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漢三鎮(zhèn)
在官方眼里，武漢三鎮(zhèn)中最重要的，是武昌這座在清政府之下充作湖北巡撫和湖廣總督駐地的古城。早期西方人對這座城市的認識，正如杜霍爾德（Du Halde）所概括的那樣，斷定它是“整個中華帝國的中心，和與其他各省交往最便利的地方”。西方第一批來訪者一致把這個筑有城墻的城市當做中國最壯麗的城市之一來稱贊。但直到19世紀末，這個城市仍然被看做“圍住的空地比居住面還要多”。這代表著中國城市用地的一般模式，也反映了武昌所肩負的典型的城市功能：特別重視對地盤的控制。
1883年，一個權(quán)威的西方作者把武昌描寫成首先是“省里的官員、清軍和有影響的文人們的居住地”。確實，它是一個完全由官場支配的城市。根據(jù)一個“老武昌”的報告，有48個政府衙門設在武昌，其中最大的是湖廣總督府，據(jù)說它統(tǒng)治著大約5500萬黎民百姓，它的幾個機關雇用的職員遠超過100人。作為行政中心，武昌也是三年一次省試的地點。每逢這樣的考試，武昌城里就擠滿了人，上萬的士子們?yōu)榱巳〉谜賳T的品級都集中到武昌的大考場里來了。
漢口興起之前的很多個世紀，武昌已經(jīng)是華中主要的商業(yè)城市和行政首府，后來仍長期維持其重要貿(mào)易中心的地位。例如：1835年，天主教遣使會的M·鮑達斯（M Baldus，中文名安若望）神父在描寫他對這個城市的第一印象時說：“這個城市人口大約與巴黎一樣多，它以商業(yè)和眾多的船只而著稱，這些船比法國所有港口的船只加起來還要多。除了商船無數(shù)、帆檣如林外，在這里，我們經(jīng)?？吹接?500至2000艘整齊排列的快船在專運食鹽……武昌呈現(xiàn)出的面貌是相當令人難忘的?！卑踩敉P于武昌港的描寫，使人聯(lián)想到即使在晚一些時期這個城市也繼續(xù)發(fā)揮著長江右岸地區(qū)主要商業(yè)中心的作用。
武漢三鎮(zhèn)
然而，過了不到三十年，一個隨同開埠代表團而來的英國人記載說：“武昌府……是一個大省城……但它同商業(yè)沒有特別的聯(lián)系。”在19世紀，武昌主要的商業(yè)地區(qū)是在城南被稱為“金沙洲”的江心小島上。在太平天國起義以前，它曾經(jīng)是鹽船主要的停泊地，但動亂發(fā)生后，這一功能消失了。金沙洲曾長期充當省際谷物貿(mào)易的集散地，但從19世紀50年代開始，隨著商稅的日益增加，它也逐漸喪失了在這方面的重要性。我們可以毫無保留地把太平軍起義后的武昌看成一個行政中心，它在本地區(qū)和全國的商業(yè)活動中僅僅保有一種次要的地位。
漢陽，這個在行政序列中居于三鎮(zhèn)第二位的城市，是一個較小的府、縣治所的所在地，四周圍繞著厚實的城墻。它的行政職能在我們研究的整個時期里雖然仍舊完好地保留著，但已處于衰落中。在明朝的大部分時間里（或許還要往前），漢陽在江漢匯合處的貿(mào)易中承擔著主要的角色，可是它這種甚至超過武昌的商業(yè)功能，被后來居上的漢口取代了。
早在清初就已傳到歐洲的報告指出：漢陽“不在法國擁有最多人口的城市之下”。但最先在19世紀中葉來到這里的歐洲訪問者發(fā)覺它太令人失望了。當然，那時漢陽已遭受數(shù)年的反叛者與清官軍之間戰(zhàn)事的摧殘。然而即使在太平天國起義之前，這個縣城也不過是“一個富于貴族氣息的、清靜的地方，住在那里的主要是官員及其隨從們”。1861年，一位刻薄的采訪者則直率地把它描寫成“無足輕重之地”。實際上，由于漢陽的行政與商業(yè)作用都很平凡，它在太平天國戰(zhàn)后的衰落歷程比它相鄰的兩個地區(qū)都更長一些。直到19世紀90年代張之洞把它選作鋼鐵廠和兵工廠的地址時，它才重新展示出真正的城市活力。
這就是與漢口一起共同組成華中的那個內(nèi)地大都會的兩個城市的情況。在整個清代，這三個城市通常被合稱為“武漢”，這個名稱后來就成了今天三鎮(zhèn)組合的武漢市。在地方行政系統(tǒng)上，武昌是特殊的（它與漢陽、漢口分屬不同的府和縣），長江天塹把它與另兩個城市分隔開來，滔滔洪流，江面約1100碼。擺渡聯(lián)系著長江兩岸，但并未帶來人才、勞動力或城市文化的有意義的相互交流與滲透。直到1914年，一份地方史料仍然記載說，漢口和武昌二鎮(zhèn)“往來至為不便”。漢口與漢陽之間的關系要密切一些，可是，也許由于漢陽的無足輕重，或者是由于漢陽的地方主義與漢口的世界主義之間的鮮明對比，兩者還是表現(xiàn)出顯著的區(qū)別。漢水雖然不寬，但過河極不方便是人所共知的。甚至到20世紀初期，當?shù)毓賳T還抱怨說從這個縣治送一封信到漢口，通常一天之內(nèi)還不能往返。（張之洞：《南皮張宮保政書》卷一二，21頁，光緒二十四年奏）顯然，1890年后的工業(yè)化為這三個城市的社會意義上的一體化奠定了基礎，但直到共產(chǎn)黨政權(quán)在這一地區(qū)建立（1950年），武漢三鎮(zhèn)才真正聯(lián)合成一個城市；再到著名的長江大橋建成通車，大規(guī)模的市內(nèi)流動才成為現(xiàn)實。
如果說19世紀的漢口沒有像人們所期望的那樣與它相鄰的兩個城市更好地聯(lián)為一體的話，那么，在它沒有環(huán)城城墻的歲月里（很長時間如此），它也很少與周圍農(nóng)村維持應有的聯(lián)系。不管有無城墻，這個城市的面積都受到嚴格的限制，它兩邊臨江（長江與漢水——譯者），另一邊是筑有堤防的玉帶河。盡管沿江、漢地帶的人口比朝向陸地的那邊稠密，但人口密度并不是自江邊向陸地逐漸減少，而是引人注目地陡然下降。玉帶河外面是一些主要由勤快的城里人培種的菜園子；再過去則圍繞著一大片少人居住的沼澤地，叫做“堤外”，這里與鱗次櫛比的碼頭區(qū)相比，顯得非常冷落。通過唯一的一條路越過這塊沼澤地，就到達較為繁庶的叫做“黃花地”的地方，人們開始遇到農(nóng)民的村莊。在我們所研究的這個時期里，漢口的基本特征之一就是它隔離于其緊挨著的內(nèi)地，其布局受到其市鎮(zhèn)功能和復雜的人口來源的制約。
漢口存在的理由是貿(mào)易，一種特殊類型的貿(mào)易：它是貨物轉(zhuǎn)運中心，并通過市場機制對國內(nèi)物資的流通進行宏觀上的調(diào)控與管理。一部清初的中國商業(yè)指南把漢口說成是“整個清帝國最大的貨物集散地”美國觀察家們則逼真地把漢口在中國商品市場上的地位（以及在大陸上的位置）同芝加哥對應起來。1861年被派來開辟這個商埠的英國使團報告說：“這個城市不僅在外表上看來是個適宜居住的地方，而且有充足的證據(jù)表明——正像一般人所猜測的那樣，是中華帝國的大商業(yè)中心……來自中國各地的各式各樣的商品，在這里大都可以看到。”在其后的歲月里留住于此的傳教士也說：漢口是“中國最大的商業(yè)中心，也是世界最大的商業(yè)中心之一”。還有人用這樣的話來概括它的作用：“從商業(yè)的角度來看，漢口是東方最重要的城市之一。這里的國內(nèi)商人，不僅來自湖北省各地，也來自數(shù)百英里遠的所有相鄰各省，而且后者在不斷增加。它是外國商人和國內(nèi)商人在華中的會合處，是一個極好的交易中心，是中國的國際化都市。”
市容印象
環(huán)顧漢口，我們會不斷地想起商業(yè)的首要地位。漢口遠不是經(jīng)過規(guī)劃的、整整齊齊的方格狀的行政城市，它的自然布局表現(xiàn)出合乎實用的不整齊、不規(guī)則。一位西方來訪者注意到：“可能曾有過修建漢口街道的計劃，但經(jīng)過幾個世紀，時過境遷，現(xiàn)在已看不出原來設計的影子了?！边@個城市沿著三條主要大道而建造，三條大道隨著長江—漢水的河岸線而彎曲；幾條較短的次要的大街和它們平行，許多通到岸邊的胡同小巷和這三條大道交叉。同相鄰的行政中心的敞野空曠相比（胡克神父發(fā)現(xiàn)漢陽城里“湖與野鳥”隨處可見，額爾金勛爵在武昌城中散步時“在城市的中心抓住了一對野雞”，使他大為吃驚，由于強烈追求最佳的商業(yè)位置，漢口的建筑要密集得多。除了運河內(nèi)側(cè)和一條菜地外，實際上城里所有的土地都被充分利用了。如果按照蕭公權(quán)的說法，建筑密度是衡量中華帝國晚期城市“都市化”程度的最客觀尺度的話，那么，漢口應當屬于中國都市化水平最高的城市。蕭氏還引證19世紀末英國情報部門的報告指出：當時像南京這樣的主要城市，在城墻內(nèi)也有80%的土地是可供耕種的田地。
無論是國內(nèi)還是國外的資料都一致記載說，在居住模式、街道和建筑物的集中方面，漢口的擁擠在中國城市中達到了獨一無二的水平。乾?。?736—1795）《大清一統(tǒng)志》說漢口“居民填溢”。由于擁擠，1747年湖北巡撫曾直接干預消除漢口火災隱患的事務——這是一項不尋常的舉動，因為他并沒有明顯地感到對省城武昌來說有此種必要。1818年的地方志記載說：“沿岸居民蜂攢蟻聚，其舟居者魚鱗雜沓，曲巷小口通道，輒十室之眾紛然雜處?！卑凑找粋€外國來訪者的說法，在漢口大街上行走，“停下來就會找不到你的向?qū)?。擺脫這種困境的唯一辦法，就是以敏捷的步伐不停地走”。另一人寫道：漢口的主要大街足有30英尺寬，可沿街兩旁被無數(shù)的貨攤和鋪臺占用了，剩下的地方就像倫敦橋的人行道一樣擁擠；除了步行者，有乘轎子的，偶爾也有坐在手推車上的和騎馬的。我們根本不覺得驚奇為什么周圍幾乎沒有婦女，對于較文雅的女性來說，在這樣擁擠的人群中行走是很困難的。胡克神父在這個城市向西方開放之前十年曾訪問過這里，他發(fā)現(xiàn)這個城市“異常的喧鬧……在漢口的各個角落，到處熙熙攘攘，人群是這樣的擁擠，以至于要想穿過他們中間尋覓去路必須費很大的勁”。在整個19世紀的中國，很可能漢口是人口最密集的地方。最早研究這一問題的學者S·威爾斯·威廉姆斯依據(jù)中國人和早期傳教士的資料，在1850年寫道：“只有倫敦和江戶才能與漢口相比，中國再也沒有另一個在同樣的面積里居住著同樣多人口的地方了?！?/p>
江漢朝宗，1818年（嘉慶《漢陽縣志》）
雖然這個城市到處都很狹窄而不規(guī)整，但它的外貌卻顯示出一定的吸引力。在19世紀中葉，一位當?shù)氐奈娜嗽鴮懴聨灼澝览?、杏開花的富于韻味的詩篇。勞倫斯·奧利芬特1858年訪問這個城市時評論說：“漢口的街道比我在清帝國任何其他城市所看到的都要好。街道鋪得很好，像波斯、埃及城市一樣，街道上面用席子覆蓋著，但仍然足夠?qū)?，顯得明亮而舒適。商店里備有各種現(xiàn)貨，鋪面要比廣州或其他開放港口豪華富麗得多?！绷硪晃粓蟮勒咴趯懙缴痰陼r，說：有些商店確實好。在英格蘭你幾乎看不到比這更高級的門面，因為這里“樓上的部分”僅僅是指閣樓。商店沒有很寬的開間，可是很多商店進深很長，它們讓人聯(lián)想到與其說是商店，不如說是拱廊。平板玻璃還不為人所知；一些商店裝有光滑的百葉窗；許許多多的窗子都面對大街敞開著，經(jīng)過時瞥一眼，我們就能看到商店里許多的貨物和顧客。幾十年后，一位署名為“新來者”的人寫信給《北華捷報》說：“即便考慮到漢口街上的擁擠，它給我的印象還是非常干凈的”，并推測說那些抱怨中國城市骯臟的人，一定“非常不了解倫敦”。（《北華捷報》1887年6月3日）
盡管漢口房屋密集，市容仍是很平展的，因為只是在進入19世紀前后，超過一層樓以上的建筑才大量出現(xiàn)。在那以后，才偶爾有一些高層的行會公所聳立在市區(qū)之內(nèi)，高出周圍許多矮小平房的屋頂。在整個清代，主要的高層建筑正是這樣一些同業(yè)公所、貨棧和商場，而政府機關則依然是隱藏在后街的低矮、簡陋的房子，這一點正反映漢口的商業(yè)特性。漂亮、寬闊的大街屬于商業(yè)部門，特別是屬于那些大批發(fā)貨棧。這種明顯的差別在建筑材料的選擇方面反映了出來：潘耒贊美的紅漆椽、琉璃瓦屋頂和耀眼的瓷磚墻，幾乎全部屬于商業(yè)公館。大多數(shù)的房屋，如衙門和居民住宅，用磚、土、竹、木等簡單材料就足夠了。
岸邊排成一線的吊腳樓也屬于最漂亮的木結(jié)構(gòu)建筑物，它們直接融入了擁擠的港口里。這些房屋引起了傳教士亨麗埃塔·格林的興趣，她在日記中寫道：“1885年5月1日。我希望對生活在水邊的人們的奇妙房屋有所了解。這些房屋極像潘趣和朱迪（英國傳統(tǒng)滑稽木偶劇中駝背木偶——譯者）的演出，較矮的部分有木樁支撐著；很多房屋傾斜得很厲害，經(jīng)常一起倒下來；不歪斜的即使有，也少得可憐?！?/p>
如果可能的話，港口內(nèi)人口的擁擠程度會超過這個已經(jīng)很稠密的城市（1871年的一份報告說，一棟格林所形容的“潘趣和朱迪”式的房屋倒塌了，壓倒了好幾只拴在它下面的有人居住的船，造成超過100人死亡。由此可見港口人口密集的程度）。（《字林西報》1871年12月27日）這個習慣上被描寫為“帆檣如林”的漢口港，是一塊沿著漢水、長江延伸約二十里（接近7英里）的無遮蔽地帶。在夏季最熱的月份里，到漢陽和武昌去的水路上，船只首尾相接，看上去似乎是固定的一大片；當后面運河里的水位漲高也允許船只停泊在那里時，漢口就似乎完全被船只包圍了。在這一季度的任何時候，你都會發(fā)現(xiàn)多達萬只的船停在漢口，估計每年有七八萬只船?？繚h口港。
景色、聲音、氣味，以及總體的刺激融合在一起，令人陶醉。居民和來訪者聚集在市區(qū)不計其數(shù)的酒店、鴉片煙館、澡堂、餐館和茶館里——從湖邊供詩人們雅聚的寧靜酒家，到碼頭上簡陋、吵鬧的所在，都有茶館。在這兩個極端之間還毫無規(guī)則地分布著談生意的茶樓、嘈雜的充滿著煙草味的麻將牌室——“各個階層的人們似乎都能擠進去熱鬧整個通宵”。1822年一位中國人描述說：“（漢口）東西三十里有奇，路衢四達，市廛櫛比……難覯之貨列隧，無價之寶羅肆?！笨拷?、漢匯合處，有聞名的通宵夜市，在那里，彩燈耀眼，香料和山珍海味的氣息充溢四散。
在市場上，當來自全國各地的人們互相搶著做買賣的時候，人們可以聽到各地方言的土音。在市場邊緣來回走動的小販們敲擊著特制的小皮鼓、撥浪鼓、鈴鐺、銅鑼，叫賣他們的小東西。一位名叫陸筱飲的詩人曾描述了漢口夜市燈籠耀眼的光芒和小販們的叫賣聲，也曾提到“茉莉珠蘭香滿路，一街燈火賣花聲”。（見《湖北通志志余》，第6冊）這還不算，這個城市的勞動者更是不停地發(fā)出讓人無法逃避的單調(diào)聲音。亨麗埃塔·格林夫人報告說：“搬運茶葉等貨物的苦力們不停地喊著號子，在遠處聽，那聲音頗能入耳；走近去，如果擔子很重，那聲音就會大得難聽：貨物越重，他們的叫聲就越大?！?/p>
無休止的嘈雜聲，明亮的燈光，豐富的商品，油漆的船只，街頭藝人，富麗堂皇的行會公所，東倒西歪的小屋，奇異的芳香，各種家畜，最重要的還有形形色色的人群，這一切的確使這個城市像一個歐洲人概括的那樣，“是一場精彩的雜?！薄＃╓·阿瑟·考納比：《漫游華中》，39頁）（文/[美]羅威廉 著 江溶 魯西奇 譯）
（本文摘自羅威廉（William T·Rowe）著，江溶、魯西奇譯《漢口：一個中國城市的商業(yè)和社會（1796-1889）》，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6年9月。澎湃新聞經(jīng)出版社授權(quán)發(fā)布，現(xiàn)標題為編者所擬，原文注釋從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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