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詩人談驍：“我總是遲到，我寫下的一切都已逝去”

波蘭女詩人辛波斯卡有一首運思精妙的小詩《三個最奇怪的詞》：“當我說‘未來’這個詞，/第一音方出即成過去。/當我說‘寂靜’這個詞，/我打破了它。/當我說‘無’這個詞，/我在無中生有?！边@首詩提及的三個詞都存在能指與所指的悖反關(guān)系，對于習慣用詞語命名世界的詩人來說，這樣的時刻無疑令人沮喪。

青年詩人談驍?shù)男略娂麨椤墩f時遲》，對他而言，令人沮喪的倒不是詞語自身的悖論，而是詞語的遲到?！叭松诮?jīng)歷，此刻轉(zhuǎn)瞬即逝”，詩人的感受總是落后于正在發(fā)生的鮮活生活本身，相應的詞語則更遲到來。

談驍?shù)脑姼枵Z言介于口語和書面語之間，穩(wěn)重而節(jié)制，善于在敘事的同時展露情感的褶皺，看似平白無奇，實則內(nèi)蘊豐厚，正如臧棣指出的那樣，“隨著詩的敘事精確地展開，故事性和寓意性互相滲透，互相反襯；原本孤立著的碎片般的私密經(jīng)歷，經(jīng)過寓意氛圍的折射，突然轉(zhuǎn)變?yōu)閷θ松?jīng)驗的一個縮影般的隱喻呈現(xiàn)?！?/p>

自然和親人，是談驍大部分詩歌的主題，無論河流還是泥土，女兒或者父親，在談驍筆下都被描摹得真實可感，沒有絲毫的變形與抽象，任事物如其所是，于平凡中燦爛生輝；誠實，是談驍詩歌最珍貴的品質(zhì)，讀其詩仿佛亦能想見其為人，踏實，忠厚，對生活富有熱情，與浮夸炫技絕緣。

生于1987年的談驍目前在長江文藝出版社擔任編輯，曾出版詩集《以你之名》《涌向平靜》。借著新詩集《說時遲》出版的機會，澎湃新聞對談驍進行了專訪。

談驍

澎湃新聞：還記得你寫第一首詩是什么時候嗎？最初的文學啟蒙是如何完成的？

談驍：我的第一首詩寫于2000年。那時我在鎮(zhèn)上讀初二，同桌的父親經(jīng)商，被傳為鎮(zhèn)上的首富。有一天，同桌對我說，他父親給他買了一臺電腦，他可以把我寫的作文敲到電腦上，再打印出來變成“鉛字”。沒多久，同桌又說，把作文敲進電腦太累——他現(xiàn)學的五筆輸入法還不太熟練——讓我寫些簡單的、文字少的東西，比如詩。于是我寫了一首古詩，寫的是小學六年級畢業(yè)春游經(jīng)過一個名叫“鐵索口”的峽谷的所見所感，大概有十幾句吧，如今我能記得的只有第一句，“幽幽絕壁直通天”。

我愿意把這首詩追認為我的第一首詩，那是我第一次以詩的形式來處理我的經(jīng)驗。我寫作的對象——鐵索口，也是我后來不斷在回憶中確認的審美的開端。《說時遲》的后記里，我就詳細描述了去鐵索口的經(jīng)歷。

我的文學啟蒙和我的閱讀史是同步的。最先的閱讀來自父親的藏書，小學五年級，我從書柜里翻出一本《三國演義》下冊，翻開就是“馬孟起興兵雪恨”那一回。是《三國演義》，準確地說，是馬超讓我愛上了讀書。后來我又讀了《保衛(wèi)延安》《張志明小說選》等，也有讀不下去的，比如《艷陽天》《辯護大師斯丹諾》。1990年代，武俠小說流行，初二之前，我?guī)缀蹩赐炅烁浇心苷业降奈鋫b小說。有個同學叫楊萬志，他父親在鄉(xiāng)廣播站工作，有許多藏書，我挑里面的《今古傳奇》看，幾本陳舊發(fā)黃的《收獲》則被我棄之不顧。初二暑假，父母送我去語文老師家補課，語文老師要求我讀完上下兩卷本的《平凡的世界》。這是我第一次接受到嚴肅文學，囫圇讀完，發(fā)現(xiàn)并不難看。這之后，嚴肅的文學雜志才進入我的閱讀視野，但在我的家鄉(xiāng)，這樣的雜志是稀缺的，更多的，還是通俗的故事類雜志。到了2002年，我去恩施市讀高中，才終于得以讀到《十月》《當代》，讀到卡夫卡、王小波，他們接替了曾經(jīng)的武俠小說，完成了對我的第二次文學啟蒙。

我童年的閱讀史中，詩是缺席的。父親的藏書里有一本《古詩一日一首》，我每每發(fā)愿要把它讀完，可沒有哪次能堅持超過一周的。這本書在我手里翻了好幾年，我能背誦的也只有第一首《贈范曄詩》。后來竟然寫起詩來，不能不說是一種意外。

澎湃新聞：你有一句詩是“除了童年的記憶，我再無什么可在詩中分享”，能簡單介紹下你的故鄉(xiāng)以及你對故鄉(xiāng)的記憶和感受嗎？

談驍：當我在簡歷里填籍貫時，我寫得最多的是湖北恩施，有時候也寫湖北建始。恩施是州，建始是縣。鄂西山地共同的地貌、生活習俗和語言習慣，讓我的故鄉(xiāng)認同，可以停留在縣市一級的行政區(qū)劃上。我的出生地，是一個更小的地方：官店鎮(zhèn)魚精鄉(xiāng)談家堡。官方的命名止于官店鎮(zhèn)，后面的鄉(xiāng)和堡則要我們以民間傳說和地貌來補全。我的故鄉(xiāng)最多的就是山。山塑造了我認識世界的眼光，也塑造了如今的我。在家鄉(xiāng)，上山下溝，爬坡過河，都只能依靠自己的腿和腳。我曾用“步行抵達”來形容我的生活經(jīng)驗和寫作經(jīng)驗，意思是，我直接的認知當然得自步行的經(jīng)驗，就是書本上的知識，也要靠生活經(jīng)驗去印證。體現(xiàn)在寫作中，“步行抵達”意味著，我是一個徹底的經(jīng)驗主義者，我只能依靠我的身體器官，依靠極端的個人視角，建立“個人的透視法”。

寫詩之初，故鄉(xiāng)沒有成為我的寫作資源。從現(xiàn)代的“進步”觀點來看，我故鄉(xiāng)那樣的小地方，幾乎就是貧窮、閉塞和落后的代名詞，在通高速之前，從恩施到武漢，要坐接近二十個小時的汽車。大學的頭幾年里，我很少和人談起故鄉(xiāng)，即使談及，也多半是獵奇：我宣稱我是土家族酋長的后代，我所住的談家堡是一座真正的堡壘，堡上吊腳樓鱗次櫛比，堡外關(guān)卡林立，有人拿著鳥銃守衛(wèi)……神秘化是一種常見的掩飾手段，把人引向未知，從而忽略事物的真正面目。這樣的敘述策略之下，我的寫作當然沒法進入過去的生活現(xiàn)場。

故鄉(xiāng)對我寫作的影響，一直到我寫了六七年詩后才顯露出來。2014年，一次回鄉(xiāng)的經(jīng)歷，讓我寫出了《追土豆》，由此發(fā)現(xiàn)，童年的經(jīng)驗是一座富礦，幾乎是取之不盡的。之后我寫了大量的追憶之詩，既寫童年如何塑造我的過去，如何影響我的此刻；也寫那些至今仍然在我童年的土地上生活的人，他們在這個時代如何生活。

我說“除了童年的記憶，我再無什么可在詩中分享”，其實有一種童年迷信，甚至是童年崇拜。我始終覺得，童年的我是感受力最豐富的時刻，我對世界的初步認識，全部來自那時。后來通過知識獲得的經(jīng)驗，還是難免有很強的二手性，而且有一種“認知難以匹配知識”的分裂：我們學習到的，無法在感官中得到印證。

澎湃新聞：你的詩中出現(xiàn)了很多花果草木、鳥獸蟲魚之名，自然對你的寫作意味著什么？你如何理解人與自然的關(guān)系？

談驍：多識鳥獸草木之名，很早以前就是詩人的功課。詩是一種精確的藝術(shù)，面對一種花，要知道究竟是海棠還是月季，是凌霄花還是石楠花；置身一座山中，也要知道松樹、樅樹、櫟樹和樟樹的區(qū)別——看起來只是名字，實際上是對物的形狀、習性等方面了解，更深層次的，是寫作者對生活是否進行了有效的觀察。我希望做一個知識人，盡可能通過觀察了解事物的內(nèi)在秘密，只有這樣，才能把我們的語言工具磨得鋒利。

自然是我的對象，也是我的背景，更是我的追求。我不論是寫故鄉(xiāng)恩施還是寫武漢，都頻繁地涉及自然風物：從伍家河到清江、長江，再到南湖、野芷湖、巡司河；從家鄉(xiāng)沒有名字只有高度的山，再到照京山、八分山、九真山，我寫下了為數(shù)眾多的河流之詩和山川之詩，我甚至說過“我的一生就是河流的一生”。自然對我的喚醒和刺激，一方面是對我的成就：自然既作為詩歌的內(nèi)容，也無形地轉(zhuǎn)化為風格了。

人來自自然，也想回到自然中去。我想這是人的天性，城市里的人如此熱衷在自己的辦公室和陽臺制造微觀的自然——有鄉(xiāng)村生活經(jīng)驗的人可以理解為懷舊，從小在城市長大的人呢？只能說是天性的親近了。我傾向于相信，自然深藏于每一個人的心底，不僅僅是作為風物的自然，也包括天性中的自然成分：自然本身意味著一種無裝飾的美好，意味著人類的過去和童年時代。所以，人和自然，理應是一種相互尊重相互成全的關(guān)系。

澎湃新聞：除了故鄉(xiāng)和自然之外，日常生活中的親密關(guān)系也是你寫作的重要資源，你為女兒、父親寫了多首詩，平時如何處理現(xiàn)實和語言中的情感連接？

談驍：2018年底，我的女兒出生了。當天晚上，我在回家取衣物的路上，隨手寫了一首詩《致女兒》：“過去十年，一直是你母親在塑造我/現(xiàn)在，輪到你了?！蔽矣昧恕八茉臁币辉~，事后看來，毫不夸張。親情的角度自不待言，哪怕就是寫作的角度，我前面說的“童年崇拜”，在女兒身上，我可以再次領(lǐng)受一遍，比如我寫過一首《早上醒來》，那時候女兒才幾個月，記憶非常短，每天早上醒來，她就忘了昨天看到的，總是好奇地打量四周，我說我也跟著女兒的目光，把那些事物重新認識了一遍。

《說時遲》的第二卷叫“人事音書”，寫的幾乎都是我的親人：女兒、父親、母親、爺爺、外公，還包括我的岳父、我妻子的爺爺奶奶。在生活中，我和長輩的親人并沒有那么多交流，我甚至稱得上寡言，也許我不是一個好的聊天對象，但應該是一個盡職的觀察者。我在詩里寫他們，就像一種紙上的交流。而我寫的詩，我的父母、岳父母也都能讀懂，這保證了交流的有效。

澎湃新聞：在你的詩歌中，我沒有看到青年寫作者與父輩之間的那種常見的緊張感或疏離感，相反一切語言都包裹在平淡而真摯的親情之中。你的父親甚至還會主動抄寫你的詩，為你的詩集題字，你覺得這算是原生家庭的一種幸運嗎？

談驍：我和父輩少有緊張和疏離，原因很多，一方面，是因為我過早的獨立。初二開始，父母外出打工，我在外公家寄讀。初二初三，我的許多事已經(jīng)開始自己做主，一入高中，就更自由，也更自主。自由和自主，似乎是緊緊連在一起的。父母對我的生活影響已經(jīng)很少，我后來寫母親時，有一句詩“她已經(jīng)不評論我的生活了，只是默默點贊”。母親的這種狀態(tài)，幾乎就是父輩和我的關(guān)系的縮影：不點評，只支持。另外一方面，我的獨立并不表現(xiàn)為叛逆或者反抗，童年時的貧窮讓我對父母有一種本能的同情和理解，也無形中讓自己的成長不斷地和他們的期待相一致。我常和朋友們說我是一個“世俗之人”，我的生活之路，又幾乎完全滿足了父母對我的期待。也許是巧合也許是命運使然。

我的朋友圈從來不屏蔽父母和親人，我樂于讓他們知道我在做什么。了解是理解的前提。幸運的是，他們不僅理解，而且還在以他們的理解去表示支持，哪怕這種支持是完全無用、無效的。父親抄我的詩是其中一件，我還可以舉兩個啼笑皆非的例子：我2020年獲了一個詩歌獎，獲獎詩里面有一首寫父親的《春聯(lián)》。評委謝冕老師提到了這首。父親看到了授獎詞，立刻去公眾號下面留言，說“我就是談驍?shù)母赣H”。在公眾號運營者回復他之后，他繼續(xù)去留言，就像要和公眾號深度聊天一般。還有一次，一個公眾號發(fā)了我寫父親的文章：“為了給我寫書名，父親把我的詩抄了187遍”。父親把文章的鏈接發(fā)到所有的親友群里，讓他們點“在看”，并且點贊。這些事我都看在眼里，但絕不干涉。父親在用他的方式表示對我的支持和愛，我感受到了。

原生家庭的這種自由感，彼此關(guān)心而不干涉，最大可能地尊重和理解，于我，都是一種幸運。

澎湃新聞：當自己也成為父親之后，你的寫作有沒有發(fā)生某些變化？

談驍：女兒的出現(xiàn)，讓我體會到了許多全新的經(jīng)驗。人性中毫不計較的犧牲和奉獻，我終于有了切身的體會。這些經(jīng)驗的拓展，一定也會潛移默化地影響我對外物的觀察。比如說，從認知的角度，我變得更有耐心了：更愿意去做一個生活者，去觀察，去體驗，去傾聽，去感受。

《說時遲：談驍詩集》 ，武漢大學出版社，2021年7月版

澎湃新聞：讀你的詩，我總是會想到一個詞“誠實”——面對家人的誠實，面對情感的誠實，面對生活的誠實。這種品質(zhì)讓你的詩看起來雖然質(zhì)樸直白，卻具有了深沉雋永的意味。你是否認為事物如其所是就是最美的狀態(tài)？

談驍：誠實也是我一直的追求，這似乎是我的寫作路徑一開始就為我選好的路。一個經(jīng)驗主義的寫作者，不誠實地面對自己的生活和際遇，寫作就不可能有效。我寫過一首《口信》：我小時候翻山越嶺給人帶口信。害怕忘記口信的內(nèi)容，只好一路上自言自語，把口信重復給自己聽。沒有轉(zhuǎn)述，也沒有虛構(gòu)：我說的就是我聽到的。這是童年的誠實，但與此同時，我又面對自然中各種聲音的誘惑：鳥叫，山風，還有自己的氣喘吁吁?！犊谛拧烦私沂疽粋€具體的生活化場景，也隱喻式地包含了我對經(jīng)驗的理解：一方面，我要去除各種干擾，誠實地呈現(xiàn)“我所聽到的，感受到的”；另一方面，口信送達之后，我處理此刻的雜音（鳥鳴、山風）之時，也應該是誠實的。

誠實帶來的質(zhì)樸，甚至是“撲拙”，讓我的朋友們對我的詩有些不滿足，他們覺得是“老成”，缺少飛揚灑脫、放蕩不羈的一面。這是我的缺陷，但在可以改變之前，在我的經(jīng)驗被用盡之前，我仍然難以擺脫。

恩施方言里，說老人去世是“百年歸山”，我曾以“百年歸山”為題寫過一首詩，寫的是我爺爺。十年前，他照了老人像，準備了棺材壽衣，選好了墓地，一切安排妥當，只等死亡來臨。但死亡遲遲不來，他砍柴燒炭，上山放羊，墓地的雜樹砍光了，雜草被羊吃光了，他仍然好好地活著，頻繁地出沒游蕩在村里。詩的結(jié)尾我寫道：“村里有紅白喜事，他去坐席/遇到的都是熟悉的人/他邀請他們參加他的葬禮?！?/p>

這首詩絕無虛構(gòu)，每一個細節(jié)都是誠實的。但誠實之下，未免不夠“驚心動魄”：這是一個朋友對我此詩的批評，他因此建議我，把倒數(shù)第二句稍加改動。熟悉的人，理所當然會參加葬禮，哪里需要邀請？如果改為“陌生的人”，則更有戲劇性。這是藝術(shù)處理的角度。從生活事實角度，“陌生的人”也不是憑空得來：現(xiàn)在的鄉(xiāng)村，人來人往，一個老人出門，難免會遇到不少陌生人。

我一度也將這句改為了“遇到陌生的人”，但沒過多久，我就意識到這種改動是在“驚人之語”驅(qū)使下的表達。故鄉(xiāng)的人越來越少，年輕人紛紛外出謀生路，老人出門，碰到的多半是老面孔，并無多少陌生人。出于誠實，我又將詩改回了原樣，哪怕這樣可能會損害詩的力度。

改“陌生”為“熟悉”，也就是對“如其所是”的尋求。詩人看似是創(chuàng)造者，其實是發(fā)現(xiàn)者。事物的本來面目已經(jīng)足夠吸引人，詩人的工作只是拂去事物表面的積灰，讓它為更多人所見。

澎湃新聞：在寫作策略上，你的詩平鋪直敘，沒有復雜的修辭和炫技，對大眾讀者來說，避免了現(xiàn)當代詩晦澀難懂的面向。這是你有意為之的美學追求，還是自然流露的文本樣貌？你如何看待修辭技藝和詩歌語言之間的關(guān)系？

談驍：我的詩走的確實是平實的路子，語言和敘述都是。這種樸素雖然出于真誠，但也是一種陷阱，畢竟語言的維度是多元了，我們要克服“知識崇拜”的語言，是否也要克服“樸素崇拜”的語言呢？究竟何種程度上的語言是一種有最大公約數(shù)的公共語言。這在人文學科里，算是一個永遠值得警惕的問題。

不過，對我而言，詩是表達我對世界的認識，對經(jīng)驗的呈現(xiàn)，對生活的理解。既然是理解，涉及的修辭，就是由深及淺的、由晦澀到平易的。也就是說，我在闡述事物時，選擇修辭有一個尺度：我要把難以言傳的、神秘的、未知的經(jīng)驗，盡量用樸素的語言表達出來；而不是從一種神秘到另一種神秘，或者相反，將日常的生活變得神秘化。我青睞的語言，永遠是一種對物的敞開，而非遮蔽。

許多詩人的修辭，確實有追求奇崛的傾向。這種奇崛可能是一種刻意的審美追求，但也不能排除這種可能：我們認為的奇崛，對于他們來說，也許是一種另外的樸素。這種寫作，在一些特定的群體里是有效的，因為他們習慣于這種修辭訓練；他們秉持的詞匯，也是他們內(nèi)部的公共材料。只是，這種寫作天然地拒絕了更大的讀者群，畢竟，不是每一個讀者都能游刃有余地找到那些修辭對應的經(jīng)驗。

我尊重各種形式的詩歌寫作，語言的容器和經(jīng)驗的容器，二者并非涇渭分明。只是，在審美選擇上，我更青睞的是樸素。我更青睞的修辭是，哪怕是有最極端的個人體驗，也仍然能喚起大眾的隱秘的經(jīng)驗。

澎湃新聞：從詩集后記中，我看到你對自己寫作的優(yōu)缺點其實有著清醒的認識，同時建立了相當自信的詩學觀念：“我愿意這缺陷更大一些：更實在，更傳統(tǒng)，更緩慢——說到底，是更忠于經(jīng)驗和感受，更‘個人’。”你從未擔心過自己詩歌超越性不夠的問題嗎？

談驍：很長一段時間里，我苦惱于自己的傳統(tǒng)和寫實?？鄲酪环矫鎭碜晕覍懽鲿r感受到的困惑，另一方面，來自身邊一些追求“先鋒”的朋友的忠告和批評。自我的困惑尚可以通過寫作來化解，朋友們的批評和忠告，則不太容易克服，他們秉持的“現(xiàn)代優(yōu)越感”，可以輕易地把一個老實的經(jīng)驗處理者歸于傳統(tǒng)的行列，并斥其為落后的審美趣味。這是耐人尋思的一點，現(xiàn)代對傳統(tǒng)的忍受力，遠遠低于傳統(tǒng)對現(xiàn)代的。

最近我在讀鄧安慶的小說，有人評價說他就像是一個會計，老老實實地整理報銷的材料，一張張地粘貼發(fā)票和表格。這個形容對我也適用。我也是這樣一個老實得近乎笨拙的寫作者。但見多了各種玄學的、神秘的、姿態(tài)的寫作，我也不覺得這種笨拙有什么不好。當我發(fā)現(xiàn)自己笨拙的觀看逐漸能喚起更多的經(jīng)驗，當我發(fā)現(xiàn)過去和此刻同時對我展現(xiàn)動人的細節(jié)時，我對所謂的“進步”“先鋒”“前衛(wèi)”“超越”已經(jīng)沒有執(zhí)念了。

《說時遲》的后記里，我稱我的一些看似“中庸”的寫作風格是“缺陷”，實際上是給自己留足了退路。我認識到的缺陷感，并非通過與“先鋒”的比較得來；而是產(chǎn)生于我對一種更豐富、含混的寫作的期待。也就是說，要克服這種缺陷，不是通過風格的轉(zhuǎn)向，而是在自己認定的道路上一直走下去，懷著“一條道走到黑”的勇氣。只有真正地走到了路的盡頭，你才知道是柳暗花明還是窮途而返。

澎湃新聞：在詩歌寫作這條路上，你有哪些師承，或者說，深刻影響過你的中外詩人？

談驍：如果要列舉，將會是一大串名字，甚至還有一些奇怪的名字，比如說“且歌且騷”。高中讀徐志摩、舒婷，總覺得隔了一層。高考后去“榕樹下”網(wǎng)站，偶然在首頁看到一首詩，后來我知道那是一首“口語詩”，作者是“且歌且騷”，一個福建詩人，現(xiàn)在幾乎淡出詩歌現(xiàn)場了。但他讓我知道，詩還可以這么寫。我真正意義上的詩歌寫作，是從口語詩開始的。到了2006年，認識了武漢的詩人張執(zhí)浩、小引等，他們在語感和對生活的態(tài)度上，也對我有影響。尤其是張執(zhí)浩，他和我后來讀到的韓東、黃燦然甚至陳先發(fā)，都是在“如何處理生活”這個向度上對我產(chǎn)生持續(xù)的影響。等到我開始寫生活而又發(fā)現(xiàn)并沒有形成對生活的真正認識時，里爾克出現(xiàn)了。他的一些在當時的我看來不無神秘性的詩，他流傳廣泛的“詩是經(jīng)驗”的論斷，讓我重新開始審視我的生活和經(jīng)驗，通過里爾克，我得以回到我的童年，去尋找那些真正影響我、塑造我的經(jīng)驗。

澎湃新聞：你現(xiàn)在長年工作生活在武漢，又在出版社從事編輯工作，能否介紹下你眼中武漢本土的詩歌寫作場景？

談驍：武漢的寫作場景，可以用兩個詞來概括：多元和包容。

多元是指有各種寫作路徑的詩人。21世紀初，武漢有或者、平行、象形三種寫作路徑迥異的詩歌聚合體。就是在同一個論壇、團體內(nèi)，各人的寫作風格也不大一樣。

說包容，指的是這些不同路徑的詩人們，可以頻繁地坐在一張酒桌上，也許會有詩學觀念的碰撞，但碰撞卻只是導向一種理解，而非排斥。

武漢的詩人，以出生于1960-1970年代的人為主。我作為一個詩歌晚輩，加之又從事編輯，和各種寫作風格的詩人都有良好的交往，也多有受益。這又有了多元和包容之后的另外一個詞，可以說是提攜，也可以說是傳承。詩是孤獨的事業(yè)，詩人也是孤獨的群體，他們樂于幫助那些詩歌初學者，并在能力范圍內(nèi)，讓更多的人看到他的寫作。我個人就得益于武漢詩歌圈的這種良好生態(tài)。《說時遲》出版后，我給張執(zhí)浩老師寄書，寫了一句話：“被照亮的人不會忘記身后的燈光?！蔽疑砗筮@種溫暖的燈光有很多，對此我心懷感恩。我相信這種照亮是可以傳遞的，我也愿意就我微弱的光線，去照亮更多的人。

澎湃新聞：去年疫情最嚴重的時候，你好像人并不在武漢，而且選擇了用日記的方式記錄疫情發(fā)生后的事情，整本詩集中似乎只有《解封時武漢的月亮》一首直接跟疫情相關(guān)。在疫情這樣重大的公共事件中，你覺得詩人何為？

談驍：疫情對我來說，首先是一種巨大的撕裂感。我人在湖北潛江鄉(xiāng)村，離疫情中心武漢兩百千米。眼前是按時到來的春天，是溫暖的生活場景；我生活和工作的地方，我的朋友和同事，都在遭受疫情的折磨。在一種巨大的無力感之下，我只能求助于文字，讓自己變得平靜。疫情日記寫了兩個多月吧，十來萬字，但呈現(xiàn)的，仍然是經(jīng)驗之中的東西：我的日常生活，我的朋友的日常生活，這在最低限度內(nèi)，保證了那些文字的誠實。

我在疫情中寫了十幾首詩，標題中直接提及疫情的，確實就《解封時武漢的月亮》一首，其他的，都只是寫我在疫情中的生活。我如何在節(jié)令的自然轉(zhuǎn)換中度過隔離生活，如何一邊和確診的朋友聊天一邊聽田野的蛙鳴……這也是詩的誠實，我不會寫呼告的詩、激烈的詩，這決定了我的詩總是遲到。2020年4月，我回到武漢，寫了一首《說時遲》：“我總是遲到，我寫下的一切都已逝去。”這本詩集取名“說時遲”，倒不是要和那段刻骨銘心的日子直接掛鉤，而是提示我一個詩人的本分，哪怕遲到，也要誠實。

每逢“嚴峻的時刻”，人們似乎總對詩歌保持期待，大概因為在他們看來，詩天然是抒情的，其濃度可以呼應劇烈的情感，詩的現(xiàn)實觀照也能直面現(xiàn)實的經(jīng)驗。但我不會高看詩歌，尤其是重大事件中的詩歌，在這個信息便捷、情緒隨時可以傳達的時代，詩歌的力量太單薄了，在疫情中，它并不比一件防護服、一個核酸試劑盒更重要。詩人留下的詩歌，也不會比影像資料更具有現(xiàn)場感。但正是在一個不重要的位置，詩人可以留下忠于自己經(jīng)驗的聲音。哪怕是作為一個切片，這聲音也是有價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