201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