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前，西方知識分子如何談論9·11

二十年前的9月11日，美國世貿(mào)大樓的轟然倒塌對于蘇聯(lián)解體后以西方中心的現(xiàn)代性進程無疑是沉重一擊，對于全球思想界而言也是一場巨大的震動。本文為日本學者松葉祥一撰寫于2001年底的文章，是一次在同年內(nèi)梳理知識界緊急反應的嘗試。1990年代由南斯拉夫內(nèi)戰(zhàn)而風靡知識界的“文明沖突論”似乎在這個時刻“再度”佐證了其有效性，而以薩義德為代表的知識分子則開始警惕“文明”這一范疇本身的問題和危險；薩森從政治經(jīng)濟視角指出911背后的不均衡的全球化問題，而喬姆斯基把911看作是給全球化推行者的一份大禮；以阿甘本為代表的理論家則關注“國家安全”問題將如何削弱民主并制造更多危機，而齊澤克和貝蒂等人則批判“暴力面前的不平等”——第一世界的和平很多時候是建立在第三世界苦難的基礎上的，因此需要轉(zhuǎn)變暴力“絕不能讓這種事在這里發(fā)生”的觀念，將其變成“絕不能讓這種事在任何地方發(fā)生"。本文原標題為《“無實體的戰(zhàn)爭”和“對平等的希望”——知識分子如何談論9·11》，由日文譯作中文。

時逢9·11二十年，澎湃·思想市場推出《911思想考古》專題，將在一個更長的時間線中，回溯知識界對于9·11和“后9·11”時代反恐政治的思考軌跡。本專題將在今年內(nèi)持續(xù)推出。

2001年9月11日，美國紐約，濃煙從世貿(mào)中心北塔滾滾而出，15分鐘后第二架聯(lián)合航空公司175號航班撞擊世貿(mào)中心南塔。從附近的辦公樓可以看到，該航班正以最快的速度飛往世界貿(mào)易中心。

“這場戰(zhàn)爭不是別的，正是文明對野蠻的戰(zhàn)爭。”(1)——這是柏格森在其擔任院長的法蘭西人文院會議上所作的斷言，發(fā)言時間為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開戰(zhàn)之際，更準確地說，是在德國發(fā)布對法宣戰(zhàn)布告五天后的1914年8月8日。與之相對在德國，82歲的馮特則在萊比錫號召學生們積極參加這場“圣戰(zhàn)”(2)。時過境遷，在那場戰(zhàn)爭結(jié)束一個世紀后的今日，“為文明而戰(zhàn)”和“圣戰(zhàn)”重又以與過去不同的語言再次出現(xiàn)了。

那么，在這新的“戰(zhàn)爭”(3)世紀開始之際，哲學家、“知識分子”和作家們都在說些什么呢？相比起柏格森和馮特，他們看起來可要謹慎許多。比如翁貝托·埃科就說，房子著火的時候，首先應該做的是去打電話叫消防隊，而不是去分析火災的原因[29](4)。換句話說，他認為知識分子確實可以回顧過去追問原因，也可以談論未來應該怎么做；然而既然在事發(fā)之時他們什么也做不了，那就該閉上自己的嘴巴才對。

然而，現(xiàn)在并不孤立于過去或未來而存在。相反，原因只能在現(xiàn)在找到，而未來的可能性也只存在于現(xiàn)在。因此德里達認為，哲學家必須在此時此地發(fā)揮自己所固有的作用。也就是說，哲學家除了具有通常的政治責任外還有另一項任務，那就是“重新探討概念的有效性”[35]。尤其在當前的這一系列事件發(fā)生之后，對受害者的同情“不應導致哲學家放棄他們被期待從事的工作，也即提出批判性的質(zhì)疑”[36]。

那么，到底應該考慮哪些概念呢？而我們又應該如何去思考呢？應編輯部的要求，我想在下文中介紹一下歐美的“知識分子”們圍繞9·11事件及后續(xù)進展所作的部分言論。

并非“文明的沖突”

喬治·萊考夫列舉了本次事件三方面的原因[28]，即①世界觀或宗教教義；②社會、政治條件或絕望的文化；以及③使實施恐怖襲擊成為可能的各種條件。政府和媒體的關注重點完全集中在了領導組織，敵對國家、訓練設施及據(jù)點、資金調(diào)配、分支組織、信息網(wǎng)絡等等，也即上述的第三個因素上了。然而要想使問題真正得到解決，頭兩個因素才是真正亟待追問的。

如此一來，我們所面臨的第一個問題，便是去追問文明這一概念，或者是“文明的沖突”這一論題的有效性。

弗朗西斯·福山承認，本次事件可能會使亨廷頓的“文明的沖突”假說相比起他自己的“歷史終結(jié)”假說顯得更為正確[65]。根據(jù)“歷史的終結(jié)”這一論題的主張，西方通過對民主和資本主義等制度的運用而實現(xiàn)了朝向現(xiàn)代性（modernity）的進步，世界眾多地區(qū)通過這一過程而達成了現(xiàn)代化，而在這一自由民主主義和市場經(jīng)濟體系之外，已經(jīng)沒有可能的發(fā)展空間了。與此相反，亨廷頓則認為這個世界并沒有走向單一體系，而是仍處于一種“文明間沖突”的狀態(tài)，其中有六、七個同時存在的文化群體，而這將成為全新的斷裂帶之所在。乍看之下，本次事件的發(fā)生是源于世界觀或宗教觀沖突，也即所謂文明間的沖突，這似乎表明歷史的確尚未結(jié)束。

福山認為，正如亨廷頓所指出的那樣，現(xiàn)代性是成立于一個“文化基礎”之上的。也就是說，民主主義和自由市場并非在世界任何地方都能夠產(chǎn)生的?！艾F(xiàn)代的自由民主主義最初誕生于信仰基督教的西方社會，此事絕非偶然。其中的聯(lián)系便在于，民主權利具有普遍性，而那正是基督教普遍性的世俗化版本?！比欢F(xiàn)代性并非像亨廷頓說的那樣僅僅在西方發(fā)揮作用。事實上，民主主義和自由市場已經(jīng)擴散到了東亞、拉美、東歐、南亞甚至非洲各地。數(shù)以百萬計的發(fā)展中國家人民逃離他們自己的國家來到西方社會生活，相反的情況則極少發(fā)生。福山將之稱為是在“用腳投票”。

誠然，伊斯蘭社會確實對現(xiàn)代性表現(xiàn)出了尤為強烈的抵制。但對恐怖分子表現(xiàn)出同情的伊斯蘭教徒也僅僅只是一小部分而已。一方面，對美國的仇恨也確實在原教旨主義者之外的人群中蔓延開來了。然而，這種仇恨的根源無外乎于是“對西方之成功和穆斯林之失敗的怨恨心理”罷了。因此福山得出如下結(jié)論：“現(xiàn)代性是一列勢頭強勁的‘運貨列車’，無論發(fā)生多么悲慘的事件，它也不會因之而發(fā)生脫軌......民主主義和自由市場作為一種主導性的組織原則，其勢力想必會繼續(xù)在世界各地不斷擴張?！边@是因為，“只有這樣的一種文明，才是人們實際想要在其中生活的地方”。（著重號為引用者松葉祥一所加，下同。）

福山的上述觀點具有雙重危險。首先，他僅在西歐現(xiàn)代文明中發(fā)現(xiàn)了有價值的東西，從而陷入了一種本文明中心主義；其次，它將恐怖襲擊的實施者與整個伊斯蘭文明等同起來了。那么，“文明的沖突”理論是否就是正確的？這種理論似乎承認不同文明各自具有相對性的價值。按照亨廷頓本人的看法，這一事件還不能算是文明的沖突，而是“一群粗鄙野蠻之輩對全世界實現(xiàn)了文明化的社會整體，也即對文明本身所發(fā)動的攻擊”，因此在他看來，重要的事情在于“我們現(xiàn)在不應該把這一罪行還原為一種文明的沖突” [16]。

然而在愛德華·薩義德看來，“文明的沖突”論題本身便存在著問題[53]。其原因在于，這一論題僅僅對“強化防衛(wèi)性的自尊心”起到了作用，使得文明對野蠻這一“摩尼教式的二元論”和“啟示錄式情節(jié)"愈發(fā)泛濫成災罷了，而根本無助于對我們這個彼此緊密關聯(lián)的時代作出一種批判性的理解。無論是美國還是伊斯蘭世界都不能一概而論，歷史是充滿了復雜和矛盾之物。而“文明”這樣一種宗教性、政治性的抽象物，只能是讓我們愈發(fā)疏遠于歷史和良知，并且妖魔化地看待他者的存在。

因此，成問題的正是文明這一概念。阿馬蒂亞·森認為，以文明為單位來劃分世界的思考方式本身便是錯誤的[74]。這是因為在人類的歷史長河中，各文明總是在千絲萬縷的相互聯(lián)系之中不斷變化的，人們并不僅僅以文明或宗教來定義自己。

此外，文明這一概念一直以來都是一種國家意識形態(tài)。西川長夫曾指出，相對于在德國發(fā)展起來的“文化”概念，“文明”一詞是從18世紀后半葉開始在法國得到廣泛使用的，是深深參與到民族國家形成過程的“國家意識形態(tài)”(5)。根據(jù)這項研究，文明的概念從最初便有三個基本組成部分：第一，它與某些道德和宗教主張相關；第二，它與啟蒙運動或進步觀念相聯(lián)系，因而是進步史觀的體現(xiàn)；第三，文明的最終依歸是特定的國家和民族共同體。前文中曾提及的柏格森的文明概念，乍看之下似乎并不符合這些條件，實則在根本上說是佐證了其有效性(6)。而且我們不難論證，這些要素也以更為天真可笑的形式包含在了福山和亨廷頓的論點之中。

在另一篇文章中，薩義德再次反對將本次事件視為文明沖突或宗教問題，并指出這種觀點中所包含的危險性[12]。他進而認為，當前情況迫切需要我們徹底地從政治、經(jīng)濟的層面來看待事實。換句話說，重要的問題在于“從共同體的勢力強弱這一觀點出發(fā)......思考關于正義和非正義的普遍原則”，從而形成自我認識，并基于信息展開分析。

朝著全球化發(fā)出的最后之聲

在這些政治和經(jīng)濟條件中，首先在經(jīng)濟層面需要得到關注的，是狹義上的全球化問題。

薩斯基雅·薩森認為，像本次事件這樣的“拼裝（bricolage）恐怖主義”，是對日益增長的債務和貧困問題所采取的最后手段[7]。關于全球化如何造成了貧困的擴大，薩森列舉了兩項指標。其一是目前資不抵債國家的情況。目前，資不抵債國家的數(shù)量已達到五十個，其中包含了部分中等收入國家，這一情況的嚴重程度已遠超1980年代的拉美債務危機時代。在這些國家里，負債率（負債與國民生產(chǎn)總值GNP的比率）已經(jīng)超過了可持續(xù)發(fā)展的邊界線。然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仍要求資不抵債國家償還其國家收入的20%至25%。第二個指標是移民。盡管正面臨著人口短缺和老齡化問題，富裕國家卻依然在推進移民和難民的非法化。薩森呼吁國際社會為應對這兩方面的問題作出努力。

然而，如果認為恐怖襲擊傳達了反全球化運動之聲，那么其有效性是值得懷疑的。喬姆斯基認為，這次事件反倒是明顯成為了反全球化運動的障礙[21]。像這樣的恐怖行為，對于那些希望推進全球化進程的人們來說，毋寧說是一份厚禮。這些人希望進一步推進少數(shù)人對財富的集中占有，削弱社會民主主義事業(yè)，并加強軍事化管理，而這必然會激起種種反抗。而本次的恐怖襲擊，一定會被當成絕佳的借口，方便他們事先加強控制以及對空間的軍事化，推動管控體制的形成。此外，該事件尤其將對巴勒斯坦人造成毀滅性打擊。事實上在9·11襲擊事件發(fā)生之后，以色列立即開始向杰里科等巴勒斯坦城市派遣坦克，屠殺巴勒斯坦平民，并進一步強化了對當?shù)氐目刂啤?/p>

雅安·莫里耶-布當（Yann Moulier-Boutang）同樣強調(diào)了事件中蘊藏的危機[11]。盡管反全球化運動有可能發(fā)展成為具有生態(tài)合理性的對抗方案，然而目前來看，它還尚未成為一個能對敵人構(gòu)成威脅的政治勢力。這便造成了一種危機局面。最糟糕的結(jié)果將是，它可能會招致國家-帝國規(guī)模的軍事鎮(zhèn)壓，以至于反對運動不是被迫屈服于反恐的觀念共識，便是遭到驅(qū)逐而加入恐怖分子一方，并最終被一網(wǎng)打盡。因此，我們決不能再去重復那些圍繞著“挑釁”和“陰謀”的老生常談。布當認為，今日的反全球化運動所面對的，是究竟應該采取怎樣一種政治形式的問題。

而在政治層面上，事件引發(fā)了人們對美國“恐怖主義歷史”的追問。

在評論9·11襲擊時，一些媒體將這場造成超過5000人死亡的事件稱為“美國歷史上最黑暗的一頁”，而貝洛（Walden Bello）則批判了這一看法，并指出美國一直都在反復進行這樣的大規(guī)模平民屠殺[26]。無論是在廣島、長崎、德累斯頓、漢堡、東京、朝鮮戰(zhàn)爭中的空襲、越戰(zhàn)中對平民的大規(guī)模屠殺，還是隨后在第三世界、阿拉伯世界和巴勒斯坦的行動中，美國一再奉行窮兵黷武的壓制政策。9·11事件便是其結(jié)果。為了防止恐怖主義的再度上演，有必要從根本上反思這些鐵腕政策本身，并轉(zhuǎn)向一種能夠保障邊緣地區(qū)人群的平等、公正及國家主權的政策。貝洛的結(jié)論是，重要之處在于，我們不能失去對歷史的洞察力。美國的一些政客主張以憤怒來回應襲擊，這些人的行為只能證實桑塔亞納那句格言的正確性：“那些不能銘記過去的人注定要重蹈覆轍?！?/p>

與貝洛相仿，歷史學家霍華德·津恩也指出，美國的領導人沒能從歷史中吸取任何教訓[19]?！斑@些人（政府高管）沒學到哪怕是一心半點的東西。在這百年間發(fā)生過的種種報復、復仇、戰(zhàn)爭、恐怖活動、以及其引發(fā)的又一次恐怖活動，以暴制暴的歷史是何等的愚蠢，他們什么都沒學到”。他呼吁道：“美國的軍事行動對世界各地的人們造成了巨大的災難，我們必須牢記這些受害者的憤怒。”美國曾為智利、薩爾瓦多等地的獨裁者及殘殺平民的軍隊提供援助。一百多萬伊拉克人受美國經(jīng)濟制裁的影響而喪生。里根下令轟炸利比亞，布什對伊拉克發(fā)動戰(zhàn)爭，克林頓主導了對阿富汗以及蘇丹制藥廠的轟炸。而現(xiàn)在，上百萬的巴勒斯坦人正生活在以色列政府殘酷的軍事統(tǒng)治之下，而美國則支持后者，并向其供給高科技武器。

津恩進一步認為，為了防止恐怖主義的再度發(fā)生，一種“全新的思考方式”是不可或缺的。為此我們必須認識到，無論是3000億美元的軍事預算，遍布全球的軍事基地，抑或是部署在每一片海域上的軍艦，這些都無法保障我們的安全。我們要認識到，地雷和導彈防御網(wǎng)并非安全保證。且必須停止向壓迫其他民族或本民族的那些國家輸送武器。無論政客和媒體如何煽風點火，我們都應當下定決心，堅決不參加戰(zhàn)爭。這是因為我們時代的戰(zhàn)爭總是一種無差別作戰(zhàn)，是“增強百倍的恐怖活動”。國家財富不應當用于武器、飛機和炸彈上，而應當用于人民的健康和福利、用于全民醫(yī)療和教育事業(yè)，以及用于實現(xiàn)滿意的工資收入、安定的居所以及清潔的環(huán)境上。只有通過這種方式，我們的安全才能真正得到保障。我們的安全并非來源于對自由的限制，而只能來自于進一步擴大的自由。此外，津恩還主張重視那些在動亂中拯救生命的醫(yī)生、護士、醫(yī)科學生、消防員和警察的想法，而不是軍隊和政治領導人叫嚷的報復和戰(zhàn)爭。理應被樹立為模范的，是治愈而非暴力、是同情而非復仇。

對平等的希望

在思考應當如何行動時，正是“國家安全”和“平等”的概念成為了問題之所在。

喬姆斯基指出，對恐怖主義進行斷罪的工作只能依據(jù)國際法來進行，以軍事主導的解決方案，只能是徒增傷亡人數(shù)，并造成仇恨的散播[32]。他接著談到，如果我們珍視正義，并真的希望降低慘劇再度發(fā)生的可能性，我們首先該做的是消除犯罪的原因。然而，有一些人的主張卻日益高漲，他們歇斯底里地認為：“僅就本次事件而言，我們應當故意不去追究犯罪行為背后的原因。因為正是我們的敵人在安排著這種追問的進行，照這樣去做便是在縱容他們"。喬姆斯基批判了這種態(tài)度，認為那只會增加災難重演的可能性，因而在大方向上便是錯誤的。

阿甘本則提議，應當改變對“國家安全”這一概念本身的理解[22]。如今，國家安全思想已經(jīng)發(fā)展到了無比危險的境地。自由主義所要求的那種國家（最小國家）已經(jīng)變得異常脆弱，只能以國家安全需要來作為自身的正當性證明。在受到恐怖分子挑釁時，這樣的國家本身便有成為恐怖主義國家的危險。正如18世紀警察學（Polizeiwissenschaft）的理論家們所主張的那樣，一旦政治被簡化為警察（Polizei），國家和恐怖主義之間的分界線便有可能消失(7)。其結(jié)果是，國家安全與恐怖主義可能會創(chuàng)造出一個單一的系統(tǒng)，人們將在這一系統(tǒng)中為對方和自己的行動尋求正當性。換句話說，國家和恐怖主義這兩個原本理應相互對立的事物，有可能會在暗中串通一氣。此外，對國家安全的過分追求，也可能導致一場旨在確立全球新秩序的寰宇內(nèi)戰(zhàn)的發(fā)生。阿甘本還認為，由于國家安全總是依據(jù)施密特所說的例外狀態(tài)而成立的，因而“國家安全與民主主義是無法兼容的”。

因此阿甘本認為，最緊迫的任務在于重塑國家安全的概念。人們?nèi)缃裾谥贫ㄉ鷳B(tài)、醫(yī)學、軍事等各個層面的安全計劃，然而制定十全十美的計劃這一企圖，在理論上來說是不可能的。恰恰相反。如前所述，正是這些“危機管理”在暗中推動了危機的制造進程。對于民主主義政治而言，國家安全應當旨在防止導致仇恨、恐怖主義和破壞行為發(fā)生的種種條件。與此背道而馳的做法，也即在仇恨、恐怖主義和破壞行為發(fā)生之后考慮如何對其進行壓制，這不該被看成是政治的課題。

貝蒂（Bertrand Badie）也認為，實現(xiàn)平等是保證安全的唯一途徑[13]。他指出，以往的世界中存在著一種“野生區(qū)（wild zone）”世界與發(fā)達國家世界間的區(qū)隔，前者中暴力如同家常便飯，而后者除了偶爾發(fā)生的恐怖襲擊之外得以免于暴力困擾。然而隨著本次事件的發(fā)生，這樣的區(qū)別已然不復存在。同時，這種暴力已經(jīng)不再是國家的問題。貝蒂認為在這個意義上，9月11日以后出現(xiàn)了“在暴力面前的平等”。那么對此我們又該如何應對？貝蒂說，“我們決不能忘記下述的黃金律”，也即“對平等的希望”。這一原則的內(nèi)涵便是，人與人之間不存在貴賤之分。為此，我們在面對無數(shù)巴勒斯坦人的死亡時，以及在面對造成五十萬盧旺達人死亡的大屠殺歷史時，也必須采取面對本次紐約的受害者們時同樣的態(tài)度。

而齊澤克也認為：“若想確保那不會在這里重演，唯一的辦法便是確保它不會在任何其他地方上演”[4]。究竟應該冥頑固守還是邁步向前，這是美國目前正面臨的抉擇。也就是說，美國是會保持對事件發(fā)生在自己身上一事無法接受的態(tài)度，以至決定“絕不能讓這種事在這里發(fā)生”，從而鼓脹攻擊力并展開偏執(zhí)狂式的行為？抑或是走出將自身與外部世界隔開的幻覺屏障，并進入到真實世界之中？為此，需要認識到，美國所享受的和平正是由其他地方正在上演的悲劇所造就的。因而我們有必要轉(zhuǎn)變“絕不能讓這種事在這里發(fā)生”的觀念，將其變成“絕不能讓這種事在任何地方發(fā)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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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撰寫本稿的{2001年——譯注}10月底，美軍仍在繼續(xù)開展同時投放集束炸彈和食物的“人道主義”轟炸，而地面作戰(zhàn)也在全面展開。日本則在推進軍事法律的制定，這包括了《反恐特別措施法》和《自衛(wèi)隊法》的修訂。不僅如此，對應于美國的反恐法，日本也在推進治安法律的立法，如修改《移民管制和難民確認法》、簽署《網(wǎng)絡犯罪條約》等舉措。種種局面正逐漸從戰(zhàn)前邁向戰(zhàn)時狀態(tài)。

沃勒斯坦預測，這場戰(zhàn)爭將長期持續(xù)[6]：“這一對抗將會持續(xù)漫長的歲月，對于居住在這個星球上的大多數(shù)人來說，那將成為一段黑暗的時期”，而9月11日的事件，或許會被人們當作長期沖突中的一個小小插曲?；蛟S他的看法是對的。這本就是一場沒有任何前景的“戰(zhàn)爭”。然而我們所需要的并非絕望，而是希望。

對于“知識分子”在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中發(fā)揮的作用，喬姆斯基有過如下描述[32]：在一戰(zhàn)時期，士兵們?yōu)榱藲⒙镜哪康模鈿獍簱P地奔赴戰(zhàn)場，知識分子們則為他們加油打氣。這些知識分子分屬于從右派到左派的所有政治階層，在德國，那之中也包括了當時世界上最強大的左派勢力。而有賴于威爾遜的宣傳機器及自由派知識分子的狂熱擁護，公眾輿論在數(shù)月間陷入了一場歇斯底里的反德情緒風暴，并轉(zhuǎn)化成對犯下野蠻罪行者（大多為英國信息部所捏造）的報復體制。然而在這之中，也存在著像羅莎·盧森堡、伯特蘭·羅素和尤金·德布斯（美國社會民主黨創(chuàng)始人）這樣的例外。

這雖非易事，但絕非完全不可能。事實上，薩義德始終都在談論著希望[12]。在他看來，只要去傾聽理性和良知的聲音，在耐心和教育上進行“投資”，所有人便都會開始思考領導人究竟想要把他們帶向什么地方，以及他為什么要如此行事。他提示我們，“質(zhì)疑精神和評論活動，絕非是什么奢侈品，而是一種生活必需品?！?/p>

【注釋】

(1) Bergson, Mélanges, PUF, 1972, p. 1102.

(2) 羅曼·羅蘭<超越對抗>，宮本正清譯《羅曼·羅蘭全集》第18卷，美篶書房，1982年，24-25頁。

(3) 關于為何不應將這一連串的事件稱為戰(zhàn)爭，可參考《周刊讀書人》2001年10月5日所刊拙文。另外，維利里奧（Paul Virilio）將本次的系列事態(tài)稱為“無實體的戰(zhàn)爭”[18]。在他看來，迄今為止在國家間發(fā)生的那種“戰(zhàn)爭”都可以稱為“有實體的戰(zhàn)爭”，也即那是采用軍隊、戰(zhàn)旗、前線、宣戰(zhàn)、停戰(zhàn)協(xié)議等方式，在特定空間中進行的戰(zhàn)斗和殺戮。與之相對，不具備這一切要素的戰(zhàn)爭則稱為“無實體的戰(zhàn)爭”。理查德·羅蒂雖然覺得用“戰(zhàn)爭”一詞來指稱當前事態(tài)并不恰當，然而因為找不到其他更加貼切的表達，所以在跟孫輩人講述的時候或許仍會使用“戰(zhàn)爭”一詞[54]。喬治·萊考夫還分析了政府官員們在指稱事件時所打的各種比方。他認為正是因為戰(zhàn)爭概念不夠準確，這些政府高官們才會搜腸刮肚地尋求比喻手法[28]。

(4) 引用出處將以【參考文獻】列表中的編號來表示。文獻列表以文章的發(fā)表順序排列，截止日期為2001年11月2日。需要說明的是，這份文獻列表并未包含圍繞9.11事件的所有相關言論。網(wǎng)頁地址和互聯(lián)網(wǎng)上可閱讀的一些原文和日譯（許多并未刊載于紙質(zhì)媒體上）可以參考Polylogos和山崎馨的主頁{兩處鏈接地址都已失效，故而從略?！g注}

另外在這次事件中，互聯(lián)網(wǎng)不僅成為了突發(fā)事件的報道媒介，而且作為記錄媒介發(fā)揮了重要的作用。正如Polylogos上介紹的那樣，美國的“互聯(lián)網(wǎng)檔案館”目前公布了有關9.11事件的大量檔案（http://september11.archive.org/）。該網(wǎng)站也全面記載了政府相關文件檔案，以及包括亞洲、中東在內(nèi)的世界主要報刊雜志的相關記錄?！妒澜鐖?Le Monde)》評論認為，該檔案不僅能為讀者提供了解事件經(jīng)過的線索、為未來的研究提供材料，還會成為關于這一事件之記憶的象征（10/12）。

(5) 西川長夫<作為國家意識形態(tài)的文明與文化>《思想》1993年5月。

(6) 參見拙論<戰(zhàn)爭·文明·哲學>《現(xiàn)代思想》1998年3月。

(7) 托尼·奈格里<警察學>拙譯《現(xiàn)代思想》1998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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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正文中[ ]括號內(nèi)的數(shù)字所對應的是下列文獻前的編號。另外，列表中的部分文章在正文中并未提及。

{部分文章列出了日、德、法譯版本的信息，此處從略——譯注}

[1] 雅克·德里達<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準備好迎接和平>《費加羅報》9/13

[2] 安德烈·格魯克斯曼<艾羅斯特拉特綜合癥>《費加羅報》9/13

[3] 諾曼·梅勒<美國成了世界上最遭人痛恨的國家>《泰晤士報》9/13

[4] 斯拉沃熱·齊澤克<歡迎來到實在界這個大荒漠！>網(wǎng)頁刊載9/14

[5] 阿蘭·圖雷納<21世紀誕生于9月11日——從政治伊斯蘭主義到戰(zhàn)爭的伊斯蘭主義>《解放報》9/14

[6] 伊曼紐爾·沃勒斯坦<這一事件為何會發(fā)生>網(wǎng)頁刊載9/15（[25]是該文的擴寫版）

[7] 薩斯基雅·薩森<富裕國家難以逃脫的陷阱>網(wǎng)頁刊載9/15

[8] 弗朗西斯·福山<“美國例外立場”的終結(jié)>《金融時報》9/15

[9] 理查德·道金斯<被宗教誤導的導彈>《衛(wèi)報》9/15

[10] 諾姆·喬姆斯基<新式的戰(zhàn)爭>(訪談)《每日報(La Jornada)》（墨西哥）9/15

[11] 雅安·莫里耶-布當<熱那亞之后是紐約的天啟嗎>網(wǎng)頁刊載9/15

[12] 愛德華·薩義德<集體的熱情>《Al-Ahlam》9/16(9/20, 第26期刊載)（英譯標題<“伊斯蘭”和“西方”并非恰當?shù)目谔?gt;刊載于《衛(wèi)報》9/16）

[13] 伯特蘭·貝蒂<必須向謙虛屈服的美國力量>《解放報》9/16

[14] 蘇珊·桑塔格<民主主義在何方>《紐約客》9/17(9/24期刊載)

[15] 理查德·羅蒂<美國的軍事國家化>《時代周報》9/17

[16] 塞繆爾·亨廷頓<并非文明的沖突，至少現(xiàn)在還不是...>《時代周報》9/17

[17] 理查德·桑內(nèi)特<新越戰(zhàn)時代的到來>《衛(wèi)報》9/17

[18] 保羅·維利里奧<從恐怖襲擊到啟示錄>《Lettre International》9/17（10/1期刊載）

[19] 霍華德·津恩<報復>網(wǎng)頁刊載9/18

[20] 齊格蒙·鮑曼<虛無的倫理>《時代周報》9/18

[21] 諾姆·喬姆斯基<免于惡性循環(huán)的途徑>網(wǎng)頁刊載9/18

[22] 吉奧喬·阿甘本<隱秘的共犯結(jié)構(gòu)>《法蘭克福匯報》9/20

[23] 保羅·維利里奧<可惜預言成真>《法蘭克福匯報》9/20

[24] 納特·亨托夫(Nat Hentoff)<麥卡錫主義或?qū)⒅厝?gt;《鄉(xiāng)村之聲報(Village Voice)》9/20

[25] 伊曼紐爾·沃勒斯坦<2001年9月11日——為什么？注意了！美國沒準會勝利>網(wǎng)頁刊載9/20

[26] 沃頓·貝洛<不會終結(jié)的戰(zhàn)爭？>《Focus on the Global South》9/20

[27] 艾瑞克·霍布斯鮑姆<拉開21世紀序幕的恐怖襲擊>《解放報》9/20

[28] 喬治·萊考夫<影像的力量>《Edge》9/20

[29] 翁貝托·?？?lt;摩天大樓時代的終結(jié)，不會終結(jié)的戰(zhàn)爭>《法蘭克福評論報》9/21

[30] 伯納德-亨利·列維<文明之戰(zhàn)不會發(fā)生>《觀點周刊》9/21

[31] 諾姆·喬姆斯基<襲擊的意涵>網(wǎng)頁刊載9/21

[32] 諾姆·喬姆斯基<關于9·11襲擊事件及美國的反應>網(wǎng)頁刊載9/22

[33] 丹尼爾·孔-本迪<團結(jié)的全球化>《日報（Die Tageszeitung）》9/22

[34] 馬克·費羅<被隱藏的死者影像>《解放報》9/23

[35] 雅克·德里達<我感到無限哀痛>《世界報（Die Welt）》9/24

[36] 雅克·德里達<沒人是無辜者>《南德意志報》9/24

[37] 薩米·奈爾(Sami Nair)<撬動美國悲劇的原因>《解放報》9/25

[38] 漢斯-格奧爾格·伽達默爾<我深感不安......>《世界報（Die Welt）》9/25

[39] 邁克爾·哈特<短評>網(wǎng)頁刊載9/26

[40] 克里斯托弗·阿奎頓(Christophe Aguiton)<朝向另一種全球化的希望>《解放報》9/26

[41] 賈克·阿達利<活用這場悲劇的方式>《快報（L'Express）》9/27

[42] 愛德華·薩義德<懷疑主義的必要性——反動與修正>《Al-Ahlam》553（9/27, 10/31）期刊載

[43] H. M. 恩岑斯貝格爾<人性犧牲的回歸>《世界報（Le Monde）》9/27

[44] 安德烈·格魯克斯曼<恐怖襲擊還會再次發(fā)生>《世界報（Die Welt）》9/28

[45] 伯納德-亨利·列維<塞利納的回歸>《觀點周刊》9/28

[46] 諾姆·喬姆斯基<那么，接下來會發(fā)生什么呢>網(wǎng)頁刊載9/29

[47] 伊曼紐爾·沃勒斯坦<結(jié)局根本難以預料>網(wǎng)頁刊載10/1

[48] 伊格納西奧·拉莫內(nèi)特<“敵人”的出現(xiàn)>《法國世界外交論衡月刊（Le Monde diplomatique）》2001.10

[49] 薩斯基雅·薩森<給南方金錢還是炸彈>《法國世界外交論衡月刊（Le Monde diplomatique）》2001.10

[50] A.梅蒂普(Abdelwahab Meddeb) <伊斯蘭的疾病>《精神(Esprit)》2001.10

[51] 薩爾曼·拉什迪<與無形之物的力量相對抗>《華盛頓郵報》10/2

[52] 奧利維爾·蒙甘(Olivier Mongin)<新“文明的語法”>《世界報（Le Monde）》10/3

[53] 愛德華·薩義德<無知的沖突>《國家(The Nation)》10/4（10/22期刊載）

[54] 理查德·羅蒂<要安全還是要公民的自由>《倫敦書評》10/4

[55] 弗里德里克·詹姆森<尚未開始>《倫敦書評》10/4

[56] 羅貝爾·巴丹泰<最后的堡壘>《新觀察家》10/4, 10

[57] 特里·伊格爾頓<破碎之境>《倫敦書評》10/4

[58] 愛德華·薩義德<美國的伊斯蘭教徒>《倫敦書評》10/4

[59] 薩爾曼·拉什迪<回歸日常生活>《衛(wèi)報》10/6

[60] 阿蘭·芬基爾克羅<去中心化的進步主義>《世界報(Le Monde)》10/9

[61] 吉爾·凱佩爾(Gilles Kepel)<恐怖主義是弱者的暴力>《時代周報》10/9

[62] 茱莉亞·克莉斯蒂娃<人如何會成為恐怖主義者>《日報（Die Tageszeitung》10/10

[63] 翁貝托·?？?lt;關于西方的“優(yōu)越”>《世界報(Le Monde)》10/10（英譯版刊載于《衛(wèi)報》10/13）

[64] 蘇珊·桑塔格<不是美國挑釁了伊斯蘭世界>《法蘭克福評論報》10/11

[65] 弗朗西斯·福山<歷史依舊終結(jié)著>《衛(wèi)報》10/11，《獨立報》10/11，《華爾街日報》10/11

[66] 尤爾根·哈貝馬斯<信仰與知識——和平獎獲獎演說>《世界報（Die Welt）》10/15

[67] 伊曼紐爾·沃勒斯坦<超級大國的兩難處境>網(wǎng)頁刊載10/15

[68] 羅尼·布羅曼<是黃油還是炸彈>《新觀察家》10/18, 24

[69] 諾姆·喬姆斯基<與恐怖主義的新戰(zhàn)斗（MIT演講）>網(wǎng)頁刊載10/18

[70] 薩斯基雅·薩森<危險的虛空>《南德意志報》10/20

[71] 薩爾曼·拉什迪（短評）《費加羅報》10/20

[72] 菲利普·索萊爾斯（短評）《費加羅報》10/20

[73] 阿蘭·芬基爾克羅（短評）《費加羅報》10/20

[74] 阿馬蒂亞·森<反抗全世界的貧困與不公>《朝日新聞》11/2

[75] 讓·鮑德里亞<恐怖主義的精神>《世界報(Le Monde)》11/2

本文刊載于雜志《批評空間》第III期第2號，2002年1月1日發(fā)行，日文原題為<「実體なき戦爭」と「平等への希望」：9?11はいかに語られているか>。作者松葉祥一（1955-）為前神戶市看護大學教授。專攻為法國哲學，主要研究內(nèi)容為現(xiàn)象學（梅洛-龐蒂研究）、政治·社會哲學、生命及醫(yī)療倫理學。著有《哲學之物與政治之物——朝向開放的現(xiàn)象學（哲學的なものと政治的なもの――開かれた現(xiàn)象學のために）》（青土社，2010年）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