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高宗的神仙朋友：杭州三茅寧壽觀與通玄觀

一

學界對于杭州三茅寧壽觀與通玄觀也有不少專題討論。兩觀都在吳山的七寶山上，都與內(nèi)侍劉敖有密切關系，汪圣鐸先生猜測“或是將寧壽觀擴建為通玄觀”（《宋代政教關系》224頁）。其實三茅寧壽觀在七寶山之巔，通玄觀在七寶山東麓，今天杭州仍有兩觀的重要遺跡。為配合吳山景區(qū)三期整治工程，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曾于2008年對三茅寧壽觀遺址進行考古清理，現(xiàn)今有一院子作為三茅觀遺址景點向游客開放，真正的宋代文物“宋三茅寧壽觀尚書省牒碑”摩崖就在不遠處。通玄觀遺址則在太廟巷7號紫陽小學內(nèi)，著名的通玄觀道教造像是浙江省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關于這兩座道觀的來歷，相關的文獻記載并不算少，但有些重要問題并沒有討論清楚?，F(xiàn)在有關高宗敕建寧壽觀的最重要記載是陸游的《行在寧壽觀碑》，這篇文獻透露的信息十分豐富。陸游稱，因為杭州原來有一個三茅堂，高宗為傳承北宋真宗以來的道教傳統(tǒng)，所以“賜寧壽觀為額”，還任命道士蔡大象、蒙守亮與劉敖來管理該道觀——這可能只是表面文章。據(jù)劉敖的《創(chuàng)建通玄觀碑》，通玄觀是因劉敖修道志誠，向宋高宗請求棄官出家而修建的——這恐怕也是掩飾之辭。

杭州吳山宋三茅寧壽觀尚書省牒碑

杭州通玄觀造像劉敖像

二

研究者注意到，寧壽觀、通玄觀的規(guī)格與劉敖的地位都極高。寧壽觀收藏七寶即“鴻鐘大鼎，華蓋寶劍，褚遂良、吳道子之遺跡，卓乎秘府之怪珍也”，所在小山因此稱七寶山。劉敖的署銜是“左右街大都道錄、少師、賜紫衣真人”，汪圣鐸認為劉敖封官少師“是令人懷疑的，因為給道士加授少師這樣的世俗高官宋代從未見到”。汪圣鐸還注意到通玄觀題刻中還有宋高宗賜給劉敖的御制詩，但又說“詩中除贊揚劉敖一心向道外，也順帶贊揚了茅君。但卻沒有更多地涉及道教。所以，宋高宗與劉敖的交往，對政教關系的影響很是有限”。

其實劉敖的“少師”官銜及御制詩足以說明通玄觀對于宋高宗意義重大，不應輕易放過。謝一峰的博士論文注意到通玄觀與御制詩出現(xiàn)于紹興三十年前后，時值完顏亮侵宋，因此認為“憶昔長江阻颶風，于今神馬又成龍。炎興指日中原復，剩是茅君翊翼功”的詩句顯示出這時宋高宗非同尋常的政治立場：

在高宗賜予劉能真的這首七言絕句中，我們看到的卻并非屈己求和之聲，而是一種堅定的“戰(zhàn)意”。又將此詩與前述之通元觀的建成時間相系，則已非常明顯地指向高宗末年宋金和戰(zhàn)進程中的一次重大轉折——即是金正隆六年、宋紹興三十一年（1161）海陵王完顏亮的南侵。

謝一峰注意到完顏亮侵宋的歷史背景其實非常重要，但以此解釋御制詩未必準確，至少沒有關照到詩中“憶昔”及“茅君翊翼功”的說法。事實上紹興三十年前后的宋高宗早已喪失了收復中原的雄心，但將宋高宗的三茅真君崇拜與金軍南侵聯(lián)系起來應該是有道理的，因為陸游的《行在寧壽觀碑》中也有“扶衛(wèi)社稷，安鎮(zhèn)夷夏”的說法。而高宗賜封寧壽觀是在紹興二十年，此前一年完顏亮金主亶自立，紹興二十年有施全刺秦檜未成及完顏亮大殺宗室的事件。聯(lián)系到寧壽、通玄兩觀都是完顏亮妄言的“提兵百萬西湖上，立馬吳山第一峰”之上，就更有理由把完顏亮南侵與吳山上的奉祀三茅真君的道觀聯(lián)系起來。

但三茅真君與金軍南侵如何聯(lián)系起來呢，這就需要從御制詩提及的時間點去理解了?！皯浳糸L江阻颶風，于今神馬又成龍”，“長江阻颶風”是高宗“憶昔”的情景，應該是年代久遠而且高宗親歷的事件，而不是指通玄觀興建時的完顏亮南侵及敗亡事件。那么高宗在追憶什么呢？御制詩共有三首，其中第一首似乎是在稱贊劉敖誠心修道，但最后一句指出了一個更加具體的時間點——“辛勤三十載，羨爾道心淳”。此語應該是高宗向劉敖感嘆自己辛勤三十載所得成就，還不如劉敖棄家修道令人羨慕，這一方面可能聯(lián)想到高宗在完顏亮侵宋失敗后開始考慮退位，另一方面也說明他與劉敖可能已經(jīng)相識、交往三十年之久。

那么三十年前究竟發(fā)生了什么呢？三十年前其實是建炎三年高宗從揚州倉皇渡江逃往鎮(zhèn)江的時候。從這個時間點來理解“憶昔長江阻颶風，于今神馬又成龍”，就是指當年金人抵達揚州后無以渡江，“炎興指日中原復，剩是茅君翊翼功”當指這一年高宗還曾駐蹕江寧做出北伐的姿態(tài)。

杭州“吳山第一峰”摩崖

三

問題“憶昔長江阻颶風”能與劉敖、通玄觀、三茅真君發(fā)生什么關系呢？這個問題，答案其實就寫在陸游的《行在寧壽觀碑》中：

鴻鐘大鼎，華蓋寶劍，褚遂良、吳道子之遺跡，卓乎秘府之怪珍也。榮光異氣，夜燭天半，所以扶衛(wèi)社稷，安鎮(zhèn)夷夏者，于是乎在，非他宮館壇宇可得而比。永惟我高宗皇帝，實與三茅君，自渾沌溟涬開辟之初，赤明龍漢浩劫之前，俱以愿力，應世濟民。雖時有古今，跡有顯晦，其受命上帝以福天下，則合若符券。及夫風御上賓，威神在天，與三十六帝翱翔太虛，三茅君亦與焉。時臨熙壇，顧享明薦，用敷佑于我圣子神孫，降福發(fā)祥，時萬時億，嗚呼休哉！某既述觀之所由興，且系之以銘，曰：

炎祚中否開真人，以大誓愿濟下民，左右虛皇友三真，坐令化國風俗淳。乃營斯宮示宿因，丹碧岌嶪天與鄰，神君龍虎呵重闉，鯨鐘橫撞震無垠，錦旛寶蓋高嶙峋，天華龍燭晝夜陳。歷載九九符堯仁，超然脫屣侍帝晨，遺澤滲漉萬宇均，歲豐兵偃無吟呻。咨爾眾士嚴冠巾，以道之真治子身，服膺圣訓常如新，沖霄往從龍車塵。

陸游說寧壽觀中藏有“鴻鐘大鼎，華蓋寶劍，褚遂良、吳道子之遺跡，卓乎秘府之怪珍也”，是因為這座宮觀可以“扶衛(wèi)社稷，安鎮(zhèn)夷夏”，“非他宮館壇宇可得而比”。但為什么寧壽觀會有此奇功呢？陸游下一句就給出了非常驚人的解釋，他說宋高宗“左右虛皇友三真”，與三茅真君其實是仙侶道友的關系，他們在宇宙初開時就已經(jīng)立下了“應世濟民”的宏愿，宋高宗未下凡時在天界一同“翱翔太虛”的“三十六帝”中就有三茅真君。銘文中還有“乃營斯宮示宿因”一句，意思是寧壽觀或通玄觀的主要功能就是為了宣示高宗與三茅真君作為仙侶道友的前世因緣。

如果高宗的三茅真君崇拜與建炎三年的揚州渡江有關，那么合理的解釋就是他渡江后又從鎮(zhèn)江行至常州，途中理應經(jīng)過茅山并向三茅真君祈禱。聯(lián)想到杭州的半山娘娘廟、崔府君廟都與高宗逃亡有關，可以想象高宗曾在杭州為佑護他逃亡的神明與凡人系統(tǒng)建廟以感恩祈禱，這就為寧壽觀與通玄觀的來歷提供了合理的解釋。至于內(nèi)侍劉敖，很可能是建炎三年在茅山附近遇見從鎮(zhèn)江逃亡常州的高宗，因在戰(zhàn)亂中走投無路而選擇凈身入宮。

杭州通玄觀造像三茅真君像

四

以上的一系列猜想，似乎可以解釋杭州三茅寧壽觀與通玄觀的來歷以及高宗的御制詩、劉敖的飛黃騰達、陸游的碑記。同樣重要的是，雖然經(jīng)過了靖康之難，在復雜的政局演變中高宗也已宣稱“最愛元祐”而徹底否定了徽宗朝的政治路線，但陸游的《行在寧壽觀碑》顯示高宗并沒有放棄其父徽宗的神仙皇帝的思想。只是由于政治文化的變遷，高宗不敢將這種思想大肆宣揚，只能通過一位內(nèi)侍來構建自己的神仙身份。

另一個應該引起特別注意的是，陸游的《行在寧壽觀碑》并非一篇游記，而是受“知觀事沖素大師邵君道俊始礱石來請某為文”。陸游當時并不在杭州，他與寧壽觀、通玄觀似乎沒有特別的關系。只是因為陸游是高宗朝的進士，有責任為高宗撰寫這篇觀碑，“某實紹興朝士，屢得對行殿，同時廷臣，零落殆盡，某適后死，獲以草野之文，登載盛事，顧不幸歟”。問題是沖素大師紹道俊請陸游撰寫碑文的時間點非常特殊，那是紹熙五年六月——這時孝宗剛剛去世，朝中正在經(jīng)歷光宗拒絕為孝宗主喪的重大政治危機，同時也是宗室大臣趙汝愚策劃紹熙政變的前夕。

茅山崇禧萬壽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