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1年《申報》刊載的《勸誡學生文》
晚清士林的顧著閱讀，既有曾國藩、章太炎這樣的大儒，為經國大業(yè)、學術傳承、道德接續(xù)；亦有汲汲為功名計、為稻糧謀的蕓蕓讀書人。如何把彼時先賢的經義貫通入此時的經世，變而化之謂為通，這既是晚清士林的命題，也是政亂戰(zhàn)亂叢集的民國永永無窮的命題。
王國維在《沈乙庵七十壽序》中那句著名的話：“國初之學大，乾嘉之學精，而道咸以降之學新”，撮清學之要。明末亭林、梨洲、船山在國變之際沉慟并思考的君國、經世，經乾嘉以降士人們一百余年細瑣功夫的淀積，值晚清，又被重新、大量提及。晚清學林對于國初之學的接續(xù)，“晚明三先生”在一個崇“新”的時潮中被援引，皆與時局中的另一種“國變”相關，亦與此“國變”中具體的制度及社會變動相關。
經世與變法
思想緣時勢逶迤，因此，在晚清中國“世變之亟”的當口，相較于黃梨洲、王船山，與經世相關更密的顧亭林是被引申較多的一位。晚清的顧炎武評述中，舉曾國藩、梁啟超二人為例。曾國藩說：“我朝學者，以顧亭林為宗。國史《儒林傳》褎然冠首，吾讀其書，言及禮俗教化，則毅然有守先待后，舍我其誰之志，何其壯也”；亦講其“博大精微，體用兼賅”。而梁啟超在1902年的《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中說：“言清學之祖，必推亭林。諸先生之學統(tǒng)，不數(shù)十稔而俱絕，惟亭林巋然獨存也?！彼诤髞淼摹吨袊倌陮W術史》中，稱亭林不但是經師，而且是人師，清代許多學術，都由亭林發(fā)其端，而后人衍其緒，“我以為現(xiàn)代青年，很應該用點功夫，多參閱些資料，以看出他的全人格”。
一“宗”一“祖”，概論了亭林在清學中的至高位置，而這個概括，我們也應當注意到敘說者的語境。曾國藩之后，至梁啟超的世代，是一個舉國言變法、進而由變法走向了革命的世代。如何扶危救困、救亡圖存是這一世代士林中人的集體焦慮。于是，講實學、講經世的顧炎武自然位列其首。
鉛印《天下郡國利病書》，光緒圖書集成局版
自賀長齡《皇朝經世文編》之后的數(shù)十種晚清《經世文編》中，能看到大量的對亭林先生的引用。這些嘉道以來的士子，言及亭林，多援引其封建郡縣論、考試、銓選、吏治、賦稅、錢糧、鹽課、鈔法、兵政、地利、輿圖、河防、水利等論說。其中，尤以《日知錄》和《天下郡國利病書》被引述最多。略舉兩例。賀長齡《皇朝經世文編》中所收，嘉道間士人張杓寫的《日知錄跋》，稱亭林先生“挾經世之才，懷匡時之志，慨然以世道人心為己任”。《日知錄》：“自經史而外，凡國家政治，大而典禮財賦，小而館舍郵亭，無不援據(jù)典籍，疏通其源流，而考論其得失，至于風俗之敗壞，世教之陵遲，則陳古諷今，尤三太息。蓋先生目擊明季之政，故不覺言之深痛如此?！笔⒖怠痘食浭牢睦m(xù)編》中所收，謝應芝（1795-1862）《書郡國利病書后》：“亭林山人博極群書，各因天下土俗所宜，采錄大備，而莫善于西北水利。東南既無曠土，而西北尚多閑田，西北水利興則屯戍行、糧賦減、漕運罷、河工省，一切雜稅皆可弛，民克安其業(yè)，享其利，雖謂井田之良法復行于今可也?！眱H列此兩例，亭林身后，士人多數(shù)是在這樣的“經世致用”語境中閱讀和引申前賢的。而在嘉道、咸同年間，西學尚未大量引入，士林談經世，尚無新的思想資源，因此，他們的談論基本也不脫這個君國體制的框架。也就是陳天華所說的：“彼時學科不全，而當時風氣，喜談顧亭林、黃梨洲、王船山三先生之學說，于山川險塞、制度利弊以及行軍理財，均反復研討，以求深至?！?/p>
至光宣，士人談亭林，亦未脫古為今用、“參酌吾國舊有之制度”；但由于西方政體、制體論說大量引進，有些援引走得更遠，衍為一種中西雜糅的形態(tài)。尤以亭林“寓封建于郡縣”的討論對晚清地方自治思潮的影響為典型。諸如，馮桂芬在《校邠廬抗議》中關于“公黜陟”、“免回避”、“許自陳”、“復鄉(xiāng)職”等篇內論說的，便是竭力將寓封建于郡縣混合進新的地方自治方案中?？涤袨閯t更直陳地方自治“即古者之封建也”。而在黃遵憲、袁昶、戴鴻慈、端方等人有關自治與立憲的論說中，都能很清楚看到顧炎武的影響，甚而直接以泰西之地方議院比附“大儒顧炎武謂行封建之意于郡縣之內”，“則外侮不能乘虛而入”。1906年《政藝通報》上《顧亭林日知錄之地方自治說》一文：“今采錄其議論政事各條之關于地方自治者，排比而釋之，或參以己見，意在發(fā)明而止。近日寰宇競侈言立憲，而立憲之根本，在地方自治；而地方自治，又不能純取歐美之制移之吾國，遂可謂之推行而盡善也。參酌吾國舊有之制度，古先之成說，而能致謹于歷史、地理、風俗、民性之間，然后可措之有利而無弊，則此篇之為，未可以其陳跡而盡棄之也?！惫畔戎烧f，是推行制度革新有效、有益的思想資源。經世之學到了晚清，洐化為“古為今用”，甚至“古已有之”、“西學中源”說。而鄧實在《明末四先生學說》文中說：“亭林先生當晚季，目睹不學之患，故首以讀書哭告天下，力矯明儒之空疏無用，而以經世實用為宗，遂以開有清一代實事求是之學?！蓖ち值热岁P于治道的種種論說，便因此與晚清中國的經世時風、改良政潮成功接榫。
“君國之變”、“種族之辨”
除“經世之學”，“君國之變”與“種族革命”是晚明三先生在晚清被復調、高調提起的另外兩重緣由。
比如，我們今天耳熟能詳?shù)摹疤煜屡d亡，匹夫有責”，便是晚清梁啟超、麥孟華諸君之于亭林的重新“發(fā)明”。1897年，梁啟超《萬木草堂小學學記》：“顧亭林曰，天下興亡，匹夫之賤與有責焉?！笫来肆x不明，即好學之士亦每以獨善其身為主義，而世變益莫之振救，不知棟折榱崩，其誰能免？即不念大局，獨不思自保耶？”麥孟華《民義自序》：“顧炎武曰：天下興亡,匹夫之賤與有責焉。是固保種族、存國教之先務歟！其亦海內魁桀之所宜有事者歟！”另一康門弟子劉楨麟1897年6月在《知新報》發(fā)表《論中國守舊黨不如日本》：“中國今日之不振，士人實當坐其咎。顧亭林所謂天下興亡，匹夫之賤與有責焉，種族之華能，無非類之，懼君父之患，寧非臣子之辱，如其以存中國為心，則雖倡言守舊，吾不以責之也，如不以存中國為心，則雖日言變法，日事西學，適足為外人先路之導耳，奚論守舊！”亭林“保國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謀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耳矣”之說，原有保國、保天下的分別，亦因分別，對不同人群有不同的責任判分；而晚清維新黨人直接將這兩層涵義合二為一，將“保國、保種、保教”糅為一體。
這種因“君國之變”演化而來的維新思想，在日益激進化的時風中便直接發(fā)展成了“種族革命”。其后的士林言說，顧、黃、王的經世學問，更多地被加入了“激動種姓”之義。鄧實《國學無用辨》文：“明之季，國既亡矣，而北有夏峰、習齋，西有二曲，東南有亭林、梨洲、船山，皆思本所學以救故國，著書立說，哭告天下，而天下之人不應，漠然若毋動其中，其言不用，而神州遂至陸沉。夫使數(shù)君子之學，得以見施于時，則亭林鄉(xiāng)治之說行，而神州早成地方自治之制；梨州（洲）原君原臣之說昌，則專制之局早破；船山愛類辨族之說著，則民族獨立之國久已建于東方矣。是故數(shù)君子之學說而用，則其中國非如今日之中國可知也……惜其學不用，乃以成此晚近衰亡之局，而反以無用誣古人，古之人不更悲乎？”所以后來黃濬總結：“明末梨洲、船山諸儒，痛心胡禍，稍申君與國之辨。清網一密，諸說闃然。清末能知世界大勢怵心亡國者，郭筠仙之外，唯曾劼剛。劼剛議論中，已大膽以國家為一單位，不復斤斤于‘圣清’‘我皇上’之習說。”汪國垣則直接說：“清季種族革命論，其遠源實自黃太沖、顧亭林、王而農發(fā)之?！绷簡⒊髞硪苍爬ㄟ^：“最近三十年間，把第一個一百年的思想全部復活。頭一件，他們消極的和滿洲人不合作的態(tài)度，到這時候變?yōu)榉e極的，卒至推翻清朝，建設民國。第二件，他們的學問種類和做學問方法，因為歐洲文化輸入，重新發(fā)生光彩，越發(fā)向上進?！焙蜐M洲的不合作，“種族自衛(wèi)，無滋蠻貉”，至清末，易化為推翻清王朝的種族革命之說，這同樣也是時勢之于思想的塑造，或者稱之為“再闡釋”。
科舉、印刷相關
以上所述，皆為思想流轉的歷史語境；這個語境，也關聯(lián)到實際的載體。在晚清中國，亭林以及顧著出版，有更為具體的制度因素和社會經濟因素。事實上，亭林身后，他的思想和著作從未湮滅，在清代中國持續(xù)傳布，除了家刻、坊刻，像《四庫全書》《皇清經解》這樣大部的出版工程中，也都收有顧著。只是，到了晚清，這個不絕如縷的熒熒燭火變得更像是一股時潮。人們更熱衷于閱讀和談論顧炎武，不僅與作為語境的危局、國變有關，還與晚清中國所
經歷的大的制度變革以及印刷革命相關。
石印本《日知錄》
秦燕春在《清末民初的晚明想象》一書中簡單列舉過清末出版的顧炎武著作，比如，點石齋的石印本《日知錄集釋》，掃葉山房的刻本《圣安紀事》，味靜齋的《顧亭林先生詩箋》，校經山房的《圣安紀事》，圖書集成局的鉛印本《天下郡國利病書》。其中，《天下郡國利病書》在道咸以降，特別是光緒年間，出版較為集中。晚清上海發(fā)生的印刷革命為之提供了條件。1880年代開始，西方傳入的石印技術取代傳統(tǒng)的雕版印刷，開啟了近代中國的印刷資本主義時代。石印業(yè)相對于雕版印刷，有許多優(yōu)勢。雕版書字不能太小，而字大，書就貴，照相石印可以把字縮得很小，書價就便宜，讀書人買得起。石印制版容易：“大抵刻版粗笨，成書不易，而刻工嘉者殊鮮。坊間刻本字跡類多模糊，且一書之版多至疊床架屋。讀者、藏版者往往苦之。然有（石）版則可隨時刷印，不計多寡，非其利歟？活版則排印甚速，字跡清明，價值又廉，流傳甚廣。”而且，更重要的，石印非常高效，“印速甚快”、“制作甚奇”，比如文明書局，機器全部開足運營，每日能印書20余萬頁。
印刷革命使得從前那些不便流傳、少量流傳的書籍開始大量出現(xiàn)在市場。早期，石印業(yè)的主要業(yè)務就是課藝書，印刷諸如《康熙字典》《策學備纂》等士子應試書籍，由于印刷便捷，并且能印刷袖珍本，攜帶方便，一時需求量大增，而石印書局也因此獲利甚豐，并愈發(fā)引起聚合效應，光緒年間，上海的石印書局超過八十家。
課藝書之外，戊戌以降的科舉改革又使得各類西政時務、經濟史論類的圖書成為石印書坊的營業(yè)重心。其中，顧炎武著作在晚清上海新式印刷業(yè)中成為利藪，亦與廢八股、改策論的制度變革有莫大關系。
1898年8月《申報》上有題為《論改試策論后士人家塾誦習課程》的論說：“今之勢固急經濟而緩詞章也”，所以，除傳統(tǒng)必讀之書，古近名人論經濟的文章亦不可不讀；而《海國圖志》《瀛寰志略》之類有關中國與世界的時務書，更應“次第閱識”，在家塾中或令初學者取報章分別句讀，“以清紋理”。經濟文章應當成為圣賢文章之外的必讀書目?！渡陥蟆窌r務書廣告中有言：“自科場改制之詔下，坊肆所出近人策論幾于充棟汗牛?！薄度罩洝贰睹饕拇L錄》《通鑒》等史論書籍也因為改試策論而暢銷起來。1901年《申報》上《勸誡學生文》：“今之所謂學者，時文而己，詩賦而已，小楷而已，訓詁而已。問有能以歷代政術為學者乎？無有也。問有能以本朝掌故以為學者乎？無有也。問有能以天下郡國利病為學者乎？亦無有也?！笔且匀瞬挪慌d、國勢不振。作者于是呼吁廣設學堂，習有用之學。《得氣之先》一文，論及八股取士時代，國家崇尚時藝，士子沉埋八股，無復有宏通淹雅之才者，“方今朝廷銳意求新，廢除八股取士，改試策論，首重經世有用之學”。
與朝廷改科舉政令銜接會通的，1880年代開始，各地書院、學堂的課題已經日益明顯地向時務策論傾斜。涉及亭林及其經世學問的試題便不少。比如，1881年寧波辯志文會課題，輿地類：“讀顧亭林郡縣論書后”；1889年辯志文會課題，輿地類：“讀讀史方輿紀要書后，讀天下郡國利病書書后。間經濟六科：一曰內政，以考求方輿險要、郡國利病、民情風俗者隸之，凡有志應此科者，平日宜若何肄習，斯成有用之才，盍各抒所見”。1889年上海求志書院課題，掌故類：“問黃氏明夷待訪錄與顧氏日知錄論治孰優(yōu)”；1891年求志書院課題，掌故類：“擬顧亭林郡縣論”；1901年求志書院夏季課題，掌故類：“顧亭林天下郡國利病書書后”，秋季課題，掌故兼時務類：“孫夏峰、顧亭林、黃梨洲、李二曲四先生論贊”。1900年湖北黃岡文童調覆題：“論國初四君子，論顧亭林黃梨洲王船山胡石莊”；漢陽鳳山書院策題：“顧亭林謂治亂之關在人心風俗，而轉移人心、整頓風俗則教化綱紀不可闕，試即教化綱紀詳言之”。1901年，江西學政吳士鑒在署甄別經訓書院肄業(yè)生，出題：“擬顧亭林郡縣論”。1901年江西萍鄉(xiāng)縣令顧家相課試書院，以經策命題，時務兼西政類：“顧亭林黃梨洲皆主變法論”。1901山東巡撫袁世凱試辦濟南大學堂，學堂章程中開列書目即有《日知錄集釋》和《天下郡國利病書》。
提倡實學的朝廷政令，以及廢八股、改試策論的制度改革，其影響非常直接地投射到了林立于上海的各新式石印書坊。“亭林先生曠代通儒”的出版廣告遍布1880年代以降的各類書刊雜志。1882年文玉山房發(fā)售顧亭林所著《菰中隨筆》，“足補日知錄之闕，版久浸毀，今復重梓，雖編帙無多而碎金片羽彌可寶貴”。1885年掃葉山房出版《亭林先生續(xù)遺書十種》，“當世博雅之士、講求經世有用之學者，當必以先睹為快也”。次年掃葉山房又印成《顧亭林遺書二十種》，“足為后學之津梁，旦夕觀玩，其嘉惠士林實非淺鮮”。1886年，點石齋石印《日知錄集釋》，稱日知錄集釋久已行世，因木刻不爽目又難攜帶，而此書翻刻日多、偽謬日甚，是以重新石印編訂，“談經世之學者，此書實枕中鴻寶也”。點石齋的這部書一直到1900年代早期，還在持續(xù)翻印出版，足見受歡迎。1888年，慎記書莊將《日知錄》與《策學纂要》合編，石印出版，這顯然也與改試策論密切相關。1894年掃葉山房石印《顧亭林遺書匯輯》，1900年著易堂書局出版《日知錄校正》。1899年，圖書集成局所出“新印大字本讀史方輿紀要天下郡國利病書”，以上等潔白連泗紙印成，釘裝六十本，外加鋸木大箱，每部售洋十二元，直以“方今詔求變政，各省設立學堂，每以策論命題”，“海內有志之士欲講求經濟學問者，則此二書不可不備”為廣告語。1901年，慎記書莊石印《讀史方輿紀要》《天下郡國利病書》，亦稱國家力求實學，出版此書，既為留心經濟者，亦為朝廷明詔的經濟特科：“昆山顧氏所著，久已海內風行，士林望重，誠以天下之輿圖關乎史學，不考古今何以識山川之要，不綜源委何以知形勢之全。方今海鑰宏開，華洋錯雜，重洋遠隔，都邑邊防，昧焉不察，不且貽舍本逐末之誚乎？本莊覓得善本原書，爰倩文人抄錄，付諸石印，前印之書早經售罄，復印者現(xiàn)在所存無多，留心時事者宜速購為妙?！?903年，點石齋以“投時利器”為題，持續(xù)在《申報》上為其所出《日知錄》《通鑒輯覽》等書刊登廣告，稱其為“切于時用者”。點石齋所出《讀史方輿紀要天下郡國利病書詳節(jié)加?？庇洝?，廣告中稱“非為射利起見，冀廣流傳”，嘉惠書林，并為各省學堂應用時務所參考。1904年上海棋盤街文瑞樓《新印大字本讀史方輿紀要郡國利病書》《新編皇朝藩屬輿地叢書》：輿地之學，一為慎重邊疆，另外也為“鄉(xiāng)會試策題、學院觀風，每多邊事命題”、“各省府廳州縣學堂以及上年考試優(yōu)貢，無不以邊事輿地命題”，裨益政治實為旗幟，因其為科舉參考書而大能贏利，則是更重要的原因。
胡思敬《國聞備乘》中記：“自科場廢八股改試策論，又廢科舉改學堂，《日知錄》《明夷待訪錄》《讀通鑒論》三書盛行于世。”章士釗說顧氏《日知錄》的重獲盛行，即與科考策論有極大關系：“顧氏《日知錄》者固國聞中之良書也。數(shù)年前石印，書賈發(fā)行之數(shù)，不下十萬，其所以然者，乃以其言蘊藉，而且殫洽于試場之吞剝，與國中治國聞者之級數(shù)，毫無比較之關系。”而章太炎的《訄書》，章士釗認為其價值與顧氏之書不相上下，然而由于文義艱深，更重要的是與時務策論關系不大，因此不獲流行。陸費逵也回憶，因為科舉改革，要考史鑒策論，“于是《廿四史》《九通》《綱鑒》以及各種論說，又復盛行一時?！鄙虅沼^新印《歷代通鑒輯覽》和船山《讀通鑒論（附宋論）》，也在廣告中稱“二書于考試學堂需用皆急，特坊間并無佳本，士林憾之”。
顧炎武著作所收獲的營業(yè)勝利，是國政、啟蒙與生意多方交匯而成的結果。晚清士林的顧著閱讀，既有曾國藩、章太炎這樣的大儒，為經國大業(yè)、學術傳承、道德接續(xù)；亦有汲汲為功名計、為稻糧謀的蕓蕓讀書人。季明之遺老，在變動的歷史語境中，被反復、不同鵠的、不同層次地援引，思想也因此在流衍中獲得了更多的意義。但亭林所講“治道”，并無法跨越君主制的界線。而時移事易，此時談論經世，已著意于政體變更，并終而演變?yōu)閲w徹底改變。在此后的中國思想界，討論與糾葛的問題，則許多已脫開了亭林、梨洲所思所慮的君國框架。如何把彼時先賢的經義貫通入此時的經世，變而化之謂為通，這既是晚清士林的命題，也是政亂戰(zhàn)亂叢集的民國永永無窮的命題。此正應潘耒所說：“先生非一世之人，此書非一世之書也。”（文/ 沈潔）
鄂公網安備 42010302001612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