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記·封禪書》中有如下一段文字：
今天子所興祠，太一、后土，三年親郊祠，建漢家封禪，五年一修封。薄忌太一及三一、冥羊、馬行、赤星、五，寬舒之祠官以歲時致禮。凡六祠，皆太祝領(lǐng)之。至如八神諸神，明年、凡山他名祠，行過則祠，行去則已。方士所興祠，各自主，其人終則已，祠官不主。他祠皆如其故。[1]
以上文辭和標點，俱照錄今中華書局新點校本，為其間文字有明顯脫佚，也有莫名其妙的增補，部分句讀似亦應(yīng)重新斟酌。
百衲本《二十四史》影印南宋建安黃善夫書坊刻三家注本《史記》
上列引文中存在的文字脫佚問題，主要是“薄忌太一、及三一、冥羊、馬行、赤星、五，寬舒之祠官以歲時致禮”這句話，文中明顯存在脫漏，即文意不夠通順，即“薄忌太一及三一、冥羊、馬行、赤星、五”諸事項中，除了“五”字之外，“薄忌太一”、“三一”、“冥羊”、“馬行”、“赤星”五事均被標上了專名號，這樣一來，便與下文“凡六祠，皆太祝領(lǐng)之”失去了照應(yīng)，即以“五事”對“六祠”，怎么對也對不上，所以一定會有訛誤。
對此，唐人司馬貞解釋說：
《郊祀志》云祠官寬舒議祠后土為五壇，故謂之‘五寬舒祠官’也。[2]
所謂“祠官寬舒議祠后土為五壇”，是指《史記·封禪書》和《漢書·天文志》記載的司馬談、桓寬奏議漢武帝當(dāng)“親祠后土，后土宜于澤中圜丘為五壇”事[3]。
按照司馬貞的說法，這“五寬舒（之）祠官”實質(zhì)上指的就是漢武帝祠祀的后土祠，可這么一講，問題也就隨之而來了——即“薄忌太一及三一、冥羊、馬行、赤星”再加上“五寬舒之祠官”，總共雖為六種祠祀，與下文“凡六祠，皆太祝領(lǐng)之”那句話相互吻合了，但后土的祭祀乃是與太一之祭處于同等地位，要由天子“親郊祠”，把后土下放到“太祝領(lǐng)之”這一檔次里來祭祀，一者與前文相抵牾，二者單單把后土這樣處理而棄置太一于不顧，這也悖戾正常的邏輯。所以司馬貞的解說顯然不能成立。
其實這樣的解釋，并不是司馬貞對《史記》這一記述唯一的解釋。在后人用《史記·封禪書》補作的《史記·孝武本紀》里，司馬貞從另一個角度闡釋這個“五”字說：
五者，（薄忌）太一也，三一也，冥羊也，馬行也，赤星也。凡五，并祠官寬舒領(lǐng)之。[4]
可這下面“凡六祠，皆太祝領(lǐng)之”云云的話，還是沒法與之相承接。對此，司馬貞以為“五者之外有正太一后土祠（今中華書局新點校本即作此標點），故六也”[5]。其說為王先謙《漢書補注》所承用[6]。不過這話講得卻是愈加糊涂。所謂“正太一”是與“薄忌太一”相對而言，指的就是《封禪書》中“今天子所興祠，太一、后土”的“太一”，實際指的是北極點（同北極星有別），也可以說是北極神。它是“天”的具體體現(xiàn)，也就是俗話所說的“大天”。大家常說“皇天后土”那個成語，可以說太一乃是皇天的具體標志。
因此，太一是太一，后土是后土，太一與后土二神祠所祭祀的對象，實際上分別是蒼天與大地。了解這些情況之后，我們也就很容易理解，是不能連讀為“正太一后土祠”的，所以司馬貞講的“五者之外有正太一、后土祠，故六也”這句話，也就根本不能成立。若在薄忌太一、三一、冥羊、馬行、赤星五神祠其間再加入太一、后土二神之祠，那總共就成了七祠而不是六祠了。清人梁玉繩、姚范都明確指出過這一不合理之處[7]。由此可見，要想順暢地《史記·封禪書》上述文句，還要另辟蹊徑。
檢《漢書·郊祀志》載述同事云：
諸所興，如薄忌泰一及三一、冥羊、馬行、赤星、五床，寬舒之祠官以歲時致禮。凡六祠，皆大祝領(lǐng)之。[8]
“泰一”與“太一”、“大?！迸c“太?！?，皆同一詞語的異寫，在此不必糾纏，而《史記·封禪書》之“五”字《漢書·郊祀志》書作“五床”，卻向我們透露出《史記》原本的面貌。
這個“五床”，見于《漢書·地理志》的記載，本是一座山名：
（左憑翊）谷口。九嵕山在西。有天齊公、五床山、僊人、五帝祠四所。[9]
《漢書·郊祀志》中的“五床”指的就應(yīng)該是這所五床山祠。合此五床山祠，《史記·封禪書》與《漢書·郊祀志》兩書自薄忌太一以下正為六祠，上下通暢，從表面上看，似乎再也沒有什么窒礙之處了，故清人梁玉繩就以為《史記·封禪書》這里的問題本簡單明了，“蓋五字下誤脫床字耳”[10]。照此說法，是傳世文本的《史記·封禪書》在這里有奪誤，太史公的本意不是就寫這么一個“五”字，而是在它的下面，還別有他文。
然而，實際的情況，并不是這樣簡單，太史公原本到底寫的是“五”個啥，還需要稍事斟酌。清人姚范嘗就《漢書·郊祀志》記載的“五床”論述說：“按五床孝宣帝時所立，疑《漢書》誤?！盵11]其后，王先謙進一步指出其致誤的原因說：“五床，‘床’字疑后人緣下文‘五床山’誤加，以合下六祠之?dāng)?shù)?！盵12]
姚范、王先謙兩人的思索，是出自同一緣由，即《漢書·郊祀志》下文在記述漢宣帝興建的神祠時敘述說：“京師近縣鄠，則有勞谷、五床山、日月、五帝、僊人、玉女祠?！盵13]姚范和王先謙的邏輯是既然這對五床山的祠祀是始于漢宣帝時期，那么，前邊在講述武帝“所興祠”時就不應(yīng)該列入“五床”。
如果說人們對這一記述還存有疑慮的話，那么《漢書·郊祀志》接下來在講述成帝罷廢高祖以來列朝興建的祠祀時，仍然清楚地把這“五床”列在宣帝的名下[14]，就使我們不能不重視這一情況，重新思索《史記·封禪書》與《漢書·郊祀志》的真實面目。
現(xiàn)在我們面臨的基本事實是：第一，《史記·封禪書》“五”字之下肯定是有缺文，而這處缺文由來已久[15]。第二，《漢書·郊祀志》“五床”的寫法，悖戾五床山祠的設(shè)立時間，即對五床山的祠祀始自漢宣帝時期，而《史記·封禪書》以及《漢書·郊祀志》是在載述漢武帝“所興祠”的時候，記下了這個名為“五某”的神祠，因而“五床”之說應(yīng)有訛誤，很可能就像王先謙所講的那樣，即“‘床’字疑后人緣下文‘五床山’誤加，以合下六祠之?dāng)?shù)”。對此，我以為更大的可能是班固在撰著《漢書·郊祀志》所依據(jù)的《史記·封禪書》在“五”字之下就有缺文，班固自以為是地補入了這個“床”字。
這樣的話，我們就應(yīng)該重新尋求在《史記·封禪書》那個“五”字之下到底缺損了個什么字？
前邊在講述太一問題時，只是適當(dāng)說明了太一本身亦即所謂“正太一”祭祀的性質(zhì)，沒有說明那個“薄忌太一”。所謂“薄忌”，是指亳人謬忌，其事首見于《史記·封禪書》：
亳人謬忌奏祠太一方，曰：“天神貴者太一，太一佐曰五帝。古者天子以春秋祭太一東南郊，用太牢，七日，為壇開八通之鬼道?！庇谑翘熳恿钐Ａ⑵潇糸L安東南郊，常奉祠如忌方。[16]
“薄忌”就是略稱此亳人謬忌，而“薄”乃是“亳”的同音異寫[17]。故所謂“薄忌太一”是指基于這次薄忌的奏請而設(shè)置太一神祠，其祭祀規(guī)格、方法和地點都與天子興建的太一神壇不同。
值得注意的是，就在薄忌奏請祭祀太一的同時，提到了“太一佐五帝”。是不是這次也同時開設(shè)了五帝的神壇，《封禪書》沒有清楚記載。不過隨后不久，我們就看到如下情況：
上遂郊雍，至隴西，西登崆峒，幸甘泉。令祠官寬舒等具太一祠壇，祠壇放薄忌太一壇，壇三垓。五帝壇環(huán)居其下，各如其方，黃帝西南，除八通鬼道?！宓鄹魅缙渖?，日赤，月白。[18]
又：
于是上令奉高作明堂汶上，如（公玉）帶圖。及五年修封，則祠太一、五帝于明堂上坐，令高皇帝祠坐對之。祠后土于下房，以二十太牢。……而上又上泰山，自有秘祠其巔。而泰山下祠五帝，各如其方，黃帝并赤帝，而有司侍祠焉。[19]
顯而易見，就是在漢武帝時期，至少在甘泉、奉高、泰山三地正式開設(shè)了五帝祠壇，因而有理由推測，《史記·封禪書》“五”字之下所缺佚的應(yīng)是“帝”字，即相關(guān)文字當(dāng)連綴為“薄忌太一及三一、冥羊、馬行、赤星、五帝，寬舒之祠官以歲時致禮。凡六祠，皆太祝領(lǐng)之”。
通貫審視《史記·封禪書》這段文義，應(yīng)是分作“今天子所興祠”、“方士所興祠”以及“他祠”這三大類祠祀來概括敘述漢武帝時期的祭祀情況，而。因“今天子所興祠”又可細分為天子親郊祠者、封禪者、太祝所領(lǐng)祠官致禮者以及此外其他性質(zhì)者這四種情況。揣摩其文義，可將這段內(nèi)容重新標點如下：
今天子所興祠：太一、后土，三年親郊祠；建漢家封禪，五年一修封；薄忌太一及三一、冥羊、馬行、赤星、五帝，寬舒之祠官以歲時致禮，凡六祠，皆太祝領(lǐng)之；至如八神諸神，明年、凡山他名祠，行過則祠，行去則已。方士所興祠，各自主，其人終則已，祠官不主。他祠皆如其故。
同現(xiàn)行的中華書局新點校本相比，這樣標點，似乎能夠更加清楚、也更加準確地體現(xiàn)太史公的本意。
不過，認真閱讀前列百衲本《二十四史》影印南宋建安黃善夫書坊刻三家注本《史記》的讀者可能會發(fā)現(xiàn)，中華書局新點校本這段文字，同三家注本《史記》存在明顯的差異，即“至如八神諸神，明年、凡山他名祠”這兩句話，三家注本《史記》并沒有那個“諸”字。
南宋初刻單附《集解》之十四行本《史記》
那么，是三家注本脫卻了這個“諸”字么？我們看比三家注本更早、也更權(quán)威的南宋初刻十四行本《史記》，這處文字同三家注本一模一樣，也是書作“至如八神諸明年凡山他名祠”。不用說這些像模象樣的古本，就連明末所出商業(yè)性極強的《史記評林》，這處文字還是如此。再往后，到了清代，皇家主持勘定的武英殿本《史記》，文字依然沒有改變。
清乾隆武英殿刻本《史記》
清乾隆武英殿刻本《史記》
其實關(guān)于這處文字，用不著這樣廣征古刻舊本，看一看承用《史記·封禪書》的《漢書·郊祀志》就能夠明白——《漢書·郊祀志》里就沒有這個“諸”字[20]，這意味著班固在東漢前期見到的那部《太史公書》就是這樣！
百衲本《二十四史》影印所謂景佑本《漢書》
《史記·封禪書》所記“八神”，都有具體的名目，是實指而非泛稱，這就是見于《封禪書》前文的齊地之天主（德勇案：請注意，這不是西洋那個“天主”）、地主（德勇案：請注意，這不是我們常說的那種“地主”）、兵主、陰主、陽主、月主、日主和四時主[21]。所以，既然已經(jīng)明云“八神”，就沒必要再復(fù)綴“諸神”二字。迭床架屋，不符合古人行文慣例。
那么，在剔除這個衍增的“諸”字之后，這個句子該怎么讀呢？今中華書局點校本《漢書》的句讀，乃遵循前人慣例，讀作“至如八神，諸明年、凡山他名祠”[22]。這樣讀，是把“諸”字解作“統(tǒng)括”之義，從上面列出的《史記評林》書影中大家可以看到，明人余有丁讀《史記·封禪書》就是這樣讀的：“‘諸’字是統(tǒng)括字，舉明年、凡山以統(tǒng)其余也?！鼻宄跞藙吭陉U釋“諸”字的虛詞語義時也談到了這個例證，并論之曰：
又《廣韻》云“非一也”?！薨慈纭稘h書·宣帝紀》：“自今諸有大父母、父母喪者，勿徭事?！薄段褐尽ぢ反鈧鳌纷ⅲ骸胺舱f融諸如此輩，辭語甚多?！贝恕爸T”字并統(tǒng)括之辭也。[23]
可見《漢書·郊祀志》的讀法準確無誤，而只要稍微參照一眼《漢書·郊祀志》的句讀，中華書局的《史記》新點校本就不應(yīng)當(dāng)如此顢頇，更何況點校者既然遍覽中外傳世古本，怎么竟然連出條校記標記版本的文字差異也不做，真是豈有此理！
最后說明一下，中華書局新點校本這個“諸”字，應(yīng)是張文虎在校刊同治金陵書局本時錯誤添加，蓋中華本乃以此本為底本也（手頭沒有同治金陵書局本，不便覆核，請諒解）。當(dāng)時清廷已經(jīng)風(fēng)雨飄搖，張氏以衰老之身，司職此役，頗多無可奈何之處，不過勉為其難而已，思慮容有未周[24]。不過即便如此，既然完全沒有版本依據(jù)而硬生生地增入這一“諸”字，總應(yīng)當(dāng)在他的《校刊史記集解索隱正義札記》中有所說明才好，而我們連這也沒有看到[25]，就不能不說是他老人家不應(yīng)有的疏忽了。
2021年8月13日記
2021年8月21日改定
注釋
[1]《史記》（北京，中華書局，2014）卷二八《封禪書》，頁1684。
[2]《史記》卷二八《封禪書》唐司馬貞《索隱》，頁1685。
[3]《史記》卷二八《封禪書》，頁1669?！稘h書》（北京，中華書局，1962）卷二五上《郊祀志》上，頁1221。
[4]《史記》卷一二《孝武本紀》唐司馬貞《索隱》，頁614。
[5]《史記》卷一二《孝武本紀》唐司馬貞《索隱》，頁614。
[6]清王先謙《漢書補注》（北京，中華書局，1983，影印清光緒二十六年虛受堂原刻本）卷二五下《郊祀志》下，頁552。
[7]清梁玉繩《史記志疑》（北京，中華書局，1981）卷一六，頁820。清姚范《援鶉堂筆記》（清道光姚瑩刊本）卷一五，頁17b—18a。
[8]《漢書》卷二五下《郊祀志》下，頁1258。
[9]《漢書》卷二八上《地理志》上，頁1545。
[10]清梁玉繩《史記志疑》卷一六，頁820。
[11]清姚范《援鶉堂筆記》卷一五，頁17b—18a。
[12]清王先謙《漢書補注》卷二五下《郊祀志》下，頁552。
[13]《漢書》卷二五下《郊祀志》下，頁1249—1250。
[14]《漢書》卷二五下《郊祀志》下，頁1257—1258。
[15]案清張文虎《校勘史記集解索隱正義札記》（北京，中華書局，1977）卷三（頁358）謂“北宋本‘五’字下嵌補‘床’字，與《郊祀志》合”，這顯然是?？咭罁?jù)《漢書·郊祀志》所增入，不足為信。
[16]《史記》卷二八《封禪書》，頁1666。
[17]《史記》卷一二《孝武本紀》唐司馬貞《索隱》，頁580—581。
[18]《史記》卷二八《封禪書》，頁1675。
[19]《史記》卷二八《封禪書》，頁1682。
[20]《漢書》卷二五下《郊祀志》下，頁1248。
[21]《史記》卷二八《封禪書》，頁1645。
[22]《漢書》卷二五下《郊祀志》下，頁1248。
[23]清劉淇《助字辨略》（北京，中華書局，1954）卷一，頁41。
[24]清張文虎《張文虎日記》（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9），同治六年九月廿八日，頁106。
[25]清張文虎《?？笔酚浖馑麟[正義札記》卷三，頁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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