柄谷行人：這并非預言

二十年前，世貿大廈的轟然倒塌對于蘇聯(lián)解體后西方中心的現(xiàn)代性進程無疑是沉重一擊，對于全球思想界而言也是一場巨大的震動。美國以9·11為契機入侵阿富汗，開啟了漫長的反恐戰(zhàn)爭；而戲劇性的是，時逢9·11二十周年，美國在此刻從阿富汗撤軍，留下一片狼藉，塔利班重奪政權，仿佛一下又回到了二十年前的原點。二十年后的當下，在令人失語的痛苦中重溫那場知識界的震蕩，有多少批判和反思還具有有效性？

澎湃思想市場推出“9·11思想考古”專題，嘗試回溯國際知識界對襲擊事件及其后美國與盟友發(fā)動的“反恐戰(zhàn)爭”的思考軌跡。專題收錄的文章和訪談既包含對襲擊事件的緊迫、即時回應，也納入了事件后各不同歷史階段的回望和反思。

鑒于二十年時間跨度之長，專題很難全面覆蓋知識界的回應，我們所“考古”的思想軌跡大致按照幾條線索展開：將襲擊事件置于美國自身暴行和制造災難的歷史、資本主義全球化和世界體系的脈絡中理解，追問襲擊產生的背景和根源；警惕9·11事件后國家權力的危險擴張——以維護國家主權和安全為名拓展監(jiān)控手段、中止憲法權利、犧牲公民自由、鎮(zhèn)壓政治異見；反思“反恐戰(zhàn)爭”這場打著懲治邪惡、維護正義旗號的主權者對非主權者的“戰(zhàn)爭”；指出“文明沖突論”解釋框架的缺陷，駁斥西方對所謂“伊斯蘭文化”的刻板呈現(xiàn)，揭示西方對穆斯林世界復雜歷史現(xiàn)實的無知帶來的惡果……

這些線索之間既不界線分明也不彼此獨立，而是互相關聯(lián)、交織纏繞，學者們的具體分析因而往往同時勾連多條線索。盡管視角不一，但知識分子的根本關涉是一致的：如何重新構想世界以避免戰(zhàn)爭和沖突、找尋與他人和平共存之道？在9·11襲擊引發(fā)的哀痛、驚愕、恐懼的民眾情緒被民族主義話語裹挾，繼而匯集成洶涌的戰(zhàn)斗呼號和暴力狂熱之際，知識分子嚴守異議與爭辯的空間，“不合時宜”地履行批判和質疑的職責，在絕境之中留存希望。

我們盡可能為專題涵蓋的每一篇文章邀約相關譯者/研究者撰寫導讀，介紹思想家在9·11前后的問題意識脈絡并補充具體的歷史語境。本專題將在今年內持續(xù)更新，如有遺漏的重要視角，歡迎讀者投稿補充。專題由實習編輯毛超予協(xié)助共同策劃。

柄谷行人《這并非預言》一文于2001年9月16日刊發(fā)于柄谷行人主持的刊物《批評空間》，借“9·11思想考古”專題首次由日文翻譯成中文，并由譯者撰寫導讀《新帝國主義時代，如何想象可能的“聯(lián)合”——9·11前后的柄谷行人》。

【譯者導讀】

新帝國主義時代，如何想象可能的“聯(lián)合”——9·11前后的柄谷行人

“戰(zhàn)爭”的預言？歷史的反復！

2001年9月11日傍晚，日本的法國文學研究者王寺賢太剛回到位于巴黎的寓所，便聽到室友在臥室電視機前發(fā)出的驚呼，緊接著他便看到了那被全球媒體轉播了無數(shù)遍的景象：兩架飛機撞向雙子塔樓，引發(fā)沖天的硝煙和隨之而來的大樓傾覆。

這一如同好萊塢電影般的奇觀場景讓王寺在恍惚中產生了不真實感，但與各地的朋友聯(lián)系后，王寺終于意識到了情況的嚴重性。尤其在美國的電視轉播中，不少評論者把本次襲擊比作1941年的珍珠港事件那樣的大戰(zhàn)開始。這使王寺開始回顧歷史脈絡，并想起了其好友，思想家柄谷行人的相關主張?！奥犞u論員反復提到‘kamikaze（神風）’、‘Pearl Harbor（珍珠港）’之類的詞，想到現(xiàn)在正好是日本襲擊珍珠港事件60年的節(jié)骨眼上，我想起了柄谷行人關于歷史的60年周期說，以及他關于‘戰(zhàn)爭’的預言”（《巴黎通信》）。受到王寺的這番發(fā)言所觸發(fā)，柄谷在9·11發(fā)生五天后發(fā)表了針對該事件的評論文章《這并非預言》。

王寺此處提及的，是柄谷自1990年代以來開始發(fā)展的關于“歷史的反復”的相關學說。柄谷提出，世界資本主義的歷史既有發(fā)展演變的方面，又會基于政治經濟原理而反復呈現(xiàn)類似的狀態(tài)。這可以用下表來概括：

表1 世界資本主義的發(fā)展階段

如表中“霸權國家”一行所示，柄谷沿襲了沃勒斯坦的世界體系論觀點，認為資本主義“世界-經濟”歷史中先后存在過數(shù)個占據(jù)“中心”位置的霸權國家（荷蘭、英國、美國）。當存在著這樣在生產、貿易或金融領域占據(jù)主導地位的國家時，資本主義便呈現(xiàn)為（強權支配下的）“自由主義”階段；而當中心國家勢力衰退，后繼者開始圍繞霸權地位展開爭奪，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便進入了“帝國主義”階段。冷戰(zhàn)結束后的1990年代往往被人們看成是美國主導的資本主義陣營贏得全面勝利、歷史走向“終結”的時代，然而在柄谷眼中，這正是美國的經濟霸權漸趨式微，世界轉向諸強林立的新帝國主義階段的時代。柄谷還指出，此間在世界范圍內興起的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tài)絕不能理解為“自由主義”式的觀念。新自由主義所崇尚的責任自負和競爭原則，毋寧說是一種弱肉強食、適者生存的帝國主義文化【1】。

像這樣，柄谷發(fā)展了既有的資本主義經濟周期論和世界體系理論，指出每隔60年發(fā)生的經濟形態(tài)變化。王寺認為這是對戰(zhàn)爭的預言，然而柄谷的意圖更多是提供一種觀察資本主義周期性歷史的思路。另外如果遵從柄谷的觀點，兩次事件其實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質。1941年的戰(zhàn)爭正處于新世界霸權確立初期，美國主導下的自由主義世界秩序（所謂“Pax Americana”）經歷太平洋戰(zhàn)爭而得到鞏固，而2001年的“戰(zhàn)爭”則與之相反，處于舊霸權的沒落和又一次帝國主義時代的到來途中。

源于左翼的無能

既往秩序的逐步瓦解令人惶恐不安，對于曾在美國軍事保護傘下享有長期繁榮與和平的日本社會，情況尤其如此。世紀更替時期的日本社會陷入一種人人自危的心性，伴隨著神秘主義、新興宗教的大行其道，諾查丹瑪斯的末世預言成了街頭巷議的熱門話題。然而柄谷則是直面冷戰(zhàn)結束后的新局面，在保持作為馬克思主義者對人類解放之追求的同時，也立足當下局面，對自身所屬的日本新左翼傳統(tǒng)作出了徹底反思，在思想上進入顯著不同于以往的新階段。從后見之明的眼光看來，發(fā)生在這一“移動”途中的“9·11事件”，是柄谷思想轉向（或許可稱為“實踐論”轉向【2】）途中必將發(fā)生的一次意外遭遇。對事件的定位清晰展現(xiàn)了其1990年代以來形成的問題意識。

相對于以美國為中心的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體系，主導襲擊的宗教極端主義無疑是與之相抗衡的反對力量，是“第三世界之‘絕望’的產物”。然而這一理解并未引發(fā)某種廉價的同情，而是導向了對反資本主義運動之失職的指認。

批判資本主義體制對人的異化與壓迫，推動公平與正義的實現(xiàn)——自歐文、蒲魯東和馬克思的時代以來，這始終都是左翼運動理應擔負的任務，然而在后冷戰(zhàn)的現(xiàn)實中，主流左翼徹底喪失了關于變革的可能圖景，愈發(fā)陷入后現(xiàn)代主義那種“一切歷史觀念都只不過是敘事而已”的大合唱中。這種嘲諷、冷笑的態(tài)度無力對現(xiàn)行體制形成抵抗，相反卻是從旁支持了其延續(xù)。像這樣，一切可能的對抗性計劃盡數(shù)遭到了瓦解。在這“歷史終結”和“宏大敘事終焉”的桴鼓相應之中出現(xiàn)的，便是9·11這種絕望但徒勞的一擊。在柄谷那里，襲擊事件所喚起的絕非時代錯誤的團結觀念，而是對左翼自身失敗的反省。

此外，從這樣的自我反思和批判中，柄谷也深化了對民族主義及其與資本、國家之關系的思考。這使其對當時左翼中流行的認識框架，也即奈格里、哈特的《帝國》產生不滿。正如不久之后思想史家市田良彥在與柄谷、淺田彰以及伊斯蘭學者臼杵陽圍繞9.11事件的對談中指出的那樣，依據(jù)斯賓諾莎主義的“諸眾”反抗，主張無需結成革命黨來奪取國家權力，而只要通過認可現(xiàn)存體系中自然流溢出的變革力量、改變相互關系的方式，便能到達共產主義。市田指出，奈格里的這番視角轉換，確實在以往的革命黨路線之外尋找到了新的變革可能性，卻也可能淪為一種無條件肯定現(xiàn)狀的理論【3】。而柄谷所憂心的，則是受到民族、國家所割裂的各地“諸眾”并不能自發(fā)地形成相互聯(lián)合。對此，他在最近的一次講座中曾如此回憶道：

“奈格里和哈特提出的‘諸眾’（multitude）之世界反叛在1990年代風靡一世，對于他們的主張我也并不反對；還有德里達在90年代開始倡導的“新國際”思想也是?；蛟S他們都在期待1848年的《共產黨宣言》，也就是“全世界無產者聯(lián)合起來”可以重新得到實現(xiàn)吧。順便一提，在1848年的時代，“無產階級”（proletariat）的意思與其說是“勞動者階級”，其實更接近“諸眾”一點。

“然而，很快我便意識到這種期待是錯誤的。這發(fā)生在2001年9月11日?；亟M織事實上正是奈格里他們所說的‘諸眾’，但從這時開始，奈格里他們便將其排除，仿佛那根本就不存在一樣。這其實意味著，各地的抵抗運動并非自然地相互聯(lián)結，而是被各個國家、民族所阻斷開的。所以，我們是無法簡單地去主張共產國際或是世界同時革命的?！保ā?a >資本之力與跨越資本之力》【4】）

民族國家雖然無外乎一種“共同幻想”（吉本隆明）或“想象的共同體”（安德森），卻絕非輕易可以克服之物。在對全球化的樂觀主義盛行于世，不少人相信民族國家邊界的瓦解指日可待的90年代，柄谷的這一認識無疑具有冷峻異常的現(xiàn)實感。如今再清楚不過的是，無論是在一戰(zhàn)前夕還是在今日，民族國家都在使得“全世界無產者”無法得以聯(lián)合，反而是不斷催生出了種種敵對、仇恨乃至戰(zhàn)爭。

事實上，在寫于90年代末期的《跨越性批判》中，柄谷已經將“國家”、“民族”和“資本”并列為當前世界體系環(huán)環(huán)相扣的三位一體結構，并且認為：

“正因為資本制-民族-國家是三位一體的，所以才十分堅固。如果只否定其中的任何一項，結果都會被收回到那個連環(huán)中去的。因為，它們并非單純的幻想，而是植根于不同的‘交換’原理。當我們考察資本主義經濟的時候，必須同時考慮分別建立在不同原理上的民族和國家。換言之，對抗資本必須同時與民族和國家相對抗。”（《跨越性批判》，185頁）

然而在回顧時，柄谷承認他此時“對國家和民族的單獨考察還很不充分”。而只有到了2001年后，他的想法才發(fā)生了重大變化，并展開了對“世界史的構造”進行深入的考察。這尤其體現(xiàn)在他突破了將民族國家視為“上層建筑”的那種教條左派觀念，并去尋求支撐民族與國家那種能動主體作用的經濟基礎，即交換樣式。而引發(fā)這一思想重心轉變的，正是9·11事件所暴露出的“‘南北’之間深刻的矛盾”，以及“針對資本與國家的抵抗運動本身的分裂”【5】。

從定位“戰(zhàn)前”到展望“戰(zhàn)后”

事實上，“9·11事件”并非頭一次戰(zhàn)爭威脅，而不過是美國主導的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對伊斯蘭世界一系列軍事行動中的一環(huán)罷了。正如文中提及的那樣，1994年美國發(fā)動海灣戰(zhàn)爭之際，便曾要求作為盟國的日本支付90億美元戰(zhàn)爭援助資金（最終實際支付額為130億美元）。以中上健次、柄谷行人等為發(fā)起人，眾多文學家和文化人士聯(lián)合發(fā)表了“文學家反對海灣戰(zhàn)爭聲明”，抗議日本國家對戰(zhàn)爭的參與。然而這一行動不僅遭到政府和輿論無視，甚至在知識分子之中也遭遇不少冷嘲熱諷。其中不僅包括前輩知識分子吉本隆明、同輩的加藤典洋，也包括后輩的“新學院派”諸學者。日本民眾和知識界對于時代局面的軍事化、管控化熟視無睹，這使得從結構性視角觀察歷史的柄谷深感危機，并由此展開了前述有關歷史循環(huán)特征的探討。柄谷這一時期的工作收錄在《歷史與反復》和演講集《“戰(zhàn)前”的思考》中，致力于在1990年代當前與不斷走向帝國主義的一戰(zhàn)前的時代之間建立聯(lián)系，并以此傳達出一種警告的信息：“從歷史上看，我們正身處戰(zhàn)前”。

在反對聲音的萬馬齊喑之中，日本確實一步步背棄了戰(zhàn)后和平憲法，朝向軍事化的方向逐步邁進。9·11發(fā)生之后，日本制定了《反恐特別措施法》，并修訂《自衛(wèi)隊法》，使得出于護衛(wèi)目的動用自衛(wèi)隊成為可能；而在2年后的伊拉克戰(zhàn)爭時，日本政府以幫助伊拉克“人道主義重建支援”為目的，在二戰(zhàn)之后首度向海外派遣了800人的自衛(wèi)隊。誠如柄谷在這里的預測，此后的日本確實在為戰(zhàn)爭而作出種種準備。

應對這樣的危機局面，柄谷的思想實踐發(fā)生了顯著的風格變化，其特征便是《這并非預言》一文中所提及的，從“戰(zhàn)前”向“戰(zhàn)后”的轉化。換句話說從這時起，柄谷的批評風格從一種由時局而激發(fā)的直接發(fā)言和警示，轉而變?yōu)橐环N對于現(xiàn)存資本-民族-國家體系進行歷史性、結構性的整體把握的嘗試，而其目的便在于展望一種替代性社會構成方式的可能性所在。因而在停止文學批評后，柄谷展開了一系列理論體系性論述。從《跨越性批判》、《世界史的構造》、《帝國的結構》到《哲學的起源》，新千年以來的這些哲學、歷史和社會理論體系建設，一方面是在嘗試把握宏觀結構與歷史，重建整體想象，一方面也是其直接針對當前左翼實踐的發(fā)言。同時，柄谷也在2000年時開始了“新聯(lián)合主義運動”（New Associationist Movement，NAM）的實踐，該運動旨在串聯(lián)一系列合作社及不同議題上的運動團體，通過形成這樣基于平等互助理念而成立的共同體網絡，來替代資本-國家-民族的現(xiàn)存社會體制。正如譯文中柄谷所述，這一運動是在為“戰(zhàn)后”而作的準備，也就是說，運動旨在從根本上消解造成當前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對人的壓迫性，是為建設“革命后的世界”所作的嘗試。

然而從對現(xiàn)代社會展開整體性的批判與反思這一點而言，柄谷在1990年代后的工作其實與之前的文學批評并不存在根本的斷裂。在2005年的長篇演講《現(xiàn)代文學的終結》中柄谷指出，現(xiàn)代文學自成立之初就被賦予了對社會整體進行反思和批判的道德責任。用薩特的話來說，所謂文學，一言以蔽之“就是存在于一個不斷革命的社會中的主體性（主觀性）”。然而這樣承擔批判責任的現(xiàn)代文學如今已然不復存在了，這便是柄谷離開文學領域的原因：在他看來，當現(xiàn)代文學已告終結，只有離開才能最好地繼續(xù)文學原本應盡的職責。在講座末尾，柄谷甚至認為當前的年輕人不去搞文學也完全沒問題。相反，柄谷更期待的是他們“能夠在現(xiàn)實中創(chuàng)造出更不一樣的生活方式來?！?】”

結語

冷戰(zhàn)結束后的十年間，種種激變正迫切要求左翼形成一種全新的理解世界格局、推動變革發(fā)生的目光，以對抗“歷史終結”這樣的現(xiàn)狀肯定，且不致于陷入“宏大敘事之終焉”式的自我瓦解。在這樣的大背景下，柄谷遭遇了第三世界的“絕望”之聲。他所走向的并非某種廉價的同情或團結感，而是對包括自己在內的左翼之“無能”的徹底批判。在這基礎上，柄谷只身擔當起了探索“資本-民族-國家”這一現(xiàn)存世界體系之壓迫性本質的重擔，并在理論和行動兩方面出發(fā)，探索可能的替代性方案。貫穿這一艱巨工作的不是置身事外的靜觀主義乃至犬儒態(tài)度，而只能是一種決絕的“建設”意志，其背后存在著的是對變革可能性的堅定信念。對于這一體系是否成功把握了人類社會構成體的真實面貌，在學術上可以有許多討論的余地；然而，這些工作始終直面此時此刻的迫切問題，并對其掘地三尺，展開普遍性的批判工作。這樣一種良知追求和責任意識，或許至今仍是值得知識分子回顧并反省自身的參照對象。

在9.11發(fā)生20年后的今日，伴隨著霸權力量的衰落，類似于塔利班回歸這樣統(tǒng)治權力的重新洗牌，想必會愈發(fā)頻繁地在世界各地上演，而這已經在輿論中引誘起種種罔顧整體格局變化的“僵尸第三世界主義”觀點【7】。事實上，美國的后退絕不意味著阿富汗人民的勝利，而只是顯示了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向帝國主義階段的邁進。從這個意義上說，柄谷這篇《這并非預言》的短文說對了很多事情：這場戰(zhàn)爭確實“無人獲勝”。另一方面，后現(xiàn)代主義不僅仍舊無法制衡肆虐的新自由主義和遭到煽動的排外意識，對普遍性的解構還日益淪為身份政治的工具，造成了對差異的本質化和對立的固化，并進而與文化保守主義暗通款曲。20年前，在這些狀況漸次形成，當前時代的大幕緩緩拉開之際，柄谷直面“他者之聲”，并在思想和實踐兩方面，對造成壓迫的現(xiàn)存資本-民族-國家結構展開批判和揚棄。在這個意義上，柄谷的這篇發(fā)言及其前后的思想搏斗，或許仍能給予我們諸多啟發(fā)，傳遞出超越時空的“思想之力”。

柄谷行人：這并非預言

原載于柄谷行人主持的刊物《批評空間》（2001.09.16）

王寺賢太在web critique的文章（《巴黎通信》【8】）里提到我，說我主張六十年周期理論，預言了戰(zhàn)爭的發(fā)生。在別處，另外一些人也表達了同樣的看法。我不是說他們錯了。但我并沒有作什么預言。我所講的，不過只是關于世界經濟和政治在結構上的反復性罷了。

說到預言，有諾查丹瑪斯作出的預言。其實之前有人跟我說，之所以那個預言里寫的是1999年7月，是因為計算方法不同，實際上那對應的就是2001年9月。預言中寫道，“雙胞胎兄弟將被打倒，繁榮將要終結”（雙子塔樓將會崩塌，美國的繁榮即將終結）。此外，隨之而來的戰(zhàn)爭的結果是“恐怖的大王從空中降臨......”（宗教極端主義者所進行的報復）。 然而，“這場戰(zhàn)爭中無人獲勝”。

我對這種預言持否定態(tài)度。所以我無意去參考諾查丹瑪斯的預言書。然而如果預言內容確實是這么寫的，那么有一點我是同意的：“這場戰(zhàn)爭中無人獲勝”。今后，美國想必是要進攻阿富汗的吧。然而，因為他們根本沒有任何證據(jù)，故而這只會導致宗教極端主義在其他阿拉伯國家中的蔓延。宗教極端主義并非一種國家主義、民族主義，而是一種否定國家的思想，因此從其本性上說，它在無論哪個阿拉伯國家都屬于少數(shù)派。然而，美國、西方各國和日本的進攻，將會使宗教極端主義變得愈發(fā)強大。你可以制裁一個國家，但你卻無法消滅宗教極端主義。這并非預言。

宗教極端主義是一個“否定”資本和國家的革命運動，它產生于當前世界資本主義的內部，同時也產生于反資本主義運動的無能和愚蠢。它是第三世界之“絕望”的產物。顯然，通過這樣的運動并不能揚棄資本與國家。但無論其所作所為有多么徒勞，卻是無法被摧毀的，除非我們 “揚棄”了使其應運而生的那個現(xiàn)實。美國正要與它最可怕的對手展開一場“戰(zhàn)爭”——那并非真的戰(zhàn)爭，因為戰(zhàn)爭只發(fā)生于國與國之間。在這場“戰(zhàn)爭”中當然不會有贏家。國家和資本只是在自掘墳墓罷了。這并非預言。

從今往后，日本想必會加緊推動修改憲法，加入戰(zhàn)爭吧。 而我們想必是無法與這個趨勢相抗衡的吧。這個過程從海灣戰(zhàn)爭的時候就已經開始了，當時沒有作抵抗的家伙們，現(xiàn)在又怎么可能作出抵抗呢。但不必覺得自己渺小無助。海灣戰(zhàn)爭時，我寫了有關“戰(zhàn)前的思考”。當時我講到，我們現(xiàn)在正身處“戰(zhàn)前”。但到了1999年，我已無意再為這種事情而一喜一憂了。因為我們鐵定是要走向戰(zhàn)爭的。所以從那時起，我開始考慮起了“戰(zhàn)后的思考”。這并非是指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的戰(zhàn)后，而是今后將要發(fā)生的戰(zhàn)爭之“后”。但話說回來，那跟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的“戰(zhàn)后”也并非毫無關系。我們絕不能再去重蹈覆轍的，正是那樣一種愚蠢的“戰(zhàn)后”。

因此，我開始了“新聯(lián)合主義”(NAM)【9】這個運動。我并非是希望這樣做可以阻止戰(zhàn)爭的發(fā)生。這其實是為了“戰(zhàn)后”而做的準備。剛才已經提到，“這場戰(zhàn)爭中無人獲勝”。想想看美國拒絕簽訂“京都議定書”這一“勝利”之后，有多少苦難正在前方等待，便可以理解這一點了。這并非預言。

許多美國人已經開始變瘋狂了。許多日本人可能也會變成那樣吧。但是各位，請務必不要絕望。三、四年以后，人們一定會覺得后悔?；蛘咚麄儠f，自己在那個時候是受騙上當了。然而，三、四年時間又是何其漫長。比如中野重治在臨近戰(zhàn)敗時，曾屈辱地寫下了文學報國會的加入申請信。這封信被情報局里仰慕他的人（平野謙）擅自處理掉了，他這才終究沒有參加。因此到了戰(zhàn)后，他才得以把這件事隱瞞起來。（在《甲乙丙丁》一書中，他曾就此事反省過自己。）如果知道戰(zhàn)敗近在咫尺，他想必是不會做那種事的罷。然而，四年時間實在是太過漫長了。

各位，請務必不要被國家和資本煽動起來的那種愚蠢亢奮所吞噬，切勿左顧右盼、驚慌失措。因為如果這樣做，三、四年后必然是會后悔的。相反，我提議應該著手面向“戰(zhàn)后”而穩(wěn)步地進行準備。那么應該怎么做才好呢？此處沒有足夠的空間來說明這一點。希望您可以讀一讀即將出版的《跨越性批判》這本書。

【1】參考『思想的地震』（ちくま學蕓文庫）第52-70頁，該書的中文翻譯版即將由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另可參照《歷史與反復》中譯版前言。

【2】可參考https://book.douban.com/review/8773392/的相關論述

【3】《批評空間》2002年第2期，第22頁。

【4】https://mp.weixin.qq.com/s/qv6BqDC60YkMHhH5rarHkQ，另外可參見《世界史的構造》的日文版前言中對這一轉變的回顧。

【5】《世界史的構造》日文版序言，第3頁

【6】『思想的地震』第64頁

【7】 可參考https://mp.weixin.qq.com/s/C1Ft5g-4aLNCmzlva4izcg的論述

【8】 http://www.kojinkaratani.com/criticalspace/old/special/ohji/010913.html

【9】 http://www.nam21.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